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尼泊尔来说，喜马拉雅是一把双刃剑。这既是她陷于穷困的先天诱因，又是她得以长久倚靠的“金山”——还有什么比世界最高峰的无敌景观、多样得令人咋舌的生态资源、印度教和佛教混杂而成的情调更吸引目光？或许还有很多原因，比如，向全世界敞开的博大胸怀，为远方贵客诚意奉上的谦卑，对神明的虔诚，对俗世的泰然，甚至原始和混乱中蕴含的惊喜之美。
　　这段旅程，我“捡”了四五个旅伴，吃了30碗豆汤饭，走走停停40天，跨越了3000米的海拔。这一切，像在宝莱坞大片的喧闹中观照佛陀的静思，在咖喱的包罗万象中翻寻素食的清爽，在纽瓦丽建筑的气派中理解木质的沉稳，在雪峰谷地的落差间体验不变的单纯。
　　听上去不易，其实不难。

不见雪的夏尔巴人

　　纽约有两千多个夏尔巴（Sherpa）人。Tehzi的爸爸没有这么洋气，他在阿联酋开大车，跟那些来自印度喀拉拉邦或者古吉拉特邦的劳工混在一起，在阿拉伯人看来，他们没什么区别。
　　“当然是有区别的，”Tehzi说。他指着自己的鼻子：“你看，我们都是蒙古脸。”

　　很显然，他把我视为同类，而把平地上讲印地语的人和自己区分开。
　　他只有15岁，英俊，戴着“Playboy”字样的耳环，喜欢跟客人聊天，多少还是有点儿羞涩，英文对得起一个尼泊尔中学生的水准。我和他相遇在尼泊尔中部小村Daman的客栈里，客栈的主人是他奶奶，丹珠阿姨。她与儿女的3栋大房子垄断了这个小村的客栈生意，整个村庄也仅有5间旅店，稍微高级一点儿的那一间还位于遥远的山腰处。
　　丹珠家也是村里惟一的夏尔巴人家庭，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从尼泊尔北部搬来Daman。这里位于加德满都谷地的南方，再翻山往南，就是阔远的次大陆平原了。夏尔巴人信佛，但佛祖的脸既不像谷地里的纽瓦丽（Newari）脸，更不像喜马拉雅脸，他的卷毛和鼻子，当然是属于恒河的。
　　我来这个村庄，是因为听说这里是全尼泊尔观看喜马拉雅山景视角最宽广的地方。这倒是真的。村中有一个突兀的堪比埃菲尔铁塔之于巴黎的6层高的观景塔，凌晨6点开放，便宜，不过50卢比而已。管理人在塔下呼呼地生火煮茶。登高，倚在栏杆上，喜马拉雅山270°的“身体”在微薄的雾气中，只有雪顶的层层轮廓，仿佛平白无故，断了根基。
　　坐在观景塔上的茶座里，我要了一杯玛萨拉茶和速溶咖啡，算是暖和起来——毕竟是在海拔两千多米的山脊上。从北望的喜马拉雅转回头，看到那条连接南北的劣质公路上，Tehzi穿着背心短裤，正和一群同龄的男孩长跑，全部都黑红纤瘦，有一种少年未成的健美。他们对金色晨光下的雪峰绿谷熟视无睹，哗啦啦笑闹而过。
　　我曾经问Tehzi有没有爬过雪山，他摇摇头，表示没有回去过“老家”。有人把“夏尔巴”翻译成“雪巴”，大概是想讨意音双译的巧。但“夏尔巴”在藏语里的意思，不过是东部来的人，换句话说，如果他们一直在故乡，就很可能会成为康巴汉子。是那次遥远年代翻越喜马拉雅的集体行动，让他们成了可与雪豹媲美的高山主宰。

　　但这个世界，总是有人想逃脱集体行动罢。
　　尼泊尔的喜马拉雅登山运动让夏尔巴人成为世界知名的民族，也正是因为雪地向导的职业能与西方人士亲密接触，才有了纽约这个尼泊尔之外第一大的夏尔巴人社区。Tehzi的祖宗搬迁到了加德满都谷地南边的Daman，也就放弃了高山户外向导的发展路径。他的父亲和姑父都在中东打工，这是不满于尼泊尔经济停滞的中青年劳动力通常的优选，也是他们能盖起两大栋房屋的根本。其他选择的话，去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不错;至于印度，的确是比尼泊尔机会多，可是苦力也多如无涯苦海，尼泊尔人的优势，大概只体现在打仗，以及在朝圣地帮有高山症的印度人背行李到海拔3500米的神殿这两方面。
　　我在村里待了两天，来回只有4个游客，丹珠阿姨的留言本甚至没出现过中文。隔壁的美国人麦可已经在这儿待了一个月，常常在下午躺在屋后的草地上吹风。他腿不好，一瘸一瘸，大概在热闹的博卡拉（Pokhara）没人理睬，只有在这寂静的荒岭，才觉得自在。我问他这里好吗，他说，即使在9月这样的季风季节里，腾云驾雾的喜马拉雅，也是随时可以看到的。
　　Daman海拔2300米，跟喜马拉雅山脚下那些藏缅语族的村庄相差不远，差别在于，那里的2300米是谷底，而这里的2300米是最高处，稍微一翻，就能坠入无穷湿热的次大陆平原。
　　这大概是丹珠阿姨家最后的选择极限。实际上，沿公路往加德满都方向稍微下降海拔五六百米，也有不错的观景台和客栈，但是几乎没有外国游人会选择那里，原因是蚊子——夏尔巴人住的地方是绝没有这种讨厌生物的。大概是因为地处南北公路干线，这里还设置了一座农业研究用的高山花园，据说在二三月尤为灿烂。 　　从丹珠家的客栈往南走大约200米，即可到达最高点的垭口。也有小路，我从经幡指示处走进去，高高低低，满山松柏，浑然不觉地处亚热带。爬山约25分钟，到达一座只有一个喇嘛和一条狗的贡布（藏寺），进去坐听谈经，结识了3个从加德满都来的喇嘛，他们说佛陀饮过这里的泉水。从逻辑上来讲，这里离佛陀诞生地蓝毗尼（Lumbini）颇近，倒也有可能不是附会，于是跟他们前去探泉，看他们在泉水下拜饮，肃穆后有欢乐。忍不住问他们是藏人还是尼泊尔人，三人都说是尼泊尔人，最笑面的那位卷发黑脸，眉眼像我在印度金奈国家博物馆看到的早期南印度佛像。
　　Tehzi也跟我说过他是佛教徒，可我一抬头，就看见他家客厅侧墙贴的象神像。这儿到底是尼泊尔，政治正确的做法是佛印共处：印度教徒的节日，常常会请佛教徒派彩车，在一片怪力乱神之上，高山、谷地和热带平原的隔阂就被表面地消解了。
　　2007年，已是议会制民主国家的尼泊尔宣布，印度教不再是国教。从此这个国家成了一个法律意义上的世俗国家。

上下3000米的30碗豆汤饭

　　在Daman的两天，一直没吃上肉，不知道是因为丹珠阿姨茹素，还是因为小村没有集市，无法得到稳定的供应。然而丹珠阿姨能做出清鲜的炒花椰菜、辣脆的腌笋丝，就着豆汤拌饭，再来一瓶酒精度超过7%的本地啤酒，山村的黑夜就这样半饱半醺地流过去了。
　　尼泊尔人仿佛每天都在吃豆汤饭。在这个贫困的山国，这大抵是可以理解的——熬得软烂的小扁豆，是山国人最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当你走在那些光芒万丈的山道上，在周到的茶屋里吃披萨时，或许会注意到当地背夫，他们往往拿着一大碟米饭，就着黄色的豆汤，手一搅，呼噜呼噜下肚，很多时候没有一点油水。
　　供给客人的却多色多姿。在尼泊尔，你永远不可能吃上同样的两份豆汤饭。仅仅豆汤的面目就迥然不同，深色的小赤豆熬的浓汤堪称人间美味，而黄色的鹰嘴豆汤常常会让你以为吃到了猪食，更别提“豪华豆汤饭”里可能配有四季不同的蔬菜、酸奶甚至咖喱鱼了。在尼泊尔，豆汤饭被称为“达粑塔卡里”（Dal-bhat-tarkari）：“达”指豆汤;“粑”指米饭，在这个贫瘠的山国有时也指其他五谷杂粮;“塔卡里”则指咖喱蔬菜——最大的变数就在这里，老实说，每次点豆汤饭，我都祈祷里边会有青菜或卷心菜，不要总是给我来咖喱土豆。
　　在Daman的最后一天，非常稀奇地，我捡到了刚从印度回来的北京人朱君，于是，我们俩成为第一个和第二个在丹珠阿姨的客栈留言本写字的中国人。他听得我要去安纳普尔纳营地徒步，一定要跟我去。
　　要从Daman返回加德满都，在客栈门口等车就好。最早一班小巴早上7：40抵达，路上大概要花4个小时。我们不必如此折腾，下了山，河谷边通向博卡拉的国道上，时时刻刻满满当当充斥着来回两大城市的各色车辆。拦到有空位的车并不容易，尤其是那些票价最便宜的、车顶聚集着许多男人的中巴。好在还有无数伪装成越野车的面包车，中途有人下车，我们得以坐着到了博卡拉。
　　在博卡拉，我几乎没再吃豆汤饭，而是吃了川菜和客家菜——从中国飞过来的老友声称不能吃咖喱，而博卡拉又是如此的游客化。川菜在四处扩张，博卡拉仅有的一家客家菜“卡司”来自加尔各答，酿豆腐居然有滋有味。这些颠沛流离的次大陆旧侨，从溽热的恒河平原北上到海拔一千多米的博卡拉，与沿着川藏线而来的新生代中国人相遇，倒有了红油与花椒外的别致品格。

　　一进山，我又开始了餐餐豆汤饭的生活，因为对披萨和炒面炒饭实在提不起兴趣。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尼泊尔，豆汤饭按规矩是要无限量供应豆汤和饭，直至客人吃饱为止。咖喱素菜在名义上也是无限量供应的，可既然是奢侈的亮点，总归不会多备的，那些爽辣的时鲜蔬菜，常常添过一次就已告罄。
　　从海拔1600米到4400米，每个茶屋聚集的村落对客人吃食用不用心，大抵就体现在这豆汤饭的配菜上。一路往返安纳普尔纳峰的登山营地，我几乎忘记了哪个村子清晨的日照金山最美，却依然记得哪一家的豆汤饭最用心最美味。尽量避开在那个叫喜马拉雅的村庄用餐，那儿的配菜只有土豆，其他菜式也非常恶劣。整个行程，我觉得最佳的豆汤饭有两个，一个是河谷最低处的吉米的Bee Hive View客栈，咖喱非常出色，配菜精心，提供拌有沙拉酱的生菜沙拉;另一个是MBC的Fish Tail旅馆，配菜有红油竹笋、土豆泥烩莲花白和炒芥菜。在3700米的高山上见到青菜，连我那号称不吃咖喱的朋友也忍不住扒来小半碗。
　　这一路茶屋歇息的潜规则是，你要为背夫和向导的食宿买单——这意味着你要按菜单上的价目付账，不过其实也就多一两百卢比，理所当然。也因此，如果不请背夫向导，那么你的住宿预算就能压缩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难得的是，这些便宜得惊人的简单床位，大多数保持着很高的清洁水准。我和朱君分别从尼泊尔的南北两个邻居印度和西藏入尼，都感恩于尼泊尔居民保持房屋整洁的习惯——终于没有可怕的印度男洗衣工或酥油味经久不散的床单了。
　　ABC环线（Annapurna Base Camp Trekking）我们花了9天，常常被路遇的中国游客鄙视——他们只需要六七天。法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惊叹于我们的速度，他们多数要花12天完成，每天走路绝不超过4小时，午饭总是很漫长，然后在雪山和密林的背景下晒太阳、喝奶茶，心平气和地接受高山尼泊尔人的饭菜，不像我的同伴们总是意难平：在一个有温泉的山庄，他们看见清瘦的家鸡在院子里悠然踱步，动了清煮鸡汤的心，一问，自己煮食亦要收同样的菜价，中国人的小算盘一打，便悻悻然放弃了。 　　总归是有得吃就吃吧。依照尼泊尔人对山神的敬仰，通常在海拔2500米以上，你就不能吃肉了——蛋奶是允许的。在四千多米的登山基地旁，惟一的奢侈品，大概是与炒饭同价的一瓶杜巴啤酒。不要觉得它昂贵，不过是30元人民币。而这瓶啤酒，又是那些尼泊尔背夫一步步从海拔1000米的平原运到4000米的雪线的。

穿越喜马拉雅南麓

　　柯达丽，柯达丽，Kodari。
　　地处中尼边境的樟木山下，那个尼泊尔山村用的是这样的名字，像宝莱坞电影里来自偏远农村的女二号。每天，这里有两趟巴士开到加德满都，一路摇晃颠簸于大坑和碎石上，像坠在埋伏网上的野兽，对那些以为自己已经握着森林的猎人们轻蔑、不屑，偶尔调戏。
　　我搭乘第二趟巴士而来。呼转的怨曲和热闹敲打的哀歌，一路不厌其烦地播放着，行程亦不厌其烦地被查岗的哨兵、学生、阿飞、中年妇人，甚至全身白衣白裤的绅士按下暂停键。彼时，从柯达丽到加德满都的吉普车，车票已经上涨到每人800卢比的高价，公共汽车亦水涨船高涨到400卢比，如今更甚。
　　在尼泊尔盘桓了40天后，我想回西藏。从ABC徒步回到加德满都，已经错开了国庆黄金周的高峰，泰米尔区（ Thamel）滚滚人潮依旧，只是中国面孔渐次由西洋面孔取代。毕竟，尼泊尔的黄金时段是10月和11月，只有在这时，你才能看到没有一丝云彩和烟霾遮蔽的喜马拉雅。
　　我在泰米尔街上遇上了灰子，一个在从樟木出境时遇见的河南少年，并说服他跟我走路回西藏。我们在已经被太多人赞誉的城镇巴德岗（Bhaktapur）歇了一晚。比起已经充斥着丽江式中国女嬉皮的泰米尔，巴德岗当然更舒服。下午4点半到天黑是巴德岗最好的时光，我们在年代遥远的神庙高台上看夕阳扫过屋檐，躁动的青年和恋人坐在戏台上随着日光渐渐消隐。当暗黑来临，牛肉蒸饺的香味和灯光成了惟一吸引的所在，我拎着两包蒸饺，踩着石板路，晃晃荡荡回到旅店。
　　我早已厌倦了肚子里的30碗豆汤饭，只有馍馍（Momo）能拯救我。在海拔1000米到4000米走路往来的这段日子里，我仿佛也成了吃斋的人，以莲花白为主料的素馍馍成了我的心头好，远胜过牛肉馍馍。
　　馍馍是喜马拉雅南麓地区最著名的食物，从拉达克地区（Ladakh）到尼泊尔、锡金和不丹，都被认为是当地的“国民食物”，也是公认的“藏族美食”。很显然，它是经藏地传往喜马拉雅地区的汉地食物。在尼泊尔，它的标准形制是蒸饺;在靠近锡金的印度城市噶伦堡（Kalimpong），当地最好的餐厅端上来的馍馍却让我大吃一惊——事实上那是4个大包子，而且还是鲜猪肉馅儿的。这在次大陆非常罕见，原来，馍馍指代的，可以是所有有馅儿的中式面食吧。
　　在巴德岗过夜后，我们花了一小时抵达纳加阔特。
　　这个小山村中，景观迷人的旅店藏在群山最深远处，山顶的旅店大多有着180度的喜马拉雅山雪峰景观。而在村口，沿山脉的另一条路走4公里，可以抵达观景台。观景台不算高，却有360度的景观，加德满都谷地和喜马拉雅群峰可以一网打尽，然而下午的阳光灼热，云雾缭绕，雪山若隐若现。
　　这一路景观还算宜人，不过更有意思的是，路上几乎一半都是军事禁区，有无数英俊的、彪悍威武的廓尔喀军人在道上训练，他们的作训鞋吸引了我的眼光——我得说它比中国的“解放鞋”帅气多了，尤有欧风，大概是英属印度时代的遗留。毕竟，尼泊尔人一直是次大陆军人最重要的来源。
　　回到村口，选择了一家名为Food Republic 的餐厅。我决定不再吃豆汤饭也不再吃馍馍，于是点了印度风味的羊肉抓饭，丰满扎实的十几块羊肉藏在充满香料和蔬菜的美味焗饭里，像混乱的尼泊尔总给人毫无防备的惊喜。店主的小女儿就着烛光扑在桌上写作业，窗外松林有风，清淡又凛冽，都好像根本不在意我们嘴边的腥膻。

　　摸黑回到山顶的旅店，我们发现来了新邻居——从不丹归来的李小姐，不免一起围桌夜谈。叫了啤酒后，山中再次停电，只能用烛光和月光下酒。我们谈起尼泊尔和不丹的徒步差异，一致同意：不丹的高门槛服务最具近代殖民地情趣，是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营销范例;尼泊尔则是另一个极端案例，在全球贸易中被迫以低价保持竞争力，无数拥有丰富资源的供应商在其间激烈竞争。尼泊尔选择欢迎所有人，这让我不能不为它的博爱感激——尽管它眼红于不丹的主题公园伪装带来的红利，也推出了门票500美元的主题公园木斯塘（Mustang）。
　　醉意中入睡，第二天清晨果然行大运，自5点起云雾已蒸腾散尽，全景的喜马拉雅山谷展现在我们面前。8点雾起时，我和灰子开始了到杜力克的20公里乡间徒步。这条半日路线要翻越3个山头，接近一半的时间能看见雪山。一路走去，牧人、放学的孩子和匆匆的村民皆含笑指点前路。
　　爬到第二座山顶的时候，遇见了Tanchok村的大水池，我当然毫不客气地湿身清凉，然后左转进入山脊中最高的小路。这条梯田陡坡上的小径是我们这一路最美妙的部分，也是我对尼泊尔最后的回忆：远峰、翠谷、河流尽在眼前;番薯地旁的木屋升起炊烟，次大陆的怨曲适时飘荡，喜马拉雅越来越近，村里人的眉眼越来越蒙古。
　　翻越第三座垭口，下到残破的中尼公路，继续拦上摇摇晃晃的中巴，4个小时后回到柯达丽，过了两道关，便又是两小时时差外的樟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