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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的世界大萧条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它不仅是学术精英们用来检验学术研究能力的最佳案例之一，也是商业世界的冒险者开拓进取的转折点。出生于1910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先驱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于1973年出版了《世界大萧条，1929—1939》，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一个篇幅超过350页的故事，在书的末尾一章看似无关紧要地得出了一个政治结论：维护国际经济的稳定，需要一个全球经济的领导者。
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崩盘4个月后，美国传媒巨匠，亨利·卢斯创建《财富》杂志，打算为美国打造一份“最美丽的杂志”。大萧条对世界经济的另一种影响是美国公司完成国内兼并，开始规模性海外扩张。《财富》在其25周年纪念刊中如此说到： “大萧条在美国波及程度胜过其它西方国家，就其对美国的影响而言一度认为仅次于内战，但很多方面其实比内战影响更大。”5个月后，1955年7月号《财富》开始刊登美国公司的全球500强名单，位列第一名的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通用在此位置上停留长达20年，直到1975年被艾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替代。《财富》杂志的全球500强榜单是美国商业的年鉴，也是世界商业进程的缩影。
1955年迄今，500强中有71家公司一直就停留在榜单上。在这批长盛不衰的公司中，美国内战之前建立的有6家，20世纪初到一战前建立的有12家，1929年大萧条前建立的有13家，只有一家是在1929年之后建立的。比之19世纪后半期的石油、钢铁等大型公司，IBM建于1896年，通用汽车公司建于1908年，摩托罗拉的建立已经推延到1928年。通用汽车开创的大众消费时代是美国的象征，汽车产业及其代表的生产方式更是美国世纪的基础。1880年至1930年间成立的公司主导了二战后跨国公司的美国主导地位，这批公司是电气时代的产物，也是美国开始成为世界强国征程的参与者。尽管这一阶段美国大公司并没有主导美国经济，但美国的公司资本主义却从与英国、德国的竞争把美国推上了霸主地位。理解跨国公司的宏观结构和历史背景有助于我们认清脉络。
商业周期
1929年的世界大萧条“是过去一百年来最严重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经济学家卡尔，斯奈德在一篇1931年初发表的《1930年的世界范围大萧条》文章中，援引一位英国名流的话说。从18世纪后期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世界经济突然起飞，并显出周期性波动特征。经济学界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来表示50年一次的长周期，一般认为第一轮大危机出观在1810～1817年间，第二波是同样被称为“大萧条”的1873—1896阶段，第三波则是1929年大危机。从波及程度上看，对于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的那一代人，正在经历的1929年大萧条的确是“百年未遇”。
大萧条之前的历次商业衰退，英国都还稳坐在霸主宝座，牢牢控制经济革新。但是，欧洲大陆的几个强国前赴后继学习英国模式，快速进入工业化阶段，扩大了世界经济的联系。美国作为“世界粮仓”与欧洲经济动态紧密关联，日益一体化的大西洋经济也让北美新兴强国感受到历次危机的气息，不得不实行国内保护增进工业。20世纪初，随着美国在数个工业产品生产领域成为世界第一之后，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地域范围日渐扩大，各强国不仅需要海外领地作为原料来源地，也需要彼此的消费市场。
商业周期的地理范围和产业类别随着经济深化而扩展，此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渐展露出动态进程，用经济史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话说，是“创造性毁灭”。这一术语成为概括资本主义实质和活力的最佳语汇，意指技术革新引发的商业周期。在创新、增长、饱和、消退、灭亡的生命周期中，企业通过竞争激发了引导人类新生活方式的活力。美国人一直是执行“创造性毁灭”原则最透彻的，尽管危机隔些年爆发一次，美国却也常常能从危机中存活，而且更加具有活力。收入不均衡的20年代
古典金本位制是1929年大萧条前历次危机的国际背景，英国的货币先令和伦敦城担当起国际货币体系自动调节的阀门。后来的研究发现，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需要两个关键性因素；可信性和国家间合作。为了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各国必须能互相信任彼此不至于为了国内利益而干涉国际收支平衡。自然，当国家间外交关系控制在分享共同理念的少数精英人物手里时，容易就国际前景达成共识。但工业化进程的一个后果是民主的扩大和劳工力量的上升。对于一个民选的政府而言，在危急时刻就不得不在保障就业、国内需求和维持汇率承诺上做出选择。因而，‘国内利益分化必然降低“秘密外交”的可能性，削弱国际合作的可能性。
美国“繁荣的20年代”恰是一个收入分化、利益分立的年代。1923～1929年间，占美国总人口93％的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总体上恶化了，不仅如此，这部分人群承担商业周期波动带来的经济后果，增加了不稳定性。大部分人群没有从经济活动中受益，就不可能在危机时刻支持此前的经济政策，而收入往少数高收入群体的集中往往恶化了劳资关系。两者加在一起，实质性地减弱了政府的行动力和国际承诺可信性，最终在需要决出政策选择时，短视，犹豫不决。
少数人口拥有大额资本，增加了这部分人群的市场控制力，加速了企业兼并和国际化战略。尽管收入分配不均衡让我们发现20年代的美国还没有进入大众消费社会，但剩余7％的人口消费在整个20年代增长了13％，抵消了97％人口消费水平4％的下降。和人群收入结构相匹配的是大小企业的数量对比，小企业受限于银根紧缩约束，手头并无多少现金可支配。相反，大企业集团则利用机会，不断兼并小企业，扩大了进军国际市场的规模能力。另外，管理大额现金流的需要也催生了新的公司结构，用商业史家钱德勒的话说，“企业的组织能力是资本主义增长的核心能力……实现在国内外市场中竞争以及保持持续增长所必需的规模经济。”
大企业集团
1929年世界大萧条之前，英国一直是海外投资的主要来源国。工业革命后，人口的增加迫使英国于1846年废除了陈旧的《谷物法》，进口粮食，倡导自由贸易，同时大量向海外输出资本。1914年一战爆发之时，英国的海外投资进一半分布在殖民地，1/5分布在美国，欧洲大陆只有不到5％。这导致两个后果，英国对美国的投资加速扩散了英国的技术优势，同时金融业的海外发展也抑制了国内投资，弱化了国内工业生产能力。
按照钱德勒的论述，美国大企业在一战的时候已经从工业化过程中崭露头角，成为推进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发动机。而英国由于缺乏像美国这样的国内市场，加上海外金融投资忽视国内生产，没有产生一批无论从范围还是规模上都可以与美国相互匹敌的特大型企业。例如，1907年美国钢铁公司 的雇员人数是英国最大棉纺联合企业雇员人数的五倍还多。随着美国从一个正在工业化的国家转变为世界上领先的对外投资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政治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经济衰退，美国逐渐取消了赤裸裸地从不发达国家获取原材料、农产品以及市场的政策导向，转而强化对欧洲经济的引导和控制。
大萧条的爆发和20世纪30年经济复苏的缓慢，迫使政府干预经济。罗斯福新政进一步改善了政府和企业关系，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入，扩大国内需求，创造就业机会。1933年通过《道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拆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为大型企业数量和质量上的扩张准备现代的金融制度。1933年罗斯福总统推行了《产业复兴法案》，新法规的出台使政府和企业需要收集和整理大量数据，其规模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种创造出来的需求为IBM公司的兴盛打开了大门。同时，美国开始了州际公路建设，以拓展一个更加统一的国内市场。
面临日渐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抵消其他国家的保护主义威胁。此前1929年年末，美国商务部开始第一次进行官方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统计，以度量美国企业卷入海外经营的资本数额和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完成于1936年的第二份调查，突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控制要义，但此时美国对外资的识别只是把控股权限定到25％以上。
跨国集团抵抗保护主义
世界大萧条对美国商业政策的重大影响，是1929年《斯穆特一霍利法案》的通过，提高了关税。关税是最常被使用的贸易政策，在整个19世纪后期税率都在40％与50％之间徘徊，进入20世纪之后迅速降低，但20世纪20年代又反弹窜升。美国政府使用这一政策工具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提高税入考虑，而不是作为一种实行自由主义或保护主义的工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从关税中获得的收入对于联邦政府的财政来说已经不重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关税逐渐转变为国内利益集团博弈的工具，关税的立法也被称为“压力集团的天堂”。大萧条时期，迫于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美国国会通过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法案》，把美国关税提高到50％以上。
这一主要用来维护美国农业集团利益的举措，进一步降低了美国和世界的贸易额度，打击了当时陷于贸易赤字和需求降低困境的其他国家。1929年华尔街股市溃败前夕，前副国务卿诺曼·戴维斯认为， “世界在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到了如此程度，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繁荣，”因此， “世界经济的各个单位必须合作，否则就各自衰退。”果不其然，英国1932年采取了帝国特惠制，废除了多边原则。大萧条引发的国内保护主义强化了世界贸易的地区格局，以邻为壑的贸易战廷缓了世界经济的复苏速度。
直线上升的保护主义遭到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反对，特别是跨国金融集团的抗议。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案》，此案是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水岭。通过这一法案之后，美国的贸易政策工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国会和总统之间的权力配比。1954年之前，国会控制关税，由于美国国会议员的地方特性，贸易政策往往受到地域限制。1934年之后，国会授权给总统谈判关税的权力，这就降低了利益集团游说的机会，以避免重蹈《斯穆特·霍利法案》的悲剧。此后关税也从峰值下降到二战结束之初的10％。
大萧条的惨痛教训促使美国精英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致力于倡导国际自由经济稳定。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美国继续在多边框架内推行自由贸易。到了20世纪80年代乌拉圭回合谈判时，关税已经不是争议的焦点，相反非关税壁垒日渐突出。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经济，显著的不同于1929年大萧条时期。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网络、电视、报刊，营造了无处不在危机的氛围，我们无法确定哪一种观点是主流，也无法判断正在讨论的模式、纲领和思想，哪一种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主流。但是对于商业人士、对于在公司部门工作的个人来说，从来就必须迎接挑战，直面经济萧条、金融危机的不良后果，更为重要的可能是在危机中拔得头筹，发现新兴市场，调整产业方向，改造公司结构，创造更适宜的价值，从而赢得未来。1929年世界大萧条是美国公司检验其商业理念、模式的重大机遇，基于人类行为和公司行为的延续性，回顾大萧条发生时的世界经济状况及其对当日正在兴起的跨国公司影响，自然有洞察未来之势。
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崩盘4个月后，美国传媒巨匠，亨利·卢斯创建《财富》杂志，打算为美国打造一份“最美丽的杂志”。大萧条对世界经济的另一种影响是美国公司完成国内兼并，开始规模性海外扩张。《财富》在其25周年纪念刊中如此说到： “大萧条在美国波及程度胜过其它西方国家，就其对美国的影响而言一度认为仅次于内战，但很多方面其实比内战影响更大。”5个月后，1955年7月号《财富》开始刊登美国公司的全球500强名单，位列第一名的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通用在此位置上停留长达20年，直到1975年被艾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替代。《财富》杂志的全球500强榜单是美国商业的年鉴，也是世界商业进程的缩影。
1955年迄今，500强中有71家公司一直就停留在榜单上。在这批长盛不衰的公司中，美国内战之前建立的有6家，20世纪初到一战前建立的有12家，1929年大萧条前建立的有13家，只有一家是在1929年之后建立的。比之19世纪后半期的石油、钢铁等大型公司，IBM建于1896年，通用汽车公司建于1908年，摩托罗拉的建立已经推延到1928年。通用汽车开创的大众消费时代是美国的象征，汽车产业及其代表的生产方式更是美国世纪的基础。1880年至1930年间成立的公司主导了二战后跨国公司的美国主导地位，这批公司是电气时代的产物，也是美国开始成为世界强国征程的参与者。尽管这一阶段美国大公司并没有主导美国经济，但美国的公司资本主义却从与英国、德国的竞争把美国推上了霸主地位。理解跨国公司的宏观结构和历史背景有助于我们认清脉络。
商业周期
1929年的世界大萧条“是过去一百年来最严重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经济学家卡尔，斯奈德在一篇1931年初发表的《1930年的世界范围大萧条》文章中，援引一位英国名流的话说。从18世纪后期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世界经济突然起飞，并显出周期性波动特征。经济学界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来表示50年一次的长周期，一般认为第一轮大危机出观在1810～1817年间，第二波是同样被称为“大萧条”的1873—1896阶段，第三波则是1929年大危机。从波及程度上看，对于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的那一代人，正在经历的1929年大萧条的确是“百年未遇”。
大萧条之前的历次商业衰退，英国都还稳坐在霸主宝座，牢牢控制经济革新。但是，欧洲大陆的几个强国前赴后继学习英国模式，快速进入工业化阶段，扩大了世界经济的联系。美国作为“世界粮仓”与欧洲经济动态紧密关联，日益一体化的大西洋经济也让北美新兴强国感受到历次危机的气息，不得不实行国内保护增进工业。20世纪初，随着美国在数个工业产品生产领域成为世界第一之后，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地域范围日渐扩大，各强国不仅需要海外领地作为原料来源地，也需要彼此的消费市场。
商业周期的地理范围和产业类别随着经济深化而扩展，此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渐展露出动态进程，用经济史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话说，是“创造性毁灭”。这一术语成为概括资本主义实质和活力的最佳语汇，意指技术革新引发的商业周期。在创新、增长、饱和、消退、灭亡的生命周期中，企业通过竞争激发了引导人类新生活方式的活力。美国人一直是执行“创造性毁灭”原则最透彻的，尽管危机隔些年爆发一次，美国却也常常能从危机中存活，而且更加具有活力。收入不均衡的20年代
古典金本位制是1929年大萧条前历次危机的国际背景，英国的货币先令和伦敦城担当起国际货币体系自动调节的阀门。后来的研究发现，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需要两个关键性因素；可信性和国家间合作。为了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各国必须能互相信任彼此不至于为了国内利益而干涉国际收支平衡。自然，当国家间外交关系控制在分享共同理念的少数精英人物手里时，容易就国际前景达成共识。但工业化进程的一个后果是民主的扩大和劳工力量的上升。对于一个民选的政府而言，在危急时刻就不得不在保障就业、国内需求和维持汇率承诺上做出选择。因而，‘国内利益分化必然降低“秘密外交”的可能性，削弱国际合作的可能性。
美国“繁荣的20年代”恰是一个收入分化、利益分立的年代。1923～1929年间，占美国总人口93％的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总体上恶化了，不仅如此，这部分人群承担商业周期波动带来的经济后果，增加了不稳定性。大部分人群没有从经济活动中受益，就不可能在危机时刻支持此前的经济政策，而收入往少数高收入群体的集中往往恶化了劳资关系。两者加在一起，实质性地减弱了政府的行动力和国际承诺可信性，最终在需要决出政策选择时，短视，犹豫不决。
少数人口拥有大额资本，增加了这部分人群的市场控制力，加速了企业兼并和国际化战略。尽管收入分配不均衡让我们发现20年代的美国还没有进入大众消费社会，但剩余7％的人口消费在整个20年代增长了13％，抵消了97％人口消费水平4％的下降。和人群收入结构相匹配的是大小企业的数量对比，小企业受限于银根紧缩约束，手头并无多少现金可支配。相反，大企业集团则利用机会，不断兼并小企业，扩大了进军国际市场的规模能力。另外，管理大额现金流的需要也催生了新的公司结构，用商业史家钱德勒的话说，“企业的组织能力是资本主义增长的核心能力……实现在国内外市场中竞争以及保持持续增长所必需的规模经济。”
大企业集团
1929年世界大萧条之前，英国一直是海外投资的主要来源国。工业革命后，人口的增加迫使英国于1846年废除了陈旧的《谷物法》，进口粮食，倡导自由贸易，同时大量向海外输出资本。1914年一战爆发之时，英国的海外投资进一半分布在殖民地，1/5分布在美国，欧洲大陆只有不到5％。这导致两个后果，英国对美国的投资加速扩散了英国的技术优势，同时金融业的海外发展也抑制了国内投资，弱化了国内工业生产能力。
按照钱德勒的论述，美国大企业在一战的时候已经从工业化过程中崭露头角，成为推进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发动机。而英国由于缺乏像美国这样的国内市场，加上海外金融投资忽视国内生产，没有产生一批无论从范围还是规模上都可以与美国相互匹敌的特大型企业。例如，1907年美国钢铁公司 的雇员人数是英国最大棉纺联合企业雇员人数的五倍还多。随着美国从一个正在工业化的国家转变为世界上领先的对外投资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政治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经济衰退，美国逐渐取消了赤裸裸地从不发达国家获取原材料、农产品以及市场的政策导向，转而强化对欧洲经济的引导和控制。
大萧条的爆发和20世纪30年经济复苏的缓慢，迫使政府干预经济。罗斯福新政进一步改善了政府和企业关系，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入，扩大国内需求，创造就业机会。1933年通过《道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拆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为大型企业数量和质量上的扩张准备现代的金融制度。1933年罗斯福总统推行了《产业复兴法案》，新法规的出台使政府和企业需要收集和整理大量数据，其规模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种创造出来的需求为IBM公司的兴盛打开了大门。同时，美国开始了州际公路建设，以拓展一个更加统一的国内市场。
面临日渐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抵消其他国家的保护主义威胁。此前1929年年末，美国商务部开始第一次进行官方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统计，以度量美国企业卷入海外经营的资本数额和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完成于1936年的第二份调查，突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控制要义，但此时美国对外资的识别只是把控股权限定到25％以上。
跨国集团抵抗保护主义
世界大萧条对美国商业政策的重大影响，是1929年《斯穆特一霍利法案》的通过，提高了关税。关税是最常被使用的贸易政策，在整个19世纪后期税率都在40％与50％之间徘徊，进入20世纪之后迅速降低，但20世纪20年代又反弹窜升。美国政府使用这一政策工具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提高税入考虑，而不是作为一种实行自由主义或保护主义的工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从关税中获得的收入对于联邦政府的财政来说已经不重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关税逐渐转变为国内利益集团博弈的工具，关税的立法也被称为“压力集团的天堂”。大萧条时期，迫于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美国国会通过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法案》，把美国关税提高到50％以上。
这一主要用来维护美国农业集团利益的举措，进一步降低了美国和世界的贸易额度，打击了当时陷于贸易赤字和需求降低困境的其他国家。1929年华尔街股市溃败前夕，前副国务卿诺曼·戴维斯认为， “世界在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到了如此程度，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繁荣，”因此， “世界经济的各个单位必须合作，否则就各自衰退。”果不其然，英国1932年采取了帝国特惠制，废除了多边原则。大萧条引发的国内保护主义强化了世界贸易的地区格局，以邻为壑的贸易战廷缓了世界经济的复苏速度。
直线上升的保护主义遭到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反对，特别是跨国金融集团的抗议。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案》，此案是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水岭。通过这一法案之后，美国的贸易政策工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国会和总统之间的权力配比。1954年之前，国会控制关税，由于美国国会议员的地方特性，贸易政策往往受到地域限制。1934年之后，国会授权给总统谈判关税的权力，这就降低了利益集团游说的机会，以避免重蹈《斯穆特·霍利法案》的悲剧。此后关税也从峰值下降到二战结束之初的10％。
大萧条的惨痛教训促使美国精英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致力于倡导国际自由经济稳定。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美国继续在多边框架内推行自由贸易。到了20世纪80年代乌拉圭回合谈判时，关税已经不是争议的焦点，相反非关税壁垒日渐突出。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经济，显著的不同于1929年大萧条时期。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网络、电视、报刊，营造了无处不在危机的氛围，我们无法确定哪一种观点是主流，也无法判断正在讨论的模式、纲领和思想，哪一种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主流。但是对于商业人士、对于在公司部门工作的个人来说，从来就必须迎接挑战，直面经济萧条、金融危机的不良后果，更为重要的可能是在危机中拔得头筹，发现新兴市场，调整产业方向，改造公司结构，创造更适宜的价值，从而赢得未来。1929年世界大萧条是美国公司检验其商业理念、模式的重大机遇，基于人类行为和公司行为的延续性，回顾大萧条发生时的世界经济状况及其对当日正在兴起的跨国公司影响，自然有洞察未来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