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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俄语作为一门跨境语言在新疆的发展同新疆俄罗斯族的命运一样跌宕起伏，从它在新疆的起源到后来的发展都受到国家、地方政府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政策的深刻影响，都同新疆俄罗斯族的命运紧密联系。从近代到我国建国、再到改革开放，21世纪的今天，俄语在新疆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起起落落。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可以这样说，政治因素保证了俄语在新疆的生存和发展，而经济因素则使其在新疆真正流行和繁荣起来。
【关键词】：新疆；俄语；政治因素；经济因素
社会语言学是一门兴起于20世纪中叶的学科，主要研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會因素对语言的影响。关于社会语言学，美国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曾说：“社会语言学是一门研究语言在社会中使用的学科，它不再关注语言的内部结构”[1]，而俄罗斯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克雷欣这样描述它：“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社会环境对人类语言及言语行为产生的不同影响”[1]。从两位社会语言学家的论断可看出，社会语言学是一门将语言放入社会的大环境中研究的学科，研究的是社会中的语言，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纯粹的”语言。
俄罗斯族是最后一个移居新疆的外来民族，直到1953年在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中，才由归化族更名为俄罗斯族而成为新疆13个世居民族之一。俄语则是伴随着俄罗斯人来到新疆而在此地出现的。历史上，俄语作为一门跨境语言在新疆经历了19世纪的不断发展、20世纪初的繁荣、20世纪中期的高潮、20世纪60年代后的冰冻、20世纪末的回暖。直到今天，随着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俄语在新疆又再次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可以说，俄语在新疆跌宕起伏的命运与中俄两国政治、经济方面政策的联系最为密切。
一、政治因素对俄语在新疆发展的影响
政治因素相较于其他各项因素对俄语在新疆的发展具有更显著的影响。由于俄罗斯族是较晚出现在新疆的民族，从起初的外国移民到最终成为新疆的世居民族之一，作为跨境语的俄语同新疆的俄罗斯族一样都深受两国政府及新疆当地政府政治政策的深刻影响。历史上，给俄语在新疆发展造成影响的主要有四件大事。
1.中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1851年，羸弱的清政府被迫与沙俄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俄国人由此获得了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建设贸易圈的权利。1881年，中俄簽订《伊犁条约》，清政府继而又准许俄国人在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建设贸易圈。这两项条约的签订使俄国人获得了在这几个地区的贸易免税权、设领及领事裁判权。在政治上的优厚特权和经济上巨额利益的刺激之下，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陆续前往新疆经商，围绕着贸易圈和领事馆自然地形成了俄语区，俄语逐渐在中俄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难民、移民的涌入
新疆首次有难民涌入发生在18世纪。宗教改革后俄国的旧礼仪派遭到沙皇的迫害而逃往新疆，他们大多为西伯利亚的吉尔加克人。吉尔加克人的迁入使新疆阿勒泰、伊犁地区有了俄罗斯人聚居的村落，俄语也随之在新疆出现。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迎来了俄罗斯族进入新疆的高潮，这一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十月革命后被击溃的白军裹挟难民潮在解除武装后逃往新疆，这也成为俄罗斯人涌入新疆的一个小高潮。第二个阶段为1930年前后，部分俄罗斯、哈萨克的农场主、富农、饥民为逃避苏联农业集体化而涌入新疆。这一部分人同留下的白军、难民以“归化族”的身份留在新疆并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了新疆俄罗斯族的主要来源。随着在新疆俄罗斯族数量的不断增多，俄语在伊犁、塔城、乌鲁木齐等北疆地区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
二战前后，苏联当局为维护远东地区的安全，强制性地遣返了大批远东华侨及其俄罗斯家眷至新疆。据伊犁和塔城行政署官员统计，当时经由伊犁遣返回国的华侨有9000余人，经塔城被遣返回国的华侨有10000余人[2]。随着难民、移民的不断涌入，新疆俄语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俄语与其它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接触也不断增多。
3.中苏友好同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致性，中国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并走上了苏联经济建设的路子。在社会主义阵营“苏联老大哥”的带领下，中国开始了全面的经济恢复。中苏两国的政策变动又一次影响了俄罗斯族在新疆的地位，影响了俄语在新疆的发展。1950年，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向中方提供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因此，各行各业的苏联专家被派往新疆，支持、帮助发展新疆的石油工业、棉花种植业、公路、铁路运输业、畜牧业、医疗卫生事业等等。在当时，学习俄语就意味着良好的就业和前程。在新疆政府的支持下，伊犁、塔城、乌鲁木齐相继开办了俄文培训班，新疆的各类高等院校也都设有俄文专业。这一时期新疆俄语教育的发展使俄语、俄罗斯文化辐射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在伊犁、塔城等地区俄语甚至一度成为当地的社会通用语。不仅如此，新疆政府还选派留学生前往苏联学习，掀起了一股留苏热潮。
中苏两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友好同盟关系使俄罗斯族、俄语在新疆的地位大大提升，俄语一时风靡整个新疆。
4.中苏关系破裂
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撤走了在华的专家、技术人员，中苏关系一度陷入紧张，分歧不断加大。1962年5月29日，伊塔事件爆发。由于对苏联优越物质生活的向往，加之中苏两党关系出现裂痕，新疆6万多边民由霍尔果斯、巴克图等口岸集体非法越境前往苏联。出逃的人不仅有俄罗斯族，还包括大批量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而留在新疆的俄罗斯族也普遍受到排斥和贬低，俄罗斯族、俄语在新疆的地位大不如前。1966年国内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反苏联修正主义盛行全国，先前苏联政府在伊犁建立的医院甚至都改名为“反修医院”。俄罗斯人普遍被批斗，被当成苏联的间谍，新疆大批俄罗斯族学校或被关停，或改为汉语授课。同时，大批俄罗斯族因受政治的打压或者返回苏联，或者通过基督教会迁往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定居，新疆俄罗斯族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 由于政治原因，自近代以来到建国后的十年，俄语在新疆基本呈增长的趋势。新疆的俄语教育也使俄语人才由俄罗斯族扩展到社会大众。1960年至1980年前后，同樣由于政治因素，从新疆俄罗斯族到整个社会的俄语发展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冰冻期。
二、经济因素对俄语在新疆发展的影响
经济因素对俄语在新疆发展的影响往往与政治因素相互交融。如果说政治因素保证了俄罗斯民族、俄语在新疆的生存、发展，那么，经济则成为俄语在新疆影响力扩大的强有力的刺激性因素。
1.边境贸易如火如荼
俄罗斯人在新疆的贸易始于19世纪，部分俄国商人沿额尔齐斯河非法进入新疆进行商品贸易，但数量不多，不成规模。19世纪30年代，随着沙俄的领土扩张，我国西北地区与俄国有了共同边界，依托新疆地缘优势和广大的消费市场，中俄边境贸易如火如荼地进行着。19世纪40年，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非法贸易“主要是以俄国的纺织品交换中国的茶叶”，通过新疆向俄国出口的茶叶，其总值在1842年至1851年这段时间几乎增长了10倍[3]。近代时期这种以俄国工业产品交换新疆农、牧副产品的贸易方式，以及俄国在贸易中的免税权使中俄贸易的优势始终向俄方倾斜。由此可见，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刺激之下，越来越多的俄国人迁居新疆，邊境贸易的发展也使俄语在新疆的影响力不断扩大。19世纪在新疆的俄罗斯人以贸易活动为主，在广泛的贸易交往中，俄语相对于汉语在该领域的影响力也逐渐显现出来。
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族在新疆的贸易发展到了历史的新高度。新疆的农牧产品、广阔的市场空间、包容的环境及丰富的矿产资源都吸引着俄罗斯人前来“挖金”。而有意思的是在广泛的贸易活动中，主要使用地语言不是中文而是俄文，诸如：贸易洽谈，协议的签订，出口货单的填写（当时全用俄文），进口生产资料的说明书、使用、安装技术、中苏技术人员的合作等都使用俄语[4]。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以前边境贸易的发展让俄语在新疆真正流行起来。
2.石油化工企业的建立
新疆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历来都吸引着大批企业前去开发。20世纪中叶前杨增新、盛世才任新疆省长时，就曾聘请苏联专家在新疆进行石油勘探。50年代中苏友好同盟成立后，两国在新疆合办了中苏石油公司、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随着这些企业的建立，新疆也培养出一批石油化工领域的俄语人才，且企业内部交流均采用俄语，因此，以这些企业为中心自然地形成了俄语区。
3.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苏两党的关系也逐渐解冻。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疆边境口岸中苏两国贸易的恢复，许多新疆的俄罗斯族重操旧业，做起了翻译，俄语又逐渐在这些地区活跃起来，贸易的恢复拯救了俄语在新疆的命运，但这一阶段俄语的影响力仅限于贸易领域，已不似50年代那样能够辐射到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
4.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2013年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提出后，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发展边境贸易的传统使新疆的地位和作用再次凸现出来。新疆作为连接中亚、欧洲国家的桥梁和纽带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随着科技、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当年在新疆“以羊皮换纺织品”的这种以物换物的贸易已发展为如今的互联网跨境电子商务平台。面对中亚、俄罗斯的潜力巨大的市场空间，新疆对这些国家、地区的互联网跨境电商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中亚、俄罗斯质优价廉的食品、化妆品等广受国人欢迎，而国内的各种工业产品也在新疆霍尔果斯、阿拉山口等口岸城市发往中亚、西欧。因此，随着新疆开放性经济水平的提高，对高素质复合型俄语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大。正如世界俄语教师协会维尔彼茨卡娅所说的：“中国俄语教学正经历第二个春天，俄中经贸的迅猛发展使俄语人才需求不断增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推动了俄语的繁荣，更为新疆俄语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高的要求。
参考文献：
[1]Беликов В.И.， Крысин Л.П.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ка[M]. – М.： Рос. гос. гуманит. ун-т， 2001： 8-9.
[2]尼.维.博戈亚夫连斯基（著）， 新疆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译）. 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235.
[3]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365.
[4]高莉琴， 滕春华.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俄语在新疆[J]. 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4）： 125-127.
【关键词】：新疆；俄语；政治因素；经济因素
社会语言学是一门兴起于20世纪中叶的学科，主要研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會因素对语言的影响。关于社会语言学，美国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曾说：“社会语言学是一门研究语言在社会中使用的学科，它不再关注语言的内部结构”[1]，而俄罗斯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克雷欣这样描述它：“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社会环境对人类语言及言语行为产生的不同影响”[1]。从两位社会语言学家的论断可看出，社会语言学是一门将语言放入社会的大环境中研究的学科，研究的是社会中的语言，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纯粹的”语言。
俄罗斯族是最后一个移居新疆的外来民族，直到1953年在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中，才由归化族更名为俄罗斯族而成为新疆13个世居民族之一。俄语则是伴随着俄罗斯人来到新疆而在此地出现的。历史上，俄语作为一门跨境语言在新疆经历了19世纪的不断发展、20世纪初的繁荣、20世纪中期的高潮、20世纪60年代后的冰冻、20世纪末的回暖。直到今天，随着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俄语在新疆又再次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可以说，俄语在新疆跌宕起伏的命运与中俄两国政治、经济方面政策的联系最为密切。
一、政治因素对俄语在新疆发展的影响
政治因素相较于其他各项因素对俄语在新疆的发展具有更显著的影响。由于俄罗斯族是较晚出现在新疆的民族，从起初的外国移民到最终成为新疆的世居民族之一，作为跨境语的俄语同新疆的俄罗斯族一样都深受两国政府及新疆当地政府政治政策的深刻影响。历史上，给俄语在新疆发展造成影响的主要有四件大事。
1.中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1851年，羸弱的清政府被迫与沙俄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俄国人由此获得了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建设贸易圈的权利。1881年，中俄簽订《伊犁条约》，清政府继而又准许俄国人在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建设贸易圈。这两项条约的签订使俄国人获得了在这几个地区的贸易免税权、设领及领事裁判权。在政治上的优厚特权和经济上巨额利益的刺激之下，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陆续前往新疆经商，围绕着贸易圈和领事馆自然地形成了俄语区，俄语逐渐在中俄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难民、移民的涌入
新疆首次有难民涌入发生在18世纪。宗教改革后俄国的旧礼仪派遭到沙皇的迫害而逃往新疆，他们大多为西伯利亚的吉尔加克人。吉尔加克人的迁入使新疆阿勒泰、伊犁地区有了俄罗斯人聚居的村落，俄语也随之在新疆出现。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迎来了俄罗斯族进入新疆的高潮，这一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十月革命后被击溃的白军裹挟难民潮在解除武装后逃往新疆，这也成为俄罗斯人涌入新疆的一个小高潮。第二个阶段为1930年前后，部分俄罗斯、哈萨克的农场主、富农、饥民为逃避苏联农业集体化而涌入新疆。这一部分人同留下的白军、难民以“归化族”的身份留在新疆并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了新疆俄罗斯族的主要来源。随着在新疆俄罗斯族数量的不断增多，俄语在伊犁、塔城、乌鲁木齐等北疆地区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
二战前后，苏联当局为维护远东地区的安全，强制性地遣返了大批远东华侨及其俄罗斯家眷至新疆。据伊犁和塔城行政署官员统计，当时经由伊犁遣返回国的华侨有9000余人，经塔城被遣返回国的华侨有10000余人[2]。随着难民、移民的不断涌入，新疆俄语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俄语与其它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接触也不断增多。
3.中苏友好同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致性，中国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并走上了苏联经济建设的路子。在社会主义阵营“苏联老大哥”的带领下，中国开始了全面的经济恢复。中苏两国的政策变动又一次影响了俄罗斯族在新疆的地位，影响了俄语在新疆的发展。1950年，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向中方提供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因此，各行各业的苏联专家被派往新疆，支持、帮助发展新疆的石油工业、棉花种植业、公路、铁路运输业、畜牧业、医疗卫生事业等等。在当时，学习俄语就意味着良好的就业和前程。在新疆政府的支持下，伊犁、塔城、乌鲁木齐相继开办了俄文培训班，新疆的各类高等院校也都设有俄文专业。这一时期新疆俄语教育的发展使俄语、俄罗斯文化辐射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在伊犁、塔城等地区俄语甚至一度成为当地的社会通用语。不仅如此，新疆政府还选派留学生前往苏联学习，掀起了一股留苏热潮。
中苏两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友好同盟关系使俄罗斯族、俄语在新疆的地位大大提升，俄语一时风靡整个新疆。
4.中苏关系破裂
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撤走了在华的专家、技术人员，中苏关系一度陷入紧张，分歧不断加大。1962年5月29日，伊塔事件爆发。由于对苏联优越物质生活的向往，加之中苏两党关系出现裂痕，新疆6万多边民由霍尔果斯、巴克图等口岸集体非法越境前往苏联。出逃的人不仅有俄罗斯族，还包括大批量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而留在新疆的俄罗斯族也普遍受到排斥和贬低，俄罗斯族、俄语在新疆的地位大不如前。1966年国内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反苏联修正主义盛行全国，先前苏联政府在伊犁建立的医院甚至都改名为“反修医院”。俄罗斯人普遍被批斗，被当成苏联的间谍，新疆大批俄罗斯族学校或被关停，或改为汉语授课。同时，大批俄罗斯族因受政治的打压或者返回苏联，或者通过基督教会迁往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定居，新疆俄罗斯族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 由于政治原因，自近代以来到建国后的十年，俄语在新疆基本呈增长的趋势。新疆的俄语教育也使俄语人才由俄罗斯族扩展到社会大众。1960年至1980年前后，同樣由于政治因素，从新疆俄罗斯族到整个社会的俄语发展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冰冻期。
二、经济因素对俄语在新疆发展的影响
经济因素对俄语在新疆发展的影响往往与政治因素相互交融。如果说政治因素保证了俄罗斯民族、俄语在新疆的生存、发展，那么，经济则成为俄语在新疆影响力扩大的强有力的刺激性因素。
1.边境贸易如火如荼
俄罗斯人在新疆的贸易始于19世纪，部分俄国商人沿额尔齐斯河非法进入新疆进行商品贸易，但数量不多，不成规模。19世纪30年代，随着沙俄的领土扩张，我国西北地区与俄国有了共同边界，依托新疆地缘优势和广大的消费市场，中俄边境贸易如火如荼地进行着。19世纪40年，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非法贸易“主要是以俄国的纺织品交换中国的茶叶”，通过新疆向俄国出口的茶叶，其总值在1842年至1851年这段时间几乎增长了10倍[3]。近代时期这种以俄国工业产品交换新疆农、牧副产品的贸易方式，以及俄国在贸易中的免税权使中俄贸易的优势始终向俄方倾斜。由此可见，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刺激之下，越来越多的俄国人迁居新疆，邊境贸易的发展也使俄语在新疆的影响力不断扩大。19世纪在新疆的俄罗斯人以贸易活动为主，在广泛的贸易交往中，俄语相对于汉语在该领域的影响力也逐渐显现出来。
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族在新疆的贸易发展到了历史的新高度。新疆的农牧产品、广阔的市场空间、包容的环境及丰富的矿产资源都吸引着俄罗斯人前来“挖金”。而有意思的是在广泛的贸易活动中，主要使用地语言不是中文而是俄文，诸如：贸易洽谈，协议的签订，出口货单的填写（当时全用俄文），进口生产资料的说明书、使用、安装技术、中苏技术人员的合作等都使用俄语[4]。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以前边境贸易的发展让俄语在新疆真正流行起来。
2.石油化工企业的建立
新疆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历来都吸引着大批企业前去开发。20世纪中叶前杨增新、盛世才任新疆省长时，就曾聘请苏联专家在新疆进行石油勘探。50年代中苏友好同盟成立后，两国在新疆合办了中苏石油公司、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随着这些企业的建立，新疆也培养出一批石油化工领域的俄语人才，且企业内部交流均采用俄语，因此，以这些企业为中心自然地形成了俄语区。
3.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苏两党的关系也逐渐解冻。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疆边境口岸中苏两国贸易的恢复，许多新疆的俄罗斯族重操旧业，做起了翻译，俄语又逐渐在这些地区活跃起来，贸易的恢复拯救了俄语在新疆的命运，但这一阶段俄语的影响力仅限于贸易领域，已不似50年代那样能够辐射到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
4.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2013年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提出后，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发展边境贸易的传统使新疆的地位和作用再次凸现出来。新疆作为连接中亚、欧洲国家的桥梁和纽带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随着科技、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当年在新疆“以羊皮换纺织品”的这种以物换物的贸易已发展为如今的互联网跨境电子商务平台。面对中亚、俄罗斯的潜力巨大的市场空间，新疆对这些国家、地区的互联网跨境电商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中亚、俄罗斯质优价廉的食品、化妆品等广受国人欢迎，而国内的各种工业产品也在新疆霍尔果斯、阿拉山口等口岸城市发往中亚、西欧。因此，随着新疆开放性经济水平的提高，对高素质复合型俄语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大。正如世界俄语教师协会维尔彼茨卡娅所说的：“中国俄语教学正经历第二个春天，俄中经贸的迅猛发展使俄语人才需求不断增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推动了俄语的繁荣，更为新疆俄语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高的要求。
参考文献：
[1]Беликов В.И.， Крысин Л.П.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ка[M]. – М.： Рос. гос. гуманит. ун-т， 2001： 8-9.
[2]尼.维.博戈亚夫连斯基（著）， 新疆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译）. 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235.
[3]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365.
[4]高莉琴， 滕春华.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俄语在新疆[J]. 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4）： 125-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