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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锦绣河山沦陷敌手，大批东北军官、士兵和百姓，携妻带子被迫流亡关内。尽管89年过去，国耻已成历史，但这段家国血泪史依然不能忘记。唯有牢记历史，才能昂首向前。
日军铁蹄蹂躏东北
日军制造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之后，不到半年时间，东北全境便沦陷在日军的铁蹄之下。
日军一面攻城略地，一面加紧扶持地方伪政权。1931年9月26日起，东北先后成立了吉林省长官公署、伪奉天省政府、伪黑龙江省政府等地方伪政权。但是，这些汉奸的社会影响力都很小，无法满足日军建立“大满洲国”的需求。
于是，日军极力拉拢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向他承诺关东军对东北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东北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溥仪回到他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一心复辟大清王朝的溥仪很快便上了贼船。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登场，溥仪就任“满洲国执政”，年号“大同”。随后，伪满洲国与日本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关于“满洲国”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的管理和线路铺设管理协约》《关于确定矿业权的协定》……将中国东北所有的主权和广袤的山河无条件出卖给了日本帝国主义。
在城镇，许多民众的房屋、商铺、财产被日军征用、强占、掠夺。日军为了满足其战争需求，对东北为数不多的产业工人实行更加残酷的剥削和无情的压榨，经常欠发薪水。在阜新煤矿，日军通过把头招骗、勤劳奉仕、抓捕战犯和平民百姓等手段，每年弄来几万人下井挖煤。只要多出煤，什么安全不安全、死人不死人全然不顾，工人在九死一生中干活，随时都有可能被落石、落煤打死打伤。
在农村，日本人控制着土地，大肆收缴出荷粮，同时强制农民种棉花。广大农民无粮糊口，以野菜、糠秕充饥，吃得浑身浮肿，卧榻难起;很多贫苦百姓夏无单、冬无棉;无房者住炮台、小窝棚。炕上无席，四壁空荡，冻饿而死者屡见不鲜。
关东军认为，唯有日本人才具有“优良的政治因素”，因此要大规模地移入日本人，限制中国人。1936年4月，关东军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表》，计划20年内将约500万日本人移居中国东北，建立以大和民族为核心的人口结构。
那些原来生活在日本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移民到东北后，以“高等民族”自居，称霸一方，随意欺压中国民众。对于日本人的胡作非为，偽满洲国当局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去采取公平明断的处理办法，这使得中日两国人民的民族矛盾极为尖锐。
东北人民背井离乡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2年到1934年，日伪就以“反满抗日”为名，杀害东北爱国民众达6至7万人。其中在抚顺平顶山惨案中，一次就杀死手无寸铁的居民2500多人。
日本人不给中国人活路，导致很多东北人民被迫背井离乡。
最先逃离东北的是一部分大学生。1931年9月24日，北宁铁路局专门为东北大学特批了几节车厢，让所有愿意离开东北的师生坐上火车，安全入关进京。9月25日下午，东北大学最后一批教授乘车离开了沈阳。至此，东北大学3300余名师生在日军的炮火下，全部安全疏散，开启了15年辗转流亡的血泪史。
逃离东北是一个惊心动魄、充满磨难的过程，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在中途命丧黄泉。一位叫王成福的学生回忆，他当时刚刚考取奉天第二工科学校，因不愿意当亡国奴，便放弃了去工科学校读书的机会，选择离开东北。在去北平的列车上，日军对旅客一个个详查、盘问，对青年男子搜查得更是仔细，看脑门上有没有戴过军帽的痕迹，手上有没有因拿枪磨出来的老茧。对读书人就特别检查随身带的行李和衣服口袋，查有无携带秘密文件资料。就这样每隔十几分钟就过来查一次，从锦州到山海关短短三百余里，数不清有多少人被他们拉下车去盘问、毒打、扣留。被拉下去的人都生死不明，真是过了一道鬼门关又是一道鬼门关。
《松花江上》的谱就
1934年初，流亡入关的东北学生达三四万人。“七七事变”前，流亡关内的东北人有四五十万之多。东北流亡群体有家不能回，有仇不能报，因此具有强烈的抗日诉求。
一部分东北人士及学生组织起来，不断游行、请愿甚至进行卧轨斗争，要求南京政府抗日，他们有的被冲散，有的被逮捕。而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减轻不抵抗主义的罪名，稳定社会秩序，不得已成立了专门收容东北流亡学生的学校，例如东北中山中学。但是这所学校录取率很低，考上的人是极少数。那些落榜的流亡学生有的投军，当时投的也是各路军阀的队伍;有的又偷偷逃回老家，各找出路，有些人的下场极其悲惨。
当日本继续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之际，北平学生及爱国人士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935年12月9日发起了爱国游行大示威。
1936年，大批东北军官兵和逃难者流浪在西安街头，他们对故土的深切眷恋和对日寇的刻骨仇恨，触动着当时在西安二中执教的张寒晖。张寒晖在悲愤之下，借鉴了河北定县妇女哭坟的腔调，写就了《松花江上》。
这首歌如泣如诉的曲调，蕴含着东北人民的丧家之痛。据说，当年西安爱国青年赴临潼请愿，他们向前来劝导的张学良唱起《松花江上》。张学良听了大为感动，一周后发起西安事变。
毛泽东曾说：“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这首歌不仅鼓舞了张学良，也鼓舞了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的抗日精神。一位叫李敏的抗联女战士回忆：“这歌声是力量，也是斗争的武器！”有的伪军起义、投诚后说：“你们的歌，听了扎心地疼啊！”
（《国家人文历史》 ）
日军铁蹄蹂躏东北
日军制造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之后，不到半年时间，东北全境便沦陷在日军的铁蹄之下。
日军一面攻城略地，一面加紧扶持地方伪政权。1931年9月26日起，东北先后成立了吉林省长官公署、伪奉天省政府、伪黑龙江省政府等地方伪政权。但是，这些汉奸的社会影响力都很小，无法满足日军建立“大满洲国”的需求。
于是，日军极力拉拢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向他承诺关东军对东北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东北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溥仪回到他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一心复辟大清王朝的溥仪很快便上了贼船。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登场，溥仪就任“满洲国执政”，年号“大同”。随后，伪满洲国与日本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关于“满洲国”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的管理和线路铺设管理协约》《关于确定矿业权的协定》……将中国东北所有的主权和广袤的山河无条件出卖给了日本帝国主义。
在城镇，许多民众的房屋、商铺、财产被日军征用、强占、掠夺。日军为了满足其战争需求，对东北为数不多的产业工人实行更加残酷的剥削和无情的压榨，经常欠发薪水。在阜新煤矿，日军通过把头招骗、勤劳奉仕、抓捕战犯和平民百姓等手段，每年弄来几万人下井挖煤。只要多出煤，什么安全不安全、死人不死人全然不顾，工人在九死一生中干活，随时都有可能被落石、落煤打死打伤。
在农村，日本人控制着土地，大肆收缴出荷粮，同时强制农民种棉花。广大农民无粮糊口，以野菜、糠秕充饥，吃得浑身浮肿，卧榻难起;很多贫苦百姓夏无单、冬无棉;无房者住炮台、小窝棚。炕上无席，四壁空荡，冻饿而死者屡见不鲜。
关东军认为，唯有日本人才具有“优良的政治因素”，因此要大规模地移入日本人，限制中国人。1936年4月，关东军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表》，计划20年内将约500万日本人移居中国东北，建立以大和民族为核心的人口结构。
那些原来生活在日本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移民到东北后，以“高等民族”自居，称霸一方，随意欺压中国民众。对于日本人的胡作非为，偽满洲国当局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去采取公平明断的处理办法，这使得中日两国人民的民族矛盾极为尖锐。
东北人民背井离乡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2年到1934年，日伪就以“反满抗日”为名，杀害东北爱国民众达6至7万人。其中在抚顺平顶山惨案中，一次就杀死手无寸铁的居民2500多人。
日本人不给中国人活路，导致很多东北人民被迫背井离乡。
最先逃离东北的是一部分大学生。1931年9月24日，北宁铁路局专门为东北大学特批了几节车厢，让所有愿意离开东北的师生坐上火车，安全入关进京。9月25日下午，东北大学最后一批教授乘车离开了沈阳。至此，东北大学3300余名师生在日军的炮火下，全部安全疏散，开启了15年辗转流亡的血泪史。
逃离东北是一个惊心动魄、充满磨难的过程，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在中途命丧黄泉。一位叫王成福的学生回忆，他当时刚刚考取奉天第二工科学校，因不愿意当亡国奴，便放弃了去工科学校读书的机会，选择离开东北。在去北平的列车上，日军对旅客一个个详查、盘问，对青年男子搜查得更是仔细，看脑门上有没有戴过军帽的痕迹，手上有没有因拿枪磨出来的老茧。对读书人就特别检查随身带的行李和衣服口袋，查有无携带秘密文件资料。就这样每隔十几分钟就过来查一次，从锦州到山海关短短三百余里，数不清有多少人被他们拉下车去盘问、毒打、扣留。被拉下去的人都生死不明，真是过了一道鬼门关又是一道鬼门关。
《松花江上》的谱就
1934年初，流亡入关的东北学生达三四万人。“七七事变”前，流亡关内的东北人有四五十万之多。东北流亡群体有家不能回，有仇不能报，因此具有强烈的抗日诉求。
一部分东北人士及学生组织起来，不断游行、请愿甚至进行卧轨斗争，要求南京政府抗日，他们有的被冲散，有的被逮捕。而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减轻不抵抗主义的罪名，稳定社会秩序，不得已成立了专门收容东北流亡学生的学校，例如东北中山中学。但是这所学校录取率很低，考上的人是极少数。那些落榜的流亡学生有的投军，当时投的也是各路军阀的队伍;有的又偷偷逃回老家，各找出路，有些人的下场极其悲惨。
当日本继续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之际，北平学生及爱国人士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935年12月9日发起了爱国游行大示威。
1936年，大批东北军官兵和逃难者流浪在西安街头，他们对故土的深切眷恋和对日寇的刻骨仇恨，触动着当时在西安二中执教的张寒晖。张寒晖在悲愤之下，借鉴了河北定县妇女哭坟的腔调，写就了《松花江上》。
这首歌如泣如诉的曲调，蕴含着东北人民的丧家之痛。据说，当年西安爱国青年赴临潼请愿，他们向前来劝导的张学良唱起《松花江上》。张学良听了大为感动，一周后发起西安事变。
毛泽东曾说：“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这首歌不仅鼓舞了张学良，也鼓舞了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的抗日精神。一位叫李敏的抗联女战士回忆：“这歌声是力量，也是斗争的武器！”有的伪军起义、投诚后说：“你们的歌，听了扎心地疼啊！”
（《国家人文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