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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出版业需要的编辑是具有较强的文字处理能力、较高的文学修养、较强的审美能力以及熟练使用现代技术的人才，同时还要有某一门学科专业背景，以适应不同专业类型编辑的需求。为此，我们提出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4+3+3”人才培养模式：“以文化知识为基础，以编辑技术为能力，以专业素养为特长”，培养适合现代出版业的编辑人才。
关键词：编辑出版学；文学素养；“4+3+3”模式
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教育，一般有编辑学、出版学、校对学、印刷学、发行学、出版管理学等教材体系，以配合专业知识的学习与应用。我国本科类编辑出版学专业主要培养面向图书、报刊、杂志等传统媒体的编辑，其次是网络编辑和数字出版物编辑，再次是出版发行、出版管理和出版文化方面的出版人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兴盛，各个行业的评价标准都指向了市场占有率或者经济效益，编辑出版学也不例外，其对出版经济运作方式的强调远远超过了对出版物文化内容的强调。这样的市场风向也就导致高校在编辑出版教育板块更多地强调运营、发行等与市场息息相关的出版课程。同时，在互联网信息化、数字化的冲击下，传统媒体积极参与到互联网这个大环境中寻找新出路。在双重因素的影响下，编辑出版教育也偏向与网络相关的编辑实务与软件技术等相关课程，反而忽略了把关出版物的内容质量所需要的基础文化知识教育。
一、编辑出版人才培养存在的根本问题
1.对“编辑”概念的把握有所偏向
编辑是信息生产过程中的“把关人”，他们将信息过滤、选择后呈现给读者；编辑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通过与作者的交流沟通，生产出最精炼、准确的信息产品；编辑需要广博的知识容纳所接触的信息，并将其解读重构成为优秀的作品。随着近代大生产的发展和现代文明的进步，社会分工进一步明确，编辑越来越具有独立的价值，他们在计划、组织、促进、规范社会科学文化信息的生产、传播、贮存、积累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逐渐普及，“网络编辑”这一词汇也不再新鲜，它也成为了一个新兴的职业。对于网络编辑的定义，董天策认为网络新闻编辑的定义包括以下两层含义：一是基于网络这一传播媒介充分运用网络传播手段，对网络新闻的报道内容和形式进行组织的编辑工作；二是指在网络媒体上从事新闻编辑的人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网络编辑依然是对稿件进行选择、加工、集合以及评价，其最核心的能力是对文字的处理加工。即使加上了“网络”这个特殊的加工工具或者说新的加工平台，文字处理能力依然是编辑必须培养的基本能力，在编辑工作中占主导地位。
总之，编辑的工作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1）编辑活动的内容扩大到了对精神产品生产的计划、组织和审读、加工。（2）明确提出编辑方针、编辑计划对编辑活动的制约。（3）编辑劳动的性质是创造性的劳动，具有学识性、技术性。（4）其意义在于为出版作准备。（5）劳动对象除文字材料外，还包括摄影材料、视听材料等。编辑过程是收集分析综合信息，选题和选题计划，组稿，审稿，加工、发排、读校。
从对“编辑”的定义分析来看，编辑的主要工作是对内容的加工与创造，主要的工作流程也是在与文字本身打交道，但是由于现代信息技术对出版产业的冲击，对编辑的要求转向了是否会使用各种软件，能否用计算机技术排版等，而忽略了编辑本身就是作品内容加工者。
这一认识的偏向性导致了编辑出版教育出现本末倒置的现象：重视现代技术的教育，反而忽略了基本素养的教育。当然，我们并不是否定适应数字出版环境的技术教育，而是提出应重视基本素养的教育，注重编辑人才培养之本，同时训练现代技术。
2.对编辑出版学教育中语言文学素养的重要性认识不充分
编辑工作主要就是和文字做交流（主要是说文字编辑），因而良好的语言文学素养是编辑的基本功，审读、编校都以此为基础。因此，在编辑出版教育的过程中，语言文学素养的教育应放在核心位置。在我们看来，语言文学素养主要包括文字功底、审美素养以及广博的阅读。
文字功底主导内容质量
编辑的文字功底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审读作品的能力，二是写作表达的能力。第一个方面的能力是编辑必须具备并且强调的，而对写作能力的强调并不是说要让每位编辑都成为作家，但能够顺畅地表达思想、抒发情感是每一位编辑自身文化素养的基本体现。通过写作，编辑在工作中更能领会作者的写作意图，从而对作品的把握更准确到位，同时审读能力也得到提高。
扎实的语言文学能力是编辑非常重要的功底。一方面，编辑应能发现作者的笔误或者原稿错误；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对优秀作品的错误修改。语言文字不仅表现在修辞手法的严谨运用和语义的明确表达上，也表现在语言的生动运用、文章内涵和表现力的体现等方面。由此可以看出，一个称职的编辑或者出版人才，扎实的汉语言文学知识是必需的基础，至少与编辑出版专业知识和高新出版技能同等重要。因此，汉语言文学方面的课程，应该成为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
审美素养关乎作品品位
审美意识是编辑的艺术眼光、思想水平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的整体体现。一篇文章是归属于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产物，而审美意识就应当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以及社会文化。时代精神和社会文化总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作为把关人的编辑应当带着审美的眼光，去伪存真，去粗留精。
内容和形式是构成美的两个方面。作品的语言、结构、叙述角度都是构成一部作品的方面，编辑对这些方面的发现和创造的过程就是编辑的审美过程，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其内涵以及形式是不可分割的。对于一部作品，编辑首先应着眼于整体，然后再以审美的眼光进行编辑和再加工，这需要编辑具有一定的审美素养。
广博的阅读深化作品内涵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知器”，广博的阅读是一个编辑必备的文学素养。广博的阅读带来的是广博的知识面和开阔的视野，具备这些要素后，一个编辑对作品才具有客观的评判能力。例如，编辑审读名人传记，就需要对相关人物的事迹有所涉猎，对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对作品的相关内容进行审读和编辑，才能辨别作品中材料的真伪。 另外，广博的阅读有助于编辑挖掘作品的内涵。编辑通过“晓声”“知器”确保作品内容的客观性与可读性，但更为重要的是广博的阅读能够帮助编辑拓展对作品的思考，挖掘作品的内涵，对作品的推荐以及评价可以更为贴切与中肯。责任编辑是作者的思想助手，在与作者就作品内容沟通中发挥积极作用，帮助作者从文字表面深挖内容，引导作者向更加纵深的方向思考，使作品更具有思想性。无论是基本的文字功底，还是必需的审美素养，或是广博的阅读都是编辑的基本素养，只有具备这些基本条件，编辑才能在作品的审读加工环节保证作品的价值。
二、编辑出版专业“4+3+3”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从以上讨论不难发现，现代编辑出版的工作首先还是文字工作，是基于编辑本身对文字的敏感度和对文字的审读能力的。因而，无论现代传媒技术发展的速度有多快，语言文学素养都是编辑做好本位工作的基础。
编辑出版专业的教育首先要让学生打下扎实的文学基础，使其能够熟练地运用语言文字表达自身的想法，并且帮助作者表达想法；其次，要让学生学会相关的技术，用最合适的技术传递编辑手中的优秀内容；最后，要让学生掌握某一学科专业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以适应不同类型编辑工作的需求。
基于编辑出版需要的人才以及语言文学素养在编辑出版教育中的重要性，我们提出了“4+3+3”人才培养模式，即文学基础课占所学课程的40%，编辑出版专业基础课占30%，其他选修课程诸如其他专业基础课程占30%，形成“以文化知识为基础，以编辑技术为能力，以专业素养为特长”的人才培养模式。
这样的培养模式，既能满足基本编辑能力的教育需要，又能照顾编辑出版这一具有实践性质的专业需求。这样的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兼具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符合当下编辑出版这一职业的导向。
1.以文化知识为基础
语言文学素养一般情况下是指在文学领域，如诗歌、小说、评论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在编辑工作中还体现在编辑的文字功底以及审美素养中。《全国高校出版专业建设调查报告》统计了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归属：有41%属于新闻传播学院（系），有34%属于文学院（系），有11%属于管理学院（系），有8%属于民族学院（系），有6%属于独立出版学院（系）。由于所属院系不同，设置的课程也就有很大的区别，一般偏向于所属院系相关课程，而忽略了对文学素养的培育，导致培养的编辑人才文学素养较差，体现在作品上就是内容有错别字、语法错误等。基于上面提到的文学素养在编辑教育中的基础性作用，编辑出版的课程设置中，文学素养的相关课程应该作为核心的学习课程，占据本科阶段编辑出版教育的基础性地位。
因此在设置相关课程时，我们认为文学基础课应占所学课程的40%，包括现代汉语（学习现代汉语的基本知识，例如语音、语法等）、现代写作（学习写作基本理论，掌握基本写作技法，进行写作实践等）、中外文学史、古典文学作品选读、现当代文学（熟练掌握基本文学常识，了解经典作品的基本知识）、美学（培养审美情趣、审美能力以及审美品位）等课程。这样的设置能够培养学生文字识别、语言表达、作品审读审美能力，培养学生流畅的表达能力，同时增加阅读量，开阔学生的视野。
2.以编辑技术为能力
编辑技术能力应包括两个方面：编辑校对能力和数字技术能力。编辑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策划、编辑加工、宣传推广等各个工作环节均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必要的技术、规范。编辑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掌握编辑出版的相关理论知识，如中国编辑出版史、编辑学概论、出版法律法规、出版市场营销与管理等。同时学院还应开设书籍编辑学、校对学、报刊编辑学、网络编辑学、装帧设计学、排版技术和印刷技术等课程，设立书籍编辑方向、报刊编辑方向，因为目前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学生在各类媒体、各级宣传部门从事编辑工作的比例很大。
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编辑的一个紧迫任务就是学习、掌握科技知识和数字出版知识，具备开展数字出版活动的必备能力。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应设立数字技术相关课程，如计算机基础、VB程序设计、C语言、编辑软件等，使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生掌握与数字出版相关的基本技能，跟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的步伐。
3.以专业素养为特长
在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编辑出版学的培养目标确定为：培养具有系统的编辑出版理论知识与技能、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能在书刊出版、新闻宣传和文化教育部门从事编辑、出版、发行的业务与管理工作以及教学与科研的编辑出版学高级专门人才。
编辑出版人才尤其是高级编辑人才，最大的特点在于既要专又要博。由此，编辑出版专业学生既要掌握编辑出版专业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具备运用本学科理论和知识分析解决专业领域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要对相邻学科乃至整体文化科学知识有较多的了解和掌握。这是编辑专业人才与其他专业人才的最大区别。为了达到这一要求，除了以上两个方面的课程设置外，编辑出版专业学生还可以通过辅修、选修等方式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如法学、历史学、政治学、生物学等，将编辑出版学与某一其他专业学科点相结合，把某一专业的学习深造同编辑出版理论与实务的学习提高有机统一起来。这有利于培养学生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提高某一专业较强的科研能力，从而适应高级编辑人才重在专业水平和专业素质的要求。
在数字时代，编辑出版活动已经发生了多重变化，但编辑出版人才培养不能在数字化潮流下避重就轻、顾此失彼。大学作为培养编辑出版人才的摇篮，在编辑出版学教育中要处理好各种矛盾，改革编辑出版类专业人才培养策略，抓好文化知识拓展、提升专业知识训练、促进实践知识多样化。本文提出的编辑出版专业本科“4+3+3”人才培养模式将文化知识放在重要的位置，强调文化、专业、素养的综合，是符合编辑出版业发展需求的。当然其中也存在不足之处，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不断充实、完善。
书言书语
文本与意义
若就文本权威的丧失来看，阅读行为可能会显得更为无政府主义。以读者为诠释者的极端观点会认为，读者可以从一个文本中没有边界或限制地创造出他或她喜欢的任何东西。一个更为温和的观点会说，阅读不是一种被动行为，读者不会用单一的意义对文本进行解码，对于人类最初的记录符号可能只存在单一的解读，对于杰克·凯德的刻痕和符号在今天的对应物可能也是这样，但这并不是我们所读到的大多数东西的特征。过去，教会和政府（以及作者）可能曾试图将某种特定的意义强加于一个文本，但是文本和读者拒绝服从。沃尔夫冈·伊瑟尔认为，意义来自于文本与读者的互动（lser，1980）。为了创造意义，文本提供了文字，一套语言单元，而读者则带来了一套个体的经验，这些经验各自和联合影响赋予那些单位的语义价值。这样，就没有特定的“正确的”意义，尽管可能的意义的范围被文本、被组成它的文字的确定的特性所局限。杰罗姆·麦克盖恩在这个当口会加上：读者解释的不是一个文本，而是一个物质对象——书籍；文本的文字会使用一种特别的字体和字号，用一种特别的纸印刷，存在于一本特别的书中，在特别的封面和封底之间；实体书籍的这些特殊性也影响和限制了可能的意义的范围（McGann，1991）。
（摘引自[英]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书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关键词：编辑出版学；文学素养；“4+3+3”模式
编辑出版学专业本科教育，一般有编辑学、出版学、校对学、印刷学、发行学、出版管理学等教材体系，以配合专业知识的学习与应用。我国本科类编辑出版学专业主要培养面向图书、报刊、杂志等传统媒体的编辑，其次是网络编辑和数字出版物编辑，再次是出版发行、出版管理和出版文化方面的出版人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兴盛，各个行业的评价标准都指向了市场占有率或者经济效益，编辑出版学也不例外，其对出版经济运作方式的强调远远超过了对出版物文化内容的强调。这样的市场风向也就导致高校在编辑出版教育板块更多地强调运营、发行等与市场息息相关的出版课程。同时，在互联网信息化、数字化的冲击下，传统媒体积极参与到互联网这个大环境中寻找新出路。在双重因素的影响下，编辑出版教育也偏向与网络相关的编辑实务与软件技术等相关课程，反而忽略了把关出版物的内容质量所需要的基础文化知识教育。
一、编辑出版人才培养存在的根本问题
1.对“编辑”概念的把握有所偏向
编辑是信息生产过程中的“把关人”，他们将信息过滤、选择后呈现给读者；编辑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通过与作者的交流沟通，生产出最精炼、准确的信息产品；编辑需要广博的知识容纳所接触的信息，并将其解读重构成为优秀的作品。随着近代大生产的发展和现代文明的进步，社会分工进一步明确，编辑越来越具有独立的价值，他们在计划、组织、促进、规范社会科学文化信息的生产、传播、贮存、积累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逐渐普及，“网络编辑”这一词汇也不再新鲜，它也成为了一个新兴的职业。对于网络编辑的定义，董天策认为网络新闻编辑的定义包括以下两层含义：一是基于网络这一传播媒介充分运用网络传播手段，对网络新闻的报道内容和形式进行组织的编辑工作；二是指在网络媒体上从事新闻编辑的人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网络编辑依然是对稿件进行选择、加工、集合以及评价，其最核心的能力是对文字的处理加工。即使加上了“网络”这个特殊的加工工具或者说新的加工平台，文字处理能力依然是编辑必须培养的基本能力，在编辑工作中占主导地位。
总之，编辑的工作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1）编辑活动的内容扩大到了对精神产品生产的计划、组织和审读、加工。（2）明确提出编辑方针、编辑计划对编辑活动的制约。（3）编辑劳动的性质是创造性的劳动，具有学识性、技术性。（4）其意义在于为出版作准备。（5）劳动对象除文字材料外，还包括摄影材料、视听材料等。编辑过程是收集分析综合信息，选题和选题计划，组稿，审稿，加工、发排、读校。
从对“编辑”的定义分析来看，编辑的主要工作是对内容的加工与创造，主要的工作流程也是在与文字本身打交道，但是由于现代信息技术对出版产业的冲击，对编辑的要求转向了是否会使用各种软件，能否用计算机技术排版等，而忽略了编辑本身就是作品内容加工者。
这一认识的偏向性导致了编辑出版教育出现本末倒置的现象：重视现代技术的教育，反而忽略了基本素养的教育。当然，我们并不是否定适应数字出版环境的技术教育，而是提出应重视基本素养的教育，注重编辑人才培养之本，同时训练现代技术。
2.对编辑出版学教育中语言文学素养的重要性认识不充分
编辑工作主要就是和文字做交流（主要是说文字编辑），因而良好的语言文学素养是编辑的基本功，审读、编校都以此为基础。因此，在编辑出版教育的过程中，语言文学素养的教育应放在核心位置。在我们看来，语言文学素养主要包括文字功底、审美素养以及广博的阅读。
文字功底主导内容质量
编辑的文字功底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审读作品的能力，二是写作表达的能力。第一个方面的能力是编辑必须具备并且强调的，而对写作能力的强调并不是说要让每位编辑都成为作家，但能够顺畅地表达思想、抒发情感是每一位编辑自身文化素养的基本体现。通过写作，编辑在工作中更能领会作者的写作意图，从而对作品的把握更准确到位，同时审读能力也得到提高。
扎实的语言文学能力是编辑非常重要的功底。一方面，编辑应能发现作者的笔误或者原稿错误；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对优秀作品的错误修改。语言文字不仅表现在修辞手法的严谨运用和语义的明确表达上，也表现在语言的生动运用、文章内涵和表现力的体现等方面。由此可以看出，一个称职的编辑或者出版人才，扎实的汉语言文学知识是必需的基础，至少与编辑出版专业知识和高新出版技能同等重要。因此，汉语言文学方面的课程，应该成为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
审美素养关乎作品品位
审美意识是编辑的艺术眼光、思想水平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的整体体现。一篇文章是归属于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产物，而审美意识就应当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以及社会文化。时代精神和社会文化总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作为把关人的编辑应当带着审美的眼光，去伪存真，去粗留精。
内容和形式是构成美的两个方面。作品的语言、结构、叙述角度都是构成一部作品的方面，编辑对这些方面的发现和创造的过程就是编辑的审美过程，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其内涵以及形式是不可分割的。对于一部作品，编辑首先应着眼于整体，然后再以审美的眼光进行编辑和再加工，这需要编辑具有一定的审美素养。
广博的阅读深化作品内涵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知器”，广博的阅读是一个编辑必备的文学素养。广博的阅读带来的是广博的知识面和开阔的视野，具备这些要素后，一个编辑对作品才具有客观的评判能力。例如，编辑审读名人传记，就需要对相关人物的事迹有所涉猎，对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对作品的相关内容进行审读和编辑，才能辨别作品中材料的真伪。 另外，广博的阅读有助于编辑挖掘作品的内涵。编辑通过“晓声”“知器”确保作品内容的客观性与可读性，但更为重要的是广博的阅读能够帮助编辑拓展对作品的思考，挖掘作品的内涵，对作品的推荐以及评价可以更为贴切与中肯。责任编辑是作者的思想助手，在与作者就作品内容沟通中发挥积极作用，帮助作者从文字表面深挖内容，引导作者向更加纵深的方向思考，使作品更具有思想性。无论是基本的文字功底，还是必需的审美素养，或是广博的阅读都是编辑的基本素养，只有具备这些基本条件，编辑才能在作品的审读加工环节保证作品的价值。
二、编辑出版专业“4+3+3”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从以上讨论不难发现，现代编辑出版的工作首先还是文字工作，是基于编辑本身对文字的敏感度和对文字的审读能力的。因而，无论现代传媒技术发展的速度有多快，语言文学素养都是编辑做好本位工作的基础。
编辑出版专业的教育首先要让学生打下扎实的文学基础，使其能够熟练地运用语言文字表达自身的想法，并且帮助作者表达想法；其次，要让学生学会相关的技术，用最合适的技术传递编辑手中的优秀内容；最后，要让学生掌握某一学科专业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以适应不同类型编辑工作的需求。
基于编辑出版需要的人才以及语言文学素养在编辑出版教育中的重要性，我们提出了“4+3+3”人才培养模式，即文学基础课占所学课程的40%，编辑出版专业基础课占30%，其他选修课程诸如其他专业基础课程占30%，形成“以文化知识为基础，以编辑技术为能力，以专业素养为特长”的人才培养模式。
这样的培养模式，既能满足基本编辑能力的教育需要，又能照顾编辑出版这一具有实践性质的专业需求。这样的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兼具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符合当下编辑出版这一职业的导向。
1.以文化知识为基础
语言文学素养一般情况下是指在文学领域，如诗歌、小说、评论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在编辑工作中还体现在编辑的文字功底以及审美素养中。《全国高校出版专业建设调查报告》统计了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归属：有41%属于新闻传播学院（系），有34%属于文学院（系），有11%属于管理学院（系），有8%属于民族学院（系），有6%属于独立出版学院（系）。由于所属院系不同，设置的课程也就有很大的区别，一般偏向于所属院系相关课程，而忽略了对文学素养的培育，导致培养的编辑人才文学素养较差，体现在作品上就是内容有错别字、语法错误等。基于上面提到的文学素养在编辑教育中的基础性作用，编辑出版的课程设置中，文学素养的相关课程应该作为核心的学习课程，占据本科阶段编辑出版教育的基础性地位。
因此在设置相关课程时，我们认为文学基础课应占所学课程的40%，包括现代汉语（学习现代汉语的基本知识，例如语音、语法等）、现代写作（学习写作基本理论，掌握基本写作技法，进行写作实践等）、中外文学史、古典文学作品选读、现当代文学（熟练掌握基本文学常识，了解经典作品的基本知识）、美学（培养审美情趣、审美能力以及审美品位）等课程。这样的设置能够培养学生文字识别、语言表达、作品审读审美能力，培养学生流畅的表达能力，同时增加阅读量，开阔学生的视野。
2.以编辑技术为能力
编辑技术能力应包括两个方面：编辑校对能力和数字技术能力。编辑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策划、编辑加工、宣传推广等各个工作环节均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必要的技术、规范。编辑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掌握编辑出版的相关理论知识，如中国编辑出版史、编辑学概论、出版法律法规、出版市场营销与管理等。同时学院还应开设书籍编辑学、校对学、报刊编辑学、网络编辑学、装帧设计学、排版技术和印刷技术等课程，设立书籍编辑方向、报刊编辑方向，因为目前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学生在各类媒体、各级宣传部门从事编辑工作的比例很大。
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编辑的一个紧迫任务就是学习、掌握科技知识和数字出版知识，具备开展数字出版活动的必备能力。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应设立数字技术相关课程，如计算机基础、VB程序设计、C语言、编辑软件等，使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学生掌握与数字出版相关的基本技能，跟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的步伐。
3.以专业素养为特长
在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编辑出版学的培养目标确定为：培养具有系统的编辑出版理论知识与技能、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能在书刊出版、新闻宣传和文化教育部门从事编辑、出版、发行的业务与管理工作以及教学与科研的编辑出版学高级专门人才。
编辑出版人才尤其是高级编辑人才，最大的特点在于既要专又要博。由此，编辑出版专业学生既要掌握编辑出版专业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具备运用本学科理论和知识分析解决专业领域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要对相邻学科乃至整体文化科学知识有较多的了解和掌握。这是编辑专业人才与其他专业人才的最大区别。为了达到这一要求，除了以上两个方面的课程设置外，编辑出版专业学生还可以通过辅修、选修等方式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如法学、历史学、政治学、生物学等，将编辑出版学与某一其他专业学科点相结合，把某一专业的学习深造同编辑出版理论与实务的学习提高有机统一起来。这有利于培养学生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提高某一专业较强的科研能力，从而适应高级编辑人才重在专业水平和专业素质的要求。
在数字时代，编辑出版活动已经发生了多重变化，但编辑出版人才培养不能在数字化潮流下避重就轻、顾此失彼。大学作为培养编辑出版人才的摇篮，在编辑出版学教育中要处理好各种矛盾，改革编辑出版类专业人才培养策略，抓好文化知识拓展、提升专业知识训练、促进实践知识多样化。本文提出的编辑出版专业本科“4+3+3”人才培养模式将文化知识放在重要的位置，强调文化、专业、素养的综合，是符合编辑出版业发展需求的。当然其中也存在不足之处，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不断充实、完善。
书言书语
文本与意义
若就文本权威的丧失来看，阅读行为可能会显得更为无政府主义。以读者为诠释者的极端观点会认为，读者可以从一个文本中没有边界或限制地创造出他或她喜欢的任何东西。一个更为温和的观点会说，阅读不是一种被动行为，读者不会用单一的意义对文本进行解码，对于人类最初的记录符号可能只存在单一的解读，对于杰克·凯德的刻痕和符号在今天的对应物可能也是这样，但这并不是我们所读到的大多数东西的特征。过去，教会和政府（以及作者）可能曾试图将某种特定的意义强加于一个文本，但是文本和读者拒绝服从。沃尔夫冈·伊瑟尔认为，意义来自于文本与读者的互动（lser，1980）。为了创造意义，文本提供了文字，一套语言单元，而读者则带来了一套个体的经验，这些经验各自和联合影响赋予那些单位的语义价值。这样，就没有特定的“正确的”意义，尽管可能的意义的范围被文本、被组成它的文字的确定的特性所局限。杰罗姆·麦克盖恩在这个当口会加上：读者解释的不是一个文本，而是一个物质对象——书籍；文本的文字会使用一种特别的字体和字号，用一种特别的纸印刷，存在于一本特别的书中，在特别的封面和封底之间；实体书籍的这些特殊性也影响和限制了可能的意义的范围（McGann，1991）。
（摘引自[英]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书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