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范仲淹《渔家傲·秋思》与苏轼《江神子·猎词》同为宋词中抵御西夏之词，但二者无论用词、情感、意象、风格皆不相同，究其原因，则因时代背景之不同，价值身份之差异，词风演变之过程，而最为本质的则是社会思潮之影响，即有无道学内涵之充实。从此二首词中，即可看出北宋前、中期士人对待西夏问题的态度转变，又可见出社会思潮对士人思想的开拓发展。
关键词：《渔家傲·秋思》 《江神子·猎词》 时代背景 身份差异 词风演变 道学精神
两宋时期，民族矛盾空前加剧，前有辽、西夏虎视眈眈，后有金、蒙古踏破河山，边疆烽火连绵不绝。广大士人面对此一现状，或驻守边疆，或建言献策，或吟咏高歌，留下许多感人事迹和动人篇章。这其中，姑且将御边西夏之作命名为御夏词，取抵御西夏之意。此中名篇甚多，仅选取范仲淹《渔家傲·秋思》与苏轼《江神子·猎词》二首，以论述北宋前、中期时代精神之衍变。
渔家傲·秋思
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东轩笔录》卷之十一：“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及王尚书素出守平凉，文忠亦作《渔家傲》一词以送之，其断章曰：‘戰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顾谓王曰：‘此真元帅之事也。’”{1}这首词作于康定元年（1040）至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兼延州知州时。据史载，北宋仁宗年间，宋与西夏纷争不休。范仲淹临危受命，镇守西北边疆。任职期间，号令严明，爱抚士兵，并招徕诸羌推心接纳，深为西夏所惮服，称其“腹中有数万甲兵”。《宋史纪事本末》称：“诸羌皆受命，自是为中国用，羌人亲爱之，呼为‘龙图老子’。”此首词即表现范仲淹对西北战事危局的忧思之情。
江神子·猎词
苏轼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于《与鲜于子骏书》中称：“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足见其激赏之意。这首词作于神宗熙宁八年（1075），时苏轼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此年春、夏，密州旱蝗相继，苏轼曾往常山祈雨，后果得雨。十月间，再往常山祭谢，归途中与同官会猎于铁沟附近，作《江神子》以述酒酣会猎的情景与感受。此处之“天狼”是为星名，《晋书·天文志》云：“狼一星在东井南，为野将，主侵掠。”此处引指为西夏。用于此处，则将一次普通的狩猎活动升华为保卫边疆的演习之战。
此二首皆为御夏词，但情感表达及政治主张均不相同。两人在面对同一问题时，作品风格如此悬殊。这不仅是身份、性格上的差异，更是时代精神所导致的必然，是更深层，更本质的不同。
首先是时代背景的不同。范仲淹身处真、仁宗时代，时李元昊自立为帝，宋夏战乱不断。由于积贫积弱，边防空虚，宋军一败于延州，再败于好水川，三败于定川寨。西部边患一时成为北宋朝廷议事日程上的头等重大问题，即所谓“空国事边”。范仲淹正是在此时受命戍守边疆。因此，创作此词的背景必是内外交困、悲凉肃杀的，此点从其所用意象，如“衡阳雁”“孤城”“羌管”等即可知，《金粟词话》称此词“苍凉悲壮，慷慨生哀”是十分准确的。较而言之，其《苏幕遮·怀旧》《御街行·秋日怀旧》及《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等均语意低沉，颇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意。
而苏轼时，北宋已至中期，外患基本解除，并且，经过多年休养生息，社会步入繁盛之时。党争、变法之弊虽初露端倪，但社会在总体上保持着平稳发展的态势。有宋一代一直遭受着异族的严重侵扰，此时国家正处于蒸蒸日上之时，正是杀敌报国、一统山河的好时期。因此，苏轼虽因新旧党之争被贬，但作为士人，身处于此一时代背景，自是期望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政治理想的。而苏轼本又是一豁达洒脱之人，虽身陷逆境犹泰然处之。在其词作中虽偶有消极情绪，但大体风格是坦荡磊落的。《江神子》则更是豪情毕露，一扫《渔家傲》局促怯弱之态，更祛除了从太宗以来，宋人对异族若有若无的恐惧情绪。
其次则是身份价值取向的差异。范仲淹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其次才是文人。他于《岳阳楼记》中所宣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其一生所持守的政治准则。因此在词中所表现的，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忧国忧民的情怀。当时局势复杂，困难重重，因此词的格调自然不会是昂扬慷慨的，而更具有杜甫沉郁顿挫之质。尤其“末句，直道将军与三军之愁苦，大笔凝重而沉痛。惟士气如此，何以克敌制胜？”{2}气势萧瑟悲壮，与“黍离之悲”虽不中，亦不远矣。
而苏轼则是一个典型的文人，其于《文说》中称：“吾文如万斜泉涌，不择地而出。在乎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地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此一特点在词中更为凸显。苏轼作词，一任性情舒展，似李白作诗，汪洋恣肆。胡致堂曰：“词至东坡，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浩歌，超乎尘垢之外。”{3}在本首词中亦表现得酣畅淋漓。以一介太守身份，向历史风云人物发起挑战，表现出舍我其谁与“犯我大宋者，虽远必诛”的豪情，格调是激昂向上的。
再则就是词自身发展规律的衍变。北宋前期，词作依旧不出伤春悲秋、离愁别绪、男欢女爱、恋情相思的花间藩篱，香软侧艳，旖旎柔媚是其基本特征。虽偶有大胆创新之处，如潘阆《酒泉子》之洒脱明快，王禹 《点绛唇》之清新旷远等，但词作偏少，且以小令居多，难以形成风气。真、仁宗时代，词风渐变。欧阳修以其风流儒雅，晏殊以其雍容闲雅扩充词的精神层面，柳永则以疏狂俗艳扩展了词的内容层面。至此，宋词词体大备。但由于缺少理性涵容，囿于具体情事，因而缺乏蒿目时艰之感，难以超脱。而《渔家傲》即在于以其孤高持立于这个时代，萧疏理趣却未能超越凄凉，词品虽佳但气骨不高。 至苏轼时期，词的内容范式已基本确立，苏轼及其门下弟子延续欧、晏、柳所开创之路，扩大词境，提高词品，改造词风。“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将宋人所确立的价值观及道学精神充斥于词中，使词之气格为之一变。《江神子》即初步表明了苏轼的这种倾向：虽身处逆境犹能以逸趣超脱出之，无一点芜秽尘俗之气。苏轼此词以游猎这一日常活动体证着道学理趣，表现其人生感悟，于平常日用中现出胸中丘壑，即所谓“推天道以平民事”“极高明而道中庸”。
但二词之所以气象疏离，究其本质是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整个北宋的社会、文艺思潮可以欧阳修为界，分为前后两部分，前期文化是以古文家为主角，后期则是道学家的天堂。”{4}道学始自欧阳修以后，在此之前，宋人以大唐盛世为模范，以恢复道统为归趣，力图重建唐帝国理性与价值观。但范仲淹所处的真、仁宗时代，一方面古文家想要树立的帝国理念在士人心中逐步稳固，另一方面随着各种矛盾的日趋膨胀、错综，帝国理念在广大士人那里仅止于理想层面，由此现實与理想间的反差，造成士大夫心灵深处极端的苦闷。{5}反映在词中则是浓郁的伤感、追悔气质与沉重焦灼之感，即所谓的萧疏凄凉。与范仲淹同时代的晏殊、欧阳修等均有此特质，即词中之情虽炙热，但更多是具体情事的隐含，缺乏理性持守。可以说，这是那个时代天人隔断所造成的独立苍茫。如果说欧阳修以情入理，于伤感中有豪宕之意兴，即“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晏殊以情超脱，于伤感中有旷达的情怀，即“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柳永为情所累，于伤感中有萧疏的气息，即“拟把疏狂图一醉”。那么范仲淹作为古文家时代的代表之一，其饱满的古文家的理论以理解华夷、边塞而呈示，其古文家的淡淡的莫名的感伤以华夷、边塞战事而体现，则是初步表现出将政治议论借词以为平台而体现豪放逸兴之感。
欧阳修以后则进入道学家的时代。道学家以重建社会理想、人文理想为使命，以宇宙精神为追求目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苏轼正处于此一道学蓬勃发展，即所谓“北宋五子”阶段，并成功地将自己的思想融会发展为蜀学一脉。此时道学家充实的理性已转换成主体精神，体现在东坡身上则是积极的精神、向上的热情和风流体态。苏轼词以豪放心态进一步扩展词境，使词更成为表达性情平台，词中所述成为性情及特征的隐喻。《江神子》直面于情而能以超然处之的态度，正是苏轼身处这一时期的写照，表现出宋人喷薄而出的性情特征，即所谓的“推天道以平民事”。正是在此一时期，词作由于受到苏轼及其门下弟子的道学涵泳，完成了从士大夫词到文人词的转换。开始从对客体的描摹转向对主体的写照，表达对人情、人性的探讨及天人终极关怀，以达于生命本真。《江神子》虽未达到此种境界，但业已流露出洒脱、超然之质。
总之，《渔家傲》与《江神子》的不同，不仅是时代背景的不同、身份的差异及词风的发展，更是由于社会思潮的演变，是价值观的转变。如果说《渔家傲》表露出古文家试图追慕唐人，重建帝国理性而不得的茫然焦灼，有“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的辗转反侧。那么《江神子》则是苏轼隐喻自己的时代精神，意味着以个体对话天人宇宙，将人格理想在词中落实、践履。如果称以范仲淹、欧阳修、晏殊为代表的古文家是在追寻远去的大唐盛世，则以“北宋五子”、苏轼及其门人为代表的道学家是在建立自己的价值标准。从此二首词中，不仅可看出从北宋前期至中期士人对待西夏问题的态度悄然转变，又可见出社会思潮在士人思想中的冲击拓展。如果称《渔家傲》代表着道统时代的结束，那么《江神子》则代表着性情时代的到来。
{1} 唐圭璋：《宋词纪事》，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1页。
{2}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9页。
{3} 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83页。
{4}⑤ 张兆勇：《苏轼和陶诗与北宋文人词》，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第171页。
参考文献：
[1] 张兆勇.苏轼和陶诗与北宋文人词[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
[2] 陶尔夫，诸葛忆兵.北宋词史[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4.
[3] 唐圭璋.宋词纪事[M].北京：中华书局，2016.
作 者：陆楠楠，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编 辑：赵红玉
关键词：《渔家傲·秋思》 《江神子·猎词》 时代背景 身份差异 词风演变 道学精神
两宋时期，民族矛盾空前加剧，前有辽、西夏虎视眈眈，后有金、蒙古踏破河山，边疆烽火连绵不绝。广大士人面对此一现状，或驻守边疆，或建言献策，或吟咏高歌，留下许多感人事迹和动人篇章。这其中，姑且将御边西夏之作命名为御夏词，取抵御西夏之意。此中名篇甚多，仅选取范仲淹《渔家傲·秋思》与苏轼《江神子·猎词》二首，以论述北宋前、中期时代精神之衍变。
渔家傲·秋思
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东轩笔录》卷之十一：“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及王尚书素出守平凉，文忠亦作《渔家傲》一词以送之，其断章曰：‘戰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顾谓王曰：‘此真元帅之事也。’”{1}这首词作于康定元年（1040）至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兼延州知州时。据史载，北宋仁宗年间，宋与西夏纷争不休。范仲淹临危受命，镇守西北边疆。任职期间，号令严明，爱抚士兵，并招徕诸羌推心接纳，深为西夏所惮服，称其“腹中有数万甲兵”。《宋史纪事本末》称：“诸羌皆受命，自是为中国用，羌人亲爱之，呼为‘龙图老子’。”此首词即表现范仲淹对西北战事危局的忧思之情。
江神子·猎词
苏轼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于《与鲜于子骏书》中称：“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足见其激赏之意。这首词作于神宗熙宁八年（1075），时苏轼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此年春、夏，密州旱蝗相继，苏轼曾往常山祈雨，后果得雨。十月间，再往常山祭谢，归途中与同官会猎于铁沟附近，作《江神子》以述酒酣会猎的情景与感受。此处之“天狼”是为星名，《晋书·天文志》云：“狼一星在东井南，为野将，主侵掠。”此处引指为西夏。用于此处，则将一次普通的狩猎活动升华为保卫边疆的演习之战。
此二首皆为御夏词，但情感表达及政治主张均不相同。两人在面对同一问题时，作品风格如此悬殊。这不仅是身份、性格上的差异，更是时代精神所导致的必然，是更深层，更本质的不同。
首先是时代背景的不同。范仲淹身处真、仁宗时代，时李元昊自立为帝，宋夏战乱不断。由于积贫积弱，边防空虚，宋军一败于延州，再败于好水川，三败于定川寨。西部边患一时成为北宋朝廷议事日程上的头等重大问题，即所谓“空国事边”。范仲淹正是在此时受命戍守边疆。因此，创作此词的背景必是内外交困、悲凉肃杀的，此点从其所用意象，如“衡阳雁”“孤城”“羌管”等即可知，《金粟词话》称此词“苍凉悲壮，慷慨生哀”是十分准确的。较而言之，其《苏幕遮·怀旧》《御街行·秋日怀旧》及《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等均语意低沉，颇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意。
而苏轼时，北宋已至中期，外患基本解除，并且，经过多年休养生息，社会步入繁盛之时。党争、变法之弊虽初露端倪，但社会在总体上保持着平稳发展的态势。有宋一代一直遭受着异族的严重侵扰，此时国家正处于蒸蒸日上之时，正是杀敌报国、一统山河的好时期。因此，苏轼虽因新旧党之争被贬，但作为士人，身处于此一时代背景，自是期望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政治理想的。而苏轼本又是一豁达洒脱之人，虽身陷逆境犹泰然处之。在其词作中虽偶有消极情绪，但大体风格是坦荡磊落的。《江神子》则更是豪情毕露，一扫《渔家傲》局促怯弱之态，更祛除了从太宗以来，宋人对异族若有若无的恐惧情绪。
其次则是身份价值取向的差异。范仲淹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其次才是文人。他于《岳阳楼记》中所宣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其一生所持守的政治准则。因此在词中所表现的，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忧国忧民的情怀。当时局势复杂，困难重重，因此词的格调自然不会是昂扬慷慨的，而更具有杜甫沉郁顿挫之质。尤其“末句，直道将军与三军之愁苦，大笔凝重而沉痛。惟士气如此，何以克敌制胜？”{2}气势萧瑟悲壮，与“黍离之悲”虽不中，亦不远矣。
而苏轼则是一个典型的文人，其于《文说》中称：“吾文如万斜泉涌，不择地而出。在乎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地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此一特点在词中更为凸显。苏轼作词，一任性情舒展，似李白作诗，汪洋恣肆。胡致堂曰：“词至东坡，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浩歌，超乎尘垢之外。”{3}在本首词中亦表现得酣畅淋漓。以一介太守身份，向历史风云人物发起挑战，表现出舍我其谁与“犯我大宋者，虽远必诛”的豪情，格调是激昂向上的。
再则就是词自身发展规律的衍变。北宋前期，词作依旧不出伤春悲秋、离愁别绪、男欢女爱、恋情相思的花间藩篱，香软侧艳，旖旎柔媚是其基本特征。虽偶有大胆创新之处，如潘阆《酒泉子》之洒脱明快，王禹 《点绛唇》之清新旷远等，但词作偏少，且以小令居多，难以形成风气。真、仁宗时代，词风渐变。欧阳修以其风流儒雅，晏殊以其雍容闲雅扩充词的精神层面，柳永则以疏狂俗艳扩展了词的内容层面。至此，宋词词体大备。但由于缺少理性涵容，囿于具体情事，因而缺乏蒿目时艰之感，难以超脱。而《渔家傲》即在于以其孤高持立于这个时代，萧疏理趣却未能超越凄凉，词品虽佳但气骨不高。 至苏轼时期，词的内容范式已基本确立，苏轼及其门下弟子延续欧、晏、柳所开创之路，扩大词境，提高词品，改造词风。“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将宋人所确立的价值观及道学精神充斥于词中，使词之气格为之一变。《江神子》即初步表明了苏轼的这种倾向：虽身处逆境犹能以逸趣超脱出之，无一点芜秽尘俗之气。苏轼此词以游猎这一日常活动体证着道学理趣，表现其人生感悟，于平常日用中现出胸中丘壑，即所谓“推天道以平民事”“极高明而道中庸”。
但二词之所以气象疏离，究其本质是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整个北宋的社会、文艺思潮可以欧阳修为界，分为前后两部分，前期文化是以古文家为主角，后期则是道学家的天堂。”{4}道学始自欧阳修以后，在此之前，宋人以大唐盛世为模范，以恢复道统为归趣，力图重建唐帝国理性与价值观。但范仲淹所处的真、仁宗时代，一方面古文家想要树立的帝国理念在士人心中逐步稳固，另一方面随着各种矛盾的日趋膨胀、错综，帝国理念在广大士人那里仅止于理想层面，由此现實与理想间的反差，造成士大夫心灵深处极端的苦闷。{5}反映在词中则是浓郁的伤感、追悔气质与沉重焦灼之感，即所谓的萧疏凄凉。与范仲淹同时代的晏殊、欧阳修等均有此特质，即词中之情虽炙热，但更多是具体情事的隐含，缺乏理性持守。可以说，这是那个时代天人隔断所造成的独立苍茫。如果说欧阳修以情入理，于伤感中有豪宕之意兴，即“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晏殊以情超脱，于伤感中有旷达的情怀，即“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柳永为情所累，于伤感中有萧疏的气息，即“拟把疏狂图一醉”。那么范仲淹作为古文家时代的代表之一，其饱满的古文家的理论以理解华夷、边塞而呈示，其古文家的淡淡的莫名的感伤以华夷、边塞战事而体现，则是初步表现出将政治议论借词以为平台而体现豪放逸兴之感。
欧阳修以后则进入道学家的时代。道学家以重建社会理想、人文理想为使命，以宇宙精神为追求目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苏轼正处于此一道学蓬勃发展，即所谓“北宋五子”阶段，并成功地将自己的思想融会发展为蜀学一脉。此时道学家充实的理性已转换成主体精神，体现在东坡身上则是积极的精神、向上的热情和风流体态。苏轼词以豪放心态进一步扩展词境，使词更成为表达性情平台，词中所述成为性情及特征的隐喻。《江神子》直面于情而能以超然处之的态度，正是苏轼身处这一时期的写照，表现出宋人喷薄而出的性情特征，即所谓的“推天道以平民事”。正是在此一时期，词作由于受到苏轼及其门下弟子的道学涵泳，完成了从士大夫词到文人词的转换。开始从对客体的描摹转向对主体的写照，表达对人情、人性的探讨及天人终极关怀，以达于生命本真。《江神子》虽未达到此种境界，但业已流露出洒脱、超然之质。
总之，《渔家傲》与《江神子》的不同，不仅是时代背景的不同、身份的差异及词风的发展，更是由于社会思潮的演变，是价值观的转变。如果说《渔家傲》表露出古文家试图追慕唐人，重建帝国理性而不得的茫然焦灼，有“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的辗转反侧。那么《江神子》则是苏轼隐喻自己的时代精神，意味着以个体对话天人宇宙，将人格理想在词中落实、践履。如果称以范仲淹、欧阳修、晏殊为代表的古文家是在追寻远去的大唐盛世，则以“北宋五子”、苏轼及其门人为代表的道学家是在建立自己的价值标准。从此二首词中，不仅可看出从北宋前期至中期士人对待西夏问题的态度悄然转变，又可见出社会思潮在士人思想中的冲击拓展。如果称《渔家傲》代表着道统时代的结束，那么《江神子》则代表着性情时代的到来。
{1} 唐圭璋：《宋词纪事》，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1页。
{2}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9页。
{3} 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83页。
{4}⑤ 张兆勇：《苏轼和陶诗与北宋文人词》，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第171页。
参考文献：
[1] 张兆勇.苏轼和陶诗与北宋文人词[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
[2] 陶尔夫，诸葛忆兵.北宋词史[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4.
[3] 唐圭璋.宋词纪事[M].北京：中华书局，2016.
作 者：陆楠楠，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编 辑：赵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