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将教育类书籍列为自己的必读书目是近几年的事情。
一为纠偏、戒躁。由于被一套完全与自己格格不入的话语系统打蒙，加上当时的《教育学》、《心理学》、《语文教材教法》也确实存在注水现象，使得很多一目了然的道理，被说得臃肿不堪，且与教学实践隔着好大一截，所以读师范那会儿疯狂背诵，梦呓似的将之对付及格后，便不再理睬它们了。这种因一两本书不合己意而否定整个门类书的偏激与浮躁，自然难以登堂入室。
二为验明正身。教师是专业人员，在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职业分类》中，教师被列入了“专家、技术人员和有关工作者”的类别中。可是扪心自问，与教育圈外的人士相比，自己对教育专业的知识和技术，真的很精、很熟吗？心虚得很。都说人是生活在历史中的，可是对中外教育史，本学科教育的研究历史与现状，不甚了了，又谈何融入与创新？
2012，我读的教育类书籍主要有：叶澜的《教育概论》，吴式颖主编的《外国教育史教程》，还有袁振国主编的《当代教育学》。
知道叶澜老师是从她的“张扬学生的生命活力”说开始的，系统地阅读她的著作则始于《教育概论》。
叶老师的理论紧盯教育实践，努力不为空言，所以读来常有醍醐灌顶的感觉。对小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叶老师指出：“只有真正涉及学生真实生活中的道德情感、意志与行为习惯的发展时，只有直面学生发展中的困惑和需要时，才能产生真实的效果。”对少年期的教育，叶老师坦言：“既不要折断他的翅膀，也不能任其乱飞，而是顺势助一臂之力，送他上青天。”说得多么切实，又是多么富有诗意啊！
《外国教育史教程》语言平实，内容厚重，可以说疗救了我的孤陋寡闻，读后真的有《庄子》中那位河伯见到东海之神时的感喟和汗颜。
我不知道遥远的古代希伯来人竟然已经将教育和民族的盛衰联系到了一起；更不知道文化教育非常落后的阿拉伯帝国在完成统一之后，立刻重视起了教育，视宣传正道、提倡学问的学者是仅次于上帝与天使的人，知文识理的战俘可以立刻获得自由，从而使文化科学的成就达到了令人瞩目的高峰。
柏拉图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促使“灵魂转向”，看到真理、本质、共相，认识最高的理念——善。各种知识都有实用价值，但这不是终极目的。亚里斯多德认为：伦理美德就是中道，中道在两种过错之间，一方是过度，一方是不及。道德品质是被过度和不及所破坏的……
真是字字珠玑，能引发人无边的联想和深度的沉思。我想：当下的老师若能发自肺腑地接受这些可贵的经验和思想一点点，并力所能及地化用到实践中，中国的教育也不会如此重技轻道，重智轻德，导致教育活动像刮台风，根本无法渗透到心灵的土壤中去。
《当代教育学》笔墨俭省，内容浩瀚，有点像教育的百宝锦囊。一书在手，窃以为无论是对教师理论素养的积淀，还是对教育教学的启悟，都是极富针对性的。与叶澜老师的《教育概论》相比，该书“独识性”的东西不多，但是对各家教育教学理论的梳理与介绍，层次感极强。想要快捷地一窥教育的堂奥，阅读该书肯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二
有段时间一味地读教育类书籍，竟然产生了语言干涩，思想艰涩，情意枯竭的感觉，于是我又赶紧阅读了文学理论类著作，诸如徐葆耕的《西方文学之旅》、刘再复的《人文十三步》、余秋雨的《艺术创造论》、王乾坤的《文学的承诺》，还有王德威的《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
徐葆耕先生是我敬仰的学者，他的视频和著作都是被我当作“宗教”一般信奉和膜拜的。同样是涉猎公共知识，但是一经先生笔墨的点染，那些知识立刻显得个性独具，丰满多姿。如果用“生命融合”的美学标准来衡量，先生的著作当之无愧。说他是拿命在写作，字里行间满浸他情感的汁水，闪耀着智慧的光辉，一点也不为过。
有人说“拜伦是卢梭的后代”，先生这样加以辨析：“拜伦确实从卢梭那里继承了许多东西，但卢梭在敌人的恶意中伤面前那种近乎软弱的善良却是拜伦所不能接受的。拜伦对敌人有一种钢铁般强韧的、深入骨髓的憎恨，而这种憎恨恰好构成恶魔派的主要特色。”对司汤达的“法兰西精神就是献媚”一说，先生马上指出：“向人献媚，这是人生依附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人自身缺少独立性的必然表现。”
甚至连章节标题的设置，也体现了先生无与伦比的独创，比如在“英雄性格应是冷酷和机敏，最无用的是温情”这一节中，他深度分析了巴尔扎克的诸多作品；在“金钱与爱情：关于通奸故事的模式”中，他一口气分析了《高老头》《弃妇》《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德伯家的苔丝》《美狄亚》《白痴》《嘉莉妹妹》近20部作品。思想之灵动、视野之开阔、论述之精辟，令人叹为观止！
刘再复的《人文十三步》真是上等好茶，需要慢慢细品。快喝，无法得神、得趣；多喝，又会神醉，目迷。读刘先生的著作，多在黄昏与傍晚，躲进小屋成一统，让宁静的气氛氤氲全身，然后听他娓娓道来，着实起到了意静神闲的作用。
刘先生也是一位严格忠于内心体验的人，大家熟知的人物形象经他一说，立刻会新意迭出，深度别具。譬如评论《红楼梦》里的晴雯：身为下贱，心比天高，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是平民中具有贵族精神的典型。说黛玉之死，并非死于几个“封建主义者”之手，而是死于共同关系的“共犯结构”中。“结构中人”并非坏人，恰恰是一些爱她的人，包括最爱她的贾宝玉和贾母。
刘先生还是一个很会分类的人，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学、文化现象，经他一分类，立马各归其位，清清爽爽。如文化中的“原形”与“伪形”；隐逸观念中的“自我放逐”与“放逐国家”；生命美有4个维度：质美、性美、神美和貌美。我和厦门一中苏宁峰老师的对话体论文《祛魅了，才是真心英雄——谈“伪形文化”对新解课本中人物形象的启示》，正是受先生思想启发的产物。
《艺术创造论》、《文学的承诺》和《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这3部专著至少具有下述两个共性特点： 一是“有料”。比如美国艺术史家伯纳德·贝瑞孙在给海明威的信中说：“任何一部真正的艺术品都散发着象征和寓言的意味”；有人问韦伯的专业是什么，他愤怒地答道：“我又不是驴子，哪里有固定的领域！”张兆和原来是看不上沈从文的，还给沈从文起了一个外号“癞蛤蟆十三号”——当时张兆和将那些看不上眼的追求者进行编号，并将他们的求爱信贴在宿舍的公告栏里，编上序号。这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不仅可以很好地还原理论的现场，而且也体现了作者宁静的心地、笃实的意志，这在一切向钱看，使学术变得泡沫化的当下，显得弥足珍贵。
二是“有识”。仅各举一例加以说明，比如余秋雨老师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内蕴着“哲理性的架构”，觉得这是在审美意义上对人生整体意蕴的整体性开发，这无疑是对人们已经熟悉，却还未概括出来的意象式结构、情感式结构、欲望式结构的一次重要启迪。针对将文学改造成像自然科学、经济学那样的文学技术的东西，王乾坤老师一针见血地点破：“那文学一定会被社会当作垃圾不如的东西。工具理性遵循的是效率原则、历史原则，它可以为社会带来力量与富足，带来合理与秩序，而‘文学科学’却对此无能为力。”这对一些整天吼着要将语文知识化的老师来说，是否有点儿启示呢？对白先勇的小说，王德威老师这样评述：“处处都是伏笔，每一句话都将你弹射到古典抒情文学绵密的编码网络上，非常值得我们细读。”将白先勇的作品纳入到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中，眼光真是敏锐，思想真是活络！
三
对于更加通俗，且才情郁勃的理论著作，我向来是当作文学作品去读的。2012年度，下列著作进入了我的视野：
陈平原的《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蒋勋的《蒋勋说唐诗》、《蒋勋说宋词》；孙绍振的《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王安忆的《小说家的十三堂课》。
这几本书都有“谈话风”，与挚友聊天的那种。既借助相关经典，曲水流觞式地演绎自家的思想、体验，又能召唤你情不自禁地参与其间，构成一种亲切的对话场。这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挺难的。
比如就朱熹不轻易告诉追随他的胡季随心得这一历史典故，陈平原老师说这不是吝啬，而是想让学生自得之。学生读书，必须自得，不要期待老师轻易告诉你答案，那是偷懒，不是好事。我立刻就想到了徐特立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不管猪肉、羊肉，一定要吃到肚里，变成自己的肉。”剥夺学生自悟、自得的机会和权力，学生只能成为思想的侏儒，答题的机器。不幸的是，这恰恰成了当前语文教学主流。你有意识地启悟过程会被视为搞花架子，是务虚，不划算。
召唤参与，引发互动，必须得有自我体验的干货。你先启动了自我的生活，才能引发他人生活的融入。蒋勋说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实际上是寻找一个完美的自我，找不到，只得又回到人间，于是觉得离那个完美的自我更远了，就更孤独了，但是又很自负。这何尝不是蒋勋自己的心灵写照呢？又何尝不是我们混沌地有所感，却又无法言明的心灵隐秘呢？
打通心灵障壁，实现穿越的梦想，孙绍振老师力主“还原说”，要求语文老师在似乎平淡的，并不见精彩的字句中，把文本潜在的人文精神给分析出来。利用这种原理，他对很多文本作出了十分精到的分析。比如他觉得张籍的《江南春》不如杜牧的，因为张籍的诗光是眼睛在动，内心的动作不太明显，景物之美非常丰富，情感却被淹没了，是真的“反常合道”啊，不佩服还真的不行。
这几部著作中，王安忆的最感性，最家常，理论的浓度也最稀薄，有的章节几乎就是在变相地讲故事。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她的三言两语式的感悟一经出现，就像观音菩萨净瓶里的水一样，使先前的似乎毫无亮色的“论述”，刹那间有了无限生机。
王安忆说：“我觉得越好的作家越不具备特征性，至少，特征性在他们是极其不重要的。他不是以特征性取胜的，他靠得的是什么呢？靠得的是高度。我想托尔斯泰永远不会怕别人去模仿他，也不用怕别人去挤他的地盘，因为他超出了地面，站在高处。”说得多妙啊！特征是可以模仿的，可是思想的高度永远无法模仿。遗憾的是，很多迷信作文训练可以出技巧，出能力的老师，有几个能这样去思考呢？
四
看西渡、王家新主编的《访问中国诗歌》，本是为了磨砺语言的锋芒。
在我看来，诗歌语言最具野性，魔性，是可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倘若一个人觉得自己的语言开始衰老、迟钝、木讷了，不妨去读读诗歌，一定会被赋予强旺的生机的。
但是，读了这本书，我却收获了语言之外的东西。
杨炼说：“《离骚》的求索之路，从现实，经历史、经神话世界、经骤然回返现世，直至栖止于大自然（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是不是一个永远轮回的人类精神结构？且不说他为每一首长诗发明一个特定的形式时，和语言搏斗的惨烈吧。”在形式、语言之中，能看出对人类精神大结构的思索，这需要怎样的思维穿透力和静观世界的强力意志？
在我们嘲笑诗人的幼稚、疯傻时，何曾想过他们献身艺术的虔诚与伟大？王家新说：“有时，当写作进入到某种境界，似乎无意间惊动了上苍（或语言本身）时，我就感到了一种无名的战栗——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想说我有了一种蒙受神恩的喜悦，但是我要说是写作本身达到了对他自身的肯定。”读到这样的句子，我的眼眶立马就湿润了。
令人感动的是，这些诗人并不忽略俗世。俗世中的一切、一切，他们也都爱，甚至在某个特定的时间，还会将之巧妙地织入诗歌生活，化为诗意的养分，补充自己的生命能量。翟永明说得好：“指引我进入诗歌的往往是日常生活中不足以进入诗的某些细节，这些细节总会有个秘密通道通向更深层次的体验与交合，日常经验转化为诗歌经验就在那一瞬间产生，也许是铺好稿纸，拿起笔的时候，也许是某个细节触动到我内心的认识，于是一瞬间就成为日常经验与诗歌经验的一次合作。”
谢有顺的《文学的常道》、《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也是被我当作诗歌来读的。他的理论话语，经常体现为诗歌般的精炼与灵动。如“害怕面对人的身体的文学，一定是垂死的文学；连肉体和身体的声音都听不清楚的作家，一定是苍白的作家。”“真正的写作，应该像格非这样，勇敢地向语言和心灵的腹地进发，而非妥协于市场和消费指标。”且不论其正确与否，单就这虎虎的生气，铿锵的节奏，你的阅读就已经欲罢不能了。
但是我更看重谢有顺的“问题意识”、“对手意识”。在他的每一篇作品中，都有一个或一群很有分量的潜在对手，与他在良知、责任、尊严、欲望、情感等人性的各个层面展开思想的交锋。感官瘫痪、物质外壳、灵魂宽度、生命的学问，从密室到旷野……
读他的文字，我会想到钱穆说过的一句话：“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所在。”文学创作如此，理论生发如此，教学创新亦如此！
将教育类书籍列为自己的必读书目是近几年的事情。
一为纠偏、戒躁。由于被一套完全与自己格格不入的话语系统打蒙，加上当时的《教育学》、《心理学》、《语文教材教法》也确实存在注水现象，使得很多一目了然的道理，被说得臃肿不堪，且与教学实践隔着好大一截，所以读师范那会儿疯狂背诵，梦呓似的将之对付及格后，便不再理睬它们了。这种因一两本书不合己意而否定整个门类书的偏激与浮躁，自然难以登堂入室。
二为验明正身。教师是专业人员，在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职业分类》中，教师被列入了“专家、技术人员和有关工作者”的类别中。可是扪心自问，与教育圈外的人士相比，自己对教育专业的知识和技术，真的很精、很熟吗？心虚得很。都说人是生活在历史中的，可是对中外教育史，本学科教育的研究历史与现状，不甚了了，又谈何融入与创新？
2012，我读的教育类书籍主要有：叶澜的《教育概论》，吴式颖主编的《外国教育史教程》，还有袁振国主编的《当代教育学》。
知道叶澜老师是从她的“张扬学生的生命活力”说开始的，系统地阅读她的著作则始于《教育概论》。
叶老师的理论紧盯教育实践，努力不为空言，所以读来常有醍醐灌顶的感觉。对小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叶老师指出：“只有真正涉及学生真实生活中的道德情感、意志与行为习惯的发展时，只有直面学生发展中的困惑和需要时，才能产生真实的效果。”对少年期的教育，叶老师坦言：“既不要折断他的翅膀，也不能任其乱飞，而是顺势助一臂之力，送他上青天。”说得多么切实，又是多么富有诗意啊！
《外国教育史教程》语言平实，内容厚重，可以说疗救了我的孤陋寡闻，读后真的有《庄子》中那位河伯见到东海之神时的感喟和汗颜。
我不知道遥远的古代希伯来人竟然已经将教育和民族的盛衰联系到了一起；更不知道文化教育非常落后的阿拉伯帝国在完成统一之后，立刻重视起了教育，视宣传正道、提倡学问的学者是仅次于上帝与天使的人，知文识理的战俘可以立刻获得自由，从而使文化科学的成就达到了令人瞩目的高峰。
柏拉图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促使“灵魂转向”，看到真理、本质、共相，认识最高的理念——善。各种知识都有实用价值，但这不是终极目的。亚里斯多德认为：伦理美德就是中道，中道在两种过错之间，一方是过度，一方是不及。道德品质是被过度和不及所破坏的……
真是字字珠玑，能引发人无边的联想和深度的沉思。我想：当下的老师若能发自肺腑地接受这些可贵的经验和思想一点点，并力所能及地化用到实践中，中国的教育也不会如此重技轻道，重智轻德，导致教育活动像刮台风，根本无法渗透到心灵的土壤中去。
《当代教育学》笔墨俭省，内容浩瀚，有点像教育的百宝锦囊。一书在手，窃以为无论是对教师理论素养的积淀，还是对教育教学的启悟，都是极富针对性的。与叶澜老师的《教育概论》相比，该书“独识性”的东西不多，但是对各家教育教学理论的梳理与介绍，层次感极强。想要快捷地一窥教育的堂奥，阅读该书肯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二
有段时间一味地读教育类书籍，竟然产生了语言干涩，思想艰涩，情意枯竭的感觉，于是我又赶紧阅读了文学理论类著作，诸如徐葆耕的《西方文学之旅》、刘再复的《人文十三步》、余秋雨的《艺术创造论》、王乾坤的《文学的承诺》，还有王德威的《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
徐葆耕先生是我敬仰的学者，他的视频和著作都是被我当作“宗教”一般信奉和膜拜的。同样是涉猎公共知识，但是一经先生笔墨的点染，那些知识立刻显得个性独具，丰满多姿。如果用“生命融合”的美学标准来衡量，先生的著作当之无愧。说他是拿命在写作，字里行间满浸他情感的汁水，闪耀着智慧的光辉，一点也不为过。
有人说“拜伦是卢梭的后代”，先生这样加以辨析：“拜伦确实从卢梭那里继承了许多东西，但卢梭在敌人的恶意中伤面前那种近乎软弱的善良却是拜伦所不能接受的。拜伦对敌人有一种钢铁般强韧的、深入骨髓的憎恨，而这种憎恨恰好构成恶魔派的主要特色。”对司汤达的“法兰西精神就是献媚”一说，先生马上指出：“向人献媚，这是人生依附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人自身缺少独立性的必然表现。”
甚至连章节标题的设置，也体现了先生无与伦比的独创，比如在“英雄性格应是冷酷和机敏，最无用的是温情”这一节中，他深度分析了巴尔扎克的诸多作品；在“金钱与爱情：关于通奸故事的模式”中，他一口气分析了《高老头》《弃妇》《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德伯家的苔丝》《美狄亚》《白痴》《嘉莉妹妹》近20部作品。思想之灵动、视野之开阔、论述之精辟，令人叹为观止！
刘再复的《人文十三步》真是上等好茶，需要慢慢细品。快喝，无法得神、得趣；多喝，又会神醉，目迷。读刘先生的著作，多在黄昏与傍晚，躲进小屋成一统，让宁静的气氛氤氲全身，然后听他娓娓道来，着实起到了意静神闲的作用。
刘先生也是一位严格忠于内心体验的人，大家熟知的人物形象经他一说，立刻会新意迭出，深度别具。譬如评论《红楼梦》里的晴雯：身为下贱，心比天高，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是平民中具有贵族精神的典型。说黛玉之死，并非死于几个“封建主义者”之手，而是死于共同关系的“共犯结构”中。“结构中人”并非坏人，恰恰是一些爱她的人，包括最爱她的贾宝玉和贾母。
刘先生还是一个很会分类的人，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学、文化现象，经他一分类，立马各归其位，清清爽爽。如文化中的“原形”与“伪形”；隐逸观念中的“自我放逐”与“放逐国家”；生命美有4个维度：质美、性美、神美和貌美。我和厦门一中苏宁峰老师的对话体论文《祛魅了，才是真心英雄——谈“伪形文化”对新解课本中人物形象的启示》，正是受先生思想启发的产物。
《艺术创造论》、《文学的承诺》和《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这3部专著至少具有下述两个共性特点： 一是“有料”。比如美国艺术史家伯纳德·贝瑞孙在给海明威的信中说：“任何一部真正的艺术品都散发着象征和寓言的意味”；有人问韦伯的专业是什么，他愤怒地答道：“我又不是驴子，哪里有固定的领域！”张兆和原来是看不上沈从文的，还给沈从文起了一个外号“癞蛤蟆十三号”——当时张兆和将那些看不上眼的追求者进行编号，并将他们的求爱信贴在宿舍的公告栏里，编上序号。这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不仅可以很好地还原理论的现场，而且也体现了作者宁静的心地、笃实的意志，这在一切向钱看，使学术变得泡沫化的当下，显得弥足珍贵。
二是“有识”。仅各举一例加以说明，比如余秋雨老师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内蕴着“哲理性的架构”，觉得这是在审美意义上对人生整体意蕴的整体性开发，这无疑是对人们已经熟悉，却还未概括出来的意象式结构、情感式结构、欲望式结构的一次重要启迪。针对将文学改造成像自然科学、经济学那样的文学技术的东西，王乾坤老师一针见血地点破：“那文学一定会被社会当作垃圾不如的东西。工具理性遵循的是效率原则、历史原则，它可以为社会带来力量与富足，带来合理与秩序，而‘文学科学’却对此无能为力。”这对一些整天吼着要将语文知识化的老师来说，是否有点儿启示呢？对白先勇的小说，王德威老师这样评述：“处处都是伏笔，每一句话都将你弹射到古典抒情文学绵密的编码网络上，非常值得我们细读。”将白先勇的作品纳入到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中，眼光真是敏锐，思想真是活络！
三
对于更加通俗，且才情郁勃的理论著作，我向来是当作文学作品去读的。2012年度，下列著作进入了我的视野：
陈平原的《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蒋勋的《蒋勋说唐诗》、《蒋勋说宋词》；孙绍振的《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王安忆的《小说家的十三堂课》。
这几本书都有“谈话风”，与挚友聊天的那种。既借助相关经典，曲水流觞式地演绎自家的思想、体验，又能召唤你情不自禁地参与其间，构成一种亲切的对话场。这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挺难的。
比如就朱熹不轻易告诉追随他的胡季随心得这一历史典故，陈平原老师说这不是吝啬，而是想让学生自得之。学生读书，必须自得，不要期待老师轻易告诉你答案，那是偷懒，不是好事。我立刻就想到了徐特立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不管猪肉、羊肉，一定要吃到肚里，变成自己的肉。”剥夺学生自悟、自得的机会和权力，学生只能成为思想的侏儒，答题的机器。不幸的是，这恰恰成了当前语文教学主流。你有意识地启悟过程会被视为搞花架子，是务虚，不划算。
召唤参与，引发互动，必须得有自我体验的干货。你先启动了自我的生活，才能引发他人生活的融入。蒋勋说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实际上是寻找一个完美的自我，找不到，只得又回到人间，于是觉得离那个完美的自我更远了，就更孤独了，但是又很自负。这何尝不是蒋勋自己的心灵写照呢？又何尝不是我们混沌地有所感，却又无法言明的心灵隐秘呢？
打通心灵障壁，实现穿越的梦想，孙绍振老师力主“还原说”，要求语文老师在似乎平淡的，并不见精彩的字句中，把文本潜在的人文精神给分析出来。利用这种原理，他对很多文本作出了十分精到的分析。比如他觉得张籍的《江南春》不如杜牧的，因为张籍的诗光是眼睛在动，内心的动作不太明显，景物之美非常丰富，情感却被淹没了，是真的“反常合道”啊，不佩服还真的不行。
这几部著作中，王安忆的最感性，最家常，理论的浓度也最稀薄，有的章节几乎就是在变相地讲故事。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她的三言两语式的感悟一经出现，就像观音菩萨净瓶里的水一样，使先前的似乎毫无亮色的“论述”，刹那间有了无限生机。
王安忆说：“我觉得越好的作家越不具备特征性，至少，特征性在他们是极其不重要的。他不是以特征性取胜的，他靠得的是什么呢？靠得的是高度。我想托尔斯泰永远不会怕别人去模仿他，也不用怕别人去挤他的地盘，因为他超出了地面，站在高处。”说得多妙啊！特征是可以模仿的，可是思想的高度永远无法模仿。遗憾的是，很多迷信作文训练可以出技巧，出能力的老师，有几个能这样去思考呢？
四
看西渡、王家新主编的《访问中国诗歌》，本是为了磨砺语言的锋芒。
在我看来，诗歌语言最具野性，魔性，是可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倘若一个人觉得自己的语言开始衰老、迟钝、木讷了，不妨去读读诗歌，一定会被赋予强旺的生机的。
但是，读了这本书，我却收获了语言之外的东西。
杨炼说：“《离骚》的求索之路，从现实，经历史、经神话世界、经骤然回返现世，直至栖止于大自然（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是不是一个永远轮回的人类精神结构？且不说他为每一首长诗发明一个特定的形式时，和语言搏斗的惨烈吧。”在形式、语言之中，能看出对人类精神大结构的思索，这需要怎样的思维穿透力和静观世界的强力意志？
在我们嘲笑诗人的幼稚、疯傻时，何曾想过他们献身艺术的虔诚与伟大？王家新说：“有时，当写作进入到某种境界，似乎无意间惊动了上苍（或语言本身）时，我就感到了一种无名的战栗——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想说我有了一种蒙受神恩的喜悦，但是我要说是写作本身达到了对他自身的肯定。”读到这样的句子，我的眼眶立马就湿润了。
令人感动的是，这些诗人并不忽略俗世。俗世中的一切、一切，他们也都爱，甚至在某个特定的时间，还会将之巧妙地织入诗歌生活，化为诗意的养分，补充自己的生命能量。翟永明说得好：“指引我进入诗歌的往往是日常生活中不足以进入诗的某些细节，这些细节总会有个秘密通道通向更深层次的体验与交合，日常经验转化为诗歌经验就在那一瞬间产生，也许是铺好稿纸，拿起笔的时候，也许是某个细节触动到我内心的认识，于是一瞬间就成为日常经验与诗歌经验的一次合作。”
谢有顺的《文学的常道》、《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也是被我当作诗歌来读的。他的理论话语，经常体现为诗歌般的精炼与灵动。如“害怕面对人的身体的文学，一定是垂死的文学；连肉体和身体的声音都听不清楚的作家，一定是苍白的作家。”“真正的写作，应该像格非这样，勇敢地向语言和心灵的腹地进发，而非妥协于市场和消费指标。”且不论其正确与否，单就这虎虎的生气，铿锵的节奏，你的阅读就已经欲罢不能了。
但是我更看重谢有顺的“问题意识”、“对手意识”。在他的每一篇作品中，都有一个或一群很有分量的潜在对手，与他在良知、责任、尊严、欲望、情感等人性的各个层面展开思想的交锋。感官瘫痪、物质外壳、灵魂宽度、生命的学问，从密室到旷野……
读他的文字，我会想到钱穆说过的一句话：“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所在。”文学创作如此，理论生发如此，教学创新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