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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较场口事件”后，马寅初对国民党彻底失去了信心，从此不再出席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开始与蒋政权势不两立。
1947年2月，马寅初向国民政府立法院正式提出辞职。7月，被国民党当局除去立法委员名。
1948年秋天，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帮助下，马寅初化装脱离了蒋管区，奔赴他心驰神往的解放区，受到中共中央热烈欢迎。
一、马寅初公开挑战四大家族
1939年春，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来到陪都重庆，就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当时，国民党统治黑暗，财政状况日益恶化，社会经济更趋衰败，生产萎缩，民不聊生。抗日战争已转入相持阶段，战事面临严峻形势，而以孔祥熙、宋子文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段，却利用权势，巧取豪夺，囤积居奇，借机大发国难财。
着重研究中国战时经济问题的马寅初先生目睹时艰，痛心疾首，自感责任重大，义不容辞，便在重庆公开发表演讲，严正抨击蒋介石政权的战时经济政策，痛斥孔、宋贪污，说他们“一个握有财政之枢纽，一个执金融之牛耳，将吾人经济命脉操在手中”“中国的几户大贪污，其误国之罪，远在奸商汉奸之上”；强烈要求政府开征“临时财产税”，重征发国难财者的财产来充实抗日经费，并要求从孔祥熙、宋子文开始。
他还在香港《工商日报》和《大公报》上相继发表文章，大声疾呼：“现在前方抗战，千百万将士牺牲流血，亿万人民流离颠沛，无家可归，而后方之达官贵人，不但于政府无所贡献，反而趁火打劫，大发横财，忍心害理，孰甚于此！”“要求政府对发国难财者，从速开办‘临时财产税’，将其所获得的不义之财全部贡献于国家，以为其余发国难财者倡。”
马寅初先生向四大家族发出了公开挑战，引起了全国及世界舆论的重视，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二、“我可以告诉各位，这种猪狗不如的所谓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宋子文等人”
1939年，物价已经开始上涨，法币也逐渐贬值，市场上出现了黄金、白银、美钞的投机买卖。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部突然公布将当时法币对美元的比价降低一倍，以致人心震动，物价犹如脱缰之马，猛烈上升，市场一片紊乱。而当时的中央财政当局，以及跟财政当局有密切关系的少数官员，在这一降低法币政策公布的前夕，均不遗余力地购进美钞、黄金、银元和一切可购的物资，一夜之间他们的资财就翻了一番。有的权势者，凭自己的权力和关系，前天向银行借贷大量法币抢购美元、黄金，隔日即可用一半美金偿还借款，自己净赚一半，真可谓是空手套白狼。
马寅初先生对此行为十分愤恨。
同年秋，中国经济学社年会在重庆道门口银行公会会堂召开。
中国经济学社创立于1928年，共有社员200多人，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研究团体，荟集全国财经学者和掌握国家财经工作的人士。宋子文、孔祥熙之辈都是中国经济学社的永久社员。社员公推马寅初为社长。学社每年举行年会一次，社员均可提交论文在年会上宣读，也可以临时在会上发表书面或口头的建议和意见，以求集思广益，利于国计民生。
1939年这一次年会，社长马寅初先生事前特邀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参加。
大会开始后，马寅初先生致开幕词，大意是：“抗战以后，财政紊乱，物价不断上升，人民生活紧张，救亡图存，要从安定后方入手。我们中国经济学社，是研究国家财政经济的学术团体，荟集了财经专家和财政当局，人才济济，应负起责任，共商对策挽此狂澜。希望各抒宏论，以解危机，因此这次年会，我的意思，就对这一问题，集中力量作专题讨论。”
马寅初的一番开场白，经社员们鼓掌赞同后，他话题一转：“今天我们很幸运，我们的社员，现任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先生，在百忙之中参加了这次年会。孔先生是财政经济专家，又是掌握全国财政命脉的最高主管长官，现在我们想先请孔部长对当前的经济情况和政策，给我们作一指导。”
马寅初将了孔祥熙一军，将得孔祥熙面红耳赤，但大家的眼睛都盯着他，热烈地鼓着掌，他只得走上台去敷衍。
马寅初在孔祥熙发言将毕之时，插话说：“请问部长先生，在法币已经贬值，物价不断上涨的时候，财政当局没有设法稳定币值、制止物价上涨，反而突然宣布大幅度地降低法币对美元的比价，推波助澜造成财政上的紊乱，使物价更猛烈地上涨，我们学识浅薄，不知用意何在？”
又说：“听说这次调整美元比价公布以前，那些洞悉内情的人，不顾人民死活，都拚命地向市场上抢购美钞、黄金、白银，还通过种种方法套购外汇、抢购物资，一夕之间都发了大财。请问部长先生，这又作何解说？”
接着又说：“我们中国经济学社的基金和我个人微末的储蓄，都是存在国家银行分文未动，就是将来法币继续贬值不值一文，我们为了维护国家财政的稳定、政府的信誉，决不拿那些存款去做投机买卖，兴风作浪，扰乱市场，请问部长先生，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呢？”
到会的社员都知道，马寅初的发言一定是会触怒大财阀孔祥熙的，但皆以他能不避权势，敢于说出大家想说而又不敢说的心里话而感觉非常痛快，对马寅初的敬佩之情也就油然而生，便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孔祥熙在台上十分尴尬，呆若木鸡，无言以对，大会陷入僵局。后经有人提议休息10分钟，孔祥熙这才得以下台，乘此机会，托言有事，溜之大吉。他心中对马寅初忌恨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
几日后，马寅初应邀到陆军大学演讲，面对国民党多名高级将领，满怀义愤地说：“有一种所谓的上上等人，他们依仗权势，利用国家机密，从事外汇投机，翻手成云，覆手成雨，顷刻之间就获巨利，存到外国，大发超级国难财。我可以告诉各位，这种猪狗不如的所谓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宋子文等人。”
他接着又说：“值此多事之秋，必须反对滥发纸币，反对搞通货膨胀，一定要做到有钱出钱，合理负担，一定要向有钱的人要钱，征收战时过分得利税或临时财产税。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把孔祥熙、宋子文等人撤职，把他们的不义之财拿出来充当抗日经费。”
马寅初一连讲了两个多小时，全场的将军们热烈鼓掌，表示支持。
三、“有人說他蒋委员长是民族英雄，我马寅初认为他不够格，他只是‘家族英雄’”
1940年4月28日，马寅初又在重庆大学礼堂召开“1940年中国经济学第十四届年会”。这次年会，盛况空前，不但在重庆的社员参会，而且有大后方的桂林、昆明等地，还有广州的社员也均到重庆出席，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也应邀参加。
开会那天，就连大礼堂外的空地都挤满了自发而来的听众。
此次年会，仍就当时政府的财政措施加以批判和责难。当时财政部长仍由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兼任，虽然他是中国经济学社的永久社员，但鉴于上一年会所受的窘迫，便不敢前来参加。不过，出席大会的社员中依附孔、宋者不乏其人，马寅初对财政当局的指责和批判，也会一一传到孔祥熙、宋子文的耳中。
7月30日，陈嘉庚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说：“本年4月28日，全国经济学社年会，假重庆大学礼堂开会，马寅初主席言现实如此严重危险，而保管外汇之人，尚且时常逃走外汇，虽加获五七千万元，将留作子孙作棺材本，几于声泪俱下，且重行复述，激烈痛骂，其忠义豪爽、不怕权威，深为全座千百人敬仰……”
1940年初秋，蒋介石侍从室通知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去见蒋介石。一见面，蒋介石就怒气冲冲地劈头训他一通：“你真糊涂！你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吗？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他骂孔祥熙的话完全是无稽之谈，但是不明真相的人却根据他的话来骂政府，华侨领袖陈嘉庚就是这样。”
蒋介石命叶元龙于下星期四陪马寅初来见他。
叶元龙回校后便婉言转达蒋介石的邀请，马寅初听了很气愤，对叶元龙说：“你陪我去见蒋介石，我不去，除非宪兵来‘请’”。
到了星期四，叶元龙一个人再去见蒋介石，小心地应付了几句。蒋介石亦知用高压手段无效，最后对叶元龙说：“我要同马寅初先生谈谈，你叫他以后再来看我。”
威胁不成，改施利诱。过了几天，中央银行会计处处长金国宝来找叶元龙，说奉孔祥熙部长之命，敦请马寅初先生出任财政部次长，要叶元龙陪同前往。叶元龙深知马寅初刚正不阿、不屈不淫的性格，忙道：“你万万不可以给马先生说这个话。”可是金国宝不信，还是去了，果然扫兴而归。蒋介石他们这才知道，铁骨铮铮的马寅初是软硬不吃的。
1940年1月10日，马寅初应黄炎培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邀请，第一次在重庆市中区黄家垭口实验剧院（今重庆市杂技艺术团），向社会各界人士公开演讲。这一天，不但大厅座无虚席，就连窗口和过道都挤满了人。
马寅初照例没带讲稿，跨上讲台，劈头就说：“今天我的儿女也来了，我的讲话就算是对他们留下的一份遗嘱！为了抗战，多少武人死于前方，我们文人也要不惜死于后方。蒋委员长要我去见他，他为什么不来见我？他不敢来见我，就是因为他害怕我的主张。……有人说他蒋委员长是民族英雄，我马寅初认为他不够格，他只是‘家族英雄’。他若要做民族英雄，必须作到四个字：大—义—灭—亲！……站在后边的宪兵警察们，你们要逮捕我马寅初吧，那就请耐心一点，等我讲完再下手不迟！……如今国难当头，老百姓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但那些豪门权贵却趁机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浴血苦战，后方平和满贯，这些人真是天良丧尽，丧尽天良……我们要抗战，便要这些达官贵人拿出钱来！”
讲到这里，马寅初义正词严地宣传他开办“临时财产税”、征收豪门巨富的不义之财，充作抗日经费的主张。接着，又引用了大量确凿材料和精辟深入的分析，痛斥了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利用抗日战争，依仗政治权势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的可耻行径，公开点出孔祥熙、宋子文的名字。
他用手杖有力地敲着地板说：“他们用租税、公债和通货膨胀三种方法，刮尽了天下民脂民膏，连他们子子孙孙的棺材钱都捞足了，哪里还管老百姓的死活!”
马寅初在香港发表的文章和在重庆的公开演讲，像一柄柄锋利的匕首，刺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要害。为此，蒋介石深恶痛绝。蒋帮特务给马寅初送去装有子弹的恐吓信，警告他：“再演讲攻击政府，将以手枪对付！”但马寅初毫不畏惧，没有一丝一毫的屈服，他不怕坐牢、杀头，照样向重庆各界人士公开发表演讲，大声疾呼：“蒋介石必须做到大义灭亲，惩办孔祥熙、宋子文，不除孔、宋，就不能解决国家经济窘迫问题。”
四、蒋介石没有想到，处置了马寅初后，使自己陷入了更为尴尬的境地
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为压制舆论，下决心处置马寅初。
1940年12月6日清晨，马寅初在重庆大学教员宿舍的家中，被宪兵第六团姓胡的团长带着宪兵来“请”，一时群情大哗。
宪兵胡团长佯言：“请马先生开会。”
学生们见情况有异，纷纷阻止马寅初上车，并和宪兵力争。马寅初深恐学生激于义愤酿成事端，便力劝学生们冷静，并说：“同学们放心，看他們奈我何！”
12月8日上午，马寅初在宪兵胡团长和一群装扮成学生模样的便衣特务的监视下，回重庆大学商学院办交接手续，并举行“话别会”。
马寅初在“话别会”上侃侃而谈，一次又一次地控诉四大家族的罪行。随同马寅初返校、身着西装革履的宪兵胡团长一时慌了手脚，赶快上前阻止道：“马先生这次奉调上前方考察经济，现在时间不早了，我们动身走吧！”想把马寅初强行带出会场。广大学生激于义愤，不断发出“马先生不能走！”“请马先生讲下去，不愿听的人滚出去！”的怒吼。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掩盖捕押马寅初的真相，故作轻松姿态，不但安排了这一场“话别会”闹剧，而且还布置了“摄影留念”的活动。一宪兵特务高声叫道：“礼堂外照像机都摆好了，请大家出去照像！”
宪兵胡团长和随行特务簇拥着马先生离开会场。许多学生放声痛哭，和马寅初合影告别。马寅初在宪兵特务押解下，含笑同前来送别的师生们大谈四大家族如何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特务们急得团团转，不得不强制架着马寅初离开重庆大学。
商学院全院师生送马寅初到校门口时，马寅初特意走到银行系主任丁洪范教授面前，把一本英文书递给他，说：“征收战时税不是我马寅初发明的，对发国难财的人收重税，外国早已有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就实行过。对豪门巨室，抽其财税，是理所当然！我走了以后，还望你们多多研究，坚持下去！”然后昂首阔步，从容地踏上汽车，绝尘而去。
马寅初先生暂时被拘禁于重庆卫戍司令部。当日下午，蒋介石即派马寅初的好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和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等去抚慰，同时吩咐叶元龙照顾马家，赠家用2000元。次日，将马寅初押解至贵州息烽，并令国民党中央社不顾众所周知的事实，发表“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状况，业已首途”的新闻。从此，马寅初就失去了自由，中国经济学社也停止了活动。
1940年12月8日，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少将组长唐纵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马寅初迭次公开演讲，指责孔、宋利用抗战机会，大发国难财。因孔为一般人所不满，故马之演说，甚博得时人之好感与同情。但孔为今日之红人，炙手可热，对马自然以去之为快，特向委座要求处分。委座乃以手令卫戍总司令将其押解息烽休养，盖欲以遮阻社会对孔不满之煽动也。”
冯玉祥将军在当年日记中写道：“8月25日：马寅初先生是热血抗战、有血性、有良心的人，因为他是中国经济界的老前辈，金融界多是他的学生，他对一切不平的危害抗战的经济弊病知道得最清楚，知道国家实在太危险了，故不顾一切，到处大骂，揭其黑暗。他前天对我说：‘反正我的年纪也大了，我还怕死吗？国家这样，我什么也不顾虑了，只顾我的良心。’故所到之处都有特务人员暗跟随着。”
蒋介石也担心逮捕马寅初容易引发社会动荡，不但没有公开发表除去马寅初的立法委员职务，而且马寅初的薪水也由重庆大学按时发给，重大商学院院长也一直保留，暂由校长叶元龙代理。
作为蒋介石钦定的“特别优待休养人”，马寅初先后在贵州息烽监狱、江西上饶集中营附近的铅山鹅湖书院过了一年八个月的监禁生活。蒋介石对已经失去自由的马寅初仍不放心，依然要求特务机关对他严密监管。正如马寅初给张元济等友人的信中所言：“没有行动自由和外面消息。”“每天除了爬山，没有好书可看。”
在被关押期间，马寅初不屈不挠，坚持真理，坚持斗争，随时向奉命来看管他的军官、宪兵、特务宣讲国家大事，他们中有的人很受感动，后来弃暗投明。
蒋介石没有想到，处置了马寅初后，使自己陷入了更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共产党的揭露和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来自自己内部，包括盟邦美国友好人士的压力。马寅初被捕不几天，全国舆论即纷纷指责当局，还引发了重庆的学潮。唐纵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马寅初的案子，促成了沙坪坝的学潮，由商学院扩大到了全校，由重大扩大到了中大。共产党从中鼓动，因为最近国共关系的恶化，已由学潮变成了政治上的斗争。在一个恐慌的社会，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的。”
蒋介石处置马寅初后，不但没能遮阻社会对孔祥熙等人的不满，反而更增加了社会反孔的呼声。同年12月29日，延安出版的中共机关报《新中华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要求政府保障人权，释放马寅初氏》的社论。不久又发表通讯《马寅初教授被捕经过》。
五、学生们为狱中的马寅初做了寿，又筹建“寅初亭”。梅汝璈在立法院财政、经济、法制联席会议上募集到捐款800多元，冯玉祥题写了匾额，国民党当局尴尬万分
马寅初被捕后，重庆大学学生群情激愤，他们又是写“陈情书”，又是罢课，继而发起为狱中的马寅初做寿的活动。
1941年3月，重庆大学商学院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支持下，以庆祝马寅初60寿辰为名，大张旗鼓地掀起了著名的“祝寿运动”，以表示对身陷囹圄的马寅初深切怀念。为谋求扩大影响，争取全国舆论支持营救马寅初恢复自由，商学院成立了“祝寿筹备会”，登报通知马寅初的亲朋故旧和学生共同为马寅初祝寿。
“祝寿启事”在重庆《大公报》和《新民报》上登出后，蒋介石十分恼怒，当时即由其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打电话叫叶元龙去见他。蒋介石一见叶元龙就说：“这样做，置委员长于何地？”严词责令叶元龙回校制止。但是由于学生们的坚持，祝寿大会无法取消。
3月30日，举行祝寿大会。这一天，从重庆城里到沙坪坝重庆大学来祝寿的人很不少，有沈钧儒、邹韬奋、新华日报社潘梓年、重庆各报社记者以及马寅初的知交和学生，还有塔斯社驻重庆代表。
寿堂设在理学院二楼大教室，正面高悬红底金字大寿幛“明师永寿”，四壁挂满了各方致送的寿联、寿幛。其中有两副极为珍贵的寿联，一副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书赠的寿联，是3月24日提前送来的，写的是：“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出自董老手笔。另一副是《新华日报》社的“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有一幅寿幛写的是“老马识途”，还有一幅寿幛写的是“马首是瞻”。送来的寿联、寿幛连寿堂外面的过道上都挂满了。
寿堂上寿烛高烧，花篮芬芳，摆着一本精致的纪念册，是手抄的马寅初的三篇论文和纪念文章。三篇论文是：《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金融唯一出路》、《在重庆大学经济研究社的演讲》。1941年3月，《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专门出过一部书，内辑录马寅初这三篇文章，书的扉页上明确写着：“作者因此三文，被捕入狱。”
来宾和参加祝寿的师生都佩着特制的红寿字纪念章。祝寿会开始，由商学院学生赵国恩报告筹备与受阻的经过。来宾张西曼致祝词，他说：“今天的祝寿会上不见寿公，使我们无限感慨！”又说：“马先生敢言敢怒，值得我们学习。”最后大家以茶代酒，遥祝先生健康长寿！
重庆大学学生倡议建“寅初亭”，作为对先生的长远纪念。这一提议也得到筹委会和社会贤达、名流的支持。来宾和各报社记者纷纷解囊，捐款修建“寅初亭”。塔斯社驻重庆代表捐了100元。
祝寿大会开得非常成功！
祝寿大会之后，立法委员、中央政治学校法律系教授梅汝璈先生，为建“寅初亭”，在立法院财政、经济、法制联席会议上募集到捐款800多元，弄得国民党当局尴尬万分。
“寅初亭”奠基典礼时，学生王纲英自告奋勇去找冯玉祥将军，请将军题写匾额。冯将军热情挥毫，并捐了款。
“寅初亭”于数月后，在重庆大学校园梅岭建成。
六、不当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了！
1942年8月，蒋政府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将马寅初释放回渝，但仍被软禁在歌乐山大木鱼堡五号家中。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因情势所迫，不得不解除对馬寅初的软禁。马寅初被囚禁近两年，又被软禁两年多，反而信念更加坚定，情绪更加激烈，利用讲堂，照旧抨击反动统治的黑暗腐败。
此时马寅初虽已经对蒋介石失去信心，但仍冀望于“联合政府”，希望其能给国民党注入新鲜血液。但在重庆“较场口事件”后，马寅初对国民党彻底失去了信心，从此不再出席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开始与蒋政权势不两立。
抗战胜利后，马寅初由重庆转赴上海，继续奋战。
1946年8月26日，马寅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人以为我是民主同盟的，其实我既非民盟盟员，也非共产党员，倒是真正的孙中山主义的国民党员，我不是‘挂名党’，也不是‘刮民党’，更不‘挂’了名去‘刮’民。”
1947年2月，马寅初向国民政府立法院正式提出辞职。7月，被国民党当局除去立法委员名。
1948年秋天，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帮助下，马寅初化装脱离了蒋管区，奔赴他心驰神往的解放区，受到中共中央热烈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寅初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职，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名誉校长。1980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81年被推选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
马寅初还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四、五届常务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先生在北京逝世，终年100岁。
1947年2月，马寅初向国民政府立法院正式提出辞职。7月，被国民党当局除去立法委员名。
1948年秋天，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帮助下，马寅初化装脱离了蒋管区，奔赴他心驰神往的解放区，受到中共中央热烈欢迎。
一、马寅初公开挑战四大家族
1939年春，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来到陪都重庆，就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当时，国民党统治黑暗，财政状况日益恶化，社会经济更趋衰败，生产萎缩，民不聊生。抗日战争已转入相持阶段，战事面临严峻形势，而以孔祥熙、宋子文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段，却利用权势，巧取豪夺，囤积居奇，借机大发国难财。
着重研究中国战时经济问题的马寅初先生目睹时艰，痛心疾首，自感责任重大，义不容辞，便在重庆公开发表演讲，严正抨击蒋介石政权的战时经济政策，痛斥孔、宋贪污，说他们“一个握有财政之枢纽，一个执金融之牛耳，将吾人经济命脉操在手中”“中国的几户大贪污，其误国之罪，远在奸商汉奸之上”；强烈要求政府开征“临时财产税”，重征发国难财者的财产来充实抗日经费，并要求从孔祥熙、宋子文开始。
他还在香港《工商日报》和《大公报》上相继发表文章，大声疾呼：“现在前方抗战，千百万将士牺牲流血，亿万人民流离颠沛，无家可归，而后方之达官贵人，不但于政府无所贡献，反而趁火打劫，大发横财，忍心害理，孰甚于此！”“要求政府对发国难财者，从速开办‘临时财产税’，将其所获得的不义之财全部贡献于国家，以为其余发国难财者倡。”
马寅初先生向四大家族发出了公开挑战，引起了全国及世界舆论的重视，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二、“我可以告诉各位，这种猪狗不如的所谓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宋子文等人”
1939年，物价已经开始上涨，法币也逐渐贬值，市场上出现了黄金、白银、美钞的投机买卖。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部突然公布将当时法币对美元的比价降低一倍，以致人心震动，物价犹如脱缰之马，猛烈上升，市场一片紊乱。而当时的中央财政当局，以及跟财政当局有密切关系的少数官员，在这一降低法币政策公布的前夕，均不遗余力地购进美钞、黄金、银元和一切可购的物资，一夜之间他们的资财就翻了一番。有的权势者，凭自己的权力和关系，前天向银行借贷大量法币抢购美元、黄金，隔日即可用一半美金偿还借款，自己净赚一半，真可谓是空手套白狼。
马寅初先生对此行为十分愤恨。
同年秋，中国经济学社年会在重庆道门口银行公会会堂召开。
中国经济学社创立于1928年，共有社员200多人，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研究团体，荟集全国财经学者和掌握国家财经工作的人士。宋子文、孔祥熙之辈都是中国经济学社的永久社员。社员公推马寅初为社长。学社每年举行年会一次，社员均可提交论文在年会上宣读，也可以临时在会上发表书面或口头的建议和意见，以求集思广益，利于国计民生。
1939年这一次年会，社长马寅初先生事前特邀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参加。
大会开始后，马寅初先生致开幕词，大意是：“抗战以后，财政紊乱，物价不断上升，人民生活紧张，救亡图存，要从安定后方入手。我们中国经济学社，是研究国家财政经济的学术团体，荟集了财经专家和财政当局，人才济济，应负起责任，共商对策挽此狂澜。希望各抒宏论，以解危机，因此这次年会，我的意思，就对这一问题，集中力量作专题讨论。”
马寅初的一番开场白，经社员们鼓掌赞同后，他话题一转：“今天我们很幸运，我们的社员，现任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先生，在百忙之中参加了这次年会。孔先生是财政经济专家，又是掌握全国财政命脉的最高主管长官，现在我们想先请孔部长对当前的经济情况和政策，给我们作一指导。”
马寅初将了孔祥熙一军，将得孔祥熙面红耳赤，但大家的眼睛都盯着他，热烈地鼓着掌，他只得走上台去敷衍。
马寅初在孔祥熙发言将毕之时，插话说：“请问部长先生，在法币已经贬值，物价不断上涨的时候，财政当局没有设法稳定币值、制止物价上涨，反而突然宣布大幅度地降低法币对美元的比价，推波助澜造成财政上的紊乱，使物价更猛烈地上涨，我们学识浅薄，不知用意何在？”
又说：“听说这次调整美元比价公布以前，那些洞悉内情的人，不顾人民死活，都拚命地向市场上抢购美钞、黄金、白银，还通过种种方法套购外汇、抢购物资，一夕之间都发了大财。请问部长先生，这又作何解说？”
接着又说：“我们中国经济学社的基金和我个人微末的储蓄，都是存在国家银行分文未动，就是将来法币继续贬值不值一文，我们为了维护国家财政的稳定、政府的信誉，决不拿那些存款去做投机买卖，兴风作浪，扰乱市场，请问部长先生，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呢？”
到会的社员都知道，马寅初的发言一定是会触怒大财阀孔祥熙的，但皆以他能不避权势，敢于说出大家想说而又不敢说的心里话而感觉非常痛快，对马寅初的敬佩之情也就油然而生，便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孔祥熙在台上十分尴尬，呆若木鸡，无言以对，大会陷入僵局。后经有人提议休息10分钟，孔祥熙这才得以下台，乘此机会，托言有事，溜之大吉。他心中对马寅初忌恨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
几日后，马寅初应邀到陆军大学演讲，面对国民党多名高级将领，满怀义愤地说：“有一种所谓的上上等人，他们依仗权势，利用国家机密，从事外汇投机，翻手成云，覆手成雨，顷刻之间就获巨利，存到外国，大发超级国难财。我可以告诉各位，这种猪狗不如的所谓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宋子文等人。”
他接着又说：“值此多事之秋，必须反对滥发纸币，反对搞通货膨胀，一定要做到有钱出钱，合理负担，一定要向有钱的人要钱，征收战时过分得利税或临时财产税。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把孔祥熙、宋子文等人撤职，把他们的不义之财拿出来充当抗日经费。”
马寅初一连讲了两个多小时，全场的将军们热烈鼓掌，表示支持。
三、“有人說他蒋委员长是民族英雄，我马寅初认为他不够格，他只是‘家族英雄’”
1940年4月28日，马寅初又在重庆大学礼堂召开“1940年中国经济学第十四届年会”。这次年会，盛况空前，不但在重庆的社员参会，而且有大后方的桂林、昆明等地，还有广州的社员也均到重庆出席，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也应邀参加。
开会那天，就连大礼堂外的空地都挤满了自发而来的听众。
此次年会，仍就当时政府的财政措施加以批判和责难。当时财政部长仍由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兼任，虽然他是中国经济学社的永久社员，但鉴于上一年会所受的窘迫，便不敢前来参加。不过，出席大会的社员中依附孔、宋者不乏其人，马寅初对财政当局的指责和批判，也会一一传到孔祥熙、宋子文的耳中。
7月30日，陈嘉庚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说：“本年4月28日，全国经济学社年会，假重庆大学礼堂开会，马寅初主席言现实如此严重危险，而保管外汇之人，尚且时常逃走外汇，虽加获五七千万元，将留作子孙作棺材本，几于声泪俱下，且重行复述，激烈痛骂，其忠义豪爽、不怕权威，深为全座千百人敬仰……”
1940年初秋，蒋介石侍从室通知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去见蒋介石。一见面，蒋介石就怒气冲冲地劈头训他一通：“你真糊涂！你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吗？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他骂孔祥熙的话完全是无稽之谈，但是不明真相的人却根据他的话来骂政府，华侨领袖陈嘉庚就是这样。”
蒋介石命叶元龙于下星期四陪马寅初来见他。
叶元龙回校后便婉言转达蒋介石的邀请，马寅初听了很气愤，对叶元龙说：“你陪我去见蒋介石，我不去，除非宪兵来‘请’”。
到了星期四，叶元龙一个人再去见蒋介石，小心地应付了几句。蒋介石亦知用高压手段无效，最后对叶元龙说：“我要同马寅初先生谈谈，你叫他以后再来看我。”
威胁不成，改施利诱。过了几天，中央银行会计处处长金国宝来找叶元龙，说奉孔祥熙部长之命，敦请马寅初先生出任财政部次长，要叶元龙陪同前往。叶元龙深知马寅初刚正不阿、不屈不淫的性格，忙道：“你万万不可以给马先生说这个话。”可是金国宝不信，还是去了，果然扫兴而归。蒋介石他们这才知道，铁骨铮铮的马寅初是软硬不吃的。
1940年1月10日，马寅初应黄炎培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邀请，第一次在重庆市中区黄家垭口实验剧院（今重庆市杂技艺术团），向社会各界人士公开演讲。这一天，不但大厅座无虚席，就连窗口和过道都挤满了人。
马寅初照例没带讲稿，跨上讲台，劈头就说：“今天我的儿女也来了，我的讲话就算是对他们留下的一份遗嘱！为了抗战，多少武人死于前方，我们文人也要不惜死于后方。蒋委员长要我去见他，他为什么不来见我？他不敢来见我，就是因为他害怕我的主张。……有人说他蒋委员长是民族英雄，我马寅初认为他不够格，他只是‘家族英雄’。他若要做民族英雄，必须作到四个字：大—义—灭—亲！……站在后边的宪兵警察们，你们要逮捕我马寅初吧，那就请耐心一点，等我讲完再下手不迟！……如今国难当头，老百姓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但那些豪门权贵却趁机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浴血苦战，后方平和满贯，这些人真是天良丧尽，丧尽天良……我们要抗战，便要这些达官贵人拿出钱来！”
讲到这里，马寅初义正词严地宣传他开办“临时财产税”、征收豪门巨富的不义之财，充作抗日经费的主张。接着，又引用了大量确凿材料和精辟深入的分析，痛斥了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利用抗日战争，依仗政治权势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的可耻行径，公开点出孔祥熙、宋子文的名字。
他用手杖有力地敲着地板说：“他们用租税、公债和通货膨胀三种方法，刮尽了天下民脂民膏，连他们子子孙孙的棺材钱都捞足了，哪里还管老百姓的死活!”
马寅初在香港发表的文章和在重庆的公开演讲，像一柄柄锋利的匕首，刺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要害。为此，蒋介石深恶痛绝。蒋帮特务给马寅初送去装有子弹的恐吓信，警告他：“再演讲攻击政府，将以手枪对付！”但马寅初毫不畏惧，没有一丝一毫的屈服，他不怕坐牢、杀头，照样向重庆各界人士公开发表演讲，大声疾呼：“蒋介石必须做到大义灭亲，惩办孔祥熙、宋子文，不除孔、宋，就不能解决国家经济窘迫问题。”
四、蒋介石没有想到，处置了马寅初后，使自己陷入了更为尴尬的境地
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为压制舆论，下决心处置马寅初。
1940年12月6日清晨，马寅初在重庆大学教员宿舍的家中，被宪兵第六团姓胡的团长带着宪兵来“请”，一时群情大哗。
宪兵胡团长佯言：“请马先生开会。”
学生们见情况有异，纷纷阻止马寅初上车，并和宪兵力争。马寅初深恐学生激于义愤酿成事端，便力劝学生们冷静，并说：“同学们放心，看他們奈我何！”
12月8日上午，马寅初在宪兵胡团长和一群装扮成学生模样的便衣特务的监视下，回重庆大学商学院办交接手续，并举行“话别会”。
马寅初在“话别会”上侃侃而谈，一次又一次地控诉四大家族的罪行。随同马寅初返校、身着西装革履的宪兵胡团长一时慌了手脚，赶快上前阻止道：“马先生这次奉调上前方考察经济，现在时间不早了，我们动身走吧！”想把马寅初强行带出会场。广大学生激于义愤，不断发出“马先生不能走！”“请马先生讲下去，不愿听的人滚出去！”的怒吼。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掩盖捕押马寅初的真相，故作轻松姿态，不但安排了这一场“话别会”闹剧，而且还布置了“摄影留念”的活动。一宪兵特务高声叫道：“礼堂外照像机都摆好了，请大家出去照像！”
宪兵胡团长和随行特务簇拥着马先生离开会场。许多学生放声痛哭，和马寅初合影告别。马寅初在宪兵特务押解下，含笑同前来送别的师生们大谈四大家族如何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特务们急得团团转，不得不强制架着马寅初离开重庆大学。
商学院全院师生送马寅初到校门口时，马寅初特意走到银行系主任丁洪范教授面前，把一本英文书递给他，说：“征收战时税不是我马寅初发明的，对发国难财的人收重税，外国早已有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就实行过。对豪门巨室，抽其财税，是理所当然！我走了以后，还望你们多多研究，坚持下去！”然后昂首阔步，从容地踏上汽车，绝尘而去。
马寅初先生暂时被拘禁于重庆卫戍司令部。当日下午，蒋介石即派马寅初的好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和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等去抚慰，同时吩咐叶元龙照顾马家，赠家用2000元。次日，将马寅初押解至贵州息烽，并令国民党中央社不顾众所周知的事实，发表“立法委员马寅初，奉命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状况，业已首途”的新闻。从此，马寅初就失去了自由，中国经济学社也停止了活动。
1940年12月8日，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少将组长唐纵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马寅初迭次公开演讲，指责孔、宋利用抗战机会，大发国难财。因孔为一般人所不满，故马之演说，甚博得时人之好感与同情。但孔为今日之红人，炙手可热，对马自然以去之为快，特向委座要求处分。委座乃以手令卫戍总司令将其押解息烽休养，盖欲以遮阻社会对孔不满之煽动也。”
冯玉祥将军在当年日记中写道：“8月25日：马寅初先生是热血抗战、有血性、有良心的人，因为他是中国经济界的老前辈，金融界多是他的学生，他对一切不平的危害抗战的经济弊病知道得最清楚，知道国家实在太危险了，故不顾一切，到处大骂，揭其黑暗。他前天对我说：‘反正我的年纪也大了，我还怕死吗？国家这样，我什么也不顾虑了，只顾我的良心。’故所到之处都有特务人员暗跟随着。”
蒋介石也担心逮捕马寅初容易引发社会动荡，不但没有公开发表除去马寅初的立法委员职务，而且马寅初的薪水也由重庆大学按时发给，重大商学院院长也一直保留，暂由校长叶元龙代理。
作为蒋介石钦定的“特别优待休养人”，马寅初先后在贵州息烽监狱、江西上饶集中营附近的铅山鹅湖书院过了一年八个月的监禁生活。蒋介石对已经失去自由的马寅初仍不放心，依然要求特务机关对他严密监管。正如马寅初给张元济等友人的信中所言：“没有行动自由和外面消息。”“每天除了爬山，没有好书可看。”
在被关押期间，马寅初不屈不挠，坚持真理，坚持斗争，随时向奉命来看管他的军官、宪兵、特务宣讲国家大事，他们中有的人很受感动，后来弃暗投明。
蒋介石没有想到，处置了马寅初后，使自己陷入了更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共产党的揭露和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来自自己内部，包括盟邦美国友好人士的压力。马寅初被捕不几天，全国舆论即纷纷指责当局，还引发了重庆的学潮。唐纵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马寅初的案子，促成了沙坪坝的学潮，由商学院扩大到了全校，由重大扩大到了中大。共产党从中鼓动，因为最近国共关系的恶化，已由学潮变成了政治上的斗争。在一个恐慌的社会，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的。”
蒋介石处置马寅初后，不但没能遮阻社会对孔祥熙等人的不满，反而更增加了社会反孔的呼声。同年12月29日，延安出版的中共机关报《新中华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要求政府保障人权，释放马寅初氏》的社论。不久又发表通讯《马寅初教授被捕经过》。
五、学生们为狱中的马寅初做了寿，又筹建“寅初亭”。梅汝璈在立法院财政、经济、法制联席会议上募集到捐款800多元，冯玉祥题写了匾额，国民党当局尴尬万分
马寅初被捕后，重庆大学学生群情激愤，他们又是写“陈情书”，又是罢课，继而发起为狱中的马寅初做寿的活动。
1941年3月，重庆大学商学院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支持下，以庆祝马寅初60寿辰为名，大张旗鼓地掀起了著名的“祝寿运动”，以表示对身陷囹圄的马寅初深切怀念。为谋求扩大影响，争取全国舆论支持营救马寅初恢复自由，商学院成立了“祝寿筹备会”，登报通知马寅初的亲朋故旧和学生共同为马寅初祝寿。
“祝寿启事”在重庆《大公报》和《新民报》上登出后，蒋介石十分恼怒，当时即由其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打电话叫叶元龙去见他。蒋介石一见叶元龙就说：“这样做，置委员长于何地？”严词责令叶元龙回校制止。但是由于学生们的坚持，祝寿大会无法取消。
3月30日，举行祝寿大会。这一天，从重庆城里到沙坪坝重庆大学来祝寿的人很不少，有沈钧儒、邹韬奋、新华日报社潘梓年、重庆各报社记者以及马寅初的知交和学生，还有塔斯社驻重庆代表。
寿堂设在理学院二楼大教室，正面高悬红底金字大寿幛“明师永寿”，四壁挂满了各方致送的寿联、寿幛。其中有两副极为珍贵的寿联，一副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书赠的寿联，是3月24日提前送来的，写的是：“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出自董老手笔。另一副是《新华日报》社的“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有一幅寿幛写的是“老马识途”，还有一幅寿幛写的是“马首是瞻”。送来的寿联、寿幛连寿堂外面的过道上都挂满了。
寿堂上寿烛高烧，花篮芬芳，摆着一本精致的纪念册，是手抄的马寅初的三篇论文和纪念文章。三篇论文是：《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金融唯一出路》、《在重庆大学经济研究社的演讲》。1941年3月，《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专门出过一部书，内辑录马寅初这三篇文章，书的扉页上明确写着：“作者因此三文，被捕入狱。”
来宾和参加祝寿的师生都佩着特制的红寿字纪念章。祝寿会开始，由商学院学生赵国恩报告筹备与受阻的经过。来宾张西曼致祝词，他说：“今天的祝寿会上不见寿公，使我们无限感慨！”又说：“马先生敢言敢怒，值得我们学习。”最后大家以茶代酒，遥祝先生健康长寿！
重庆大学学生倡议建“寅初亭”，作为对先生的长远纪念。这一提议也得到筹委会和社会贤达、名流的支持。来宾和各报社记者纷纷解囊，捐款修建“寅初亭”。塔斯社驻重庆代表捐了100元。
祝寿大会开得非常成功！
祝寿大会之后，立法委员、中央政治学校法律系教授梅汝璈先生，为建“寅初亭”，在立法院财政、经济、法制联席会议上募集到捐款800多元，弄得国民党当局尴尬万分。
“寅初亭”奠基典礼时，学生王纲英自告奋勇去找冯玉祥将军，请将军题写匾额。冯将军热情挥毫，并捐了款。
“寅初亭”于数月后，在重庆大学校园梅岭建成。
六、不当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了！
1942年8月，蒋政府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将马寅初释放回渝，但仍被软禁在歌乐山大木鱼堡五号家中。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因情势所迫，不得不解除对馬寅初的软禁。马寅初被囚禁近两年，又被软禁两年多，反而信念更加坚定，情绪更加激烈，利用讲堂，照旧抨击反动统治的黑暗腐败。
此时马寅初虽已经对蒋介石失去信心，但仍冀望于“联合政府”，希望其能给国民党注入新鲜血液。但在重庆“较场口事件”后，马寅初对国民党彻底失去了信心，从此不再出席国民政府立法院会议，开始与蒋政权势不两立。
抗战胜利后，马寅初由重庆转赴上海，继续奋战。
1946年8月26日，马寅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人以为我是民主同盟的，其实我既非民盟盟员，也非共产党员，倒是真正的孙中山主义的国民党员，我不是‘挂名党’，也不是‘刮民党’，更不‘挂’了名去‘刮’民。”
1947年2月，马寅初向国民政府立法院正式提出辞职。7月，被国民党当局除去立法委员名。
1948年秋天，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帮助下，马寅初化装脱离了蒋管区，奔赴他心驰神往的解放区，受到中共中央热烈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寅初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职，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名誉校长。1980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81年被推选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
马寅初还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四、五届常务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先生在北京逝世，终年10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