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至，基层干部们应对各项任务指标忙得焦头烂额，压力山大。基层最贴近群众，基层人才处在改革发展稳定的第一线，处在经济社会建设的最前沿，对基层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不解决好基层人才的问题，再好的政策也难以产生预想的良效。
　　在关爱基层干部过程中，如何帮助基层干部应对压力、消解焦虑，培育起积极向上的心态，激发出锐意进取的干劲，需要深入思考。

有压力不可避免

　　作为党政组织工作运行方式的一种理论描述，“压力型体制”特指我国地方党政组织为完成上级机关下达的目标任务而采取的任务数量化分解管理方式和物质化奖惩评价体系。具体来说，基于宏观目标指引，上级党政机关对目标任务以指标方式进行量化分解，以签订目标责任书形式，层层落实到下级组织和个人，令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上级机关最后根据下级组织和个人的任务完成情况给予其相应的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奖惩。
　　压力型体制作为我国党政组织的工作运行方式，具有三个基本要素结构。首先是数量化的任务分解机制：上级机关将目标任务量化分解为精细的数量指标，通过签订目标责任书等形式将任务指标层层传导，最后直到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其次是各部门共同参与的问题解决机制：上级机关制定的目标任务，常被冠以“政治任务”形式，并辅以“一票否决”的奖惩评价，要求下级组织采取一把手方式贯彻落实。下级组织和个人确保下达任务按照其量化指标体系的要求全面按时完成。最后是物质化多层次评价体系：上级机关对照指标体系对下级组织和个人的任务完成情况给予多层次评价，对于任务指标完成得好的组织和个人，在给予先进称号、发放奖金、提高薪资等精神和物质奖励的同时，亦可能辅以晋级提拔等政治激励。没达到要求，先进评奖、提拔晋升等可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我国压力型体制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地方扩展至中央的压力型体制逐渐形成、发展完善，并延续至今。压力型体制与党的自我压力驱动有着深层次的内在逻辑关系，也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领导制度内在契合。正是基于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强大的动员力、渗透力、凝聚力和执行力，实现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部署高效有序地层层传导和严格执行。压力型体制生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在压力型体制下，通过给某些目标任务以“政治任务”的形式，提高它们的地位，突出它们的重要程度，能够有效控制下级组织和个人的消极抵触或执行不力的思想和行为，实现政令统一。

三个因素引发“达标焦虑”

　　在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中，我们不能忽视部分基层干部在多项任务指标层层传导的压力型体制下表现出的“达标焦虑”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在困扰基层干部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中央政策的落实和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部分基层干部为什么会“达标焦虑”？
　　不适应超强工作任务，精疲力竭而引发“达标焦虑”。作为庞大组织系统的“输出”终端，基层干部处于国家与社会的接合部，承受了较大的行政压力和社会压力。在压力型体制层层加码的“漏斗效应”下，基层干部通常面临比预期目标任务更多的超额任务，其中不乏与“一票否决”挂钩的关键指标任务。上级机关强调的是结果導向与量化考核，对完不成任务的基层干部轻则“刮胡子”，重则“摘帽子”，这使基层干部心理长期处于紧张状态，部分基层干部的“达标焦虑”由此而生。
　　能力素养匮乏，手忙脚乱而引发“达标焦虑”。部分基层干部缺乏掌握引领和驾驭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本领与能力，缺乏做新时代群众工作的有效方式方法，出现了不悟新政、不学新业、不求新知而导致的能力素养匮乏问题。在新时代压力型体制下，面对层层下沉的任务和指标，少数基层干部抱怨“为官不易”，产生“达标焦虑”。他们在日常工作中找寻惯例、人云亦云，做表面文章、使花拳绣腿，“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或者对职责不清晰的工作推诿扯皮，选择绕过阻碍、躲避矛盾，明哲保身，不敢担当作为。
　　官本位思想作祟、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不愿担当、不想作为而引发“达标焦虑”。少数基层干部首先是怕担责任，不敢作为，他们抱着“宁愿少干事不干事，也要保证不出事”的观念，想方设法规避责任风险，“达标焦虑”自然出现。其次是患得患失，不愿作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事业仅仅当作自己的谋生职业，工作没有积极性，在压力型体制下很容易出现“达标焦虑”。最后是利益受损，不想作为。随着我国反腐行动与依法治国的纵深推进，少数基层干部感到“当官没‘钱’途”，他们在工作上敷衍了事、被动应付。越是消极被动的工作态度，越是容易出现“达标焦虑”心理问题。

调整考核权重，为基层干部减压

　　改革创新压力型体制，为基层干部卸负减压。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由过去片面追求量的增长转向强调提质增效，追求经济发展质的提升。这就要求各级党政组织在推动经济继续稳步增长的同时，着力完成结构转型、产业优化的工作任务。此外，还要高度关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生态环境优化、社会治理有序等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完善。与此相应，基层干部所面临的压力也从过去主要围绕经济发展，“唯GDP论英雄”的单项压力，转向在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加强党的建设、优化环境、促进公平正义的综合压力。这就要求对我国现行压力型体制进行改革创新，完善干部考核奖惩机制，强调法制化建设，提高公共服务在党政组织和基层干部工作职责中的权重。
　　加强专业技能培训，提升基层干部的执政本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基层干部增强本领、提升素养、善于担当。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信念和决心，基层干部要与时俱进更新观念、掌握新技，成为工作的“行家里手”和“多面手”，还要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锻造成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烈火真金”。
　　健全激励关爱机制，纾解基层干部的身心压力。稳定持续地消解基层干部的“达标焦虑”，各级党政组织考核监管、激励关爱的制度建设意义重大，不可或缺。上级党政机关通过科学制定和严格执行“唯才是举，量才使用”的干部考核制度和“为官务必做事，做事务求实效”的工作监管机制，营造出“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政治氛围和“有为才有位，有位需有为”的政治生态，确保秉持实干、成绩卓著的基层干部能及时脱颖而出，以此调动广大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干事创业中消解“达标焦虑”。
　　健全关爱机制与完善监管制度对消解基层干部的“达标焦虑”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上级党政机关坚持严管和厚爱的有机统一、问责和关心的内在融合，既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严肃问责，敢抓善管，晒出“负面清单”，通过体现上级机关的监管力度，倒逼、鞭策沉溺于“名义达标”“数字达标”的基层干部随时“自我体检”、及时“自我修复”，又科学制定和严格执行“权责利相统一”的人事待遇政策，给基层干部撑腰鼓劲、让“想干事、有作为”的基层干部有“敢干事”的干劲、“干成事”的奔头，帮助基层干部在激励关爱中纾解“达标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