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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于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的“王明中毒事件”，是一起歪曲和丑化中共党史并长时间在国際上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王明在其遗著《中共五十年》(原名《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又译作《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中骇人听闻地诬蔑中共中央、毛泽东派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使中央医院院长傅连唪和主管医生金茂岳“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该书自1975年在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以来，王明中毒事件至今仍堂而皇之地被境外出版物不断地复制、贩卖和炒作为所谓的政治阴谋，影响极其恶劣，成为敌视中国以及歪曲丑化中国共产党和诋毁诬蔑毛泽东的新闻噱头，愚弄和欺骗了许许多多不明真相的人们。
曾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凌云，当年就在中央社会部工作，并直接参与了金茂岳在中央社会部关押期间的审讯工作。他回忆说：“金茂岳同志是好同志，在延安医疗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个名医，大家都很尊重他。为什么把他送到枣园呢?因为那个时候正在开展整风运动，而整风的根本问题就是清算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代表就是王明。当时，在中共中央高层范围里头，王明是被批判的对象。王明生病后，金茂岳负责给他看病。在治疗中，因为王明尿中有问题(药物副作用发生了慢性中毒)，他就提出来说金茂岳暗害他，这当然成了一件大事情。但更大的事情是，金茂岳为什么要害王明呢?显然，这涉及党中央内部的斗争，王明向中央发难，暗示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这些人要整死他，金茂岳来执行这个事情。这就成了党中央的问题了。中央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中央很慎重，就送到中央社会部进行调查。这是1943年的事情。中央和社会部经过调查，也包括党中央的同志在内，明知道这件事不是这么回事，但中央又不能不把金茂岳送到社会部进行审查，因为王明在闹啊，说是阴谋。因为这涉及到中央的问题，不仅仅是金茂岳个人的问题了。中央社会部有一个同志叫种永骥(后来调到外交部改名叶成章，当过驻外大使)，由他专门负责进行研究，认为是药品问题。当时，研究讨论时，我也参与了。磺胺药那时候刚到延安，在世界上也是新药，叫SD、ST、SG什么的，可能在用量上有过量的问题，发生问题也是偶然的东西。中央社会部当时是很清楚的，既不是阴谋，也不是陷害。但王明不相信，一直在那里闹，认为这是阴谋，不是个人问题。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1943年审干最紧张的时期过去后，还是不能处理。到了甄别阶段，还是不能处理。怎么办呢?中央社会部就决定把金茂岳从关押的地方放出来，就住在我住的窑洞隔壁的窑洞。当时关押金茂岳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已经是1944年的时候了。我住的这里是中央社会部的工作区，也没有戒备。他一边做医疗工作，和我们一起吃住，并允许黎平(金茂岳妻子)来过礼拜六(周末放假，夫妻团聚)，所以我和黎平也很熟。那时中央社会部就已经写了一个材料(这些材料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装在一个木箱中转运到瓦窑堡，后来被社会部其他科室的同志在处理文件时烧毁了)，定性为医疗技术事故。现在我不太记得是1944年的什么时候，李克农找到我，说金茂岳的事情中央认为现在要处理，不能老拖着。怎么处理呢?他说，你去延安市法院联系一下，找法院院长王斐然，给他判下。怎么判?李克农说，判处责任事故(据金茂岳回忆当时定的是“医疗技术事故”——引者注)，五年有期徒刑，缓刑五年。我理解，当时这么做是为了对付王明，不然他还在那里闹。大家心照不宣，我也不便多问，就去了延安市法院一趟，找到法院院长王斐然，定了开庭的日子。开庭的那一天，我弄了一匹马，请金茂岳骑上，我步行，送他去。从枣园到南门外的法院，十几里地。到了法院，开庭很简单，一张大桌子，一个法官。茂岳同志就对着法官站着，我就站在旁边，就我们三个人。法官宣判，判处金茂岳有期徒刑五年，缓刑五年。宣判结束后，金茂岳就骑着马回中央医院了。
这样的法律判决，显然只是“走过场”。与其说这是中央社会部对关押审讯金茂岳一年多作出的一个形式上的结论，不如说这是中共中央给王明甚至莫斯科一个政治上的交代。但王明、孟庆澍夫妇导演的这场“闹剧”，对金茂岳个人来说，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情感上来讲，都是有些冤枉和委屈的。因为在“王明中毒事件”整个过程中，金茂岳唯一的过错主要是没有及时发现护士执行医嘱的错误，致使甘汞的服药时间过长；但因王明实際的服药量并没有超过日服药的最大剂量，所以根本不存在药物性汞中毒的危险，更重要的是王明的身体此后也从未因为在延安中央医院服用甘汞的问题而影响健康。
但，这就是政治。
在“关押”金茂岳一年半之后，1944年10月，一场莫须有的“陷害阴谋”就这样平平淡淡地结束了。王明和孟庆澍的无理取闹终于收场了。随后，李克农亲自到中央医院宣布：金茂岳没有政治问题，是个好同志，继续担任中央医院的工作。金茂岳又回到中央医院的工作岗位，继续担任妇产科主任。后来，李克农和杨超带金茂岳去见毛泽东(有的说是给毛泽东看病的时候，亦说是在枣园的一次舞会上)，毛泽东握着金茂岳的手说：“茂岳同志是好同志，为党为国受了点委屈，站起来继续革命!”
毛泽东的一句话，金茂岳感动得热泪盈眶。
(本文摘自丁晓平著《王明中毒事件调查》，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题目为编者所加)
曾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凌云，当年就在中央社会部工作，并直接参与了金茂岳在中央社会部关押期间的审讯工作。他回忆说：“金茂岳同志是好同志，在延安医疗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个名医，大家都很尊重他。为什么把他送到枣园呢?因为那个时候正在开展整风运动，而整风的根本问题就是清算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代表就是王明。当时，在中共中央高层范围里头，王明是被批判的对象。王明生病后，金茂岳负责给他看病。在治疗中，因为王明尿中有问题(药物副作用发生了慢性中毒)，他就提出来说金茂岳暗害他，这当然成了一件大事情。但更大的事情是，金茂岳为什么要害王明呢?显然，这涉及党中央内部的斗争，王明向中央发难，暗示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这些人要整死他，金茂岳来执行这个事情。这就成了党中央的问题了。中央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中央很慎重，就送到中央社会部进行调查。这是1943年的事情。中央和社会部经过调查，也包括党中央的同志在内，明知道这件事不是这么回事，但中央又不能不把金茂岳送到社会部进行审查，因为王明在闹啊，说是阴谋。因为这涉及到中央的问题，不仅仅是金茂岳个人的问题了。中央社会部有一个同志叫种永骥(后来调到外交部改名叶成章，当过驻外大使)，由他专门负责进行研究，认为是药品问题。当时，研究讨论时，我也参与了。磺胺药那时候刚到延安，在世界上也是新药，叫SD、ST、SG什么的，可能在用量上有过量的问题，发生问题也是偶然的东西。中央社会部当时是很清楚的，既不是阴谋，也不是陷害。但王明不相信，一直在那里闹，认为这是阴谋，不是个人问题。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1943年审干最紧张的时期过去后，还是不能处理。到了甄别阶段，还是不能处理。怎么办呢?中央社会部就决定把金茂岳从关押的地方放出来，就住在我住的窑洞隔壁的窑洞。当时关押金茂岳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已经是1944年的时候了。我住的这里是中央社会部的工作区，也没有戒备。他一边做医疗工作，和我们一起吃住，并允许黎平(金茂岳妻子)来过礼拜六(周末放假，夫妻团聚)，所以我和黎平也很熟。那时中央社会部就已经写了一个材料(这些材料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装在一个木箱中转运到瓦窑堡，后来被社会部其他科室的同志在处理文件时烧毁了)，定性为医疗技术事故。现在我不太记得是1944年的什么时候，李克农找到我，说金茂岳的事情中央认为现在要处理，不能老拖着。怎么处理呢?他说，你去延安市法院联系一下，找法院院长王斐然，给他判下。怎么判?李克农说，判处责任事故(据金茂岳回忆当时定的是“医疗技术事故”——引者注)，五年有期徒刑，缓刑五年。我理解，当时这么做是为了对付王明，不然他还在那里闹。大家心照不宣，我也不便多问，就去了延安市法院一趟，找到法院院长王斐然，定了开庭的日子。开庭的那一天，我弄了一匹马，请金茂岳骑上，我步行，送他去。从枣园到南门外的法院，十几里地。到了法院，开庭很简单，一张大桌子，一个法官。茂岳同志就对着法官站着，我就站在旁边，就我们三个人。法官宣判，判处金茂岳有期徒刑五年，缓刑五年。宣判结束后，金茂岳就骑着马回中央医院了。
这样的法律判决，显然只是“走过场”。与其说这是中央社会部对关押审讯金茂岳一年多作出的一个形式上的结论，不如说这是中共中央给王明甚至莫斯科一个政治上的交代。但王明、孟庆澍夫妇导演的这场“闹剧”，对金茂岳个人来说，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情感上来讲，都是有些冤枉和委屈的。因为在“王明中毒事件”整个过程中，金茂岳唯一的过错主要是没有及时发现护士执行医嘱的错误，致使甘汞的服药时间过长；但因王明实際的服药量并没有超过日服药的最大剂量，所以根本不存在药物性汞中毒的危险，更重要的是王明的身体此后也从未因为在延安中央医院服用甘汞的问题而影响健康。
但，这就是政治。
在“关押”金茂岳一年半之后，1944年10月，一场莫须有的“陷害阴谋”就这样平平淡淡地结束了。王明和孟庆澍的无理取闹终于收场了。随后，李克农亲自到中央医院宣布：金茂岳没有政治问题，是个好同志，继续担任中央医院的工作。金茂岳又回到中央医院的工作岗位，继续担任妇产科主任。后来，李克农和杨超带金茂岳去见毛泽东(有的说是给毛泽东看病的时候，亦说是在枣园的一次舞会上)，毛泽东握着金茂岳的手说：“茂岳同志是好同志，为党为国受了点委屈，站起来继续革命!”
毛泽东的一句话，金茂岳感动得热泪盈眶。
(本文摘自丁晓平著《王明中毒事件调查》，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