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度夕阳红，几度芳草绿，又到雨纷纷情绵绵的清明时节。我再次回到故乡兴县，走进在黄河岸边的任家湾村，瞻仰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张闻天抗战初期开展调查研究时的旧居。年近九旬的房东王大爷拉着我的手，讲起了几十年前的往事……
　　一
　　1941年5月，毛泽东发表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党中央作出关于开展调查研究的决定，结合整风整顿主观主义的作风，把提倡调查研究看成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环节。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率先响应号召，组织了以刘英、雍文涛、薛光军、曾彦修、尚明、徐羽、许大远、薛一平、马洪等为成员的“延安农村调查团”，张闻天化名为张晋西，带领调查团到抗日根据地作农村经济调查。
　　1942年1月26日，张闻天率领“延安农村调查团”从杨家岭出发，赴陕北神府县、米脂县和晋西北兴县，进行了为期390多天的调查研究，其中在兴县农村近4个月。张闻天一行是4月20日进入晋西北的。当时抗战正处在艰难时期，人民生活艰苦，调查团沿途食宿十分困难。事务长看到张闻天常常吃不饱，怕他饿坏身体，就在小店里买了两个烧饼送给他吃。张闻天十分理解事务长的心情，但考虑到全国人民都在抗战，特别是大部分交通运输要道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又加紧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都缺少粮食，自己不应该搞特殊，花费调查经费，便耐心地做事务长的思想工作，让事务长把烧饼退回去，以后不许再为他办这种事情。4月22日，张闻天率调查团到达晋西北区党委所在地兴县碧村。经过商量，他们一行人住进了紧邻碧村的任家湾村。
　　王大爷指着院里的两孔窑洞对我说：“东面那孔是我家住的，当时我刚8岁。西面那孔是张闻天和刘英住的，他俩前后住了有4个月。我们相处很好。张闻天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有着深厚的鱼水之情。他身穿布衣，和蔼可亲，住在农民家里，炕上、灯下和我们促膝交谈，村头、地边和老乡唠唠家常。他的足迹留在了任家湾每一个家庭，男女老少都知道张晋西团长，很乐意将心里话向他倾吐。群众亲昵地说：‘老张是共产党的大干部，可从来没有架子，处处体察民情。’”
　　二
　　张闻天带领调查团原本只准备调查几个村子。晋西北区党委想派一些负责同志参加，一起到下面调查，请张闻天指导。這样，晋西北党、政、群部门有40多名干部参加了进来。兴县调查的队伍就壮大了许多，调查范围扩大为14个自然村，分别是碧村、任家湾、黑峪口、唐家吉、桑蛾、中庄、高家村、西坪、赵家川口、冯家庄、花园沟、柳叶村、碾子村、高家沟。张闻天亲自设计调查表格，制定实施方案。兴县调查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主题，调查人员深入自然村按户调查。
　　张闻天视调查研究为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决策基础。他很注意调查方法，对调查团的同志们要求十分严格。他反复讲，调查前应弄清调查目的、要调查什么事情、解决什么问题，选定调查对象后，要充分了解调查对象所处的环境，要利用调查对象之间的各种矛盾，掌握阶级之间、个人之间、大姓与小姓之间、老户与外来户之间的心理差异和思想活动，给各种各样的人以说话的机会，避免偏听偏信。同时，他还十分注意与当地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取得联系，倾听他们的意见。在调查中如果发现同多数群众有切身利害关系的问题，张闻天就主动去找当地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帮助解决。因此，调查团深得群众的信任和爱戴。
　　张闻天在调查过程中总结了3种调研方法：一般调查和典型调查相结合、分析与综合相结合、开调查会和个别谈话与实地调查相结合。这些方法既科学又便于操作。张闻天认为，调查研究是完成一般到典型、再从典型到一般的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他主张，“对于一类事务的一般的了解仍然是需要的”，但应在一般调查的基础上做典型研究，“从典型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思想武器，成为研究其它同类事物的原则指导”。他深刻指出，一般调查“可以列举事物的许多现象，但并不深入其内部，发现其内部的运动规律”;而典型调查更深入透彻，“能够发现该事物内部的运动规律，而从这种典型研究中所得出规律性，对于同类事物都带有极大的普遍性”。
　　张闻天在这次调查中，对综合分析的认识也很有见地。他认为“从感性方面得来的有关调查对象的统一的、笼统的印象，必须首先加以分析”，然后才能进行综合。“分析只是思想上的一种抽象，为研究便利暂时把部分从整体中分解出来”。这些部分必须还原到它原来在整体中的位置，“所以综合是从部分到全体，从抽象回到具体的思想的运动过程”。他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阐明“综合后没有分析做基础，综合是空洞的，表面的;分析而无综合统一起来，分析是死板的，虚假的”，二者是对立统一的。
　　三
　　王大爷拉着我深情地回忆说，张闻天待人和气、亲热、自然，还把“一切不懂的事情都应好好向群众请教”看作是对调查研究的态度问题。他开调查会不拘泥于形式，生动随和，个别谈话时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他还经常到财房、祠堂、墓地实地考察账簿、契约、家谱和碑记等，以弥补开调查会、个别谈话的不足，核准核全材料。他特别强调材料的准确性、真实性。在调查过程中，他口问手写，一丝不苟地记录着每一个有用的数字和事例，事后及时整理，发现了问题，再到群众中调查。他对不懂的东西从不装懂，很善于学习，是甘当群众小学生的楷模。
　　张闻天到兴县调查不久，敌人于1942年5月起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尤其针对晋西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兴县。在5月中旬至8月中旬反“扫荡”作战中，调查团与晋西北党政机关部分人员随敌情变化，3次疏散到黄河西边的神府县境内。张闻天虽在黄河两岸来回奔波，但对调查工作丝毫不松懈。他亲自调查了任家湾和碧村，整理出调查报告《碧村调查》，着重研究土地占有变化和租佃关系。
　　当我提出要去黄河岸边看看当年的村庄时，王大爷不顾年迈体弱，表示要和我一同去。望着村里坎坷不平的石板路，再看看年近九旬的老人，我有点犹豫，王大爷的孙子见状抢着说：“爷爷，我熟悉情况，我去带路。”
　　黄河汹涌澎湃，千回百转，向东流去。这条母亲河，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讲述着人民革命斗争的兴衰始末。站在黄河岸边，遥望对面的村庄，王大爷的孙子告诉我，1942年7月1日晚上，张闻天为调查团和晋西北后方机关的干部讲了一堂生动党课，重点宣讲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正确领导作用。那天夜晚，70余人围坐在村头的打麦场上，张闻天讲了足足两个小时。他从1921年建党讲起，进述了党成立后的胜利和挫折，分析了陈独秀投降主义、立三路线、张国焘路线以及他自己所犯“左”倾错误的根源和危害。通过回顾和总结，张闻天向全体干部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的革命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有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的力量逐渐壮大，革命才能克服艰难险阻走向胜利。他还满怀信心地预言，今后的中国革命，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最后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张闻天还为晋绥边区高级干部作过一次关于经济政策问题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大力发展经济的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
　　1942年9月10日，调查团结束了对兴县的调查工作，张闻天亲手写成《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这份报告是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特别是地主阶级如何以地租剥削为基础，结合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对农村进行三位一体的残酷剥削压榨，从而更猛烈、更大规模地兼并土地的一个翔实而确凿的典型材料，为我们党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经济史和制定土地改革路线提供了宝贵资料。
　　9月下旬，张闻天带领“延安农村调查团”离开兴县，奔赴陕甘宁边区米脂县杨家沟进行调查……
　　沥沥春雨中，我们边谈边返回村里，迎面遇上在泥泞中缓步走来的王大爷。原来，我们走后，王大爷不放心，拿起草帽便出了门，追我们而来。望着雨中的老人，再看看他的孙儿，我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激动地握住了老人的双手……王大爷一家人这种美好的回忆，难道不是对老一辈革命家张闻天的深切缅怀和无尽思念吗！
　　张闻天早已离我们而去，这清明雨，分明是任家湾村老乡们思念他的点点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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