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的传统——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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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贵著《生生的传统——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一书于2018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著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在过去一百余年中西古今交汇碰撞的背景之下,中国哲学研究者是如何认知与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性质和优缺点的,是如何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有哪些,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发展究竟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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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感谢您接受本次采访,也感谢您与我分享即将出版的新著。您对情感特别是政治情感问题尤为关注,能否请您先简单地谈一下为什么会对这个问题如此感兴趣?答:当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就被情感这个话题所吸引。例如情感的本质是什么,它们在伦理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而我之所以专注于希腊悲剧和希腊哲学,是因为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深刻的见解。情感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英美哲学往往忽视它,希腊哲学则不然。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彰显了中央着力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决心、意志和方法。山东潍坊在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特别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创造了不少农村改革发展的经验,贸工农一体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就出自诸城、潍坊,形成了“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以下简称“三个模式”)。
《恒先》中的“或”不应释读为“域”,而应如字释读为“或”。把“或”读为“域”并释为“空间”,不符合中国古代哲学的时空观念。先秦两汉的时空理论都是宇宙对举、时空统一的,并不存在把两者分开单独进行哲学思考的情况,亦不存在单独从时间或空间某一个方面讨论宇宙生成论的情况。“或”是“有”和“无”、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并在《恒先》的宇宙生成论中作为“恒”的代名词出现,表示宇宙的初始状态和宇宙万物生成的起点。“或”的进一步分化就是“气”的出现,由此,万物的生成逐步展开。
《唐虞之道》虽是一篇反映孔门七十子后学“禅让”观念的文献,但其中却涉及不少看似与“禅让”无直接关联的内容,论“孝”的内容就是其中之一,且对“孝”的论述在《唐虞之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以儒家其他相关文献为背景,不仅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孝”与“禅”在《唐虞之道》中的内在关联,而且可以使《唐虞之道》中“禅让”的思想内涵得到更清晰的呈现。
可能世界语义学侧重形式技术,缺乏哲学说明,“跨界同一”难题正是其困境之一;情境语义学则侧重哲学说明,将“情境”引入可能世界,实现两者嫁接,可为“跨界同一”难题提供新的突破口。与对象所处世界的情境相容是个体实现跨界同一的前提:从物模态表达了现实的可能,现实可能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情境相容,相同本质和同一起源的跨界个体保持同一;从言模态表达了逻辑的可能,逻辑可能而现实不可能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情境不相容,本质主义不再适用,跨界个体不具有同一性。
通过划分冲动的三种类型:本能冲动(Ⅰ)、持续自我保存和发展的实践冲动(Ⅱ),以及个体良知冲动(Ⅲ),黑格尔以不同的方式给予了冲动体系性的规定。冲动I没有法律地位,冲动Ⅱ与抽象法有关,而冲动Ⅲ则关系到伦理共同体中的相互承认问题。为了达成相互承认,不仅需要考虑个体主观意愿的合理性,还需考虑其行动的边际效应、他人对此的评价和个体对这些评价的接受问题。而仅从"普遍人性"假设出发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够的,良知冲动必须在目的-手段性的历史行动网络中,依据逐层规范被规定下来。
探讨康德伦理学与后果主义的关系,乃至探讨是否存在一种康德式的后果主义,是当代英语世界康德伦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卡米斯基和帕菲特提出的康德式后果主义都产生了较大的争论和影响。卡米斯基通过把康德伦理学划分为基础理论和规范理论两个层面,指出从康德义务论的基础理论可以发展出一种规范的后果主义。帕菲特通过改造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并结合契约论和规则后果主义的相关要素,建构了一种康德式的契约论后果主义。这两种理论虽然都以不同的方式偏离了康德伦理学的原初立场,但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当代康德伦理学研究的现状及其与后果主义的
罗哲海(Heiner Roetz),著名德国汉学家,德国波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伦理学、中国宗教史、中国儒学史等。出版的专著有:《古代中国的人与自然》( Mensch und Natur im Alten China ,1984)、《轴心时期的中国伦理学》( Die Chinesische Ethik der Achsenzeit ,1992;中译本《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2009)、《孔子》( Konfuzius ,1995)、《中国古典哲学导论》(与施莱希特合著, Klassische
中国古代的工艺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体系,它追求的是使自然和人的生命都能得到协调和合理的安置,其基本特征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和"和"适"(宜)两个范畴。"和"是异质因素的协调、互补和相互生发,是事物发生的规律、存在的常态与功能的佳境,它体现在道与器、以及道与技的关系中。"适"则是达于"和"的度,它涉及"工"与"材"、人与物、心与物等诸多关系,其中有的已具有了今天人体工程学的意味。这一审美体系中还包括虚实、韵味、意境、典雅、含蓄、平淡等特殊的审美范畴。该体系不仅造就了中国古代工艺的辉煌,
韩非的现世君主观实现了对君主理解的转向,将先秦时理想的君主拉回到现实。韩非认为,君主的现世治理以道为依据,虽然以君臣关系为核心,但又不忽视人民,同时韩非理解中的君主具有非人格化特征。韩非试图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中人之治的治理模式,反对智治和德治。虽然韩非“术治重臣”的政治主张是以加强君权为核心的,但这只是过程性目的,其终极性目的是君主为国而治。韩非的这一论断建立在不稳定的“君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基础上,现实中则常常出现“君国分离”的情况,此时君主强权下的人民会受到很大压迫,而这一点是超出韩非预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