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追求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的运动在全世界风起云涌。几个数字大国和地区的手法不尽相同。和印度美国的手法相比，欧洲追求“数字主权”的方式稍显文明一些。
　　7月14日英国政府宣布，2020年12月31日之后，英国电信营运商将不再被允许购买新的华为5G设备。此外，英国5G网络中目前所使用的华为设备须在2027年前拆除。伦敦的这项决定，虽然听起来严厉，但英国政府毕竟给了英国的营运商们整整7年的时间将华为设备移出英国5G网络通信体系，还算“大方”！
　　和事实上已经“脱欧”的英国相比，欧盟的行为举止显得更为温和一些了。到目前为止，欧盟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指名道姓地要将中国的华为或其它互联网企业以“国家安全”为名剔除出欧洲市场。欧盟虽然也对中国的ICT企业充满戒心，但毕竟不愿将华为、阿里巴巴、腾讯这样优秀的中国企业以“安全”的名义排斥在欧洲市场之外。这里除了对“自由贸易精神”的坚守外，还有欧洲内在的苦衷。

变虚为实，以“德”服人

　　由于互联网和数字科技市场的发展并非线性规律，而是更多地呈现出爆发式发展的“赢者通吃”格局，发展起步远远晚于中国和美国的欧盟已经陷入了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尤其是因为美国互联网企业的强势， 欧洲的企业已经失去了ICT设备市场和消费数据市场。欧洲现在唯一还能捍卫和夺取的是工业数据战场和个人数据隐私保护领域。
　　在这个“数字主权”主战场上， 欧盟以及欧洲国家可以依赖的支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欧洲单一市场和欧盟的经济政治地位，及其暗含的“强迫力”；另一个则是欧洲在规则制定和道德上的优势。政治性工具和道德性工具相互结合使用，可驯服所有来欧洲淘金的外国互联网企业，从而确保在欧洲领土上产生的数据按欧洲的标准来存储、分析和处理。
　　庞大的欧洲单一市场和欧盟的地缘政治地位可以迫使外国技术屈从于欧盟意志。例如，欧洲通过制定“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就已经成功地让美国的科技巨头向欧盟监管做出巨大让步。普华永道一份报告很早就预测，美国的互联网巨头会投入上千万美元来修改自身产品，以符合GDPR的准入要求。
　　事实上，欧盟在硬件和软件都落后于中美的情况下，抢先占领了“数据主权”的道德高地。这样一来， 它以制定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技术标准入手，可在欧洲单一市场的支撑下于短期内成为全球数字监管领导者。如同欧盟前数字单一市场副总裁安德鲁斯·安西普（Andrus Ansip）所说，“道德和AI是双赢的诉求，可以成为欧洲的竞争优势”。
　　但这个优势的基础并非没有它的弱点。首先，利用市场优势对经济活动进行极为严格的监管虽然可以收到巨大的主权效益，迫使国际科技巨头“臣服”，并体现出欧盟在这一领域的“权威”，但这一举措也会被视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数字时代翻版。
　　美国政治杂志Politico首席技术记者Mark Scott批评欧洲政策制定者正在推行一种“新型”贸易保护主义。通过推行21世纪的这种新型贸易保护主义，欧盟可将外国人拒之门外，闷头扶持和发展自己的科技产业，以完胜来自欧洲以外的新兴数字竞争对手。
　　然而，在落后的技术之上是否能建立长效持久的“技术监管地位”，这还是个非常大的未知数， 因为一般来说，落后的生产力无法诞生先进的生产关系，全球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估计从自动化工业社会向数字化工业社会过渡也得服从这一规律。欧洲迟早得发展和壮大自己的ICT产业，如果它不想把欧洲这块肥沃的数据大地拱手让给外国ICT巨头的话。

事实上，欧盟在硬件和软件都落后于中美的情况下，抢先占领了“数据主权”的道德高地。这样一来， 它以制定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技术标准入手，可在欧洲单一市场的支撑下于短期内成为全球数字监管领导者。

　　中国的ICT企业，尤其是像华为这样的大型跨国企业，可以从中找到机会吗？

以屈求伸， 追求双赢

　　欧盟提出的雄心勃勃的“数字欧洲”计划，虽然具有强烈的保护主义色彩，但同美国的“严防死打”和印度的“赶尽杀绝”相比，并不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恰恰相反，它渴求外国互联网技术的支持，欢迎中美科技巨头为欧洲的“数字主权”作出贡献，前提条件只有一個，服从欧盟的“道德”与“安全”监管。
　　欧盟战略的清晰度越来越明显，即将数字竞争的博弈引至自己擅长的“软实力”领域，用空间换时间，以道德监管和标准威力压住竞争对手的扩张从而发展自己的科技企业。事实上，考虑到目前对欧盟技术依赖的批评都集中在美国公司，欧盟的这种需求对华为显然比对谷歌或亚马逊更为有利。正如Tyson Barker在Foreign Policy的一篇评论中所说：欧盟可能会跟随其“收回控制权”的冲动而最终依赖于来自中国、美国甚至俄罗斯的技术，以改变自己的数字命运。
　　如果中国企业愿意接受欧盟的数字安全和隐私保护标准， 接受布鲁塞尔的“道德监管”，欧洲的“数字自强”运动对它们来讲应该是一个机遇。像华为这样的企业，技术能力口碑极好，但“安全形象”因为美国的妖魔化而受大极大的伤害，技术道德化挑战程度之高是显而易见的。
　　华为能做的恐怕就是更多地迎合欧盟的这种“面子上”的需求，放低身段—欧洲业界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谁更能为自己带来实际利益。欧洲议会工业、研究和能源委员会议员Josianne Cutajar在2019年11月的华为欧洲创新日上说，“当欧洲进行监管时，不应将其视为限制，而应是提高标准的机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与外国伙伴合作，否则将意味着我们可能变得孤立。” 　　这几乎是直白地告诉华为，欧洲既需要你的技术，又需要你的顺从。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显然是希望既有面子又有实惠。虽然不能否认欧洲人相比之下或许会更看重一些现实事件的哲学意义，但也会存在“诉诸道德是为了得到更多实惠”的可能。
　　鉴于欧洲试图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迅速提高其在数字议程中的地位，华为可以像软银在21世纪初扶持阿里那样帮助欧洲—特别是那些在数字议题上更务实、数字化程度更高国家—的科技初创企业做大，哪怕这是在为自己培养一个长期的竞争者。
　　而当道德问题牵扯到地缘政治斗争时，欧盟目前正试图在中美两强间保持距离，虽然还不是等距离。这也应是华为得求生之道。作为一个纯粹的民营企业，华为事实上也和中国官方非常小心地保持着距离，使那些拿诸如《情报法》之类说事，用“道德攻击”不断给华为制造麻烦的人无话可说。
　　新一届欧委会挟“数字主权”战略虽然“来势汹汹”，但德法主导的数字战略总得落地才行。欧盟的GDPR确实夯实了布鲁塞尔以软实力为基础的叫价资格，迫使美国和中国的公司屈服于欧盟的数据保护标准，并以此为自己的科技公司营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但从经济角度来说，美国公司（而不是华为或其他中国公司）对欧洲及其企业造成的威胁更大。 因此，美国GAFA（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更值得欧盟对他们进行“道德监管”。而对华为，只要它的技术和它在欧洲市场的存在对欧洲从美国人手中夺回数字主权有利，欧盟定会网开一面， 明里暗里和它合作，培育自己的数字工业的生态系统。
　　华为和其他中国互联网企业在进行自己下一轮战欧洲略布局前，应该知己知彼，先弄清两个问题。一是新冠疫情对未来欧洲“数字主权”具体走向的影响，估计数字办公领域、移动支付领域、数字医疗领域会是疫情过去后欧盟数字主权应用领域的主攻方向。
　　二是系统梳理一遍，搞清楚欧盟及其各成员国已经启动哪些具体项目（比如德法主导的Gaia-X云架构项目，法国推进的QWANT 搜索引擎），由谁在牵头，谁在出资，何时开始启动，已经推进到哪个程度，主要目标是什么，项目有何前景。有了这些分析，它们才可以在欧洲有的放矢地进行下一轮自己的布局，根据欧洲“数字主权”生态系统建立的主攻方向和项目的分布，拟定自己行动指南。

开拓欧洲的新入口

　　数字办公领域可能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开拓欧洲的一个新入口。根据德国初创网站GetStarted一篇访谈介绍，大多数德国初创企业在疫情期间使用的远程办公和会议软件多为Microsoft Team、 Google Hangouts、Zoom和Slack等美国产品。在这一方面，阿里的钉钉、腾讯的腾讯会议和华为云会议等公司产品相对之下各有优势。

鉴于欧洲试图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迅速提高其在数字议程中的地位，华为可以像软银在21世纪初扶持阿里那样帮助欧洲—特别是那些在数字议题上更务实、数字化程度更高国家—的科技初创企业做大，哪怕这是在为自己培养一个长期的竞争者。

　　华为作为强大的设备、网络通讯和云服务提供商，可以在软件和硬件两方面全程提供会议和办公解决方案—既有自家的强大的云服务，又有自家的设备，这一点是Zoom和Slack等纯软件公司的产品很难竞争的。
　　华为可以利用自身在欧洲市场深耕多年的优势，以及自身软硬件齐全的优势和同被欧盟官方视为眼中钉的谷歌等竞争（例如在华为设备上赠送TE Desk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