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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中文，男，1975年生，浙江省玉环
县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研究生，从事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摘要：所谓“西藏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外反华势力分裂中国的阴谋，虽然西藏独立的阴谋没有得逞，但是却造成了中印边界问题、西藏“人权问题”和“西藏流亡政府问题”。“西藏问题”是在中国国贫民弱的情况下产生的，因而，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发展。
关键词：“西藏问题”，中印边界问题，“西藏人权问题”，“西藏流亡政府问题”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7—0005—05
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曾说：“无论哪个国家，当它强盛的时候，一定是边疆最安全的时候，因为国家的强盛，必须先要把边疆做成金城汤池，使敌国外患无由侵入，然后中枢权威才能巩固，整个国家的安全才算有了保障。”但是19世纪末“清政不修，纲维解纽，遂启强邻觊觎之心，几兆民族分崩之渐，边疆之有问题，该自此始矣”。西藏问题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产生的。
一、“西藏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
边疆问题专家高长柱认为“西藏问题”的形成“一因国势不振，无固边之武力。再因西藏密连英俄属地，在经济上、地理上，在在足为外人所垂涎，而交涉遂起”。他全面客观地指出了“西藏问题”形成的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是清末中国国势衰败为内外各种分裂势力提供了机会，其次是西藏的战略地位引起了外部势力的觊觎。
1.晚清政府治藏不力
清政府对于西藏“惟以交通梗阻，语文隔阂，所谓边疆几同瓯脱。地广人稀，文献残缺。甚至言边事者，反须问津于外人(此处所指外人，即以传教、游历为名深入西藏腹地考察，为列强收集有关西藏资料者)，耻孰甚焉”。在政治上，清政府在“宣宗统治的后几年，对西藏的行政控制已有所放松，西藏的行政变成独立的肌体，不再是隶属于皇室的机构”。“在拉萨的满洲驻藏大臣，事实上是代表中国皇帝治理西藏”，但是“清朝的后几十年，历任驻藏大臣除了文硕和升泰外，不是贪婪，就是无能，或二者兼是。……其结果是，真正的权力渐渐转移到达赖喇嘛之手。……从处理西藏内部事务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真正的权力已移交给达赖喇嘛。……同时，达赖喇嘛却把权力集中到他自己手中”。清廷大臣张荫棠在1906年曾向清政府提到：“达赖、班禅乾隆后久未人觐，致启强邻觊觎，得所藉口。”
晚清政府的不作为给西藏地方势力与西方列强的相互勾结、策划西藏独立提供了机会。“圣彼得堡对喇嘛教的鼓励和它对提高沙皇在满洲帝国宗主权保护下的蒙古和西藏地区的声望所产生的效果是不大为人们所知道的……在1900年到1904年期间，西藏的达赖喇嘛情愿与沙皇帝国合作，而不愿接受中国的宗主权。”在当时英国和俄国的官方和非官方文件中，就是用这种所谓的“宗主权”来表述中国与西藏的关系，为策划西藏独立制造法理依据。1906年8月，英俄两国在彼得堡签署了关于中国西藏的协定后。双方共同宣布维持西藏现状，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而下面这份文件连中国的“宗主权”也不承认，1903年英国侵略拉萨前，英印政府外务部在致英国印度事务大臣汉密尔顿的信中说：“所谓中国的宗主权，乃是宪法(即1793年的《钦定西藏章程》)上的虚构，一种政治上的矫饰，——一种政治上的矫揉造作。”年，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会加拉罕在致十三世达赖的信函中也有相同的表述：“现在我们决不会像俄国过去之王臣那样，采取侵吞东亚和南亚之人、地、财的思想行为，而是决心要帮助西藏人从外敌之手解放出来。”
2.西藏的战略地位
西藏雄踞亚洲腹地，位于中国西南边陲，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北临新疆和青海，东连四川，东南与云南省相连，南与缅甸、印度等国度接壤，西接中亚克什米尔地区。1788年廓尔喀(今尼泊尔)发动对西藏的入侵后，乾隆皇帝在西藏采取军事行动，但是他认为这是“在不能得益的地点使用有用的力量”。这位皇帝似乎认为，西藏没有战略价值。19世纪末，随着远征技术和作战手段的发展，西藏的战略地位开始引起外界的普遍重视：英国想把它变成印度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国”，俄国要把它与外蒙联合成“蒙藏帝国”，日本试图把它纳入“大东亚共荣圈”，美国妄图把它变成反共的“桥头堡”……凡此种种，都是要把西藏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
不过，由于历届中国政府在西藏主权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再加上列强之间的矛盾，种种策划西藏独立的阴谋最终失败。比如俄国政府内部的一些人认为，由于俄国与西藏相隔遥远，俄国边界甚至没有地方触及西藏；如果西藏独立，会变成一个同印度毗连的英国可以在那里为所欲为的地区；更由于一战迫在眉睫，俄国需要与英国联合，不想因此迁怒于英国，所以放弃了“蒙藏帝国”计划。日本虽然早在20世纪初就派间谍潜入西藏，但是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都受到“英日同盟”的制约，1945年日本战败，将西藏纳入“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告吹。
二、“西藏问题”的嬗变
尽管西藏没有独立，但是产生了中印边界问题、“西藏人权问题”和“西藏流亡政府问题”，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影响了西藏地区和中国的稳定。
1.中印边界问题
19世纪中期，英国完全占领了印度，西藏对于英印政府的战略地位凸现出来。“就地理位置而言，西藏靠近中亚，北连新疆、蒙古，南邻英属印度。就英国来说，占领西藏既可以抵制沙俄在中亚的扩张，又可以打开通往四川的通道，进一步控制长江流域。”而且由于印度与西藏在地理上相邻和宗教上的联系，在英印度方面看来，西藏成为拱卫印度北部边界的天然屏障。虽然英国相信没有一个有理性的国家会愚蠢到经过白雪覆盖的西藏去侵略印度，但是俄国的势力已经南下到中亚。当时的英国首相和第一财政大臣拜尔福说：“我承认所说的关于不可能经由西藏侵犯印度的一切……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没有一支军队可能从西藏穿越我们的北部边境，如果西藏落入除了我们以外的任何欧洲势力，则对印度政府来说是非常不幸的，对我们的北部边境也是一个危险。”因此，英属印度总督寇松鼓吹“用武装侵略的方式将西藏直接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
1888年和1904年英国两次由印度武装入侵西藏，遭到西藏人民的抗击，但是英国政府迫使清政府先后于1890年、1893年和1906年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中英会议藏印续约》和《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攫取在西藏的利益。之后，英国政府采取卑劣的手段——培植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亲英分子，妄图达到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目的。武昌起义后，英国驻印度总督乘机唆使逃亡在印度的十三世达赖派亲信潜回西藏策划武装叛乱。1913年达赖在英军护送下 进入拉萨，宣布西藏独立，遭到西藏人民反对，中国政府也进兵西藏平叛。英国公然出面干涉，以不承认民国政府和“以实力助藏独立”相威胁迫使中国军队停止进军西藏，并强使中国政府与之进行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在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代表麦克马洪提出的“中国承认西藏独立”和西藏代表提出的西藏“自治”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方面的严正拒绝；7月3日英国背着中国政府与西藏地方代表签订了《西姆拉条约》妄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政府拒绝签字。英方代表又背着中国政府代表同西藏地方代表用秘密换文方式，捏造了一条中印东段边界线——麦克马洪线，把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印度。英国策划西藏独立的阴谋没有实现，但是中印边界问题始肇于此。
1947年8月，印度独立，印度政府仍希望西藏独立作为中印缓冲地带。因为在印度陆军总部看来，与西藏接壤的东北边境是中国能向印度发动进攻的唯一脆弱地区。因此，印度人觉得，当“喜马拉雅山已不能成为防范北方潜在敌人的有效屏障(的时候)，除非有可能将西藏高原包括在内”。总之，在印度政府看来，“维持作为缓冲区的西藏的地位，对印度来说，无论是从防御外敌入侵的观点来看，还是从印度内部防卫和安宁的利益来看，都是至关重要的”。
1947年12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会见中国驻印度大使罗家伦时表示，印度视西藏为一自治地区，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这实际上等于印度政府不仅继承了英印政府的西藏政策，同时印度也没有放弃争夺在西藏的权益包括西藏自治和麦克马洪线等。1949印度政府仍然提出它在西藏的“权益”。1950年11月20日，尼赫鲁向印度议会的议员们保证：“有地图也好，没有地图也好，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确定边界，任何人都不许跨越这条边界”。1953年中国政府主动与印度进行西藏问题的谈判，双方签订了中印关于藏印关系的协定，取消了印度在驻藏代表、商业利益两方面的特权，确立新的关系。但印度仍坚持“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导致1953年中印边界谈判并没有取得结果。60年代初中印边界争端激化，印度军队多次入侵西藏地区，1962年10月还发动了大规模武装进攻。中印边界问题最后形成，中印边界争议地区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其中东段约9万平方公里，中段约2千平方公里，西段约3.3万平方公里。
2.“西藏人权问题”
20世纪中期，美国开始策划“西藏独立”，以期将西藏作为可以遥控的反共堡垒。1949年4月美国国务院远东局在重新检讨了美国对藏政策之后，提出了支持其驻印度大使馆建议(即，假如共产党成功地接管了中国，美国政府就应当将西藏作为独立之邦来对待)的五条主张，其中第一条明确指出：“倘若共产党接管了中国本部，西藏就将成为亚洲大陆仅存的几个非共产主义堡垒之一……因此，西藏无论在思想意识方面，还是在战略方面都将起重要作用。”该备忘录又建议，一旦中国落入共产党手中，那么，承认西藏独立比把她看成是共产党中国的一部分对美国更为有利。1949年10月，受美国政府派遣到拉萨进行阴谋分裂西藏活动的特务劳威尔·汤姆斯父子大肆鼓吹“西藏脱离中国独立”，宣称“西藏是世界上最反共的国家”，并呼吁美国出兵“支援和保护西藏”。1950年10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后，美国合众社11月3日电引前英国驻西藏代表古德的话说：“他本人相信中国的最终目标是印度……中国企图在西藏东南部立定脚跟，从那里他们就可以向印度展开其严重的扰乱作用。”次日，美国新闻社“一周舆论”说：“中共入侵西藏——到印度的大门，已引起广泛的注意。……这是共产党式的‘粗暴侵略’的另一个例子。”
尽管劳威尔·汤姆斯鼓吹出兵“支援和保护西藏”，但是后来他承认，鉴于西藏人民的爱国意识，美国直接出兵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他还说，美国如果担负军事援助，那么美国就要担负起维护西藏独立的责任，那时如果与中国军队冲突起来，美国在调动一支军队越过喜马拉雅山以及部队给养上都是极其困难的。因之，美国政府还不能够担负这样一个责任。权衡之下，最好的办法是美国出钱、出枪，让西藏方面组织一支有技术的游击队，利用西藏的人力，再加上很好的装备和训练。因此，从50年代初开始，美国支持西藏的分裂运动，中央情报局给予西藏叛乱分子武器弹药和资金援助，并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培训西藏叛乱分子。美国政治教官对藏族受训人员说：“中国是很强的，对自由世界构成了威胁；但是中国现在还不富裕，如果富了，那么威胁就会更大。要趁她还穷的时候，设法将她分割开来。首先是把你们西藏分割出去，然后把新疆分割出去，把内蒙古分割出去，再把满洲也分裂出去。这样，只剩下汉族的一块地盘，中国的力量就小了，就不能威胁自由世界了。你们正是担负着将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要使命而被我们接受到这里来受训的。”从1957年开始向西藏空投这些武装人员。195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西藏武装叛乱失败。
美国是在拒绝直接出兵西藏，以及支持西藏分裂运动失败后才提出“西藏人权问题”的。50年代末，美国舞动“人权大棒”攻击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鼓吹西藏“民族自决”达到西藏独立的目的。在美国的幕后鼓动和操纵下，以达赖为首的“藏独”分子向联合国提出“西藏人权问题”，分别在1959年的第14届、1961年的第16届和1965年的第20届联大会议上，三次通过了“西藏问题”的决议。7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后，美国在西藏问题上有所收敛，西藏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也不占一席之地。但美国继续利用西藏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80年代东西关系缓和后，中国在美国对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下降，因此，从1987年开始，美国又提出所谓“西藏人权问题”。这一年，美国国会单方面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修正案”等文件。此外，仅从1979年到2001年，达赖应邀访美就达23次。总之，“西藏人权问题”是美国在当代国际事务中挑起“西藏问题独立”的手段。
3.“西藏流亡政府”问题
西藏问题的形成是中外分裂势力互相勾结的产物，十四世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现代西藏政治，既不似昔日之政教有分，又不似驻藏大臣时代政教有分有合之政治。归纳言之，政教一切大权全操达赖喇嘛一人之手”。到“1958年当中国共产党包围西藏时，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仍然控制着西藏的统治权”。这就是后来达赖策划“西藏独立”的政治背景。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在西藏实行民族自治、不变更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和达赖固有的地位和职权。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分别致电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决心维护祖国主权的统一。但是西藏上层集团的少数分裂分子不甘心往日一手坐大地位的丧失，1959年3月10日在帝国主义唆使下 发动武装叛乱失败，3月17日晚挟持十四世达赖出逃西藏，3月31日逃到印度境内。印度总理尼赫鲁同意美国中央情报局关于印度为达赖提供政治避难的要求，给达赖提供了政治庇护。达赖在印度北部城市达兰萨拉成立了“流亡政府”，从此走上了分裂祖国的不归路。
达赖的分裂野心在《达赖喇嘛自传》一书中昭然若揭，该书开篇有一幅“西藏及其邻国”的地图。在这幅图中，达赖划出的“西藏国”版图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青海全省、甘肃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而新疆、内蒙、东北、台湾在这幅达赖的地图上，分别已成为“东土耳斯坦国”“蒙古国”“满洲国”“台湾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仅剩下长城以南、四川以东的疆域。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国内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印度、美国等与中国关系改善，减少了对达赖的公开支持。因此，达赖不得不改变调门，宣称放弃“西藏独立”而寻求“自治”，这种“中间道路”的主张主要体现在1987年9月21日在美国发表的“五点和平建议”和1988年6月15日在欧洲散发的“格拉特斯堡建议”上。但是，在这两个文件中，他仍宣称西藏原本是独立国家，鼓吹建立西藏“和平区”“缓冲国”；达赖寻求的“西藏自治”范围是“大西藏”，就是他的自传中所划定的范围；达赖甚至要求中国军队从西藏全部撤出，居住在西藏的汉人和其他民族也要全部撤出。因此，达赖的“西藏自治”不过是“西藏独立”的另一种形式。理所当然遭到中国政府的反对。正如邓小平说：“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
总之，“‘西藏问题’的实质是分裂中国的阴谋，是两股反华势力汇集一起的结果。它既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产物，又是西藏上层亲帝派分裂祖国的阴谋。近代史上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只是方式有所变化，内容和目的是无所变化的。”
三、结语
解决边疆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富强。因为人民富裕了，各种分裂势力就没有了市场；国家强大了，分裂势力就会慑于中央的威严，边界问题的解决也就有了保障。正如原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成员柳升棋说：“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国家的繁荣强盗，若想保持版图的完整，那是天方夜谭。”
“西藏问题”是在近代中国国弱民贫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也只有到中国强盛的时候才能彻底圆满地解决。1987年10月16日，邓小平同志会见前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长，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时指出：“有人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把西藏拿出去，我看他们没有这个本事。”邓小平说话的根据在于中国的逐渐强大。而2006年7月1日西藏铁路全线通车，将促进西藏经济发展，加强西藏与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创造有利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条件。
责任编辑：王公悫
县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研究生，从事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摘要：所谓“西藏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外反华势力分裂中国的阴谋，虽然西藏独立的阴谋没有得逞，但是却造成了中印边界问题、西藏“人权问题”和“西藏流亡政府问题”。“西藏问题”是在中国国贫民弱的情况下产生的，因而，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发展。
关键词：“西藏问题”，中印边界问题，“西藏人权问题”，“西藏流亡政府问题”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7—0005—05
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曾说：“无论哪个国家，当它强盛的时候，一定是边疆最安全的时候，因为国家的强盛，必须先要把边疆做成金城汤池，使敌国外患无由侵入，然后中枢权威才能巩固，整个国家的安全才算有了保障。”但是19世纪末“清政不修，纲维解纽，遂启强邻觊觎之心，几兆民族分崩之渐，边疆之有问题，该自此始矣”。西藏问题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产生的。
一、“西藏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
边疆问题专家高长柱认为“西藏问题”的形成“一因国势不振，无固边之武力。再因西藏密连英俄属地，在经济上、地理上，在在足为外人所垂涎，而交涉遂起”。他全面客观地指出了“西藏问题”形成的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是清末中国国势衰败为内外各种分裂势力提供了机会，其次是西藏的战略地位引起了外部势力的觊觎。
1.晚清政府治藏不力
清政府对于西藏“惟以交通梗阻，语文隔阂，所谓边疆几同瓯脱。地广人稀，文献残缺。甚至言边事者，反须问津于外人(此处所指外人，即以传教、游历为名深入西藏腹地考察，为列强收集有关西藏资料者)，耻孰甚焉”。在政治上，清政府在“宣宗统治的后几年，对西藏的行政控制已有所放松，西藏的行政变成独立的肌体，不再是隶属于皇室的机构”。“在拉萨的满洲驻藏大臣，事实上是代表中国皇帝治理西藏”，但是“清朝的后几十年，历任驻藏大臣除了文硕和升泰外，不是贪婪，就是无能，或二者兼是。……其结果是，真正的权力渐渐转移到达赖喇嘛之手。……从处理西藏内部事务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真正的权力已移交给达赖喇嘛。……同时，达赖喇嘛却把权力集中到他自己手中”。清廷大臣张荫棠在1906年曾向清政府提到：“达赖、班禅乾隆后久未人觐，致启强邻觊觎，得所藉口。”
晚清政府的不作为给西藏地方势力与西方列强的相互勾结、策划西藏独立提供了机会。“圣彼得堡对喇嘛教的鼓励和它对提高沙皇在满洲帝国宗主权保护下的蒙古和西藏地区的声望所产生的效果是不大为人们所知道的……在1900年到1904年期间，西藏的达赖喇嘛情愿与沙皇帝国合作，而不愿接受中国的宗主权。”在当时英国和俄国的官方和非官方文件中，就是用这种所谓的“宗主权”来表述中国与西藏的关系，为策划西藏独立制造法理依据。1906年8月，英俄两国在彼得堡签署了关于中国西藏的协定后。双方共同宣布维持西藏现状，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而下面这份文件连中国的“宗主权”也不承认，1903年英国侵略拉萨前，英印政府外务部在致英国印度事务大臣汉密尔顿的信中说：“所谓中国的宗主权，乃是宪法(即1793年的《钦定西藏章程》)上的虚构，一种政治上的矫饰，——一种政治上的矫揉造作。”年，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会加拉罕在致十三世达赖的信函中也有相同的表述：“现在我们决不会像俄国过去之王臣那样，采取侵吞东亚和南亚之人、地、财的思想行为，而是决心要帮助西藏人从外敌之手解放出来。”
2.西藏的战略地位
西藏雄踞亚洲腹地，位于中国西南边陲，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北临新疆和青海，东连四川，东南与云南省相连，南与缅甸、印度等国度接壤，西接中亚克什米尔地区。1788年廓尔喀(今尼泊尔)发动对西藏的入侵后，乾隆皇帝在西藏采取军事行动，但是他认为这是“在不能得益的地点使用有用的力量”。这位皇帝似乎认为，西藏没有战略价值。19世纪末，随着远征技术和作战手段的发展，西藏的战略地位开始引起外界的普遍重视：英国想把它变成印度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国”，俄国要把它与外蒙联合成“蒙藏帝国”，日本试图把它纳入“大东亚共荣圈”，美国妄图把它变成反共的“桥头堡”……凡此种种，都是要把西藏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
不过，由于历届中国政府在西藏主权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再加上列强之间的矛盾，种种策划西藏独立的阴谋最终失败。比如俄国政府内部的一些人认为，由于俄国与西藏相隔遥远，俄国边界甚至没有地方触及西藏；如果西藏独立，会变成一个同印度毗连的英国可以在那里为所欲为的地区；更由于一战迫在眉睫，俄国需要与英国联合，不想因此迁怒于英国，所以放弃了“蒙藏帝国”计划。日本虽然早在20世纪初就派间谍潜入西藏，但是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都受到“英日同盟”的制约，1945年日本战败，将西藏纳入“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告吹。
二、“西藏问题”的嬗变
尽管西藏没有独立，但是产生了中印边界问题、“西藏人权问题”和“西藏流亡政府问题”，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影响了西藏地区和中国的稳定。
1.中印边界问题
19世纪中期，英国完全占领了印度，西藏对于英印政府的战略地位凸现出来。“就地理位置而言，西藏靠近中亚，北连新疆、蒙古，南邻英属印度。就英国来说，占领西藏既可以抵制沙俄在中亚的扩张，又可以打开通往四川的通道，进一步控制长江流域。”而且由于印度与西藏在地理上相邻和宗教上的联系，在英印度方面看来，西藏成为拱卫印度北部边界的天然屏障。虽然英国相信没有一个有理性的国家会愚蠢到经过白雪覆盖的西藏去侵略印度，但是俄国的势力已经南下到中亚。当时的英国首相和第一财政大臣拜尔福说：“我承认所说的关于不可能经由西藏侵犯印度的一切……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没有一支军队可能从西藏穿越我们的北部边境，如果西藏落入除了我们以外的任何欧洲势力，则对印度政府来说是非常不幸的，对我们的北部边境也是一个危险。”因此，英属印度总督寇松鼓吹“用武装侵略的方式将西藏直接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
1888年和1904年英国两次由印度武装入侵西藏，遭到西藏人民的抗击，但是英国政府迫使清政府先后于1890年、1893年和1906年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中英会议藏印续约》和《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攫取在西藏的利益。之后，英国政府采取卑劣的手段——培植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亲英分子，妄图达到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目的。武昌起义后，英国驻印度总督乘机唆使逃亡在印度的十三世达赖派亲信潜回西藏策划武装叛乱。1913年达赖在英军护送下 进入拉萨，宣布西藏独立，遭到西藏人民反对，中国政府也进兵西藏平叛。英国公然出面干涉，以不承认民国政府和“以实力助藏独立”相威胁迫使中国军队停止进军西藏，并强使中国政府与之进行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在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代表麦克马洪提出的“中国承认西藏独立”和西藏代表提出的西藏“自治”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方面的严正拒绝；7月3日英国背着中国政府与西藏地方代表签订了《西姆拉条约》妄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政府拒绝签字。英方代表又背着中国政府代表同西藏地方代表用秘密换文方式，捏造了一条中印东段边界线——麦克马洪线，把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印度。英国策划西藏独立的阴谋没有实现，但是中印边界问题始肇于此。
1947年8月，印度独立，印度政府仍希望西藏独立作为中印缓冲地带。因为在印度陆军总部看来，与西藏接壤的东北边境是中国能向印度发动进攻的唯一脆弱地区。因此，印度人觉得，当“喜马拉雅山已不能成为防范北方潜在敌人的有效屏障(的时候)，除非有可能将西藏高原包括在内”。总之，在印度政府看来，“维持作为缓冲区的西藏的地位，对印度来说，无论是从防御外敌入侵的观点来看，还是从印度内部防卫和安宁的利益来看，都是至关重要的”。
1947年12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会见中国驻印度大使罗家伦时表示，印度视西藏为一自治地区，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这实际上等于印度政府不仅继承了英印政府的西藏政策，同时印度也没有放弃争夺在西藏的权益包括西藏自治和麦克马洪线等。1949印度政府仍然提出它在西藏的“权益”。1950年11月20日，尼赫鲁向印度议会的议员们保证：“有地图也好，没有地图也好，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确定边界，任何人都不许跨越这条边界”。1953年中国政府主动与印度进行西藏问题的谈判，双方签订了中印关于藏印关系的协定，取消了印度在驻藏代表、商业利益两方面的特权，确立新的关系。但印度仍坚持“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导致1953年中印边界谈判并没有取得结果。60年代初中印边界争端激化，印度军队多次入侵西藏地区，1962年10月还发动了大规模武装进攻。中印边界问题最后形成，中印边界争议地区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其中东段约9万平方公里，中段约2千平方公里，西段约3.3万平方公里。
2.“西藏人权问题”
20世纪中期，美国开始策划“西藏独立”，以期将西藏作为可以遥控的反共堡垒。1949年4月美国国务院远东局在重新检讨了美国对藏政策之后，提出了支持其驻印度大使馆建议(即，假如共产党成功地接管了中国，美国政府就应当将西藏作为独立之邦来对待)的五条主张，其中第一条明确指出：“倘若共产党接管了中国本部，西藏就将成为亚洲大陆仅存的几个非共产主义堡垒之一……因此，西藏无论在思想意识方面，还是在战略方面都将起重要作用。”该备忘录又建议，一旦中国落入共产党手中，那么，承认西藏独立比把她看成是共产党中国的一部分对美国更为有利。1949年10月，受美国政府派遣到拉萨进行阴谋分裂西藏活动的特务劳威尔·汤姆斯父子大肆鼓吹“西藏脱离中国独立”，宣称“西藏是世界上最反共的国家”，并呼吁美国出兵“支援和保护西藏”。1950年10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后，美国合众社11月3日电引前英国驻西藏代表古德的话说：“他本人相信中国的最终目标是印度……中国企图在西藏东南部立定脚跟，从那里他们就可以向印度展开其严重的扰乱作用。”次日，美国新闻社“一周舆论”说：“中共入侵西藏——到印度的大门，已引起广泛的注意。……这是共产党式的‘粗暴侵略’的另一个例子。”
尽管劳威尔·汤姆斯鼓吹出兵“支援和保护西藏”，但是后来他承认，鉴于西藏人民的爱国意识，美国直接出兵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他还说，美国如果担负军事援助，那么美国就要担负起维护西藏独立的责任，那时如果与中国军队冲突起来，美国在调动一支军队越过喜马拉雅山以及部队给养上都是极其困难的。因之，美国政府还不能够担负这样一个责任。权衡之下，最好的办法是美国出钱、出枪，让西藏方面组织一支有技术的游击队，利用西藏的人力，再加上很好的装备和训练。因此，从50年代初开始，美国支持西藏的分裂运动，中央情报局给予西藏叛乱分子武器弹药和资金援助，并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培训西藏叛乱分子。美国政治教官对藏族受训人员说：“中国是很强的，对自由世界构成了威胁；但是中国现在还不富裕，如果富了，那么威胁就会更大。要趁她还穷的时候，设法将她分割开来。首先是把你们西藏分割出去，然后把新疆分割出去，把内蒙古分割出去，再把满洲也分裂出去。这样，只剩下汉族的一块地盘，中国的力量就小了，就不能威胁自由世界了。你们正是担负着将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要使命而被我们接受到这里来受训的。”从1957年开始向西藏空投这些武装人员。195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西藏武装叛乱失败。
美国是在拒绝直接出兵西藏，以及支持西藏分裂运动失败后才提出“西藏人权问题”的。50年代末，美国舞动“人权大棒”攻击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鼓吹西藏“民族自决”达到西藏独立的目的。在美国的幕后鼓动和操纵下，以达赖为首的“藏独”分子向联合国提出“西藏人权问题”，分别在1959年的第14届、1961年的第16届和1965年的第20届联大会议上，三次通过了“西藏问题”的决议。7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后，美国在西藏问题上有所收敛，西藏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也不占一席之地。但美国继续利用西藏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80年代东西关系缓和后，中国在美国对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下降，因此，从1987年开始，美国又提出所谓“西藏人权问题”。这一年，美国国会单方面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修正案”等文件。此外，仅从1979年到2001年，达赖应邀访美就达23次。总之，“西藏人权问题”是美国在当代国际事务中挑起“西藏问题独立”的手段。
3.“西藏流亡政府”问题
西藏问题的形成是中外分裂势力互相勾结的产物，十四世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现代西藏政治，既不似昔日之政教有分，又不似驻藏大臣时代政教有分有合之政治。归纳言之，政教一切大权全操达赖喇嘛一人之手”。到“1958年当中国共产党包围西藏时，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仍然控制着西藏的统治权”。这就是后来达赖策划“西藏独立”的政治背景。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在西藏实行民族自治、不变更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和达赖固有的地位和职权。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分别致电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决心维护祖国主权的统一。但是西藏上层集团的少数分裂分子不甘心往日一手坐大地位的丧失，1959年3月10日在帝国主义唆使下 发动武装叛乱失败，3月17日晚挟持十四世达赖出逃西藏，3月31日逃到印度境内。印度总理尼赫鲁同意美国中央情报局关于印度为达赖提供政治避难的要求，给达赖提供了政治庇护。达赖在印度北部城市达兰萨拉成立了“流亡政府”，从此走上了分裂祖国的不归路。
达赖的分裂野心在《达赖喇嘛自传》一书中昭然若揭，该书开篇有一幅“西藏及其邻国”的地图。在这幅图中，达赖划出的“西藏国”版图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青海全省、甘肃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而新疆、内蒙、东北、台湾在这幅达赖的地图上，分别已成为“东土耳斯坦国”“蒙古国”“满洲国”“台湾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仅剩下长城以南、四川以东的疆域。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国内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印度、美国等与中国关系改善，减少了对达赖的公开支持。因此，达赖不得不改变调门，宣称放弃“西藏独立”而寻求“自治”，这种“中间道路”的主张主要体现在1987年9月21日在美国发表的“五点和平建议”和1988年6月15日在欧洲散发的“格拉特斯堡建议”上。但是，在这两个文件中，他仍宣称西藏原本是独立国家，鼓吹建立西藏“和平区”“缓冲国”；达赖寻求的“西藏自治”范围是“大西藏”，就是他的自传中所划定的范围；达赖甚至要求中国军队从西藏全部撤出，居住在西藏的汉人和其他民族也要全部撤出。因此，达赖的“西藏自治”不过是“西藏独立”的另一种形式。理所当然遭到中国政府的反对。正如邓小平说：“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
总之，“‘西藏问题’的实质是分裂中国的阴谋，是两股反华势力汇集一起的结果。它既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产物，又是西藏上层亲帝派分裂祖国的阴谋。近代史上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只是方式有所变化，内容和目的是无所变化的。”
三、结语
解决边疆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富强。因为人民富裕了，各种分裂势力就没有了市场；国家强大了，分裂势力就会慑于中央的威严，边界问题的解决也就有了保障。正如原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成员柳升棋说：“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国家的繁荣强盗，若想保持版图的完整，那是天方夜谭。”
“西藏问题”是在近代中国国弱民贫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也只有到中国强盛的时候才能彻底圆满地解决。1987年10月16日，邓小平同志会见前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长，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时指出：“有人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把西藏拿出去，我看他们没有这个本事。”邓小平说话的根据在于中国的逐渐强大。而2006年7月1日西藏铁路全线通车，将促进西藏经济发展，加强西藏与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创造有利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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