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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李一氓奇迹般地逃脱并辗转至香港，向延安连发7份电报，详细报告事变的全过程，为后人研究皖南事变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他如何死里逃生？皖南事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李一氓是中共党内富有传奇色彩的文人。抗战爆发后，他从延安奉命担任新四军秘书长兼军法处处长，掌管军部机要文电及保卫工作。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他奇迹般地逃脱并辗转至香港，向延安连发7份电报，详细报告事变的全过程，为后人研究皖南事变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
虎口脱险
1941年1月12日，是石井坑保卫战打得最激烈的一天。遭到国民党第三战区重兵围剿的皖南新四军伤亡惨重，东流山等制高点相继失守。当天深夜，新四军军长叶挺下令分散突围。
在电台向延安发出由叶挺署名的最后一份电报后，身为军部秘书长的李一氓命令电台台长将电台设备彻底砸毁，又目睹机要人员销毁全部密码本。等他摸黑爬上山坡时，发现已和军部其他人员失去联系，平日归他直接领导的机要人员也都跑散了。
为安全起见，在一个树林里的草丛下，他挖了一个坑，忍痛将一些重要文档埋了进去，其中包括毛泽东1937年给他的亲笔指示信、1938年叶挺因与项英闹矛盾离开军部时写给他的长信以及他本人的长征日记。
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遭国民党8万重兵围歼，除近千人分路突围外，其余大部分被俘和牺牲。到1月14日后，包围圈内只剩下为数不多的新四军残留人员。李一氓忍饥挨饿，在山溝里隐蔽了好几天，后几经辗转，穿越皖、浙、赣、湘、桂、粤六省，历时一个多月，于1941年2月到达香港，与中共驻港地下组织取得联系。
写出7份关于皖南事变的报告
突围出来后，李一氓通过中共地下电台，先后向延安党中央发去关于皖南事变的7份报告，为后人研究这一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留下了十分难得的历史文献。
第一号报告电文不长，先是向中央报告“已安全脱险到粤”，然后简要汇报个人突围沿途经过及见闻;第二号报告时间为3月6日，内容是回答延安来电询问皖南事变失败是否与敌特内奸机密泄露有关的问题。
李一氓分析，“我行军作战皆未下达纸上命令，完全口述行动路线……且知道的人很少”，而且第三战区联络参谋陈淡如“四号黄昏由泾县回云岭，（假如陈预知我四号晚行动，他绝不会回来）”，因此他认为：“估计这次失败并非机密泄漏或有内奸的问题。”
第三号报告写于3月18日，主要内容为汇报皖南事变中“项英同志动摇之经过及我的出走”。1941年1月8日深夜，在部队突围被阻，形势不利的紧要关头，当获悉第三战区前敌指挥官上官云相电令围剿部队“于明（9）日拂晓再行全线总攻”后，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秘书长李一氓4名新四军高层决策人物先后瞒着军长叶挺不辞而别，率领身边少数人企图绕小道出走，以求保全自己。叶挺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获悉后，当即向中原局和党中央电报“项、袁、周、李不告而去”。后来他们因没有跑出包围圈，不得不于10日分头返回。此时中央已来电撤销了项英的指挥权，明令军事上由叶挺负责，政治上由饶漱石负责。
项英返回石井坑与叶挺会合后，自觉有愧，暗自垂泪，乃向延安发报，承认“临时动摇，企图带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影响甚坏”，并表示了“坚决与部队共存亡”之决心。在全军被围的危急时刻，丧失信心，动摇出走。此举使项英多年来在党内和部队建立起来的威信消失殆尽。
李一氓是项英出走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对于这次出走事件，李一氓在第三号报告最后向中央作了检讨。半个世纪后，李一氓忆及此事，仍有着浓烈的悔意。
第四号报告写于3月20日，主要汇报新四军突围时3路纵队的兵力编组情况以及围歼新四军的国民党部队7个师番号、军力部署，再是解释北移部队为何选择向南迂回这条移动路线。
第五号报告与第四号报告写于同一天。从内容看衔接前电，主要是汇报皖南部队1月6日、7日两天的情况。6日晚，皖南新四军遵照潘村会议布置，兵分三路连夜冒雨向南开进。7日上午与敌发生激战，道路受阻。其中强调了由于项英决策的优柔寡断，导致严重贻误战机。
第六号报告写于3月22日，内容为石井坑保卫战经过。
1941年4月1日，李一氓写出第七号报告，从军事角度分析皖南新四军失败原因：检讨这次战役的失败，主要的当然是项英的政治领导的错误，但如单从军事来说，也犯了极大的错误——出动太迟，假如能提早四五天，结果也不会如此之难堪;估计敌人太低，估计自己太高，以为国民党第四十师不堪一击;在地形选择上当把自己放在高山上，放在深谷中毫无作用;战斗准备不足，非战斗人员太多，行装太多;行军过久，行军力不强。敌人是每天100里路，我们仅40里路;使用兵力不恰当，兵力分散。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过去3年，战斗都是以团为单位，这次6个团一起打，毫无协同作战可言;因过去子弹多，不注意节省弹药，到后来有枪无弹;项英指挥大兵团作战之经验与能力差;战时工作全无计划……下级连指导员只有单纯的鼓动工作，缺乏整个战役的组织工作。
由于李一氓在新四军中的地位，他写于皖南事变结束不久的7份报告，对新四军历史研究者而言，其史料价值十分珍贵。
受到党内口头警告处分
1941年4月中旬，李一氓随潘汉年从香港到上海，半个多月后安然抵达苏北盐城。是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华中局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宣布：中共中央对李一氓同志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给予党内口头警告处分。在会上，李一氓对大家的批评和组织处分表示诚恳接受。
（《同舟共进》）
李一氓是中共党内富有传奇色彩的文人。抗战爆发后，他从延安奉命担任新四军秘书长兼军法处处长，掌管军部机要文电及保卫工作。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他奇迹般地逃脱并辗转至香港，向延安连发7份电报，详细报告事变的全过程，为后人研究皖南事变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
虎口脱险
1941年1月12日，是石井坑保卫战打得最激烈的一天。遭到国民党第三战区重兵围剿的皖南新四军伤亡惨重，东流山等制高点相继失守。当天深夜，新四军军长叶挺下令分散突围。
在电台向延安发出由叶挺署名的最后一份电报后，身为军部秘书长的李一氓命令电台台长将电台设备彻底砸毁，又目睹机要人员销毁全部密码本。等他摸黑爬上山坡时，发现已和军部其他人员失去联系，平日归他直接领导的机要人员也都跑散了。
为安全起见，在一个树林里的草丛下，他挖了一个坑，忍痛将一些重要文档埋了进去，其中包括毛泽东1937年给他的亲笔指示信、1938年叶挺因与项英闹矛盾离开军部时写给他的长信以及他本人的长征日记。
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遭国民党8万重兵围歼，除近千人分路突围外，其余大部分被俘和牺牲。到1月14日后，包围圈内只剩下为数不多的新四军残留人员。李一氓忍饥挨饿，在山溝里隐蔽了好几天，后几经辗转，穿越皖、浙、赣、湘、桂、粤六省，历时一个多月，于1941年2月到达香港，与中共驻港地下组织取得联系。
写出7份关于皖南事变的报告
突围出来后，李一氓通过中共地下电台，先后向延安党中央发去关于皖南事变的7份报告，为后人研究这一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留下了十分难得的历史文献。
第一号报告电文不长，先是向中央报告“已安全脱险到粤”，然后简要汇报个人突围沿途经过及见闻;第二号报告时间为3月6日，内容是回答延安来电询问皖南事变失败是否与敌特内奸机密泄露有关的问题。
李一氓分析，“我行军作战皆未下达纸上命令，完全口述行动路线……且知道的人很少”，而且第三战区联络参谋陈淡如“四号黄昏由泾县回云岭，（假如陈预知我四号晚行动，他绝不会回来）”，因此他认为：“估计这次失败并非机密泄漏或有内奸的问题。”
第三号报告写于3月18日，主要内容为汇报皖南事变中“项英同志动摇之经过及我的出走”。1941年1月8日深夜，在部队突围被阻，形势不利的紧要关头，当获悉第三战区前敌指挥官上官云相电令围剿部队“于明（9）日拂晓再行全线总攻”后，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秘书长李一氓4名新四军高层决策人物先后瞒着军长叶挺不辞而别，率领身边少数人企图绕小道出走，以求保全自己。叶挺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获悉后，当即向中原局和党中央电报“项、袁、周、李不告而去”。后来他们因没有跑出包围圈，不得不于10日分头返回。此时中央已来电撤销了项英的指挥权，明令军事上由叶挺负责，政治上由饶漱石负责。
项英返回石井坑与叶挺会合后，自觉有愧，暗自垂泪，乃向延安发报，承认“临时动摇，企图带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影响甚坏”，并表示了“坚决与部队共存亡”之决心。在全军被围的危急时刻，丧失信心，动摇出走。此举使项英多年来在党内和部队建立起来的威信消失殆尽。
李一氓是项英出走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对于这次出走事件，李一氓在第三号报告最后向中央作了检讨。半个世纪后，李一氓忆及此事，仍有着浓烈的悔意。
第四号报告写于3月20日，主要汇报新四军突围时3路纵队的兵力编组情况以及围歼新四军的国民党部队7个师番号、军力部署，再是解释北移部队为何选择向南迂回这条移动路线。
第五号报告与第四号报告写于同一天。从内容看衔接前电，主要是汇报皖南部队1月6日、7日两天的情况。6日晚，皖南新四军遵照潘村会议布置，兵分三路连夜冒雨向南开进。7日上午与敌发生激战，道路受阻。其中强调了由于项英决策的优柔寡断，导致严重贻误战机。
第六号报告写于3月22日，内容为石井坑保卫战经过。
1941年4月1日，李一氓写出第七号报告，从军事角度分析皖南新四军失败原因：检讨这次战役的失败，主要的当然是项英的政治领导的错误，但如单从军事来说，也犯了极大的错误——出动太迟，假如能提早四五天，结果也不会如此之难堪;估计敌人太低，估计自己太高，以为国民党第四十师不堪一击;在地形选择上当把自己放在高山上，放在深谷中毫无作用;战斗准备不足，非战斗人员太多，行装太多;行军过久，行军力不强。敌人是每天100里路，我们仅40里路;使用兵力不恰当，兵力分散。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过去3年，战斗都是以团为单位，这次6个团一起打，毫无协同作战可言;因过去子弹多，不注意节省弹药，到后来有枪无弹;项英指挥大兵团作战之经验与能力差;战时工作全无计划……下级连指导员只有单纯的鼓动工作，缺乏整个战役的组织工作。
由于李一氓在新四军中的地位，他写于皖南事变结束不久的7份报告，对新四军历史研究者而言，其史料价值十分珍贵。
受到党内口头警告处分
1941年4月中旬，李一氓随潘汉年从香港到上海，半个多月后安然抵达苏北盐城。是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华中局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宣布：中共中央对李一氓同志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给予党内口头警告处分。在会上，李一氓对大家的批评和组织处分表示诚恳接受。
（《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