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时期—社会形态，都有独到的社会控制工具。
　　说独到，是因为每种社会形态都有共同的一个工具—暴力惩戒。在共性基础上，它们有各自的特色。
　　原始社会的控制，是小型共同体，是客观的也是自愿的同进退、共存亡意识。
　　奴隶社会，主要是暴力。暴力惩戒是共性，但奴隶社会的特性是极端暴力，恐怖统治。印证这一点，只要回到60多年前的西藏，看看那些肢体不全的农奴就足够了。
　　封建社会，运用的是等级。等级被普遍承认，大家各安天命，命苦不能怨政府。
　　在这里还要插入一个不知道属于什么社会形态的、自秦至清的、漫长的中国郡县时代，这个阶段的中国，控制工具主要是伦理。伦理起作用的基本单元—家庭，以及次级单元—宗族，同时还带着一点原始共同体的味道。
　　然后就来到了今天的世界普遍所处的时代—资本、商业时代。
　　这个时代的控制方式，主要表现为债务。这是一种“文明”的控制，因为它是契约性的，而契约的前提是平等自愿，因而它是讲道理的。当然，道理都是强者发明的，这在任何时代都不例外。
　　债务在合适的条件下就会集中。财阀，就是那些掌握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相当比例的债权，从而能够左右社会转动的人或者实体。而且，这种控制是具有现代社会科学逻辑上的合法性的。
　　因此，它看似合理，却暗藏机锋。

债务控制

　　现代生活，是一种以负债作为典型特征的生活。
　　前现代或局部前现代的生活，很多东西是不要钱的，比如粮食、蔬菜、水、土地、沙子、泥砖、木头……不要钱不意味着不必付出劳动，而是说获得它们不必支付货币。需要货币，就意味着债务。
　　今天的现代城市人，太阳一升起就知道自己背负着多少债务：柴米油盐、物业水电、房贷或房租、车贷和油钱、奶粉纸尿裤……
　　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有强制力支持的契约，决定了债务是刚性的。一旦负担不起，正常的生活就来到了终点。因此人们会感觉到，自己是绝对被动的—早晨一睁开眼睛，就要出去挣货币。所以说，现代社会是一个债务社会，现代生活是一种偿债生活。
　　债务会集中。我们知道，有价值的实物才是财富。所以财富集中是比较困难的，至少不可能无远弗届的。如果把财富在形式上转换为货币尤其是纸币以及电子记账时，那么集中就没有自然限制了。
　　最早的財阀，就形成于这样一个转换过程。
　　在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形成时期，战争从宗教扩展到政治，在同一宗教里内部化，因此更为频仍。战争打的是钱。为了获胜，国王们以公共税收为抵押，从银行家那里借款；而银行家则以国王的债务为信用，发行银行券，把债务转移到国民身上，把财富集中到自己身上。
　　银行券最终又存入银行，实现债权回收。于是银行家就以一种几乎没有成本的方式，成了国家的债权人。他们凌驾于国家之上，成为现代意义上最早的财阀，英格兰银行、罗斯柴尔德家族、巴林银行，都是这类财阀的代表。

东亚、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香港，财阀集中以这种方式崛起。结果同样是“国家（政府）的让渡”，即公共权力被削弱、被钳制。

　　通过掌握信用进而左右战争胜负，他们由此可以支配、影响一个国家政府的行为，并把自身利益深深嵌入国家制度当中去。他们掌握着国债，马克思说“国债，即国家的让渡”，让渡的是税收权和发钞权。
　　在现代化后发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后殖民国家和地区，现代财富精英的形成没有赶上早期民族国家的混战时代，债务集中的方式主要是通过金钱与政治的勾兑，通过对政治人物的前期扶持或后期支持，获取特许垄断权。东亚、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香港，财阀集中以这种方式崛起。结果同样是“国家（政府）的让渡”，即公共权力被削弱、被钳制。
　　不管是以国债控制还是特许经营的方式取得债权集中，财阀最终形成了。形成的结果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被绑架，大众生活的损益，取决于财阀的利益。

人为恶果

　　财阀通过债务控制国家或地区，一定会给社会大众的人生制造一个天花板。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被这一天花板压制，总有少数幸运者会因为各种机缘或通过特殊方式实现突破。比如东南亚或中国香港的一些财富精英，就是通过成为权力家庭或金钱家族的女婿而跻身社会顶端。然而这样的可能性毕竟很小，没有榜样意义。
　　大部分人，会生活在无力甚至无望之中。
　　在缺乏强有力的公共权力的救济的情况下，国家和地区越小，无力、无望的程度就越深。因为国家和地区越小，财阀能够掌控的领域就越是事无巨细、鸡毛蒜皮，而这意味着生活。
　　眼下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香港。
　　财阀通过港英时代的权钱交易、钱钱联姻，特许与股权，控制了金融系统、公共事业系统，以及大部分的商业领域。人们的工作机会、水、电、交通、住房、药物、医疗和金融服务，以及日常必需品（零售），都是财阀的生意范围。单个资本也许不能控制全部，但只要是有持续、稳定的收益的领域，几乎都笼罩在某个资本的身影之下。而这样的资本屈指可数，这少数人的身份都是一致的—财阀。
　　一个普通人，很可能是这样生活的：他在财阀的企业工作，工资存入财阀控制和占股的银行，用于购买或租住财阀建造的房屋、水、电以及交通服务，生活物资从财阀经营的零售超市采办，生病了到财阀经营的药房买药。甚至连居住地周边的商业生态，也是按照财阀的利益设计的—比如你需要过马路，天桥会直接把你送进一个商场。
　　远离香港市区的天水围，是一个巨大而密集的公屋群。财阀占据了中间的核心土地，建造了私人住宅区嘉湖山庄，环绕嘉湖山庄的公屋是与之隔绝的，住公屋的穷人不允许进入富裕者的区域。嘉湖山庄内居住的富裕阶层是有消费力的，但内部商业直接由地产商包办，穷人无法获得他们的“涓滴”。港英政府与地产商还订立过一份不公开的约定，限制公屋社区的商业设施规模，以保证嘉湖山庄内商业设施的收益。 　　所以，偌大的天水围几乎没有什么沿街商铺，如果一个住公屋的人想要做一点生活配套的小生意，合法的形式是去一个由地产势力控制的叫“领汇商场”的地方租用商铺。昂贵的租金阻挡了穷人，连锁店更容易占领机会，而连锁店的所有者经常又指向财阀。穷人只能忍受数小时通勤，去市区打工，并且把收入花在财阀经营的交通、零售的生意上。因为民生艰难，这里沦为一个罪案尤其是灭门案多发的“罪恶之城”。
　　香港是自由港，经济自由带来社会自由，因此也是一个自由社会。坚强的社会商业结构，是由行政特许和其他上层利益交易形成的。换句话说，这种市场自由是以市场不自由为基础的。资金的进出自由是香港繁荣的重要制度后盾，因而这是自由最根本的内容，由此李兆基可以早早地在美国买进数万套房子，李嘉诚可以迅速把投资转移到英国。
　　但如果一个人没有如此巨量资金，这种自由与之何干？
　　财阀控制，是过去几十年来香港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这种除了那些他们不感兴趣的辛苦、利薄的行业之外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控制，造成了“国家（政府）的让渡”，政府能力被弱化，必须看他们的脸色。英国人在香港回归前开始突击作业，推动香港“民主自治”，一方面创造渠道让财阀势力得以直接进入或在幕后操控权力，另一方面则是此时已经不用对香港社会负责任，为了自身利益进一步建造一个弱势政府。
　　作为现代民主最早的实践者的英国，太了解民主的实现条件了。基本条件就是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府，能够维持制度运转所必须的秩序。没有秩序，民主就意味着混乱，所以我们会发现，民主运作良好的国家，相同点是有充足的财力，能够维持从军队、警察到监狱的一整套强大的暴力机关，让民主不会脱轨。

在缺乏强有力的公共权力的救济的情况下，国家和地区越小，无力、无望的程度就越深。因为国家和地区越小，财阀能够掌控的领域就越是事无巨细、鸡毛蒜皮，而这意味着生活。

　　深谙此道的英国，在离开前却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削弱政府，一方面推进“民主”。那么，当共识被抛弃时，谁来捍卫秩序和法治？

问题的深化

　　自由市场必然带来财富的集中，平衡的手段就是强大的政府干预。
　　强大的政府，可以通过征收累进税、公共支出对弱势人群进行转移支付。但富豪们热爱香港的重要原因，是这里低税，他们的大部分收入都通过金融工具或其他避税手段转化为免税收入。这让政府的经济实力非常有限。
　　近在咫尺的对比就是新加坡。它和香港一样是一个城市社会，但李光耀建立的强势政府，给人民提供房屋、医疗、教育、交通等优质且相对公平的保障，让财阀无法生存，更不能挟持政府。这就会让人们的负债感下降。
　　如果一个社会被财阀影响或控制，普通人的负债感—一睁眼就要急切地去寻找货币的身不由己感，就与控制程度成正比。负债越多，人就会在行为上“老实”，因为无暇他顾；但也会在心理上怨恨，因为起早贪黑、腰酸背痛仍然无法摆脱负债重压。
　　因为财阀的控制是无形的，又是合法的、基于现代契约的，缺少抽象能力的一般人甚至感觉不到他们和自身生活的关系。怨恨需要出口，卢梭提出了社会契约概念，同时也强调主权在民，主权在民的其中一项内容是“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权利”。于是一般情况下反抗都是指向政府。
　　然而在香港今年的乱局中，那些街头抗议者不但手段错误（暴力），对象和方向也是错误的。如果诉求真的源于艰难的社会生活，那么作为攻击对象的政府事实上和“示威者”应该是联盟关系；而诉求方向非但不应该是所谓“民主”，而应该通过法治方式强化政府，把被侵占的公共权力收回来，使政府有能力保障民生。
　　李敖在2005年就曾忠告香港人：民主对你们来说太抽象了。
　　因为手段、对象和方向的错误，注定了它不会有结果。如果诉求获得部分回应，政府进一步削弱，还会巩固造成民生问题的真正根源。
　　东亚、东南亚以及中国香港的财阀势力的形成，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从殖民地到独立或回归的前后一段时间。这意味着，这是一个全社会一同适应的过程，也是一个基本政治、社会制度逐步确立和完善的过程。掌握金融、产业的人，可以通过腐败等方式，让制度对自己有利。所以今天视为天经地义的那些制度，常常是为了这些人的利益而不断修正形成的。财阀势力的巩固和扩张，与制度的“完善”同步，这事实上是通过经济绑架进行政治绑架。

　　民主是好的，但它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在不撼动基本的经济结构的前提下，追求政府形式的花架子，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深化问题。这已经被许多经验论证过，也还会继续被证明。

怎么办

　　债务控制，是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现代社会的运行法则，人们一定会厌倦，但无法改变和逃离。日本年轻一代的“低欲望”状态，是一种有限度的逃避，通过减少需求来减少债务。
　　财阀控制是债务控制的极端表现，因为债权从分散到集中了。原本社会结构固化就会带来天花板，财阀控制则把天花板继续往下压。

然而，理性至关重要。稀里糊涂的“革命”带来的只有代价，没有成果。

　　特朗普频繁指责美联储，尽管他有委过于人的嫌疑，但强大的私人银行系统劫持政府，成为“政府的政府”从而绑架民生，这在欧洲历史上以及美国当下，都是事实。最近的恶果就是2008年华尔街制造的金融危机，银行“大到不能倒”，最后由美国普通人的负债来埋单。
　　这样的社会的确需要改变，才有活力和希望。正如美國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所言：“当正义制度存在并适用于我们时，我们必须服从正义制度并在正义制度中尽我们的一分职责；当正义制度不存在时我们必须帮助建立正义制度，至少在对我们来说代价不很大时要这样。”
　　然而，理性至关重要。哲学家齐泽克就说，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他当时就在纽约街头。“询问示威者们究竟想要什么，但却只得到了一些空洞的、道德高调式的答案。诸如，我们想减少腐败等等。当我问他们想不想要更多的社会正义、完全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走得更远一点的时候，他们就哑口无言了。”
　　稀里糊涂的“革命”带来的只有代价，没有成果。
　　前述罗尔斯的观点，是他归纳的“正义的自然义务”的内容。他说，如果社会的基本结构是正义的，那么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去做要求他做的事情的义务。
　　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否正义，跟是否采用现代西式民主政府形式无关。新加坡不是西式民主，但人民不会怀疑它的社会基本结构是正义的、人民生活是幸福的。当人们试图改变社会的时候，最应当避免的就是把某种政治操作方式直接等同于幸福，又把混乱视为幸福正在实现的标志。这是许多被“赠送”了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的血的教训。但凡民主不是自生的而是移植的，这样的国家没有一个在现代化上实现成功，也从没有得到过想要的幸福。
　　当社会被财阀在某种程度上笼罩的时候，人民的行动所指应该是加强法治，规范他们的活动边界，推动“社会的基本结构”趋于正义，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