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向城市转移是一种趋势。然而现有制度的缺陷以及发展水平的制约，导致农民工在城乡间反复流动。过于频繁的流动，甚至大规模的反复流动，会给整个经济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其根本原因在于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层矛盾。如何破解这种矛盾，改善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状况，并最终促成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变，是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
　　【关键词】农民工 城乡一体化 城镇化
　　
　　一、引言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由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加速，市场经济地位逐步确立，大规模农民工开始涌入城市。据统计，截至2008年12月31日，我国农民工总数2.2542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404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2.3%；本地农民工8501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37.7%。大量的农民工为城市扩张提供了充沛的资源，同时，农民工通过“出卖”劳动力，也获得了较传统农耕作业更多的收益。然而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在此结构下的农民工自身教育水平和技能等方面的缺陷，使得农民工无法在城里安家立业，成为真正的“城里人”，被迫在城乡之间反复奔波流动。
　　农民工在城乡间流动，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有利于资源配置，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了农民更大程度的“解放”。但农民工的区域间反复流动，亦造成交通拥挤，企业生产波动，农民工自身收益的减少。因此，保障合理流动，减少反复流动，创造条件让农民工成为有工作、有住所、有保障的新市民，于国家、社会、农民个人，都意义非凡。
　　二、农民工反复流动行为的研究视角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资源的配置能够自发地达到其最优状态。劳动力的流动，本质上也是一种资源的配置。结合亚当·斯密的观点，劳动力会自发的由生产效率低下的部门向生产效率高的部门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本身的收入得到提高，同时生产效率高的部门也会得到一定的提升，直至饱和。当然，这样的结论基于很多的假设，在研究中国农民工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城乡结构所发挥的功能。目前的主流研究理论中，“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和唐纳德·博格的“推拉力理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刘易斯的模型着眼于结构，提出了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资本主义部门和自给农业部门。该模型认为结构中两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即城乡经济水平之间的关系、文化差异、政策区别等决定了农民工是否会往城市流动。而劳动力本身在该模型中是不具有能动性的。最终结果是自给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完全流向了资本主义部门，二元结构完成向一元结构的转变。
　　相比之下，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则将城乡间劳动力流动归因于城乡预期收益的比较，即强化了劳动力本身的判断和选择能力。
　　唐纳德·博格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推拉力理论，则将决定人口流动的因素，划分为有利于人口流动的推力和限制人口流动的拉力两类。
　　这三种主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劳动力为什么会流动，也能说明中国的农民工在城乡间反复流动的原因。但有趣的是，刘易斯的模型和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研究视角是对立的，前者完全从结构的角度去分析而忽略了劳动力个人的力量，后者则反其道而行之。这样一来，两大理论都没有将个体和结构有机的结合起来。而事实上，在一个经济社会中，结构或者说制度，与个体的作用都是不能忽视的。简单地说，没有制度的保障和约束，农民工就没有机会去追求更大的利益；而没有个体的动机，制度再怎么科学也无法促使劳动力的流动。所以在复杂的二元经济系统中，并不单纯的由结构来决定行为的产生，同样也不存在单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两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产生了更加复杂的行为，从而推动结构的相对优化和个人利益的相对最大化。至于推拉力理论，用它来对个体进行长期的解释和预测，存在着一定的难度。
　　然而无论如何，城市化的进程都不会停止，农民工向城市涌入的趋势都不会改变。必须承认的是，所谓的农民工反复流动现象，造成的农民工“亦工亦农”的身份，都是病态的特征。笔者试图参考以上理论，依托一个研究案例，来寻找产生这些弊病的原因，并思考其改革方案。
　　三、京津都市圈中的农民工反复流动
　　京津都市圈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经济中心。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背景，造就了这里强大的经济实力。2010年，北京市人均GDP达到70251元，天津市达到70402元，而河北省只有28108元，过大的差距表现出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让京津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发挥出“空吸作用”，为北方各省份的富余农民工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笔者选取这一典型区域，在北京市海淀区和天津市南开区进行调研活动。需要说明的是，为方便量化，笔者将回乡成为农民、外出打工成为城市劳动力反复次数超过三次以上者，列为反复流动农民工。
　　参与调查的农民工大多数来自河北和山东两个省份，男性居多，占调查人数的70%；年龄跨度从20岁左右到50岁以上，但80%左右的农民工都集中在三四十岁；知识水平高度集中在小学和初中文化，高中及以上者鲜有；大多已婚，家有两个或以上孩子及两个或以上的老人。这样的一个被调查群体，具有鲜明的中国农民工特点，他们之中的70%存在反复流动情况。
　　农民工文化素质基本不高，这使他们很容易成为城市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群体。虽然说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大军中的重要力量，但是他们绝大多数从事低端产业，附加值少，技术含量低，主要是干体力活。他们可以选择的工种少，抵抗意外风险的能力弱，基本是哪里有活就往哪里去。他们人多且分散，谈不上形成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体，因而也无法形成人力资本的原始积累。相反，在城市化进程中，产业在不断升级，原本需要人力的，现在用机器来代替，原本用纯机器生产的，代之以高级的人性管理。而农民工素质提升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产业升级的速度。从这个角度说，农民工在城乡间的反复流动，是资源一次又一次配置的结果。据调查结果统计，在城乡间反复流动的农民工中，30%是因为在城市发展受限制而又回乡的。当然，他们回乡后的情形并不会得到改善，他们还会继续东打听西打听，并对自身进行一些调整，寻找下一次进城务工的机会。
　　季节性农事活动的“召唤”，使农民工不得不及时还乡。对故土的依赖是中国农民的象征。调查结果显示，为了照顾家人和耕地而反复流动在城乡之间的，占总人数的45%。李昌平先生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曾写道，农村青壮年都出去打工，留在乡村的都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我们的调查结果也显示了这一残酷事实。那些被调查对象，在他们的老家，一般都还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孩子，有两个或者更多的老人。不仅老人、孩子是他们心头的牵挂，农田的耕种也必须等待他们回去进行。笔者了解到，在中国的东部省市，农民工农忙时几乎都要回家务农，农事结束后再外出打工。在大多数农村家庭，农民这种双重身份的频繁切换，已经成为他们维持生计的必须手段。
　　“故土难离”的传统情结，使农民工习惯于过“候鸟”生活。候鸟季节性的迁徙，是为了在寒冬来临时，觅得温暖的气候和丰盛的食物；而中国的农民工，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迁移，除了上述“迫不得已”的原因外，还有对故土难以割舍的传统情怀。传统的节日，亲人的团聚，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乡音乡情，点点滴滴，都是他们梦中的幻影。如果有机会，哪怕迢迢羁旅，他们也要返回故乡。
　　四、基于农民工反复流动对城乡一体化问题的思考
　　从经济学角度说，城乡一体化就是指优化配置城乡资源，以期达到城乡协调发展。笔者认为，城乡一体化应该分两个阶段来完成。第一个阶段，是乡村追赶城市的阶段，即乡村在基础设施、生活条件、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达到与城市相同或相近的水准；第二个阶段，是乡村融入城市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乡村作为城市外围单位，应该与城市的功能区分开来，同时又形成有机的合作，作为一个整体为城乡区域提供服务。像北京等地区，其周边的农村基础设施齐全，农民收入也很高，基本进入了城乡一体化的第二个阶段。但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城乡一体化进程还处在第一个阶段。虽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比如村村通公路、家电下乡、良种化肥补贴、危旧房改造补贴、农村养老医疗保险等，城乡之间的差距依然很大。这也是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的最根本、最直接原因。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当务之急是一方面要畅通农民转为市民的渠道，千方百计创造就业岗位，并在农民工养老、医疗、住房、子女就学等方面给予保障，使进城的农民能够成为稳固的市民；另一方面，要以更优惠的政策，保证农民从土地中获得稳定增长的收益，降低农民靠土地生存的压力，从而让一部分农民愿意留在农村。中国的城乡一体化，必须一面扬汤止沸，一面釜底抽薪，最终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民、市民待遇均衡化。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减少农民工的城乡反复流动，降低不必要的社会和个人成本。
　　结语
　　历史经验表明，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大势所趋，农民工城乡间反复流动，是中国发展的阶段性历史特征。中国有近八亿农民，如果将整个城乡作为一个大的系统考察，农民流动能够成为这个系统巨大的动力来源。当然，每一个结构，每一种制度，都有着其固有的优势和弊端。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充分了解在特定背景下，结构与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尽力提供一些解决思路，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阻力降到最小。
　　
　　参考文献
　　①王志浩，《农民工流动行为结构化维度分析》，《学习与探索》，2010（4）
　　②韩长赋，《中国农民工发展趋势与展望》，《经济研究》，2006（12）
　　③纪韶、孙延旭、张磊，《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1）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
　　实习编辑：王雨燕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