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收集新年画资料，笔者发现农民画在年画中所占比例不小，堪称一个时代乡村追求乌托邦生活的反映。农民画作为年画大致经过了三个高潮期。一是上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时期，是为童稚阶段，农民自己创作，试图努力画出好看而正确的人物及事物形象；二是“文革”后期，专家参与，群众主创，写实阶段，强调政治宣传功能；三是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不再追求写实，强调装饰，有着自在的农民趣味。
　　由壁画而起
　　第一个农民画高潮出现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当时配合着新民歌运动开展了壁画运动。壁画运动虽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卫星”，比如邳县农民画，但它们能进入年画的毕竟很少。从画作本身来讲，多热情，少技术元素，还没有达到年画喜庆、丰满的要求。从出版社来讲，这些画也不具备印制并广泛流传的要求，而且当时所有重要画家的画作都通过年画发行，这些画本身具有现实性，两相比较，不可同日而语。
　　对政府来说，当时的壁画不过是农民中出现的一个新事物，好玩而已，但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即使对于农民，这些壁画可以画在屋外的墙壁上，要画在家里就不那么喜欢了，因为它们形式上不那么丰富与精致，内容上也不能承载寄托与想像。仅有数张优秀的农民画成为了新年画发行。如山东吕学勤创作的《老两口上北京》、陈惠明创作的《上天宫摘星星》等。
　　户县“样板”
　　第二次农民画运动高潮源于陕西户县。户县农民画在1958年前后就随全国的壁画运动热闹过。大跃进后，壁画运动悄然隐退，但户县的农民画活动却一直坚持下来。他们将农民画发展为群众性业余美术活动，从初期的十几个人发展到上世纪70年代的几百人。在画法上，他们也一改以往童年般幻想，转向注重写实，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描写。
　　长期坚持，终有所获。1973年7月，户县农民画登堂入室，由国务院文化组主办，组织50余名作者的170余幅作品，在西安、上海、北京、哈尔滨等城市展出。中央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为户县农民画出版了大型画集，小画页则更多。1974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专题片《户县农民绘新天》。此后，有关部门还组织户县农民画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展览。1976年政府投资200多万元，建成了全国第一座县级农民画展览馆。因户县农民画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特点，有人甚至称其为当时美术界的“样板戏”，只是它们少有民间应有的趣味。
　　户县农民画当然也反映在年画里面，或者说通过年画的方式广泛流传。当时的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都选择了一些户县农民画作为年画发行。比如李凤兰的《春锄》、《喜摘新棉》，董正谊的《公社鱼塘》，宋厚成的《紧握手中枪》等等。著名的《老书记》一画，就由人民美术等多家出版社作为年画发行，它是户县秦渡公社三大队党支部书记刘志德在1972年创作的，画中塑造了一位在劳动间隙中学习马列著作的老书记形象，由于学习入神，“手中的准备点烟斗的火柴都悬停下来了”。由这幅画影响产生了另一幅年画，程国英创作的《榜样》描绘的是人们参观户县农民画的场景，而前景中的重要作品正是《老书记》。
　　“文革”后，户县农民画又有了新的发展或者说回归，人们捡起民间的趣味，不再只服从于政治需要，走上了一个适合于自己的路子。
　　湖北趣味
　　受户县农民画影响，“文革”期间有很多地方开展了农民画创作，它们形式大致相同，题材现实，造型写实，紧跟“文革”的步伐。湖北农民画就是一个例子。
　　1975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湖北农民画选》，一本小画册，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语，20幅画作。如《新的号令》，任华福作，构图很像户县农民画《紧握手中枪》，村头，大树底下，一人在高处宣讲，众群众围观，背景墙面上画着《工农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宣传画，算是点明主题。《夜战》，徐鸣书作，一家人写批“复辟”的大字报，老头情绪激昂，老太太跟着走的情态，女儿手握战笔正在书写。其他还有《我的一张批判稿》、《学唱革命样板戏》、《休息之前》、《深山新绿》、《人造天河》等。
　　“文革”后期，一些地方出版社恢复发行年画及年画缩样。当时的很多年画都是工农兵创作的，专业画家们大多被打倒或者还没有恢复画年画的资格。湖北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年画中，大部分就是农民画。比如襄阳县年画学习班供稿的就有6幅，如《硕果献给毛主席》，王平作，知青小组将丰收的苹果寄给毛主席；《学农》，何长印作，小学生在社员的指导下做农活；《鱼水情深》，朱连生、汪跃年作，军队和驻地群众共同排演观看军民情深的文艺节目。
　　至于年画学习班，当年很多地方都曾办过，中央美术学院后来也办过年画、连环画系，简称年连系，后改为民间美术系。襄阳是画乡，办年画学习班也是自然的事，不过相关资料却没能找到。
　　同一年的湖北年画缩样里，还有黄冈县供稿的农民画：何元廷、谢伯齐合作的《工地战旗红》，三治工地指挥组将农业学大寨的流动红旗交给妇女队，而工地上则正热火朝天；崔培华创作的《教育革命结硕果，开门办学育新人》和余南轩的《上山下乡怀壮志，广阔天地炼红心》两对门画，描绘教育革命的硕果以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收获。
　　特殊年头
　　1977年，这一年的年画因为是在1976年创作的，所以它们正好是那个年头特别的“证据”。
　　北京是大城市，但在“文革”时，走出几条大街之外就是同属于北京的农村，这里的农村也与全国的农村大致相同，这里的农民也画农民画。具体的资料已经没有人再提及了，但是当年的年画却能留下印迹。1977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年画中，就有房山县年画学习班创作年画：傅长顺、刘辉煌的《田头怒火》，表现“翻案不得人心”；马德方、李宏非的《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钻洞工地宣讲“投降派”的下场；傅长顺、李宏非的《女子突击队》，不仅表现妇女能顶半边天，而且表现妇女批判孔孟之道也没落后。这些作者中，马德方、傅长顺、付启荣、石润兴标明为“社员”，也可见当年的年画创作走的是专家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
　　还有题外，这一年的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另一些年画，有洪涛的《大学办到咱山村》，戴士和的《红色宣传员》，胡明哲的《我们是公社小社员》，作者们都是北京师范学院革命文艺系的工农兵学员——原来还有“革命文艺系”。
　　户县之后的“文革”农民画，走的大致是相同的样子，北京的画作也可以看作是湖北的，湖北的也可以看作是河北的，相差不大。
　　民间回归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另一支重要的农民画出现了，它就是金山农民画。金山位于上海的西南郊，这里于1974年开展农民画创作，显然也是受到了户县农民画的影响。当时，金山县文化馆举办了农民画创作学习班，在开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点自己的做法：一是专业辅导老师试图避开户县农民画学院式的写实创作模式，绕过素描、透视这些很专业的基础学习，鼓励作者发挥自身的审美趣味，强调了民间性、装饰性。二是以妇女为基本创作队伍，把绣花、编织、剪纸等一些民间因素加入进去，创作出了新鲜的农民画。《金谷满仓》，金山县文化馆美术组集体创作，公社丰收的场景；吴彤章的《鱼鸭满塘瓜满天》，立体农副业，立体的丰收，动人的图景……1980年，金山农民画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除了金山农民画，上海的南汇农民画也有不少作为年画发行。南汇农民画始于1967年夏，1972 年后活动日趋活跃，至1977年成果甚丰。陈宝华的《夺得丰收再前进》，描绘打谷场上粮食丰收的场景。《银光灿灿》是金祥龙所作，水乡棉花丰收图，场面很大，比古代的耕织有气势得多。张萍华的《科学种田越种越甜》，青年科学实验组的试验田里，青年妇女们在打农药。还有宝山县长兴公社美术组集体创作的《军民同心齐抗洪》、上海嘉定季乔的《绿山映金波》等。
　　从今天来看，特定时期的农民画是农民参与的只要求遵守很少能过问的政治生活的一种方式。它产生并热闹于特定年代，但其乌托邦式的目标实现起来与现实差距过大，终成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