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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一生为南开教育募款超过千万，先后开办了中学、大学、女中、小学、重庆南开中学，其募捐艺术内涵丰富，因此几十年来他使南开教育发展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
合理使用捐款
天津富商章瑞庭曾多次向南开捐款，1934年其子章玉荪、章绍廷秉承父志，向南开中学捐款10万元建一座礼堂。经过精打细算，建成后的礼堂高大明亮，可容学生2000多人，有双层斜倾式看台，舞台一侧还有化妆室，整个礼堂富丽堂皇。落成典礼时，成为天津文化界一大盛事，参观者络绎不绝。《大公报》称之为当时的“中国第一话剧舞台”。所费不过6万元。与此同时，天津英租界的耀华中学也建造了一座相同的礼堂，却花了60万元。这件事在当时广为巷议，对租界当局糜费华人税款大为不满，而对南开学校无不钦佩。章瑞庭一家人也为南开能有效用好捐款感到高兴。由此带动其他人对南开的捐助。
还有一次，南开大学建两座相同的学生宿舍，第一宿舍是由建筑公司设计施工的，花了5万元。第二宿舍是他们自己设计建造的，只花了2万元。两座宿舍大小相同，只是第二宿舍没有地下室，暖气不是用“片”的，而是用“管”的。可见南开精打细算，处处注意节约，可以让每一位捐款人放心。
坚持申请褒奖
南开对捐款兴学者，历来坚持向教育部门申请褒奖。
卢木斋是著名学者和实业家，早年任直隶提学使，对南开多方维护，其中既有公款补助，也有私款相赠。南开大学创办后，经亲家严修的劝说，卢慷慨捐出10万元建图书馆。张伯苓以南开大学名义向教育部申请褒扬。1930年1月2日，国民政府颁发的《捐资兴学褒扬状》转发到南开大学，张率领南开师生敲锣打鼓送到卢府，沿途路人围观，形成捐资兴学光荣的社会风气，卢木斋也十分欣慰。
天津士绅王心容曾向南开小学捐1万银元建礼堂。南开校董会呈请市教育局转呈教育部给予褒奖。经国府批准，由教育部颁发甲字第34号奖状，于1931年1月31日转到南开学校。
为抗日将领照顾家小
傅作义1928年任三十六师师长，天津警备司令。因驻军天津的关系，与张伯苓有所接触，对南开有所了解。1930年5月23日傅到南开大学参观，就学校发展事宜与张商谈，进一步了解到南开经费之窘迫，募捐之艰难，深受触动。到同年冬，傅电请阎锡山同意，将小站营田数千亩捐归南开大学为学田，每年可收租金2.5万元，约占南开大学年收入的6.25%，甚为可观。
傅此举遭到军政界的不满，因为这笔租金原是拨出其中的3000元，作为天津县乡村教育的经费，捐归南开后，乡村学校经费减少，为此天津县教育局局长刘宸章、县财政局局长徐镜波多次找张伯苓协商，无结果，又四处托人“拜庙”索讨。到了1933年3月12日何应钦接替张学良兼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后，张伯苓就有一种担心，他找到颜惠庆想通过颜的努力，将小站营田通过正当手续划归南开。颜通过了解认为：把军事部门的地产转拨到私立学校名下是不可能的。果然，1935年北平军分会终于将营田收回。张多次找何应钦洽商，无结果，又赴南京找汪精卫，也没有改变。又转而求其次，希望政府给予同等补助，依然无效。
1936年11月，傅作义在内蒙古抗击日军激战获得全胜，这就是闻名中外的“百灵庙大捷”。张伯苓立即致函傅表示祝贺。不久张收到远在南国的厦门大学师生委托转交的“援绥捐款”。1937年1月张再次向傅致贺，并转交捐款。全面抗战爆发后，傅作义将赴前线杀敌，家属如何安排是个问题。正在为难时，张伯苓建议暂居重庆南开的“津南村”，以使傅驰骋疆场，无虑后顾，谢当年傅捐地兴学的义举。傅对张“托妻寄子”的回报，十分感激。
不因政局变动
改变对捐款人的态度
徐世昌素以“文治总统”称世，与严修“同年同科”，相交致密，多次捐助南开。1906年，南开建新校舍，徐捐出巨款。从1908年起，他又每月向南开捐银200两，一直到1911年5月南开改为公立为止，前后捐银近万两。1919年严修、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徐首先响应严修的募捐呼吁，捐“京钞三万元”（折合银元16744.7元）。到1922年，徐捐足8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徐是唯一以在任总统身份向南开捐款的官员，对促使北洋军阀各系统资助南开产生连带影响。
1917年6月2日，张伯苓邀请在野之身、自称“水竹邨人”的徐世昌于6月26日来南开为毕业生发文凭，这对失意的徐来说，无疑是一个精神慰藉，且与徐“文治”身份相符。对南开来说，有前大总统徐世昌这样的人物来参加毕业典礼，也是一件大事。以徐来说，在自己失意的时候南开没有忘记自己，不愧早年捐款结下的善缘。在政界，徐素以吝啬称著，流言他当总统时，竟有“盗卖北海鱼”之说，也曾因吝啬遭大书法家华世奎的不满和嘲讽。但是他对南开还是相当慷慨，这其中虽然因与严修有深厚私谊，也与张伯苓善于回报捐款人不无关系。这次对徐的邀请，奠定了两年后的徐捐“京钞三万元”。
此后張又多次在恰当时机邀请徐到南开参观。1923年5月20日张再次邀请徐参观新建的南开大学校舍。这一天离徐复任总统后再度下野只有10天，不知是张伯苓偶然巧合之邀，还是严修早已探知徐在总统宝座上不舒服，饱受曹锟、吴佩孚倾逼之苦而有意安排的。所以严修也前来与徐伴游，并“在校午餐，泛舟而归”。1934年8月，已经80岁的徐世昌与其十弟徐世章，应张的再次邀请畅游南开大学，这时的南开大学已是名满天下。这一天下起了大雨，徐在日记里惬意地表述了：“登楼远望，雨景极佳”，可见心情不错。张伯苓回报捐款人的艺术在这里又一次得以发挥。
早在1907年4月，南开兴建新校舍，当时任军机大臣的袁世凯因严修的关系，向南开捐款1万银元。这是南开创办后获得的第一笔数额最大的个人独自捐款，对南开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带动了其他官员对南开的资助。南开以此款兴建一座礼堂，为表示感谢，定名为“慰廷堂”（袁字慰廷）。这是南开第一座以捐款人命名的建筑。
民国后，袁世凯权倾一时，由内阁总理而总统，由总统而“皇帝”。但张没有因此而趋炎附势，也没有借袁的声望抬高自己，弃教为官;而是安心他的南开教育，苦心积虑地四处募捐，赢得社会人士的赞誉。至袁死后，各地声讨诛伐，张亦没有因其“万夫所指”而改变对袁捐款兴学这一事实的态度，“慰廷堂”的牌匾依然供瞻，后来还是在学生和校友的多次要求下，才撤下牌匾。
张伯苓不因政局的变动而改变对捐款人的态度，这也是其不断获得捐款的一个原因。◎
合理使用捐款
天津富商章瑞庭曾多次向南开捐款，1934年其子章玉荪、章绍廷秉承父志，向南开中学捐款10万元建一座礼堂。经过精打细算，建成后的礼堂高大明亮，可容学生2000多人，有双层斜倾式看台，舞台一侧还有化妆室，整个礼堂富丽堂皇。落成典礼时，成为天津文化界一大盛事，参观者络绎不绝。《大公报》称之为当时的“中国第一话剧舞台”。所费不过6万元。与此同时，天津英租界的耀华中学也建造了一座相同的礼堂，却花了60万元。这件事在当时广为巷议，对租界当局糜费华人税款大为不满，而对南开学校无不钦佩。章瑞庭一家人也为南开能有效用好捐款感到高兴。由此带动其他人对南开的捐助。
还有一次，南开大学建两座相同的学生宿舍，第一宿舍是由建筑公司设计施工的，花了5万元。第二宿舍是他们自己设计建造的，只花了2万元。两座宿舍大小相同，只是第二宿舍没有地下室，暖气不是用“片”的，而是用“管”的。可见南开精打细算，处处注意节约，可以让每一位捐款人放心。
坚持申请褒奖
南开对捐款兴学者，历来坚持向教育部门申请褒奖。
卢木斋是著名学者和实业家，早年任直隶提学使，对南开多方维护，其中既有公款补助，也有私款相赠。南开大学创办后，经亲家严修的劝说，卢慷慨捐出10万元建图书馆。张伯苓以南开大学名义向教育部申请褒扬。1930年1月2日，国民政府颁发的《捐资兴学褒扬状》转发到南开大学，张率领南开师生敲锣打鼓送到卢府，沿途路人围观，形成捐资兴学光荣的社会风气，卢木斋也十分欣慰。
天津士绅王心容曾向南开小学捐1万银元建礼堂。南开校董会呈请市教育局转呈教育部给予褒奖。经国府批准，由教育部颁发甲字第34号奖状，于1931年1月31日转到南开学校。
为抗日将领照顾家小
傅作义1928年任三十六师师长，天津警备司令。因驻军天津的关系，与张伯苓有所接触，对南开有所了解。1930年5月23日傅到南开大学参观，就学校发展事宜与张商谈，进一步了解到南开经费之窘迫，募捐之艰难，深受触动。到同年冬，傅电请阎锡山同意，将小站营田数千亩捐归南开大学为学田，每年可收租金2.5万元，约占南开大学年收入的6.25%，甚为可观。
傅此举遭到军政界的不满，因为这笔租金原是拨出其中的3000元，作为天津县乡村教育的经费，捐归南开后，乡村学校经费减少，为此天津县教育局局长刘宸章、县财政局局长徐镜波多次找张伯苓协商，无结果，又四处托人“拜庙”索讨。到了1933年3月12日何应钦接替张学良兼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后，张伯苓就有一种担心，他找到颜惠庆想通过颜的努力，将小站营田通过正当手续划归南开。颜通过了解认为：把军事部门的地产转拨到私立学校名下是不可能的。果然，1935年北平军分会终于将营田收回。张多次找何应钦洽商，无结果，又赴南京找汪精卫，也没有改变。又转而求其次，希望政府给予同等补助，依然无效。
1936年11月，傅作义在内蒙古抗击日军激战获得全胜，这就是闻名中外的“百灵庙大捷”。张伯苓立即致函傅表示祝贺。不久张收到远在南国的厦门大学师生委托转交的“援绥捐款”。1937年1月张再次向傅致贺，并转交捐款。全面抗战爆发后，傅作义将赴前线杀敌，家属如何安排是个问题。正在为难时，张伯苓建议暂居重庆南开的“津南村”，以使傅驰骋疆场，无虑后顾，谢当年傅捐地兴学的义举。傅对张“托妻寄子”的回报，十分感激。
不因政局变动
改变对捐款人的态度
徐世昌素以“文治总统”称世，与严修“同年同科”，相交致密，多次捐助南开。1906年，南开建新校舍，徐捐出巨款。从1908年起，他又每月向南开捐银200两，一直到1911年5月南开改为公立为止，前后捐银近万两。1919年严修、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徐首先响应严修的募捐呼吁，捐“京钞三万元”（折合银元16744.7元）。到1922年，徐捐足8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徐是唯一以在任总统身份向南开捐款的官员，对促使北洋军阀各系统资助南开产生连带影响。
1917年6月2日，张伯苓邀请在野之身、自称“水竹邨人”的徐世昌于6月26日来南开为毕业生发文凭，这对失意的徐来说，无疑是一个精神慰藉，且与徐“文治”身份相符。对南开来说，有前大总统徐世昌这样的人物来参加毕业典礼，也是一件大事。以徐来说，在自己失意的时候南开没有忘记自己，不愧早年捐款结下的善缘。在政界，徐素以吝啬称著，流言他当总统时，竟有“盗卖北海鱼”之说，也曾因吝啬遭大书法家华世奎的不满和嘲讽。但是他对南开还是相当慷慨，这其中虽然因与严修有深厚私谊，也与张伯苓善于回报捐款人不无关系。这次对徐的邀请，奠定了两年后的徐捐“京钞三万元”。
此后張又多次在恰当时机邀请徐到南开参观。1923年5月20日张再次邀请徐参观新建的南开大学校舍。这一天离徐复任总统后再度下野只有10天，不知是张伯苓偶然巧合之邀，还是严修早已探知徐在总统宝座上不舒服，饱受曹锟、吴佩孚倾逼之苦而有意安排的。所以严修也前来与徐伴游，并“在校午餐，泛舟而归”。1934年8月，已经80岁的徐世昌与其十弟徐世章，应张的再次邀请畅游南开大学，这时的南开大学已是名满天下。这一天下起了大雨，徐在日记里惬意地表述了：“登楼远望，雨景极佳”，可见心情不错。张伯苓回报捐款人的艺术在这里又一次得以发挥。
早在1907年4月，南开兴建新校舍，当时任军机大臣的袁世凯因严修的关系，向南开捐款1万银元。这是南开创办后获得的第一笔数额最大的个人独自捐款，对南开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带动了其他官员对南开的资助。南开以此款兴建一座礼堂，为表示感谢，定名为“慰廷堂”（袁字慰廷）。这是南开第一座以捐款人命名的建筑。
民国后，袁世凯权倾一时，由内阁总理而总统，由总统而“皇帝”。但张没有因此而趋炎附势，也没有借袁的声望抬高自己，弃教为官;而是安心他的南开教育，苦心积虑地四处募捐，赢得社会人士的赞誉。至袁死后，各地声讨诛伐，张亦没有因其“万夫所指”而改变对袁捐款兴学这一事实的态度，“慰廷堂”的牌匾依然供瞻，后来还是在学生和校友的多次要求下，才撤下牌匾。
张伯苓不因政局的变动而改变对捐款人的态度，这也是其不断获得捐款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