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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广州。一群NGO为民间教育的发展而奔走多年，但他们的行动很少被书写，他们的探索很少被传播，现在，有人希望为他们创造一个交流展示的舞台。
2015年9月，广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依托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的网格化平台优势，联合多个教育公益机构、地方教育论坛联盟和《中国财富》杂志社发起“教育公益案例集”访谈调研项目，计划邀请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责任中国2015公益盛典评委唐昊担纲主编，集业内专家、公益人士和媒体记者之力，以项目画布剖析和梳理逻辑框架，详解华南教育公益现状，让社会组织、企业、投资人以及公众更好地“看见”教育公益的一线需求和发展可能。
我们看到，不论是聚焦儿童性安全的教育项目，还是关注儿童阅读的助学服务，教育NGO几乎在体制外教育领域发力。当前，体制内教育依然是主流，教育公益组织要想影响主流学校的师生，其实并不容易。
于是，有人想到了借助体制内的渠道资源。
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在这方面有些优势，他们的其中一名发起人是退休官员，深谙政府话语体制，能够很好地和地方政府打交道。现在，由这名发起人推动的乡村儿童性安全教育项目已经和地方教育部门形成合作默契：基金会协助教育部门做好未成年人关爱与保护工作，与此相对应，教育部门利用政府渠道帮助项目到达学校和老师，最终使得绿芽性教育课程进入乡村学校。在持续合作过程中，有的地方教育局甚至下文，鼓励教师开展性安全课程，普及性安全知识。（详见《绿芽：乡村儿童性安全教育的行动者》）
广东省担当者行动教育发展中心不具备绿芽基金会的优势，但这家专注儿童阅读推广的NGO在过去几年里，依然将项目铺到了24个省的700多所学校，并和13个县建立了为期十年的合作共建关系，长期在当地扎根推广儿童阅读项目。
该中心的项目专员黄民玲告诉我们，要做到这样并不容易，在项目发起初期，一没资源二没人脉，只能用最笨的办法，先到乡村学校拜访，“拿下”校长，在学校做出成绩后，再影响教育部门，“那时候，被校长拒绝是经常的事。”（详见《担当者行动：为乡村儿童提供高品质阅读服务》）
之所以花费如此笔墨来讲述教育公益组织与政府打交道的故事，是因为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行业痛点。在早前举办第二届地方教育基金会论坛上，许多与会者都希望专家支招，讲讲NGO应该如何处理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广州青基会希望联合更多教育公益机构，携手《中国财富》专业采编团队推出“教育公益案例集”。试想一下，如果能够从一批相对成熟的项目中总结出NGO如何维护政府关系的经验，那么对于后来者而言，或许能够少走一些弯路。
另一个教育NGO普遍遇到的问题是如何进行项目成效评估，这可能是每个公益组织都会面临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不好回答。
上海政法学院讲师周志宏曾经说过，如何界定影响是由项目本身带来的，是公益项目成效评估的难题。他举例说明：比如做了一个助学类项目，孩子们的阅读水平提高了，但导致阅读水平提高的因素很多，除非把其他因素都控制了，才可以证明是项目作用。
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中心觉得可以回答好这个问题。他们选择与中山大学心理学系专家合作，通过问卷调查，对留守儿童进行调研。蓝信封书信项目在过去7年为3000多名留守儿童提供书信交流服务，这些儿童都可以成为调研对象。而按照蓝信封中心秘书长周文华的说法，参加过书信项目的留守儿童，在主动参加活动、关心他人、对人友善等方面有了明显变化。（详见《蓝信封：陪伴留守儿童快乐成长》）
担当者行动的做法更进一步，他们去年在资助方的定向资助下，邀请了第三方权威的评估机构对阅读助学项目进行为期三年的成效评估。担当者行动品牌总监覃树勇说，项目成效评估是个专业活，应该交由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进行。
但事实是，目前大多数NGO并不具备足够的财力聘请权威的第三方机构进行项目成效评估，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是把钱花在项目运作上，还是用于项目评估上，相信大多数NGO更倾向于选择前者。
作为一家资助型基金会，广东省春桃慈善基金会选择将项目成效评估交给执行方去完成。今年初，春桃基金会发起了一个儿童阅读推广项目“点灯人伙伴计划”，但春桃并不负责项目的具体执行，而是通过资助，找来了亲近母语公益发展中心——一个十余年专注儿童阅读项目的公益组织，全权负责项目的策划、研发和执行。当然，也包括成效评估。春桃的做法，或许可以给资助型基金会一个参考。（详见《春桃点灯人：让乡村儿童享受优质阅读课程》）
还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引起我们关注，受访的教育公益组织均希望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但他们大多没有直接作用于孩子，而是通过培训乡村老师，借助乡村老师为孩子提供服务。
在绿芽基金会理事长蔡文方看来，此举能让NGO将有限的人力资源影响更多的老师，而更多的老师意味着能够覆盖更多的儿童；而山海源基金会项目主管陈海燕觉得，老师和孩子相处时间长，通过老师能够持续地影响孩子，这是公益人难以做到的效果（详见《山海源米兰计划：培养华德福教育种子老师》）。但也有人认为，这容易造成公益项目对乡村老师的过度依赖，老师是否专业和自觉，将很大程度会影响项目的最终成效。
上述公益组织大多在教育领域耕耘多年，他们秉持不同的公益理念和价值取向，从他们的行动和实践中，我们依稀能够看到当下中国公益组织在教育领域的探索和思考。
2015年9月，广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依托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的网格化平台优势，联合多个教育公益机构、地方教育论坛联盟和《中国财富》杂志社发起“教育公益案例集”访谈调研项目，计划邀请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责任中国2015公益盛典评委唐昊担纲主编，集业内专家、公益人士和媒体记者之力，以项目画布剖析和梳理逻辑框架，详解华南教育公益现状，让社会组织、企业、投资人以及公众更好地“看见”教育公益的一线需求和发展可能。
我们看到，不论是聚焦儿童性安全的教育项目，还是关注儿童阅读的助学服务，教育NGO几乎在体制外教育领域发力。当前，体制内教育依然是主流，教育公益组织要想影响主流学校的师生，其实并不容易。
于是，有人想到了借助体制内的渠道资源。
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在这方面有些优势，他们的其中一名发起人是退休官员，深谙政府话语体制，能够很好地和地方政府打交道。现在，由这名发起人推动的乡村儿童性安全教育项目已经和地方教育部门形成合作默契：基金会协助教育部门做好未成年人关爱与保护工作，与此相对应，教育部门利用政府渠道帮助项目到达学校和老师，最终使得绿芽性教育课程进入乡村学校。在持续合作过程中，有的地方教育局甚至下文，鼓励教师开展性安全课程，普及性安全知识。（详见《绿芽：乡村儿童性安全教育的行动者》）
广东省担当者行动教育发展中心不具备绿芽基金会的优势，但这家专注儿童阅读推广的NGO在过去几年里，依然将项目铺到了24个省的700多所学校，并和13个县建立了为期十年的合作共建关系，长期在当地扎根推广儿童阅读项目。
该中心的项目专员黄民玲告诉我们，要做到这样并不容易，在项目发起初期，一没资源二没人脉，只能用最笨的办法，先到乡村学校拜访，“拿下”校长，在学校做出成绩后，再影响教育部门，“那时候，被校长拒绝是经常的事。”（详见《担当者行动：为乡村儿童提供高品质阅读服务》）
之所以花费如此笔墨来讲述教育公益组织与政府打交道的故事，是因为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行业痛点。在早前举办第二届地方教育基金会论坛上，许多与会者都希望专家支招，讲讲NGO应该如何处理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广州青基会希望联合更多教育公益机构，携手《中国财富》专业采编团队推出“教育公益案例集”。试想一下，如果能够从一批相对成熟的项目中总结出NGO如何维护政府关系的经验，那么对于后来者而言，或许能够少走一些弯路。
另一个教育NGO普遍遇到的问题是如何进行项目成效评估，这可能是每个公益组织都会面临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不好回答。
上海政法学院讲师周志宏曾经说过，如何界定影响是由项目本身带来的，是公益项目成效评估的难题。他举例说明：比如做了一个助学类项目，孩子们的阅读水平提高了，但导致阅读水平提高的因素很多，除非把其他因素都控制了，才可以证明是项目作用。
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中心觉得可以回答好这个问题。他们选择与中山大学心理学系专家合作，通过问卷调查，对留守儿童进行调研。蓝信封书信项目在过去7年为3000多名留守儿童提供书信交流服务，这些儿童都可以成为调研对象。而按照蓝信封中心秘书长周文华的说法，参加过书信项目的留守儿童，在主动参加活动、关心他人、对人友善等方面有了明显变化。（详见《蓝信封：陪伴留守儿童快乐成长》）
担当者行动的做法更进一步，他们去年在资助方的定向资助下，邀请了第三方权威的评估机构对阅读助学项目进行为期三年的成效评估。担当者行动品牌总监覃树勇说，项目成效评估是个专业活，应该交由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进行。
但事实是，目前大多数NGO并不具备足够的财力聘请权威的第三方机构进行项目成效评估，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是把钱花在项目运作上，还是用于项目评估上，相信大多数NGO更倾向于选择前者。
作为一家资助型基金会，广东省春桃慈善基金会选择将项目成效评估交给执行方去完成。今年初，春桃基金会发起了一个儿童阅读推广项目“点灯人伙伴计划”，但春桃并不负责项目的具体执行，而是通过资助，找来了亲近母语公益发展中心——一个十余年专注儿童阅读项目的公益组织，全权负责项目的策划、研发和执行。当然，也包括成效评估。春桃的做法，或许可以给资助型基金会一个参考。（详见《春桃点灯人：让乡村儿童享受优质阅读课程》）
还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引起我们关注，受访的教育公益组织均希望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但他们大多没有直接作用于孩子，而是通过培训乡村老师，借助乡村老师为孩子提供服务。
在绿芽基金会理事长蔡文方看来，此举能让NGO将有限的人力资源影响更多的老师，而更多的老师意味着能够覆盖更多的儿童；而山海源基金会项目主管陈海燕觉得，老师和孩子相处时间长，通过老师能够持续地影响孩子，这是公益人难以做到的效果（详见《山海源米兰计划：培养华德福教育种子老师》）。但也有人认为，这容易造成公益项目对乡村老师的过度依赖，老师是否专业和自觉，将很大程度会影响项目的最终成效。
上述公益组织大多在教育领域耕耘多年，他们秉持不同的公益理念和价值取向，从他们的行动和实践中，我们依稀能够看到当下中国公益组织在教育领域的探索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