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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的脚步，小说创作开始将艺术笔触聚焦在人性描写上，使得新时期小说开始向文学本体复归，重新焕发出启蒙的曙光。从20世纪80年代的高晓声、张一弓、何士光，到20世纪90年代的毕飞宇、余华、李锐，再到新世纪的阎连科、刘庆邦、贾平凹等作家，继承“五四”启蒙主义思想传统，在揭示精神创伤，述说历史苦痛，展示民间苦难的同时，批判国民的灵魂痼疾，关注个体的存在价值，发掘平凡的人性光芒，呈现社会转型期乡土人性书写的时代新特征。
关键词：新时期 乡土小说 人性书写 苦难叙事
英国哲学家休谟在《人性论》中指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的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与人性离得多远，他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①那么何为人性呢？人性，是指人在其生命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全部自然属性的综合，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人的本质应该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其自然属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如食欲、性欲、占有欲等；其社会属性是自然属性在社会领域里的延伸，在现实中则体现为种种心理活动和行为，如人的交往、理解、爱、尊重以及自我实现中表现出的善良、同情、正义、仇恨、嫉妒、邪恶等善恶心理和情感。这两方面的内容基本上构成了完整的人性内涵。②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人性”始终是一个既沉重又敏感的话题。早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周作人就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人的文学”成为了新文学运动的一个中心思想，同时也是贯穿整个中国新文学的一个基本命题。此后，梁实秋与“左”翼文学阵营之间围绕着“人性”与“阶级性”发生了著名的论战。1928年，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下，阶级理论否定了“五四”时期的自然人性理论，从而导致普遍的人性论被具体的阶级论所替代。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里，关于人性问题的简单理解与处理，导致文学作品中的人性书写相对弱化甚至被遮蔽。进入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的脚步，小说创作开始將艺术的笔触聚焦在人性描写上，使得新时期乡土小说开始向文学的本体复归，重新焕发出启蒙的曙光。从20世纪80年代的高晓声、张一弓、何士光，到20世纪90年代的毕飞宇、余华、李锐，再到新世纪的阎连科、刘庆邦、贾平凹等作家，继承“五四”启蒙主义思想传统，在揭示精神创伤，述说成长苦痛，展示历史苦难的同时，批判国民的灵魂痼疾，关注个体的存在价值，发掘平凡的人性光芒，呈现社会转型期乡土人性书写的时代新特征。
一、历史转折语境下的伤痕呈现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一个历史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重新回归到现实和人自身，开始反思政治话语对人性的遮蔽，其源头是“伤痕文学”。其发轫之作是四川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随后，中国当代文坛出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前期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古华、张一弓、周克芹、张贤亮、高晓声、叶蔚林等一批乡土作家，以人道主义审视农民的命运沉浮，在其创作中展示了普通人物的曲折命运，揭示了农民心灵深处的精神创伤，呼唤农民作为人的尊严、价值和权利。
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就通过四川山村葫芦坝农民许茂的命运遭遇，揭示了农民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小说主人公许茂在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不仅住上了一座气派、宽敞、明亮的三合头草房大院，还养育了九个女儿。但后来在阶级话语重压下，他变得孤僻自私、固执奸诈，不仅乘人之危故意压价倒卖菜油，还置家庭亲情于不顾，宁愿让自己的三合头草房空着也不肯接纳遭灾的大女儿一家，家中遭“贼”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女儿安危而是粮食衣服，大女儿病逝时因怕受牵连而不闻不问。小说再现了社会变迁给农村和农民带来的影响，展现了人们在复杂矛盾面前的人性扭曲，探讨了个人的悲剧命运与社会发展变动之间的关系。同样，古华的《芙蓉镇》也通过乡村普通小人物的命运演绎，折射出历史苦难给人们心灵造成的伤害。小说中的反面人物李国香，是县商业局的人事干部，本来将要提拔为商业局副局长，但因与他人通奸一事败露，被下放到芙蓉镇当饮食店经理。李国香一到来，芙蓉镇就失去了往日的宁静。“豆腐西施”胡玉音因米豆腐摊子生意兴隆，便遭受李国香的违规核查。民政干事黎满庚因不愿接受她舅舅杨民高的撮合，而被打发到乡政府当炊事员。后来，李国香主动勾引粮站主任谷燕山，但却在这位四十出头的单身汉面前碰了壁。于是，她在芙蓉镇极尽整人之能事，把个好端端的芙蓉镇搞得猫弹狗跳、人畜不宁。小说在人性反思上显得极为冷静理智，在剖析作品人物的同时也剖析着自己，让人们看到了那个时代阶级性对人性的吞噬。通过对《芙蓉镇》的重新解读，我们会看到改革进程所带来的政治、审美、人性等变迁之间的隐秘关联以及“新时期”的文学如何表征出对人和人性做出的重新阐释和定义，这也是“文学是人学”的真正意味所在。
相对于古华而言，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则通过从邢老汉一生中截取的几个片段，展示了小人物精神生活的惨痛。邢老汉解放前打了十几年长工，一直没有能力娶个女人。到了四十岁那年别人给他介绍了个女人，可他的女人老是病病歪歪的，结果跟他一起生活了八个月就死了，同时也把几年的积蓄都折腾光了。1972年邻省发生大旱灾，一个逃荒女子与他重建了一个酸楚而温暖的家，但不久因家庭变故怕连累他便悄悄离开了邢老汉。为了排遣孤独寂寞，邢老汉养了一条黄狗，作为唯一的安慰和寄托，但这条狗也在当时的“打狗运动”中被枪杀，邢老汉终于在这接踵而至的打击下凄然老去。可见，在那特殊政治环境和物质极为匮乏的时代，人的生命、生存是何等沉重，小说从不同角度表达这个生存的逻辑，展示人性的生存本能在煎熬中的执着不泯。邢老汉这种一波三折的命运也同样发生在李顺大（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身上。李顺大是陈家村的一个穷苦人，土地改革分得了土地但没有房子，于是便立下造三间屋的奋斗目标，但多次在政治运动中功亏一篑，受尽了肉体和精神的折磨。直到1977年在新走马上任的老书记帮助下，李顺大才终于圆了造屋梦。造屋这个看似简单的人生目标，李顺大却用了近三十年才完成。小说通过李顺大一波三折的苦难命运，展现了农民的软弱、盲从和保守以及他们对自身历史处境的不自觉，从而无法获得主宰自己命运的力量和能力的现实。另外，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通过普通农民坎坷的人生经历，书写出普通民众人性被扭曲的悲剧，寄托着呼唤人的尊严的强烈意愿。这些小说书写普通个体在特殊环境中遭受的创伤，并通过他们所承受的创伤来反思历史。这种反思是作家群体在特定历史语境下，面对共同历史记忆而形成的创伤书写，而且这种非个人化创伤叙事与当时社会思潮保持着高度的同步性。 二、日常生活叙事中的苦痛审视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新时期社会语境的变迁，文学史中的“伤痕”和“反思”文学思潮虽已渐行渐远，但一批“晚生代”作家在创伤叙事上则做出了新的艺术探索。他们将叙事视点“下沉”，在“去政治化”的叙述方式中，从“人民”话语还原到世俗日常生活中，如毕飞宇的《玉米》《平原》，余华的《活着》《在细雨中呼喊》等小说，在世俗日常生活中均展现了个体生命的成长苦痛和悲苦命运以及荒诞恶劣的现实境遇下人性的扭曲与异化，重构了一幅更加复杂多元的乡村历史生活图景。
毕飞宇的《玉米》系列小说通过玉米、玉秀、玉秧三姐妹的成长历程，展现了农村女性在基层权力斗争下的成长苦痛。主人公玉米是王家庄村支书王连方的长女，在父亲的庇护下享有相当的威信，一度与飞行员彭国梁联为婚姻。但随着父亲在村中地位的崩塌，玉米成为牺牲品，与飞行员彭国梁的婚姻大事告吹。此时的玉米遭受到家庭权势的崩溃与理想婚姻顿时化为泡影的双重失落。在这种情形下，玉米不惜把自己作为填房嫁给了一个在年龄上与她父亲相仿的公社副主任。同样，玉秀这位风姿绰约的少女，对人生充满天真的幻想，却在一个晚上看电影之际遭到强暴，跌进黑暗的深渊而痛不欲生，最后只得乞求姐夫为她安排一条生路，然而在对权力与亲情的依附中，依然没有逃脱生活的厄运。相比玉米、玉秀而言，玉秧长相平庸，生来就不讨喜，但因学习好考上师范学校，轰动了整个王家庄。进入省城学校念书后，这位本来天真无邪的少女，受魏向东老师指使充当校方耳目，并一步步走进魏向东为她挖好的陷阱里。从玉米到玉秀再到玉秧，她们在艰难的挣扎中试图改变个人的生存环境与悲苦命运，但却在无助的挣扎中身不由己地跌入欲望的陷阱，最终导致人性的扭曲与自我价值的失落。小说展示了荒诞恶劣的现实境遇导致人格的异化和人性的失落，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特殊时代”产生的思想根源。
在毕飞宇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平原》中，主人公端方高中毕业后回到王家庄务农，觉得自己在一个狭小的，甚至是难以呼吸的空间中苟延残喘。为此，他试图通过讨好村支部书记吴曼玲，获得出去当兵的机会，但最终还是没能逃出王家庄。在端方身上，“几乎聚集了作者对所有青春记忆中最为刻骨的伤痛，以至于这个人物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苦闷的象征——象征着青春的苦闷，智慧的苦闷，热情的苦闷，力量的苦闷”③。从某种程度上说，端方的疼痛正是中国乡村青年在成长过程中急切想要改变自身命运所要普遍经历的疼痛。同时，从端方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深处的晦暗、自私和暴烈以及带有青春苦闷无处发泄的痛苦与冲撞，还有对理想的渴求而又無力实现后的自我撕裂。同样，下乡女知识青年吴曼玲，因为追求政治上的进步一心扑在工作上，俨然把自己变成“女铁人”，几乎压抑了作为女性的所有自然欲望。她虽因政治上表现突出成为村支书，成了王家庄的最高权力者，但政治上的成功带来的却是人性上的失意。她爱着端方却又无法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在极度的矛盾中只能找狗寻找慰藉。这种对政治的狂热追求和对自身作为女性存在的忽视，正是特殊时期历史错位在一位普通女性身上的具体表现。还有顾先生、老骆驼、三丫等人，都在一股无法摆脱的力量左右下，在王家庄上演了一幕幕人生悲喜剧，没有一个人能逃脱历史的宿命感。
相对于毕飞宇而言，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中，主人公孙光林等一批青年充满了成长的焦虑与恐惧，作者笔下的儿童世界丧失了纯真的童心，充满了阴谋、陷害、冷漠、世故以及青春期的性意识混乱。小说以主人公孙光林的成长经历对个体命运进行了深刻的解读和独特的阐释，真实地展现了青年一代成长中所体会到的孤独、茫然和绝望的情感体验，并在困惑失落中发出了超越绝望的呼喊。另外，余华《兄弟》里的李光头等少年，在整个社会道德状况混乱的环境下，不但失去了成长的规范，而且深受人性丑陋的成人世界的影响。苏童的《黄雀记》里的“香椿树街”，一群少年在社会秩序被颠覆之后，被抛入一个无比“自由”的“游戏”空间，我们从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些在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年轻生命，一些徘徊在青石板路上的扭曲的灵魂”。可见，乡村社会的伦理体系与阶级话语结合所形成的特殊社会状态，钳制和扭曲着生活在这里心怀希冀的乡村青年人的美好人性。
三、民间话语视角下的人性反思
进入新世纪前后，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宽松和文学理念的变化，对于历史苦难的书写已逐渐从国家意识与集体记忆中突围出来，摆脱通过历史苦难对生命个体的伤害来表达政治理念的窠臼，不仅在历史日常生活叙事中书写出了个体生命所遭受的苦难，更从民间话语的私人空间视角展现对人性异化的文化反思和批判，而且对历史苦难根源的反思不再是政治化的，更多地指向了命运和人性层面的探寻。
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就通过“革命 爱情”的解构式叙事，展现了生命个体在权力欲望角逐中的苦难命运与人性扭曲。主人公高爱军从部队复员回到程岗镇，为了夺权首先拿村支书、老丈人程天青开刀，因此激怒老婆桂枝而致使她上吊自杀。桂枝突如其来的死使程天青感到天塌地陷，然而高爱军却给他罗列出二十六条罪状，逼得老丈人真正发了疯。面对妻子的死和老丈人的疯，高爱军不仅内心深处不曾有一丝愧疚和悲哀，还心安理得地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相对于高爱军，夏红梅的所作所为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当二人在地道偷情被丈夫程庆东发现后，夏红梅一句“爱军，庆东一出去你我全完”的提醒，使脑子一片空白的高爱军顿起杀机，用铁锨将抱着二人衣服仓皇逃离的程庆东砍死。更有甚者，他俩从监狱里逃了出来后，故意在程寺当着程天民的面做“那事儿”。由此可见，复仇竟然能让人如此少廉寡耻，置起码的道德良心和人伦亲情于不顾。阎连科以权力和欲望角逐的话语狂欢，书写出阶级话语下人性的扭曲与异化。同样，刘庆邦的《平地风雷》也通过书写底层百姓的苦难境况，对人性之恶进行了深刻拷问。小说中的货郎因家里一贫如洗，不得不靠着一副货郎担子来勉强维持生活，但不幸被队长一整再整。周围的“看客”一面鼓动货郎卖货，一面到队长跟前煽风点火，捏造货郎要杀人的谣言，最终他们得到了想要的结果：货郎在走投无路时用劳动工具结束了队长的性命，同时货郎也成为了这群“看客”的刀下鬼。相比鲁迅笔下的看客和那些“吃人”的人，他们显得更加凶残、冷漠和阴险。可以说，这些喜欢“看戏”的人们，正是这场悲剧的导演者，其展现的是愚昧麻木对人性的毁灭性伤害。
人性的异化不仅发生在个体身上，同时也发生在群体身上。王青伟的《村庄秘史》则以老湾和红湾两个古老村庄的故事，真切地展现了人性的泯灭与扭曲。长期以来，老湾村一直受红湾村压迫，后来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老湾人便开始了对红湾人的复仇，不准他们结婚，以致红湾的男人娶不上妻子。在这种情况下，昔日红湾大地主陈抱华的孙子陈生因按捺不住原始性冲动，跟自己的妹妹陈命发生乱伦关系。当事情败露后，陈生在绝望和羞愤中举着砍刀向老湾杀去，继而发展为老湾与红湾的集体暴虐事件。小说从外在的社会思考转向内在的精神重构，对特定历史中国民精神痼疾和病态心理进行了揭示和批判，并从文化层面对人性进行了反思与审视。此外，贾平凹的《古炉》、东西的《后悔录》、刘醒龙的《弥天》、苏童的《河岸》等小说，都展示出畸形环境下国民异化的人性和病态的心理。这里有畸形变态的偷窥，有压抑煎熬的欲火，有嗜血复仇的狂欢，也有亲情缺失的冷漠，还有着愚昧荒唐的邪恶。这些描写与演绎向世人传达着一个信息，那就是国民劣根性根深蒂固，对其改造的任务还很艰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也告诉人们人性启蒙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① 休漠：《人性论》（上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7页。
② 管宁：《小说20年：人性描写的历史演进》，《东南学术》2001年第5期，第85—90页。
③ 洪治纲：《1976：特殊历史中的乡村挽歌——论毕飞宇的长篇小说〈平原〉札记》，《南方文坛》2005年第6期，第43—48页。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南科技学院重点建设学科文艺学学科、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5A075）研究成果
作 者：谷显明，湖南科技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地方文化。
编 辑：李珂
关键词：新时期 乡土小说 人性书写 苦难叙事
英国哲学家休谟在《人性论》中指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的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与人性离得多远，他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①那么何为人性呢？人性，是指人在其生命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全部自然属性的综合，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人的本质应该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其自然属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如食欲、性欲、占有欲等；其社会属性是自然属性在社会领域里的延伸，在现实中则体现为种种心理活动和行为，如人的交往、理解、爱、尊重以及自我实现中表现出的善良、同情、正义、仇恨、嫉妒、邪恶等善恶心理和情感。这两方面的内容基本上构成了完整的人性内涵。②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人性”始终是一个既沉重又敏感的话题。早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周作人就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人的文学”成为了新文学运动的一个中心思想，同时也是贯穿整个中国新文学的一个基本命题。此后，梁实秋与“左”翼文学阵营之间围绕着“人性”与“阶级性”发生了著名的论战。1928年，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下，阶级理论否定了“五四”时期的自然人性理论，从而导致普遍的人性论被具体的阶级论所替代。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里，关于人性问题的简单理解与处理，导致文学作品中的人性书写相对弱化甚至被遮蔽。进入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的脚步，小说创作开始將艺术的笔触聚焦在人性描写上，使得新时期乡土小说开始向文学的本体复归，重新焕发出启蒙的曙光。从20世纪80年代的高晓声、张一弓、何士光，到20世纪90年代的毕飞宇、余华、李锐，再到新世纪的阎连科、刘庆邦、贾平凹等作家，继承“五四”启蒙主义思想传统，在揭示精神创伤，述说成长苦痛，展示历史苦难的同时，批判国民的灵魂痼疾，关注个体的存在价值，发掘平凡的人性光芒，呈现社会转型期乡土人性书写的时代新特征。
一、历史转折语境下的伤痕呈现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一个历史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重新回归到现实和人自身，开始反思政治话语对人性的遮蔽，其源头是“伤痕文学”。其发轫之作是四川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随后，中国当代文坛出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前期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古华、张一弓、周克芹、张贤亮、高晓声、叶蔚林等一批乡土作家，以人道主义审视农民的命运沉浮，在其创作中展示了普通人物的曲折命运，揭示了农民心灵深处的精神创伤，呼唤农民作为人的尊严、价值和权利。
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就通过四川山村葫芦坝农民许茂的命运遭遇，揭示了农民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小说主人公许茂在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不仅住上了一座气派、宽敞、明亮的三合头草房大院，还养育了九个女儿。但后来在阶级话语重压下，他变得孤僻自私、固执奸诈，不仅乘人之危故意压价倒卖菜油，还置家庭亲情于不顾，宁愿让自己的三合头草房空着也不肯接纳遭灾的大女儿一家，家中遭“贼”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女儿安危而是粮食衣服，大女儿病逝时因怕受牵连而不闻不问。小说再现了社会变迁给农村和农民带来的影响，展现了人们在复杂矛盾面前的人性扭曲，探讨了个人的悲剧命运与社会发展变动之间的关系。同样，古华的《芙蓉镇》也通过乡村普通小人物的命运演绎，折射出历史苦难给人们心灵造成的伤害。小说中的反面人物李国香，是县商业局的人事干部，本来将要提拔为商业局副局长，但因与他人通奸一事败露，被下放到芙蓉镇当饮食店经理。李国香一到来，芙蓉镇就失去了往日的宁静。“豆腐西施”胡玉音因米豆腐摊子生意兴隆，便遭受李国香的违规核查。民政干事黎满庚因不愿接受她舅舅杨民高的撮合，而被打发到乡政府当炊事员。后来，李国香主动勾引粮站主任谷燕山，但却在这位四十出头的单身汉面前碰了壁。于是，她在芙蓉镇极尽整人之能事，把个好端端的芙蓉镇搞得猫弹狗跳、人畜不宁。小说在人性反思上显得极为冷静理智，在剖析作品人物的同时也剖析着自己，让人们看到了那个时代阶级性对人性的吞噬。通过对《芙蓉镇》的重新解读，我们会看到改革进程所带来的政治、审美、人性等变迁之间的隐秘关联以及“新时期”的文学如何表征出对人和人性做出的重新阐释和定义，这也是“文学是人学”的真正意味所在。
相对于古华而言，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则通过从邢老汉一生中截取的几个片段，展示了小人物精神生活的惨痛。邢老汉解放前打了十几年长工，一直没有能力娶个女人。到了四十岁那年别人给他介绍了个女人，可他的女人老是病病歪歪的，结果跟他一起生活了八个月就死了，同时也把几年的积蓄都折腾光了。1972年邻省发生大旱灾，一个逃荒女子与他重建了一个酸楚而温暖的家，但不久因家庭变故怕连累他便悄悄离开了邢老汉。为了排遣孤独寂寞，邢老汉养了一条黄狗，作为唯一的安慰和寄托，但这条狗也在当时的“打狗运动”中被枪杀，邢老汉终于在这接踵而至的打击下凄然老去。可见，在那特殊政治环境和物质极为匮乏的时代，人的生命、生存是何等沉重，小说从不同角度表达这个生存的逻辑，展示人性的生存本能在煎熬中的执着不泯。邢老汉这种一波三折的命运也同样发生在李顺大（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身上。李顺大是陈家村的一个穷苦人，土地改革分得了土地但没有房子，于是便立下造三间屋的奋斗目标，但多次在政治运动中功亏一篑，受尽了肉体和精神的折磨。直到1977年在新走马上任的老书记帮助下，李顺大才终于圆了造屋梦。造屋这个看似简单的人生目标，李顺大却用了近三十年才完成。小说通过李顺大一波三折的苦难命运，展现了农民的软弱、盲从和保守以及他们对自身历史处境的不自觉，从而无法获得主宰自己命运的力量和能力的现实。另外，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通过普通农民坎坷的人生经历，书写出普通民众人性被扭曲的悲剧，寄托着呼唤人的尊严的强烈意愿。这些小说书写普通个体在特殊环境中遭受的创伤，并通过他们所承受的创伤来反思历史。这种反思是作家群体在特定历史语境下，面对共同历史记忆而形成的创伤书写，而且这种非个人化创伤叙事与当时社会思潮保持着高度的同步性。 二、日常生活叙事中的苦痛审视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新时期社会语境的变迁，文学史中的“伤痕”和“反思”文学思潮虽已渐行渐远，但一批“晚生代”作家在创伤叙事上则做出了新的艺术探索。他们将叙事视点“下沉”，在“去政治化”的叙述方式中，从“人民”话语还原到世俗日常生活中，如毕飞宇的《玉米》《平原》，余华的《活着》《在细雨中呼喊》等小说，在世俗日常生活中均展现了个体生命的成长苦痛和悲苦命运以及荒诞恶劣的现实境遇下人性的扭曲与异化，重构了一幅更加复杂多元的乡村历史生活图景。
毕飞宇的《玉米》系列小说通过玉米、玉秀、玉秧三姐妹的成长历程，展现了农村女性在基层权力斗争下的成长苦痛。主人公玉米是王家庄村支书王连方的长女，在父亲的庇护下享有相当的威信，一度与飞行员彭国梁联为婚姻。但随着父亲在村中地位的崩塌，玉米成为牺牲品，与飞行员彭国梁的婚姻大事告吹。此时的玉米遭受到家庭权势的崩溃与理想婚姻顿时化为泡影的双重失落。在这种情形下，玉米不惜把自己作为填房嫁给了一个在年龄上与她父亲相仿的公社副主任。同样，玉秀这位风姿绰约的少女，对人生充满天真的幻想，却在一个晚上看电影之际遭到强暴，跌进黑暗的深渊而痛不欲生，最后只得乞求姐夫为她安排一条生路，然而在对权力与亲情的依附中，依然没有逃脱生活的厄运。相比玉米、玉秀而言，玉秧长相平庸，生来就不讨喜，但因学习好考上师范学校，轰动了整个王家庄。进入省城学校念书后，这位本来天真无邪的少女，受魏向东老师指使充当校方耳目，并一步步走进魏向东为她挖好的陷阱里。从玉米到玉秀再到玉秧，她们在艰难的挣扎中试图改变个人的生存环境与悲苦命运，但却在无助的挣扎中身不由己地跌入欲望的陷阱，最终导致人性的扭曲与自我价值的失落。小说展示了荒诞恶劣的现实境遇导致人格的异化和人性的失落，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特殊时代”产生的思想根源。
在毕飞宇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平原》中，主人公端方高中毕业后回到王家庄务农，觉得自己在一个狭小的，甚至是难以呼吸的空间中苟延残喘。为此，他试图通过讨好村支部书记吴曼玲，获得出去当兵的机会，但最终还是没能逃出王家庄。在端方身上，“几乎聚集了作者对所有青春记忆中最为刻骨的伤痛，以至于这个人物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苦闷的象征——象征着青春的苦闷，智慧的苦闷，热情的苦闷，力量的苦闷”③。从某种程度上说，端方的疼痛正是中国乡村青年在成长过程中急切想要改变自身命运所要普遍经历的疼痛。同时，从端方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深处的晦暗、自私和暴烈以及带有青春苦闷无处发泄的痛苦与冲撞，还有对理想的渴求而又無力实现后的自我撕裂。同样，下乡女知识青年吴曼玲，因为追求政治上的进步一心扑在工作上，俨然把自己变成“女铁人”，几乎压抑了作为女性的所有自然欲望。她虽因政治上表现突出成为村支书，成了王家庄的最高权力者，但政治上的成功带来的却是人性上的失意。她爱着端方却又无法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在极度的矛盾中只能找狗寻找慰藉。这种对政治的狂热追求和对自身作为女性存在的忽视，正是特殊时期历史错位在一位普通女性身上的具体表现。还有顾先生、老骆驼、三丫等人，都在一股无法摆脱的力量左右下，在王家庄上演了一幕幕人生悲喜剧，没有一个人能逃脱历史的宿命感。
相对于毕飞宇而言，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中，主人公孙光林等一批青年充满了成长的焦虑与恐惧，作者笔下的儿童世界丧失了纯真的童心，充满了阴谋、陷害、冷漠、世故以及青春期的性意识混乱。小说以主人公孙光林的成长经历对个体命运进行了深刻的解读和独特的阐释，真实地展现了青年一代成长中所体会到的孤独、茫然和绝望的情感体验，并在困惑失落中发出了超越绝望的呼喊。另外，余华《兄弟》里的李光头等少年，在整个社会道德状况混乱的环境下，不但失去了成长的规范，而且深受人性丑陋的成人世界的影响。苏童的《黄雀记》里的“香椿树街”，一群少年在社会秩序被颠覆之后，被抛入一个无比“自由”的“游戏”空间，我们从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些在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年轻生命，一些徘徊在青石板路上的扭曲的灵魂”。可见，乡村社会的伦理体系与阶级话语结合所形成的特殊社会状态，钳制和扭曲着生活在这里心怀希冀的乡村青年人的美好人性。
三、民间话语视角下的人性反思
进入新世纪前后，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宽松和文学理念的变化，对于历史苦难的书写已逐渐从国家意识与集体记忆中突围出来，摆脱通过历史苦难对生命个体的伤害来表达政治理念的窠臼，不仅在历史日常生活叙事中书写出了个体生命所遭受的苦难，更从民间话语的私人空间视角展现对人性异化的文化反思和批判，而且对历史苦难根源的反思不再是政治化的，更多地指向了命运和人性层面的探寻。
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就通过“革命 爱情”的解构式叙事，展现了生命个体在权力欲望角逐中的苦难命运与人性扭曲。主人公高爱军从部队复员回到程岗镇，为了夺权首先拿村支书、老丈人程天青开刀，因此激怒老婆桂枝而致使她上吊自杀。桂枝突如其来的死使程天青感到天塌地陷，然而高爱军却给他罗列出二十六条罪状，逼得老丈人真正发了疯。面对妻子的死和老丈人的疯，高爱军不仅内心深处不曾有一丝愧疚和悲哀，还心安理得地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相对于高爱军，夏红梅的所作所为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当二人在地道偷情被丈夫程庆东发现后，夏红梅一句“爱军，庆东一出去你我全完”的提醒，使脑子一片空白的高爱军顿起杀机，用铁锨将抱着二人衣服仓皇逃离的程庆东砍死。更有甚者，他俩从监狱里逃了出来后，故意在程寺当着程天民的面做“那事儿”。由此可见，复仇竟然能让人如此少廉寡耻，置起码的道德良心和人伦亲情于不顾。阎连科以权力和欲望角逐的话语狂欢，书写出阶级话语下人性的扭曲与异化。同样，刘庆邦的《平地风雷》也通过书写底层百姓的苦难境况，对人性之恶进行了深刻拷问。小说中的货郎因家里一贫如洗，不得不靠着一副货郎担子来勉强维持生活，但不幸被队长一整再整。周围的“看客”一面鼓动货郎卖货，一面到队长跟前煽风点火，捏造货郎要杀人的谣言，最终他们得到了想要的结果：货郎在走投无路时用劳动工具结束了队长的性命，同时货郎也成为了这群“看客”的刀下鬼。相比鲁迅笔下的看客和那些“吃人”的人，他们显得更加凶残、冷漠和阴险。可以说，这些喜欢“看戏”的人们，正是这场悲剧的导演者，其展现的是愚昧麻木对人性的毁灭性伤害。
人性的异化不仅发生在个体身上，同时也发生在群体身上。王青伟的《村庄秘史》则以老湾和红湾两个古老村庄的故事，真切地展现了人性的泯灭与扭曲。长期以来，老湾村一直受红湾村压迫，后来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老湾人便开始了对红湾人的复仇，不准他们结婚，以致红湾的男人娶不上妻子。在这种情况下，昔日红湾大地主陈抱华的孙子陈生因按捺不住原始性冲动，跟自己的妹妹陈命发生乱伦关系。当事情败露后，陈生在绝望和羞愤中举着砍刀向老湾杀去，继而发展为老湾与红湾的集体暴虐事件。小说从外在的社会思考转向内在的精神重构，对特定历史中国民精神痼疾和病态心理进行了揭示和批判，并从文化层面对人性进行了反思与审视。此外，贾平凹的《古炉》、东西的《后悔录》、刘醒龙的《弥天》、苏童的《河岸》等小说，都展示出畸形环境下国民异化的人性和病态的心理。这里有畸形变态的偷窥，有压抑煎熬的欲火，有嗜血复仇的狂欢，也有亲情缺失的冷漠，还有着愚昧荒唐的邪恶。这些描写与演绎向世人传达着一个信息，那就是国民劣根性根深蒂固，对其改造的任务还很艰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也告诉人们人性启蒙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① 休漠：《人性论》（上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7页。
② 管宁：《小说20年：人性描写的历史演进》，《东南学术》2001年第5期，第85—90页。
③ 洪治纲：《1976：特殊历史中的乡村挽歌——论毕飞宇的长篇小说〈平原〉札记》，《南方文坛》2005年第6期，第43—48页。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南科技学院重点建设学科文艺学学科、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5A075）研究成果
作 者：谷显明，湖南科技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地方文化。
编 辑：李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