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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5月10日，山西省中国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启动仪式暨报告会在省科技馆举行。本报记者整理了四场报告会宣讲内容，与读者一起走近科学家，学习科学家精神，感受他们的家国情怀。
在“两弹一星”元勋榜中，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朱光亚。20世纪50年代末，他被任命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后，参与领导了我国全部45次核试验。
1945年，朱光亚以优异成绩从西南联大毕业，留校任物理学系助教。同年，美国在广岛和长崎分别投掷了两枚原子弹，敲响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丧钟，同时，也勾起了中国人掌握和制造原子弹的梦想。
1946年8月，陈诚和俞大维以国防部首长身份，邀请西南联大的三位教授吴大猷、华罗庚和曾昭抡由昆明到重庆密商大计。他们迅速拟订了一份计划书，吴大猷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先培养人，建议从西南联大选拔几位数理化方面的青年精英赴美考察和学习。朱光亚与李政道以吴大猷助手的身份同时赴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消息传到美国，朱光亚欢欣鼓舞，他在同学们中间奔走相告，并积极组织集会和庆祝活动，和同学们交流、讨论如何回国参加建设。自1949年底开始，他就牵头组织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并送给美国各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联合署名。
1950年2月，朱光亚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接下来，一大批优秀青年学者也受到感召，陆续回国。朱光亚回到祖国仅仅四天，就站在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讲台上，他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副教授，主讲的是光学和普通物理。在此期间，他还出版了系统论述核武器的学术著作《原子能和原子弹》。
1952年，朱光亚被选为板门店谈判的翻译。当时美方虽然在战场上已经失利，但因为有核武器的底牌，所以态度仍十分强硬，谈判异常艰难。这令朱光亚如芒在背，他知道，新中国要想真正独立，不受人欺侮，必须拥有强大的现代化国防。他暗下决心：这辈子主要就做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
1955年，新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朱光亚被召唤回到北京，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这批人后来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核事业的骨干力量。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唯有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当时核武器研究所急需一位负责原子弹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35岁的朱光亚义无反顾地挑起了重担。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等当时颇有名望的科学家都在朱光亚的建议下加入了核武器发展团队。
1957年至1959年，朱光亚主管科研工作，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核武器研制工程中。后来，朱光亚亲手起草了原子弹发展的两个纲领性文件。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朱光亚在从原子弹试验场撤回途中看到腾空而起的蘑菇云，潸然泪下。此后，朱光亚又参与组织领导了第一枚空投航弹、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任务。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掌握核技术的国家之一。1967年6月，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的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9月，朱光亚参与组织指挥的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取得成功，实现核试验转入地下的目标。
从我国政府决定发展核武器事业时，朱光亚就参加了这一工作，而且一干就是近50年。从1969年以后，他先后参与组织领导了秦山核电站筹建、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研究，以及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以及中国工程院的筹建工作。他尽管多次变换职务岗位，却从没离开过核武器研究。朱光亚这一生都在为核试验成败与否承担风险，如果没有超于常人的坚毅与执着，是很难坚持到底的。朱光亚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奋斗终生，他的英名和功绩，将永远与“两弹一星”事业的丰功伟绩融为一体，记载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
“传承两弹一星精神，勇挑民族复兴重担。”这是黄纬禄留下的绝笔。南华大学组织的“两弹一星”红色夏令营到北京，要访问“两弹一星”功勋奖的获得者。“父亲不顾病重，同意接受采访。极度虚弱的父亲基本无法写字，但为了满足师生们的迫切愿望，还是拿起了笔。他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由我握住他的手，把笔尖移动到可以写字的位置上很艰难地完成。”黄道群哽咽地讲述着。
1957年底，黄纬禄调入国防部五院二分院，负责导弹控制系统的设计工作。从此，他与导弹结下了不解之缘。1960年11月5日，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
“东风二号”开始研制时正赶上全国大饥荒，粮食供应特别短缺。那时，黄纬禄发明了“抗饿新疗法”，肚子饿得咕咕叫时，就把裤子上的皮带向里勒紧一个扣，再咕咕叫，再勒紧一个扣……
从“东风一号”到“东风五号”，从各型号技术方案的确定、技术指标的改进到技术性能的提高、技术故障的排查，都饱含着黄纬禄和所有研制人员无数的心血与贡献。他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与成功的歷练，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一点一点把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大做强。
1982年，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2年10月7日至10月26日，向以北纬28°13’、东经123°53’为中心，半径35海里的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发射运载火箭……”
这一次飞行试验规模很大，直接参试人员近3万人，出动船舰100多艘。作为总设计师的黄纬禄肩上的担子非常重。特别是首战出师不利，黄纬禄心里非常难过。但他很快冷静下来，并深知在这样关键的时刻，作为总设计师，必须要稳得住阵脚，当务之急是要争分夺秒地查找试验失败的原因。
通过对遥测数据的分析，并在所有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仅仅6天时间，试验队便锁定了故障所在并采取了有效防范措施。黄纬禄向上级领导张爱萍将军汇报：“问题原因已经找到，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建议按原计划打第二发。”张爱萍拿起了话筒：“你是不是因为有压力而赶时间？推迟几天，休息一下再发射，是不是会更好一些？”“不！”黄纬禄语气坚定地回答：“我现在没有压力，也不会被压力所左右。这是我们经过反复检查、分析、试验、测试以及全弹模飞以后的结论，证实完全可行。我认为，就我们的知识与经验所及，该想到的都想到了。如果再推迟，也不会有新的进展。至于休息，现在想休息也休息不成啊！” 北京方面也打来电话：“是不是再认真检查一下，推迟发射。”怎么办？该负责时要勇于负责而不考虑个人的得失，这是黄纬禄的一贯作风。他又把试验的各个环节回顾了一遍，拿起电话向上级汇报了自己的意见并表明态度：“需要考虑的问题都考虑了，应该准备的一切都准备好了。我认为发射条件已经具备，不宜推迟，建议按时发射，不再延期。如果上级决定推迟，我坚决服从命令。”
最终，这次发射按时进行，并取得圆满成功！而黄纬禄的体重下降了整整11公斤！
黄纬禄的一生有着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但他从来没有过大段的说教，他的言行犹如润物细无声，默默地影响着人们。在宣讲活动现场，听众们的眼眶也跟随黄道群的讲述有些湿润了，他们由衷地表示，“追星当追科学家！”
“为学应须毕生力，攀高贵在少年时”。苏步青一生用尽全力努力学习，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人民的教育事业，为祖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数学人才，被誉为“东方国度上灿烂的数学明星”。
1902年9月，苏步青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的一个山村里。
1919年秋，苏步青进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毕业之后，喜爱数学的苏步青将目光投向了位于日本仙台的东北帝国大学。该校集中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不但在日本，在世界上也有很高声望，入学考试难度高，竞争非常激烈。即使这样，苏步青仍以第一名的成绩顺利考入东北帝国大学。
1931年，29岁的苏步青以优异成绩从东北帝国大学毕业，获理学博士学位。同年，苏步青举家回国并在浙江大学任教，因为苏步青深知：“我是祖国送出来学习的，学成后，应该回去报效祖国。”当时在国内任教条件是艰苦的，但即便这样，他依旧觉得可以建设祖国是快乐的。
1937年8月，日军轰炸杭州。浙江大学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率领下，踏上漫漫西迁路程，历时两年多，穿越江南六省，行程2600千米，于1940年抵达贵州遵义、湄潭、永兴，坚持办学七年，谱写了一部伟大的“文军长征”史。身为浙大数学系主任的苏步青，跟大家一道挑着书箱、行李，跋涉于山水之间。师生们一边逃难，一边利用躲避敌机轰炸的时间，在庙宇或山洞内上课。有一天，空袭警报响起，苏步青和4名学生躲进一个山洞，他说：“这里就是我们的数学研究室，山洞虽小，但数学的天地是广阔的。大家要按照确定的研究方向读书，定期报告、讨论……”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苏步青任浙江大学教务长、数学系教授，主持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筹建工作。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他出任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并兼任复旦大学教务长。1978年，苏步青任复旦大学校长。
苏步青一心致力于数学研究，几十年如一日，巧用自称“零头布”（零碎时间）来学习和研究。别看“零头布”零零碎碎，聚沙成塔，积少成多，效果却是很可观的。20万字的《仿射微分几何》大部分就是用“零头布”时间写成的，他利用三周休养的“整匹布”时间，集中精力突破了《仿射微分几何》中最重要、最难写的几章。
苏步青从事微分几何、计算几何的研究和教学70余载，在70多岁高龄时，还结合解决船体数学放样的实际课题，创建和开始了计算几何的新研究方向。志向远大、知识广博、爱国笃学、严师身教，这就是对苏步青一生最好的诠释。
“学医的目的，有很多人以为会多赚钱，我想他（们）跑错路了”“我认定做医师的人，必须有牺牲个人、服务社会的精神”，这是我国中华医学会创始人之一、著名医学教育家颜福庆对后人的殷殷嘱托。
1909年6月，颜福庆以出色的成绩从耶鲁博士毕业，成为第一位获得耶鲁医学博士的亚洲人，并且摘得耶鲁医学院最高荣誉——优秀博士毕业生，还被吸收为美国自然科学会会员。这一年，颜福庆27岁。
1910年颜福庆回国，应聘至湖南雅礼会当医生。雅礼会原文为Yale-China Association，直译为“耶鲁-中国协会”，其初衷在于通过来华办理教育和医疗事业，达到其传教目的。当时雅礼会的负责人胡美说：“颜福庆的出现，就像一把火炬，使雅礼会避免了许多灾难。在当时古老、保守的湖南，没有谁能比颜福庆更能赢得中国人的信任了。一旦人们知道，一个海外留学归来、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成了雅礼会的成员，我们的医学大家庭顿时扩大了，长沙人接受雅礼会，就成为现实。”
事实证明，颜福庆的加入，确实给雅礼会在华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在清末民初的动荡年代，在各种政治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岁月里，在激进与保守、热血维新与极端排外相互交织的湖南省，没有谁比颜福庆更能赢得中国百姓的信任了。颜福庆架起了古老中医与现代西医的合作之桥。他创办湖南红十字会、统领京汉铁路沿线鼠疫防治、创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创办肺痨医院等等，使湘雅成为湖南以至整个中南地区的医学中心。
1886年，教会医院和医学院的学生在上海成立了中华博医会，颜福庆成为博医会最早的中国医生。刚刚参加博医会大会时，作为一张陌生的中国面孔，颜福庆面对的是外国同行狐疑甚至不屑的目光，这在颜福庆心中埋下了成立中国人自己的医学团队的种子。
创办上海医学院，是颜福庆一生事业的顶峰。上海医学院在1927年创建后，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短短数年即在中国医学教育界迅速崛起，与外国人办的代表世界水准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代表了国人自办医学院的最高水准。
一所好的医学院，必须要有自己的教学医院。1930年8月，经过近一年的反复思考和论证，颜福庆发出了创建“上海医事中心”的倡议——创建一家规模宏巨、设备齐全的国人医院，这就是中山医院的雏形。筹建中山医院的100万元，是颜福庆挨家挨户上门“乞”来的。那段时间，颜福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一名瘦削的中年人，不管刮风下雨，一手拿雨伞，一手夹本募捐册，坐三等车厢，到了目的地就开始劝人捐钱。只要有捐助的可能，颜福庆都能见缝插针，“有眼必钻”。
1931年3月6日晚，颜福庆应邀给沪江大学医预生作《现代医学教育的趋势》演讲。演讲中，颜福庆提出了“为人群服务”的思想。数年后，他请好友黄炎培将这五个字写进了上海医学院校歌：“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痛苦。”
今天，我们感受老一辈的科学家精神：“学医的目的，有许多人以为能多赚钱，我想他跑错路了，因为做一个真实的医生，是赚不到许多钱的，除非用不正当的方法，要赚钱，还是学别的。用服务人类，为公众利益为目的去学医，这才是最好的，取这种目的人，才是人类的服务者。”
本版稿件由本報记者杨洋、王瑶、周晓艳、武茜茜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宣讲人审阅
5月10日，山西省中国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启动仪式暨报告会在省科技馆举行。本报记者整理了四场报告会宣讲内容，与读者一起走近科学家，学习科学家精神，感受他们的家国情怀。
朱光亚：“祖国需要之际，吾辈当竭尽心力”
在“两弹一星”元勋榜中，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朱光亚。20世纪50年代末，他被任命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后，参与领导了我国全部45次核试验。
1945年，朱光亚以优异成绩从西南联大毕业，留校任物理学系助教。同年，美国在广岛和长崎分别投掷了两枚原子弹，敲响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丧钟，同时，也勾起了中国人掌握和制造原子弹的梦想。
1946年8月，陈诚和俞大维以国防部首长身份，邀请西南联大的三位教授吴大猷、华罗庚和曾昭抡由昆明到重庆密商大计。他们迅速拟订了一份计划书，吴大猷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先培养人，建议从西南联大选拔几位数理化方面的青年精英赴美考察和学习。朱光亚与李政道以吴大猷助手的身份同时赴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消息传到美国，朱光亚欢欣鼓舞，他在同学们中间奔走相告，并积极组织集会和庆祝活动，和同学们交流、讨论如何回国参加建设。自1949年底开始，他就牵头组织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并送给美国各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联合署名。
1950年2月，朱光亚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接下来，一大批优秀青年学者也受到感召，陆续回国。朱光亚回到祖国仅仅四天，就站在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讲台上，他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副教授，主讲的是光学和普通物理。在此期间，他还出版了系统论述核武器的学术著作《原子能和原子弹》。
1952年，朱光亚被选为板门店谈判的翻译。当时美方虽然在战场上已经失利，但因为有核武器的底牌，所以态度仍十分强硬，谈判异常艰难。这令朱光亚如芒在背，他知道，新中国要想真正独立，不受人欺侮，必须拥有强大的现代化国防。他暗下决心：这辈子主要就做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
1955年，新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朱光亚被召唤回到北京，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这批人后来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核事业的骨干力量。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唯有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当时核武器研究所急需一位负责原子弹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35岁的朱光亚义无反顾地挑起了重担。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等当时颇有名望的科学家都在朱光亚的建议下加入了核武器发展团队。
1957年至1959年，朱光亚主管科研工作，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核武器研制工程中。后来，朱光亚亲手起草了原子弹发展的两个纲领性文件。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朱光亚在从原子弹试验场撤回途中看到腾空而起的蘑菇云，潸然泪下。此后，朱光亚又参与组织领导了第一枚空投航弹、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任务。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掌握核技术的国家之一。1967年6月，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的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9月，朱光亚参与组织指挥的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取得成功，实现核试验转入地下的目标。
从我国政府决定发展核武器事业时，朱光亚就参加了这一工作，而且一干就是近50年。从1969年以后，他先后参与组织领导了秦山核电站筹建、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研究，以及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以及中国工程院的筹建工作。他尽管多次变换职务岗位，却从没离开过核武器研究。朱光亚这一生都在为核试验成败与否承担风险，如果没有超于常人的坚毅与执着，是很难坚持到底的。朱光亚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奋斗终生，他的英名和功绩，将永远与“两弹一星”事业的丰功伟绩融为一体，记载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
黄道群：我的父亲黄纬禄
“传承两弹一星精神，勇挑民族复兴重担。”这是黄纬禄留下的绝笔。南华大学组织的“两弹一星”红色夏令营到北京，要访问“两弹一星”功勋奖的获得者。“父亲不顾病重，同意接受采访。极度虚弱的父亲基本无法写字，但为了满足师生们的迫切愿望，还是拿起了笔。他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由我握住他的手，把笔尖移动到可以写字的位置上很艰难地完成。”黄道群哽咽地讲述着。
1957年底，黄纬禄调入国防部五院二分院，负责导弹控制系统的设计工作。从此，他与导弹结下了不解之缘。1960年11月5日，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
“东风二号”开始研制时正赶上全国大饥荒，粮食供应特别短缺。那时，黄纬禄发明了“抗饿新疗法”，肚子饿得咕咕叫时，就把裤子上的皮带向里勒紧一个扣，再咕咕叫，再勒紧一个扣……
从“东风一号”到“东风五号”，从各型号技术方案的确定、技术指标的改进到技术性能的提高、技术故障的排查，都饱含着黄纬禄和所有研制人员无数的心血与贡献。他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与成功的歷练，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一点一点把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大做强。
1982年，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2年10月7日至10月26日，向以北纬28°13’、东经123°53’为中心，半径35海里的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发射运载火箭……”
这一次飞行试验规模很大，直接参试人员近3万人，出动船舰100多艘。作为总设计师的黄纬禄肩上的担子非常重。特别是首战出师不利，黄纬禄心里非常难过。但他很快冷静下来，并深知在这样关键的时刻，作为总设计师，必须要稳得住阵脚，当务之急是要争分夺秒地查找试验失败的原因。
通过对遥测数据的分析，并在所有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仅仅6天时间，试验队便锁定了故障所在并采取了有效防范措施。黄纬禄向上级领导张爱萍将军汇报：“问题原因已经找到，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建议按原计划打第二发。”张爱萍拿起了话筒：“你是不是因为有压力而赶时间？推迟几天，休息一下再发射，是不是会更好一些？”“不！”黄纬禄语气坚定地回答：“我现在没有压力，也不会被压力所左右。这是我们经过反复检查、分析、试验、测试以及全弹模飞以后的结论，证实完全可行。我认为，就我们的知识与经验所及，该想到的都想到了。如果再推迟，也不会有新的进展。至于休息，现在想休息也休息不成啊！” 北京方面也打来电话：“是不是再认真检查一下，推迟发射。”怎么办？该负责时要勇于负责而不考虑个人的得失，这是黄纬禄的一贯作风。他又把试验的各个环节回顾了一遍，拿起电话向上级汇报了自己的意见并表明态度：“需要考虑的问题都考虑了，应该准备的一切都准备好了。我认为发射条件已经具备，不宜推迟，建议按时发射，不再延期。如果上级决定推迟，我坚决服从命令。”
最终，这次发射按时进行，并取得圆满成功！而黄纬禄的体重下降了整整11公斤！
黄纬禄的一生有着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但他从来没有过大段的说教，他的言行犹如润物细无声，默默地影响着人们。在宣讲活动现场，听众们的眼眶也跟随黄道群的讲述有些湿润了，他们由衷地表示，“追星当追科学家！”
苏步青：“为学应须毕生力 攀高贵在少年时”
“为学应须毕生力，攀高贵在少年时”。苏步青一生用尽全力努力学习，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人民的教育事业，为祖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数学人才，被誉为“东方国度上灿烂的数学明星”。
1902年9月，苏步青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的一个山村里。
1919年秋，苏步青进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毕业之后，喜爱数学的苏步青将目光投向了位于日本仙台的东北帝国大学。该校集中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不但在日本，在世界上也有很高声望，入学考试难度高，竞争非常激烈。即使这样，苏步青仍以第一名的成绩顺利考入东北帝国大学。
1931年，29岁的苏步青以优异成绩从东北帝国大学毕业，获理学博士学位。同年，苏步青举家回国并在浙江大学任教，因为苏步青深知：“我是祖国送出来学习的，学成后，应该回去报效祖国。”当时在国内任教条件是艰苦的，但即便这样，他依旧觉得可以建设祖国是快乐的。
1937年8月，日军轰炸杭州。浙江大学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率领下，踏上漫漫西迁路程，历时两年多，穿越江南六省，行程2600千米，于1940年抵达贵州遵义、湄潭、永兴，坚持办学七年，谱写了一部伟大的“文军长征”史。身为浙大数学系主任的苏步青，跟大家一道挑着书箱、行李，跋涉于山水之间。师生们一边逃难，一边利用躲避敌机轰炸的时间，在庙宇或山洞内上课。有一天，空袭警报响起，苏步青和4名学生躲进一个山洞，他说：“这里就是我们的数学研究室，山洞虽小，但数学的天地是广阔的。大家要按照确定的研究方向读书，定期报告、讨论……”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苏步青任浙江大学教务长、数学系教授，主持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筹建工作。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他出任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并兼任复旦大学教务长。1978年，苏步青任复旦大学校长。
苏步青一心致力于数学研究，几十年如一日，巧用自称“零头布”（零碎时间）来学习和研究。别看“零头布”零零碎碎，聚沙成塔，积少成多，效果却是很可观的。20万字的《仿射微分几何》大部分就是用“零头布”时间写成的，他利用三周休养的“整匹布”时间，集中精力突破了《仿射微分几何》中最重要、最难写的几章。
苏步青从事微分几何、计算几何的研究和教学70余载，在70多岁高龄时，还结合解决船体数学放样的实际课题，创建和开始了计算几何的新研究方向。志向远大、知识广博、爱国笃学、严师身教，这就是对苏步青一生最好的诠释。
颜福庆：“做医师的人，必须有牺牲个人、服务社会的精神”
“学医的目的，有很多人以为会多赚钱，我想他（们）跑错路了”“我认定做医师的人，必须有牺牲个人、服务社会的精神”，这是我国中华医学会创始人之一、著名医学教育家颜福庆对后人的殷殷嘱托。
1909年6月，颜福庆以出色的成绩从耶鲁博士毕业，成为第一位获得耶鲁医学博士的亚洲人，并且摘得耶鲁医学院最高荣誉——优秀博士毕业生，还被吸收为美国自然科学会会员。这一年，颜福庆27岁。
1910年颜福庆回国，应聘至湖南雅礼会当医生。雅礼会原文为Yale-China Association，直译为“耶鲁-中国协会”，其初衷在于通过来华办理教育和医疗事业，达到其传教目的。当时雅礼会的负责人胡美说：“颜福庆的出现，就像一把火炬，使雅礼会避免了许多灾难。在当时古老、保守的湖南，没有谁能比颜福庆更能赢得中国人的信任了。一旦人们知道，一个海外留学归来、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成了雅礼会的成员，我们的医学大家庭顿时扩大了，长沙人接受雅礼会，就成为现实。”
事实证明，颜福庆的加入，确实给雅礼会在华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在清末民初的动荡年代，在各种政治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岁月里，在激进与保守、热血维新与极端排外相互交织的湖南省，没有谁比颜福庆更能赢得中国百姓的信任了。颜福庆架起了古老中医与现代西医的合作之桥。他创办湖南红十字会、统领京汉铁路沿线鼠疫防治、创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创办肺痨医院等等，使湘雅成为湖南以至整个中南地区的医学中心。
1886年，教会医院和医学院的学生在上海成立了中华博医会，颜福庆成为博医会最早的中国医生。刚刚参加博医会大会时，作为一张陌生的中国面孔，颜福庆面对的是外国同行狐疑甚至不屑的目光，这在颜福庆心中埋下了成立中国人自己的医学团队的种子。
创办上海医学院，是颜福庆一生事业的顶峰。上海医学院在1927年创建后，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短短数年即在中国医学教育界迅速崛起，与外国人办的代表世界水准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代表了国人自办医学院的最高水准。
一所好的医学院，必须要有自己的教学医院。1930年8月，经过近一年的反复思考和论证，颜福庆发出了创建“上海医事中心”的倡议——创建一家规模宏巨、设备齐全的国人医院，这就是中山医院的雏形。筹建中山医院的100万元，是颜福庆挨家挨户上门“乞”来的。那段时间，颜福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一名瘦削的中年人，不管刮风下雨，一手拿雨伞，一手夹本募捐册，坐三等车厢，到了目的地就开始劝人捐钱。只要有捐助的可能，颜福庆都能见缝插针，“有眼必钻”。
1931年3月6日晚，颜福庆应邀给沪江大学医预生作《现代医学教育的趋势》演讲。演讲中，颜福庆提出了“为人群服务”的思想。数年后，他请好友黄炎培将这五个字写进了上海医学院校歌：“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痛苦。”
今天，我们感受老一辈的科学家精神：“学医的目的，有许多人以为能多赚钱，我想他跑错路了，因为做一个真实的医生，是赚不到许多钱的，除非用不正当的方法，要赚钱，还是学别的。用服务人类，为公众利益为目的去学医，这才是最好的，取这种目的人，才是人类的服务者。”
本版稿件由本報记者杨洋、王瑶、周晓艳、武茜茜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宣讲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