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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申五的长篇小说《温柔的罪过》,实现了其艺术历程中一次从歌词创作到小说叙事的文学内部空间的“跨界书写”。该作品超越了一般婚外恋题材小说的叙事成规,将探索的主题伸向伦理、欲望、人性等精神场域,并在审美上进行了开创性地建构,对叙事作品进行了一次诗性的虚构与想象。
关键词: 《温柔的罪过》 婚姻伦理 欲望 人性 诗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在线性时间维度上梳理刘申五多年的创作历程,歌词书写成为其形而上思考、表达生命体验、铺陈音乐文学的精神空间,但同时歌词创作也构筑了其创作途径和文化记忆无法突围的“模式”和“窠臼”。作为当代中国著名的词作家,刘申五在灵魂深处始终渴求一种会流动、会摇曳的创作风格和书写历程,始终保持每一篇新作都具有挑战性的、新鲜的、陌生的创作冲动。所以,我们不断看到刘申五对自我艺术经验的“突围”、“革命”和“转向”。
如果要为刘申五的“突围”和“转向”在新世纪寻找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么,长篇小说《温柔的罪过》的发表无疑是其一次成功的尝试和努力。作品在美学与伦理的双向维度上对刘申五的自我创作经验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突围表演:从歌词创作转向小说叙事,在文学的内部空间上进行了一次“跨界书写”,成功地实践了其“艺术革命”的诺言。
《温柔的罪过》讲述的故事的表象并不复杂和纠缠。故事叙述了报社记者肖文在一次偶然的采访中,结识了电视节目主持人季虹,二人在不断地接触中相互产生了爱慕之情,成为情人,但最终因无法逃脱道德伦理的枷锁和跨越现实生活的羁绊,而理性的结束了这段婚外恋情。同时在小说中还穿插了金丽丽与董非、姜衍东、邬鸿为的情感纠葛和爱恨情仇。从故事的表象上看这是一个难以脱俗的婚外恋文本,但作家的独特之处在于将“俗套”的叙事框架进行了一次灵魂的开掘,把叙事的主题指向了伦理、欲望、人性等多维空间,更多地关注婚外恋者的精神、文化和心理领域,从而使小说具有了无限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可能性。
一 婚姻的“个人伦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伦理道德始终是人们行为方式主要的规范和准则,无论是在社会组织结构、文化结构抑或是精神信仰中,都贯穿着儒家伦理道德意识。在儒家文化的范畴内“昏者,婚也,上以祭祖庙,下以延子嗣”,婚姻被主流意识形态解释为对宗庙的忠孝和对家族血缘的延续,将“夫妇人伦之始,王化之端”放到婚姻的核心地位,将个体生命的情感体验完全压抑在传统道德伦理的历史地表之下,个体失去了对婚姻选择的话语权,对婚姻情感本身的重视与关切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沉默的风景。
这种对婚姻伦理观念的认知已成为沉积在中国人精神观念里的集体无意识,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启蒙主义的历史语境下,个体的主体地位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动召唤,“人的解放”成为时代的主流话语,但人们对于婚姻的认同仍然局限于精神情感、道德伦理这些形而上的层面,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和道德训诫色彩,作家们对于婚外恋叙事的审美导向并不是探寻婚外恋作为一种人的主体情感状态的本能表达,而是对婚外恋作为一种违背道德伦理的行为,进行道德上的谴责和批判,真挚的爱情因素在婚外恋中消隐,对婚外恋情的认识普遍缺少人性的关怀和厚度,“历来的爱情小说大抵只描写结婚以前的悲欢遭遇,一结婚,戏剧冲突即已解决”,“婚后爱情的描写从不为小说所注意。”
而《温柔的罪过》在主题设置上,十分明显地将与社会主流道德规范相背的婚外恋作为小说的主题,勇敢地提出了对个体生命中这一特殊情感探索的“哲学命题”,从而形成一种属于刘申五式的关于婚外恋的“个人伦理叙事”。这种“个人伦理叙事”,不探究婚外恋的一般法则和婚外恋生活应该遵循的传统道德观念,也不建构关于婚外恋的准则,而是讲述个体生命独特的情感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婚外恋者自身的精神、文化和心理问题,表达了婚外恋复杂丰富的情感状态,从而形成一种“道德歧义”的认知,“最‘富有人性’的主题是那些反映了生活的道德歧义的主题”。爱情与婚姻,责任与道德,情感与理智,欲望与精神时刻交织、纠缠在小说的叙事进程中,正是这种复杂和充满歧义的“个人伦理叙事”给作家提供了无限的情感表达空间和突破、超越以往婚外恋题材小说的可能性。
对于小说中肖文和季虹的婚外恋情,我们无法以传统的婚姻伦理来质疑和批判,在这段婚外情感中,我们既能觉察到季虹对于突破现实婚姻的羁绊,对激情和自由的精神诉求,以及激情爆发后产生的极度的快感和心灵的震荡,“爱是一种崇高的情感,是某种物象对你的吸引,是对美的追求和欲望,我们相互给对方幸福与欢乐,共同拨旺心中热爱生活的火焰,彼此焕发出更多的激情与创造力。”也能够触摸到肖文在激情过后所产生的矛盾、痛苦、犹疑和忏悔,“可有一点却必须承认,我们的爱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传统与道德”;从中不仅可以体会到了男女主人公发自灵魂深处对爱的表达,也会感受到在婚姻与爱情之间摇摆的尴尬、无奈和苦涩,就像季虹对肖文妻子罗心宁说的那样:“真正要承受太多痛苦的是我而不是您”;我们既能看见男女主人公对欲望的非理性追逐与放纵,同时我们也能体味到欲望背后的绝望和恐惧,“自己也常常感到内疚甚至有些惶恐”。正是这些充满“道德歧义”的生命哭泣和呢喃,使我们真切地理解了由婚外恋者的精神、文化和心理建构的关于婚姻的“个人伦理叙事”,情与理、灵与肉、爱与恨的冲突在男女主人公的灵魂中达到了焦灼的状态,这使得整部小说充满了震颤魂魄的悲悯基调。
二 欲望的诗意与堕落
欲望是文学恒定的表达场域,但在人类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欲望总是承受着宗教和传统道德的双重压抑,欲望话语失去了言说的空间和权利,即使作家们拥有言说欲望的叙事冲动和意图,也以一种隐晦和象征的“有意味形式”的叙事策略进行间接地审美宣泄。
但在《温柔的罪过》中我们看到了欲望表达的另一张脸谱,对欲望的革命性放纵,对纯粹的阅读欲望的最成功的煽动,对性欲望的表达和思索成为小说的核心话语,而且形成了两种性欲望话语:一种是对个体生命中的原始欲望进行了诗意化的表达;另一种对“把人性等同于动物性这种片面性将导致纵欲主义,这是对人性的感性异化”的批判和嘲讽,而对这两种欲望话语形而上的审美表达的载体被设置在季虹与肖文,金丽丽与姜衍东、邬鸿为的情感叙事逻辑中。
在季虹与肖文的婚外恋情中呈现了多种性爱叙事,从而展开了对性爱的新探索,在叙事中试图剥除道德话语对情爱意识的霸权,表现它作为欲望的本体性特点,恢复性的本来面目,以此还原人性的本真状态,于是作家努力采取一种较客观的方式,力求如实地写出人物的性感受和性心理,并探索构成人物行为,包括性行为的深层心理动机,对原始生命本能的确认,性欲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是爱情的生理基础,“爱情既合乎理性又不合乎理性,既是出于本能又受到思想的鼓舞,既有生物性又有社会性,爱情把理性和非理性,本能和精神完美结合在一起”,任何道德话语都无法最终遮蔽生命欲望本身。让我们看一段季虹和肖文之间的性爱描写:
窗外的雨还在下。屋子里没有一点声音,显得格外温馨与宁静。一缕缕高档沐浴液的幽香从季虹身上散发出来,肖文看着季虹光洁如玉的肌肤,以及经过暴风骤雨洗礼后幸福安详的神态,觉得自己像被最美的陈酿浸泡之后,似醉非醉似醒非醒着,心中充满难以名状的满足和快乐。
与大多数婚外恋题材小说中大胆、直露、香艳、低俗的性爱相比,以上描写完全是一种诗意化的表达,肖文对季虹女性躯体的渴望和鉴赏与双方之间的爱情同构,而非一种单纯的肉欲宣泄,灵与肉在这里达到了精神上的审美升华。
与肖文与季虹之间的“理想主义”的性爱相对的是金丽丽与姜衍东、邬鸿为之间的“不谈爱情”式的“纵欲主义”性爱。金丽丽与姜衍东、邬鸿为之间的多角性爱关系的叙事模式设置,在本质上是对性爱合一的精神价值进行了颠覆与解构。在金丽丽的性的意识形态里,性是形而上的,爱是形而下的,在这种逻辑推演下,对欲望的无限追逐就成了金丽丽唯一的价值标准。所以作家在金丽丽的性爱世界里设置了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男人:姜衍东是金钱的象征,邬鸿为是权力的象征。金丽丽与姜衍东的性爱完全是身体与金钱的交换游戏,而与邬鸿为的关系则是对权力的折服和屈从,在这里作家大胆地揭露了性爱深处隐藏的阴暗。
三 人性的多维展示
人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体。这两方面的属性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人性的系统结构。文学作品对人性的探寻大体也离不开这两个主要方向。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婚恋伦理道德的影响下,文学作品对婚外恋的认识普遍缺少人性的关怀和厚度。但刘申五的独特和睿智之处就在于以婚外恋题材的小说为载体,力图开拓一条探寻人性的重要途径。
“人性的深度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写出人性深处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欲求拼搏和由此引起的‘人情’的波澜和各种心理图景,二是写出人性世界中非意识层次的情感内容。”而刘申五也正是在这两方面将探寻的笔触伸向人的深层精神世界,透过婚外恋的故事看到了人性非意识层面的孤独和迷失。
1 孤独。在《温柔的罪过》中,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存在一种隔离的状态。人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生命处于一种漂泊的状态,不断地找寻融进生活的入口。如小说女主人公季虹的人生经历中就不断出现“逃亡”的意象。季虹因为婚姻的失败从原来生活的城市来到陌生的滨河市,原本想同丈夫原风开始新的生活和人生,但原风是个懦弱、懒散的人,当他处于最孤独、最寂寞的时候,是借助婚姻的爱才得到安慰,当他的受伤的心灵在妻子母爱式的庇护下得到修复后,他的男性自觉也随之到来,在面对一个才华出众的妻子时溃不成军,终于造成一场情爱的悲剧。“逃亡”即是一种被动脱离,同时也是一种主动的找寻,季虹在逃离原来生活的同时,也寻找到了与肖文的一段婚外恋情,两个人在这段恋情中注入了强烈的生命欲望,但性爱本身并不能消除生命的孤独与尴尬,同样季虹和肖文也无法超越道德和现实的羁绊,只能无奈地结束这段婚外恋情,季虹又一次的逃离了生活的城市,季虹为摆脱孤独感,却陷进更加虚无的境地。
2 迷失。人类精神的迷失是源于信仰的匮乏,尤其是在新世纪消费文化成为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语境中。“信仰就是毫无所惧地持有对生活的信赖感,就是在挚爱与希望受到现实的否定时仍然持挚爱与希望”。小说中的金丽丽可以说是作家有意塑造的一个缺乏信仰从而导致精神迷失的典型形象,她一头栽进世俗物欲和性欲的泥沼中而无法自拔,金钱、性、权力成为她人生唯一的生活链条和准则,身体是交流的通道,但身体又是欲望的深渊,精神交流成为断裂的自言自语。爱人董非已经丧失了情感交流的可能性,与姜衍东、邬鸿为的浅层次的、不触及心灵的性爱游戏所折射出的是两性各自的精神空虚,于是这种接触便具有了游戏的不设防,她在体验混乱的性关系刺激的同时,感到深刻的、撕裂的痛苦和不尽的厌恶、疏离,最终走向了死亡。
刘申五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向人发出生存与情感危机的信号,婚外恋让读者感受到人类精神家园迷失后的困顿与无助,也传达了对爱情婚姻的社会形态的严肃思考。
参考文献:
[1]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04年。
[2] (宋)范晔:《后汉书·荀爽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3] 何满子:《中国爱情小说中的两性关系》,上海三联店,1999年。
[4] 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
[5] [美] 韦恩·布斯,华明等译:《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6] [保]基·瓦西列夫:《情爱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店,1997年。
[7] 刘小枫:《走向十字架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作者简介:陈秋旭,女,198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吉林动画学院。
关键词: 《温柔的罪过》 婚姻伦理 欲望 人性 诗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在线性时间维度上梳理刘申五多年的创作历程,歌词书写成为其形而上思考、表达生命体验、铺陈音乐文学的精神空间,但同时歌词创作也构筑了其创作途径和文化记忆无法突围的“模式”和“窠臼”。作为当代中国著名的词作家,刘申五在灵魂深处始终渴求一种会流动、会摇曳的创作风格和书写历程,始终保持每一篇新作都具有挑战性的、新鲜的、陌生的创作冲动。所以,我们不断看到刘申五对自我艺术经验的“突围”、“革命”和“转向”。
如果要为刘申五的“突围”和“转向”在新世纪寻找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么,长篇小说《温柔的罪过》的发表无疑是其一次成功的尝试和努力。作品在美学与伦理的双向维度上对刘申五的自我创作经验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突围表演:从歌词创作转向小说叙事,在文学的内部空间上进行了一次“跨界书写”,成功地实践了其“艺术革命”的诺言。
《温柔的罪过》讲述的故事的表象并不复杂和纠缠。故事叙述了报社记者肖文在一次偶然的采访中,结识了电视节目主持人季虹,二人在不断地接触中相互产生了爱慕之情,成为情人,但最终因无法逃脱道德伦理的枷锁和跨越现实生活的羁绊,而理性的结束了这段婚外恋情。同时在小说中还穿插了金丽丽与董非、姜衍东、邬鸿为的情感纠葛和爱恨情仇。从故事的表象上看这是一个难以脱俗的婚外恋文本,但作家的独特之处在于将“俗套”的叙事框架进行了一次灵魂的开掘,把叙事的主题指向了伦理、欲望、人性等多维空间,更多地关注婚外恋者的精神、文化和心理领域,从而使小说具有了无限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可能性。
一 婚姻的“个人伦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伦理道德始终是人们行为方式主要的规范和准则,无论是在社会组织结构、文化结构抑或是精神信仰中,都贯穿着儒家伦理道德意识。在儒家文化的范畴内“昏者,婚也,上以祭祖庙,下以延子嗣”,婚姻被主流意识形态解释为对宗庙的忠孝和对家族血缘的延续,将“夫妇人伦之始,王化之端”放到婚姻的核心地位,将个体生命的情感体验完全压抑在传统道德伦理的历史地表之下,个体失去了对婚姻选择的话语权,对婚姻情感本身的重视与关切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沉默的风景。
这种对婚姻伦理观念的认知已成为沉积在中国人精神观念里的集体无意识,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启蒙主义的历史语境下,个体的主体地位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动召唤,“人的解放”成为时代的主流话语,但人们对于婚姻的认同仍然局限于精神情感、道德伦理这些形而上的层面,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和道德训诫色彩,作家们对于婚外恋叙事的审美导向并不是探寻婚外恋作为一种人的主体情感状态的本能表达,而是对婚外恋作为一种违背道德伦理的行为,进行道德上的谴责和批判,真挚的爱情因素在婚外恋中消隐,对婚外恋情的认识普遍缺少人性的关怀和厚度,“历来的爱情小说大抵只描写结婚以前的悲欢遭遇,一结婚,戏剧冲突即已解决”,“婚后爱情的描写从不为小说所注意。”
而《温柔的罪过》在主题设置上,十分明显地将与社会主流道德规范相背的婚外恋作为小说的主题,勇敢地提出了对个体生命中这一特殊情感探索的“哲学命题”,从而形成一种属于刘申五式的关于婚外恋的“个人伦理叙事”。这种“个人伦理叙事”,不探究婚外恋的一般法则和婚外恋生活应该遵循的传统道德观念,也不建构关于婚外恋的准则,而是讲述个体生命独特的情感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婚外恋者自身的精神、文化和心理问题,表达了婚外恋复杂丰富的情感状态,从而形成一种“道德歧义”的认知,“最‘富有人性’的主题是那些反映了生活的道德歧义的主题”。爱情与婚姻,责任与道德,情感与理智,欲望与精神时刻交织、纠缠在小说的叙事进程中,正是这种复杂和充满歧义的“个人伦理叙事”给作家提供了无限的情感表达空间和突破、超越以往婚外恋题材小说的可能性。
对于小说中肖文和季虹的婚外恋情,我们无法以传统的婚姻伦理来质疑和批判,在这段婚外情感中,我们既能觉察到季虹对于突破现实婚姻的羁绊,对激情和自由的精神诉求,以及激情爆发后产生的极度的快感和心灵的震荡,“爱是一种崇高的情感,是某种物象对你的吸引,是对美的追求和欲望,我们相互给对方幸福与欢乐,共同拨旺心中热爱生活的火焰,彼此焕发出更多的激情与创造力。”也能够触摸到肖文在激情过后所产生的矛盾、痛苦、犹疑和忏悔,“可有一点却必须承认,我们的爱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传统与道德”;从中不仅可以体会到了男女主人公发自灵魂深处对爱的表达,也会感受到在婚姻与爱情之间摇摆的尴尬、无奈和苦涩,就像季虹对肖文妻子罗心宁说的那样:“真正要承受太多痛苦的是我而不是您”;我们既能看见男女主人公对欲望的非理性追逐与放纵,同时我们也能体味到欲望背后的绝望和恐惧,“自己也常常感到内疚甚至有些惶恐”。正是这些充满“道德歧义”的生命哭泣和呢喃,使我们真切地理解了由婚外恋者的精神、文化和心理建构的关于婚姻的“个人伦理叙事”,情与理、灵与肉、爱与恨的冲突在男女主人公的灵魂中达到了焦灼的状态,这使得整部小说充满了震颤魂魄的悲悯基调。
二 欲望的诗意与堕落
欲望是文学恒定的表达场域,但在人类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欲望总是承受着宗教和传统道德的双重压抑,欲望话语失去了言说的空间和权利,即使作家们拥有言说欲望的叙事冲动和意图,也以一种隐晦和象征的“有意味形式”的叙事策略进行间接地审美宣泄。
但在《温柔的罪过》中我们看到了欲望表达的另一张脸谱,对欲望的革命性放纵,对纯粹的阅读欲望的最成功的煽动,对性欲望的表达和思索成为小说的核心话语,而且形成了两种性欲望话语:一种是对个体生命中的原始欲望进行了诗意化的表达;另一种对“把人性等同于动物性这种片面性将导致纵欲主义,这是对人性的感性异化”的批判和嘲讽,而对这两种欲望话语形而上的审美表达的载体被设置在季虹与肖文,金丽丽与姜衍东、邬鸿为的情感叙事逻辑中。
在季虹与肖文的婚外恋情中呈现了多种性爱叙事,从而展开了对性爱的新探索,在叙事中试图剥除道德话语对情爱意识的霸权,表现它作为欲望的本体性特点,恢复性的本来面目,以此还原人性的本真状态,于是作家努力采取一种较客观的方式,力求如实地写出人物的性感受和性心理,并探索构成人物行为,包括性行为的深层心理动机,对原始生命本能的确认,性欲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是爱情的生理基础,“爱情既合乎理性又不合乎理性,既是出于本能又受到思想的鼓舞,既有生物性又有社会性,爱情把理性和非理性,本能和精神完美结合在一起”,任何道德话语都无法最终遮蔽生命欲望本身。让我们看一段季虹和肖文之间的性爱描写:
窗外的雨还在下。屋子里没有一点声音,显得格外温馨与宁静。一缕缕高档沐浴液的幽香从季虹身上散发出来,肖文看着季虹光洁如玉的肌肤,以及经过暴风骤雨洗礼后幸福安详的神态,觉得自己像被最美的陈酿浸泡之后,似醉非醉似醒非醒着,心中充满难以名状的满足和快乐。
与大多数婚外恋题材小说中大胆、直露、香艳、低俗的性爱相比,以上描写完全是一种诗意化的表达,肖文对季虹女性躯体的渴望和鉴赏与双方之间的爱情同构,而非一种单纯的肉欲宣泄,灵与肉在这里达到了精神上的审美升华。
与肖文与季虹之间的“理想主义”的性爱相对的是金丽丽与姜衍东、邬鸿为之间的“不谈爱情”式的“纵欲主义”性爱。金丽丽与姜衍东、邬鸿为之间的多角性爱关系的叙事模式设置,在本质上是对性爱合一的精神价值进行了颠覆与解构。在金丽丽的性的意识形态里,性是形而上的,爱是形而下的,在这种逻辑推演下,对欲望的无限追逐就成了金丽丽唯一的价值标准。所以作家在金丽丽的性爱世界里设置了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男人:姜衍东是金钱的象征,邬鸿为是权力的象征。金丽丽与姜衍东的性爱完全是身体与金钱的交换游戏,而与邬鸿为的关系则是对权力的折服和屈从,在这里作家大胆地揭露了性爱深处隐藏的阴暗。
三 人性的多维展示
人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体。这两方面的属性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人性的系统结构。文学作品对人性的探寻大体也离不开这两个主要方向。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婚恋伦理道德的影响下,文学作品对婚外恋的认识普遍缺少人性的关怀和厚度。但刘申五的独特和睿智之处就在于以婚外恋题材的小说为载体,力图开拓一条探寻人性的重要途径。
“人性的深度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写出人性深处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欲求拼搏和由此引起的‘人情’的波澜和各种心理图景,二是写出人性世界中非意识层次的情感内容。”而刘申五也正是在这两方面将探寻的笔触伸向人的深层精神世界,透过婚外恋的故事看到了人性非意识层面的孤独和迷失。
1 孤独。在《温柔的罪过》中,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存在一种隔离的状态。人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生命处于一种漂泊的状态,不断地找寻融进生活的入口。如小说女主人公季虹的人生经历中就不断出现“逃亡”的意象。季虹因为婚姻的失败从原来生活的城市来到陌生的滨河市,原本想同丈夫原风开始新的生活和人生,但原风是个懦弱、懒散的人,当他处于最孤独、最寂寞的时候,是借助婚姻的爱才得到安慰,当他的受伤的心灵在妻子母爱式的庇护下得到修复后,他的男性自觉也随之到来,在面对一个才华出众的妻子时溃不成军,终于造成一场情爱的悲剧。“逃亡”即是一种被动脱离,同时也是一种主动的找寻,季虹在逃离原来生活的同时,也寻找到了与肖文的一段婚外恋情,两个人在这段恋情中注入了强烈的生命欲望,但性爱本身并不能消除生命的孤独与尴尬,同样季虹和肖文也无法超越道德和现实的羁绊,只能无奈地结束这段婚外恋情,季虹又一次的逃离了生活的城市,季虹为摆脱孤独感,却陷进更加虚无的境地。
2 迷失。人类精神的迷失是源于信仰的匮乏,尤其是在新世纪消费文化成为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语境中。“信仰就是毫无所惧地持有对生活的信赖感,就是在挚爱与希望受到现实的否定时仍然持挚爱与希望”。小说中的金丽丽可以说是作家有意塑造的一个缺乏信仰从而导致精神迷失的典型形象,她一头栽进世俗物欲和性欲的泥沼中而无法自拔,金钱、性、权力成为她人生唯一的生活链条和准则,身体是交流的通道,但身体又是欲望的深渊,精神交流成为断裂的自言自语。爱人董非已经丧失了情感交流的可能性,与姜衍东、邬鸿为的浅层次的、不触及心灵的性爱游戏所折射出的是两性各自的精神空虚,于是这种接触便具有了游戏的不设防,她在体验混乱的性关系刺激的同时,感到深刻的、撕裂的痛苦和不尽的厌恶、疏离,最终走向了死亡。
刘申五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向人发出生存与情感危机的信号,婚外恋让读者感受到人类精神家园迷失后的困顿与无助,也传达了对爱情婚姻的社会形态的严肃思考。
参考文献:
[1]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04年。
[2] (宋)范晔:《后汉书·荀爽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3] 何满子:《中国爱情小说中的两性关系》,上海三联店,1999年。
[4] 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
[5] [美] 韦恩·布斯,华明等译:《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6] [保]基·瓦西列夫:《情爱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店,1997年。
[7] 刘小枫:《走向十字架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作者简介:陈秋旭,女,198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吉林动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