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发端于1902年的“壬寅学制”，其时设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其后演变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7月，更名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1931年2月，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成立，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奉命西迁，它与同时期西迁的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等院校组建成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4月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10月，西北联大第四十五次校常委会议决定，以“公诚勤朴”为联大校训。根据西北联大黎锦熙教授的解释，其中“公”是天下为公，“诚”为不诚无物，“勤”是勤奋敬业，“朴”即质朴务实。这是对传承文明、发扬民族精神的办学目的的高度概括。
　　西北联大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1939年，西北联大改组为“国立五校”，永久扎根在西北，构建了文、理、工、农、医、师范等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1937—1946年间，“国立五校”拥有505名教授、近1500名教职工的队伍，培养出9257名毕业生。涌现出如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黎锦熙、马师儒、黄文弼、张伯声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与此同时，还培养了师昌绪、叶培大、傅恒志、史绍熙、吴自良、高景德、张沛霖等杰出人才。其中赵洪璋更是与水稻专家袁隆平并称为“南袁北赵”。
　　正是这些师生的共同努力，西北联大在地质学、生物学、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的科学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例如，黎锦熙教授提出了现代方志学的理论；李式金教授对川青藏的藏传佛教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杨兆钧教授对青海撒拉族文化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西北联大还对张骞墓进行过正式发掘和科学发掘，这在中国外交史、对外开放史、文化交流史和丝绸之路研究上，均有重要意义。这些研究为目前西北高校的强势学科奠定了基础。
　　没有西北联大，就没有今天的西北高等教育。西北联大，开拓了西北的高等教育，奠基了西北地区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和成就，更为今天西北地区和未来中国的教育、经济、社会、国防，养育人才，培育精神，涵育底气。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不仅积淀着一个民族和国家过去的全部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而且蕴含着它走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因。西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与西南联合大学南北呼应的两颗明珠，为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不负本校在西北设立之旨”，1941年5月，“国立五校”共同发起成立西北学会，其宗旨为“务使国有文化得以发扬，优美立国之精神，得以昌大，进而推广此精神于世界，是中国文化复结一辉煌灿烂之果”。西北联大虽地处西北一隅，但其提出的“发扬民族精神，融汇世界思想，肩负建设西北之重任”的办学愿景，体现了大学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高度文化使命感。
　　西北联大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成为20世纪我国高等教育精神的生动体现。西北联大的先驱者们在民族大义面前，与祖国共命运、与河山同沉浮、义无返顾的献身精神不应被世人所遗忘，他们对祖国西北开发的崇高自觉不应被湮没在历史的烟云中，他们对推动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更不应该被忘记！西北联大丰碑永存！作为西北联大“国立五校”之一的西北师范大学，是当时甘肃省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自抗战时期迁至兰州以来，一直为甘肃乃至西北开发积蓄了宝贵的人力资本。
　　甘肃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古代中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对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贡献。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依托悠久厚重、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人文资源，在甘肃建立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对于弘扬和展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推动甘肃乃至西北地区经济转型崛起，都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而实现这一切的根本是人才，人才的培养靠教育。从当年西北联大走出的大学群体，贯彻着这样一种为国家、为民族执著奋斗的精神，它们无不成为科教兴国、文化强国和西部大开发的骨干力量。
　　大学在而命脉存，大学强而国运盛，大学的蓬勃林立，足以托起华夏文明的制高点。挖掘、呈现西北联大历史，讲述西北联大故事，开展联大研究，这是我们，也是中国高校的责任。我们纪念西北联大，就是要继承一直以来激励中国知识分子坚守使命、勇于付出的精神。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兴旺，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不倒，不能单纯靠财富和军力，而要看是否能通过牢记历史、继承和发展本国、本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时刻鞭策自己，从而不断前进、不断发展、不断壮大。
　　中国要实现中国梦，实现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名族的伟大复兴，再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先进的、现代化的高等教育。西北联大那种崇高信念和坚强决心激励着我们沿着先贤足迹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