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商务周刊》：在目前发达国家纷纷爆发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摩托罗拉在中国的策略是否会发生变化?
高瑞彬：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刚好碰到金融危机，我们刚刚宣布业绩，继续重申中国是我们全球的战略重点，把中国作为我们在全球整个战略重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我觉得再次看到了摩托罗拉公司对中国的重视，也对中国这个团队抱有很大的期望。结合这几个方面，我想说金融危机肯定对全世界都会有影响，可是相对来说，中国的影响应该是最小的，在这个基础上中国还有很多机会。
根据第三季度的财报，考虑到整个金融风暴的影响，我们决定在2009年底之前还是继续维持一个公司。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先巩固手机业务，把它做成一个非常健康的事业部。再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公司结构调整会使整个组织更加精简，让我们能够轻装上阵，去面对下一步的竞争。所以我觉得经济危机确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做调整的机会，为下一步的发展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商务周刊》：您在摩托罗拉整15年了，基本上全程见证了摩托罗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您觉得15年间中国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摩托罗拉在其中经历了哪些变迁?
高瑞彬：我觉得细分起来，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模拟、数字和3G。1987年，摩托罗拉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同一年中国首个900MHz模拟移动电话网络在广东开通，那时候的摩托罗拉“大哥大”因为昂贵的价格和不菲的通话费用，还有拿在手里面的派头，一度成为身份的象征。1996年，中国数字通信(GsM)网络开通，手机日益平民化，手机价格从数千元到现在很多是缴纳话费白送手机。2001年6月，中国移动完全关闭模拟移动电话网，“大哥大”悄然退场。摩托罗拉BP机和大哥大的历史，就是中国通讯迅速发展和快速升级的缩影。现在，中国已经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3G标准，摩托罗拉也在欧美主流手机厂商中第一个推出了中国自主标准的TD—sCDMA手机L800t。3G牌照将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发放，中国人享受3G的体验就在眼前。
《商务周刊》：摩托罗拉1 990年代在中国的手机和通信设备领域都曾独占鳌头，后来爱立信和诺基亚等后起之秀的表现压过了摩托罗拉，您认为这种消长背后的背景原因有哪些?您个人觉得，15年间您参与的摩托罗拉在中国的重要战略决策有哪些得失?
高瑞彬：我先讲一下摩托罗拉公司80年的一个历史回顾，这80年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其实移动通信发展也就是25年，移动通信最早是摩托摩拉开创的，汽车电子、半导体的技术，包括BP机，以及美国“登月计划”的通信传输技术都是摩托摩拉发明的。所以我们在不同的阶段，都必须要有新的突破、新的创新。在创新的过程中，随着技术的普及，竞争者更多，我们就需要有一些新的创新，往上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事实上在当时模拟技术过渡到数字技术转换的时候，因为我们模拟技术做得太好了，所以我们不大愿意转换得太快。相对来说，这让我们向数字的转换有点落后。所以我觉得，这当中我们要居安思危，我们做得很好的时候，也是我们有危险的时候。那么反过来讲，现在有危险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机会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竞争对手可能也会犯错误，所以我们也有机会重新发展。
《商务周刊》：具体来说，这样的机会在哪里?
高瑞彬：我觉得，这80年走过来，依靠的是我们不断的创新，所以要走出一个困境，接下来我们还是要靠创新，从技术创新、应用创新到服务创新、组织创新，从各方面创新。摩托罗拉刚刚宣布会整合我们的手机软件平台，采用谷歌的Android平台。这对我们下一步的移动互联网业务会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同时，我们还会采用微软的操作系统来做移动办公的商务应用。我觉得，这两个平台对我们下一步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好处，我们以后开发出来的终端会更符合消费者和企业用户在互联网上的需求，我们会提供给用户更多丰富的应用，来满足他们在宽带网络方面的需求。我们现在这个抉择做得非常及时，有助于我们下一步发展。
《商务周刊》：这两部分的研发都放在中国进行吗?
高瑞彬：对，我们在这里有很大一个开发团队，我们这个研发中心除了研发之外，还准备了很多先进的实验室，进行整个手机测试，包括电磁波干扰对人体的影响，包括我们产品的可靠性、安全性等等。这方面，我们也是唯一一家在中国具有这样能力的跨国公司。此外，我们在中国研发的深度、力度跟投入都是最大的。一旦我们把这些平台整合好，我们就有这个能力去开发出满足运营商、满足市场和消费者应用的终端。
事实上，1993年摩托罗拉第一个在中国做研发，在研发人员的本土化上面我们也是做的最早。如果你参观过我们的研发中心，可以看到我们是从基础研究做起，包括手机手写识别软件、语音识别软件，还有手机用的环保材料、节能减排等功能，还有下一代的宽带移动通讯技术研究，都是在中国研发基地来做。我们也从事整机产品的开发，包括现在移动通讯和网络设备全球的研发基地都在中国，以中国来支持全球的市场。我们现在有3000多人的研发规模，从基础研发到产品开发都能在中国做，从研发的全方位性，以及深度和广度来说我们都有独到的地方。
高瑞彬：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刚好碰到金融危机，我们刚刚宣布业绩，继续重申中国是我们全球的战略重点，把中国作为我们在全球整个战略重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我觉得再次看到了摩托罗拉公司对中国的重视，也对中国这个团队抱有很大的期望。结合这几个方面，我想说金融危机肯定对全世界都会有影响，可是相对来说，中国的影响应该是最小的，在这个基础上中国还有很多机会。
根据第三季度的财报，考虑到整个金融风暴的影响，我们决定在2009年底之前还是继续维持一个公司。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先巩固手机业务，把它做成一个非常健康的事业部。再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公司结构调整会使整个组织更加精简，让我们能够轻装上阵，去面对下一步的竞争。所以我觉得经济危机确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做调整的机会，为下一步的发展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商务周刊》：您在摩托罗拉整15年了，基本上全程见证了摩托罗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您觉得15年间中国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摩托罗拉在其中经历了哪些变迁?
高瑞彬：我觉得细分起来，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模拟、数字和3G。1987年，摩托罗拉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同一年中国首个900MHz模拟移动电话网络在广东开通，那时候的摩托罗拉“大哥大”因为昂贵的价格和不菲的通话费用，还有拿在手里面的派头，一度成为身份的象征。1996年，中国数字通信(GsM)网络开通，手机日益平民化，手机价格从数千元到现在很多是缴纳话费白送手机。2001年6月，中国移动完全关闭模拟移动电话网，“大哥大”悄然退场。摩托罗拉BP机和大哥大的历史，就是中国通讯迅速发展和快速升级的缩影。现在，中国已经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3G标准，摩托罗拉也在欧美主流手机厂商中第一个推出了中国自主标准的TD—sCDMA手机L800t。3G牌照将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发放，中国人享受3G的体验就在眼前。
《商务周刊》：摩托罗拉1 990年代在中国的手机和通信设备领域都曾独占鳌头，后来爱立信和诺基亚等后起之秀的表现压过了摩托罗拉，您认为这种消长背后的背景原因有哪些?您个人觉得，15年间您参与的摩托罗拉在中国的重要战略决策有哪些得失?
高瑞彬：我先讲一下摩托罗拉公司80年的一个历史回顾，这80年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其实移动通信发展也就是25年，移动通信最早是摩托摩拉开创的，汽车电子、半导体的技术，包括BP机，以及美国“登月计划”的通信传输技术都是摩托摩拉发明的。所以我们在不同的阶段，都必须要有新的突破、新的创新。在创新的过程中，随着技术的普及，竞争者更多，我们就需要有一些新的创新，往上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事实上在当时模拟技术过渡到数字技术转换的时候，因为我们模拟技术做得太好了，所以我们不大愿意转换得太快。相对来说，这让我们向数字的转换有点落后。所以我觉得，这当中我们要居安思危，我们做得很好的时候，也是我们有危险的时候。那么反过来讲，现在有危险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机会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竞争对手可能也会犯错误，所以我们也有机会重新发展。
《商务周刊》：具体来说，这样的机会在哪里?
高瑞彬：我觉得，这80年走过来，依靠的是我们不断的创新，所以要走出一个困境，接下来我们还是要靠创新，从技术创新、应用创新到服务创新、组织创新，从各方面创新。摩托罗拉刚刚宣布会整合我们的手机软件平台，采用谷歌的Android平台。这对我们下一步的移动互联网业务会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同时，我们还会采用微软的操作系统来做移动办公的商务应用。我觉得，这两个平台对我们下一步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好处，我们以后开发出来的终端会更符合消费者和企业用户在互联网上的需求，我们会提供给用户更多丰富的应用，来满足他们在宽带网络方面的需求。我们现在这个抉择做得非常及时，有助于我们下一步发展。
《商务周刊》：这两部分的研发都放在中国进行吗?
高瑞彬：对，我们在这里有很大一个开发团队，我们这个研发中心除了研发之外，还准备了很多先进的实验室，进行整个手机测试，包括电磁波干扰对人体的影响，包括我们产品的可靠性、安全性等等。这方面，我们也是唯一一家在中国具有这样能力的跨国公司。此外，我们在中国研发的深度、力度跟投入都是最大的。一旦我们把这些平台整合好，我们就有这个能力去开发出满足运营商、满足市场和消费者应用的终端。
事实上，1993年摩托罗拉第一个在中国做研发，在研发人员的本土化上面我们也是做的最早。如果你参观过我们的研发中心，可以看到我们是从基础研究做起，包括手机手写识别软件、语音识别软件，还有手机用的环保材料、节能减排等功能，还有下一代的宽带移动通讯技术研究，都是在中国研发基地来做。我们也从事整机产品的开发，包括现在移动通讯和网络设备全球的研发基地都在中国，以中国来支持全球的市场。我们现在有3000多人的研发规模，从基础研发到产品开发都能在中国做，从研发的全方位性，以及深度和广度来说我们都有独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