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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邓小平30多年前的历史性访美以来，中美最重要的高层会晤”——和布热津斯基一样，所有人都对这次胡锦涛的访美充满期待。
元首互访历来是中美关系的“发动机”。
2009年奥巴马快步跑下舷梯，与胡锦涛主席握手的镜头定格为历史，中美之间的合作推动美国走出了金融危机。2010年，人民币汇率、经贸摩擦、美插手南海等问题使得争执不断的两国需要一根红绳。
胡锦涛主席2011年的访美之行备受期待，因为记忆告诉人们，中美最高领导人的握手永远是两国关系乐章中最高潮的部分。
周恩来：“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
1972年2月21日，北京天气阴冷，尼克松和夫人帕特走出“空军一号”专机，在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尼克松就微笑着向站在舷梯脚前的周恩来伸出手，周恩来的手也伸了出来，两人紧紧握手，轻轻摇晃着，足有一分多钟。周恩来对尼克松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
画面在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眼里，周恩来或许更主动些。“门开了，美国统治者有点踌躇不决，可能想要知道下面是否埋伏着‘第七危机’。然而，前来迎接的周恩来春风满面，两人紧紧地握了手。”
不管怎么样，两人的握手打破了中美之间25年的坚冰。
为了营造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尼克松煞费苦心，他告诫包括基辛格在内的所有人留在飞机上，等他和周恩来握手结束才获准走下舷梯。他在回忆录中声称，“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使他深受其辱，因此，我走完阶梯时决心伸出我的手。”
镜头闪回到1954年，中美两国刚刚结束在朝鲜战场的较量，空气中弥漫着对立情绪，麦肯锡主义死灰复燃。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出席日内瓦会议时，在通道上与周恩来相遇，竟夺路而逃。当时担任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的王炳南晚年回忆，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史密斯心怀歉意，找机会主动凑上来和周恩来聊天，“他抓住總理的胳膊摇晃了几下，笑眯眯地走开了。”
国内反美浪潮也愈演愈烈。在军队或是民兵的靶场，打靶的目标往往被画成尼克松的漫画像——歪斜的光下领，斜翘的鼻子，靶心就是尼克松画像的胸门。
15年中，时断时续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是唯一的沟通，但每次谈到台湾问题就搁浅，双方对无休无止的争吵和原地踏步的照会都腻味透了，基辛格调侃：“会谈的重要意义似乎在于，它是不能取得重大成就的时间最长的会谈。”
这样的尴尬持续到1969年，珍宝岛战斗打响，中苏之间的口水仗升级为刀兵相见，急于从越南战争泥沼脱身的美国人看到了改变，双方诉求惊人一致。
但融冰的信息如何传递？基辛格打趣说“与中国人跳了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
5月，法国首任驻华大使马纳克向中国传达了尼克松的正式口信：美国想跟中国人缓和。11月，美国政府撤走了两艘在台湾海峡巡逻的驱逐舰。中方对这些信号沉吟不决之际，外交史上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在一场时装表演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赛尔看见两个穿中山装的中国外交官，快步走过去，两人注意到一个西方外交官走近，本能地迅速离开，斯托赛尔拔腿急追，在大门口堵住两人，请对方向上级报告尼克松的口信：希望和中国进行重大具体的会谈。
据说斯托赛尔得到的命令是，“即使追到厕所也在所不惜”。周恩来后来和基辛格开玩笑：“你如果要让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就在社交场合找他们接触。”
相比美国人直接的“示爱”方式，中国人永远是含蓄而巧妙的，当然有时太过巧妙了。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邀请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参加国庆典礼，两人合照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但是基辛格后来在回忆录里抱怨，“他们不幸对我们敏锐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
1970年12月，毛泽东同斯诺长谈了5个多小时，表达了对尼克松访华的期待，“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他当做旅行者来也行，当做总统来也行。”可惜斯诺的这篇专访直到次年4月才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错过了它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其间中国又回了漂亮的一球——邀请美国乒乓队访华。
一番试探后，某次宴会上，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带来一个重磅炸弹。“在一个只有我们三人在场、紧闭着门的僻静的会议室里，叶海亚·汗告诉周总理，他最近访问了美国，并在美国椭圆形办公室里见过尼克松总统。总统请他向中国转达一个信息，准备派高级人员，甚至是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与中国对话。”冀朝铸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作为周恩来的翻译亲历了这一幕。
当时中美之间的交流是通过复杂而古老的方式——毛泽东周恩来给尼克松基辛格的信，由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亲自交给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再由舒尔坦通过外交邮袋交给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希拉里，由希拉里亲自送给在白宫的基辛格。
几经转折，中方的答复终于送到白宫，令热锅上的尼克松和基辛格解脱——“为了讨论撤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
基辛格失踪
7月，在巴基斯坦访问的基辛格上演了一出经典的“金蝉脱壳”。他称病躲到叶海亚·汗总统别墅去休养，悄悄玩起了“失踪”。
7月9日清晨，在大檐帽和墨镜的乔装下，基辛格一行匆匆来到巴基斯坦机场，一架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上，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已经等候多时。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恰巧目睹了基辛格登机，但这条足以轰动世界的急电却被编辑签废。
“当年，我们探险似地神秘地飞过太平洋来访问北京……”基辛格的助手洛德，十几年后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时不忘以此作为开场白。
北京时间中午12点15分，飞机在北京郊区的南苑军用机场降落，叶剑英一行前来迎接，基辛格在叶帅陪同下乘坐大红旗轿车进城。与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同车的黄华晚年回忆，当时尚在文革高潮中的北京，从机场到钓鱼台的公路两边不时出现大幅标语：打倒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等。
“霍尔德里奇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如实翻译，他马上不自在起来。”而叶帅原本打算安排基辛格一行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别墅，也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占用了，只有两幢小楼可供使用。
下午，基辛格终于与周恩来见面，他的开场白琢磨了很久，“已经有许多人访问过这个具有几千年闻名的美丽国土了，对我们来说，确是一个神秘的国土。”
周恩来笑着回答，“你会发现，它并不神秘，你熟悉它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
从7月9日下午到11日下午1点，基辛格和周恩来举行了6次会谈。黄华记得双方第一次交锋的场景，基辛格拿出一本足有7厘米厚的文件夹，读起他和尼克松一同起草的很长的一篇讲稿，周恩来只掏出一张纸放在茶杯边，纸上写着几行字。
基辛格事后回忆，在他的谈判生涯中，从未遇到过周恩来这样的对手。一般谈判者像切香肠一样，把他们的让步切成小片，切得越薄越好，而每作一点点让步，拖的时间越长越好。而周恩来总是一步跨到一个合理立场，明确无误地摆出无可改变的态度。
“尽管开头的让步似乎大一些，但与那种色拉米香肠似的办法相比，几乎可以肯定，总的让步是比较小的，这样做更容易维护自己的立场。”后来“周式谈判法则”也变成了“基式法则”。
11日上午公告出炉：“获悉，尼克松总统曾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获悉”两字是周恩来的杰作，避开了谁主动提出访华的问题，使美国的面子更好看，基辛格因而在尼克松总统“接受了这一邀请之前”加上了“愉快地”，投桃报李。
美国，7月15日，19点，电视摄像机的镜头对准尼克松，“我要求占用晚上这段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为了建立世界持久和平而做的努力中的一件大事……”
“七一五”公告发布，尼克松即将访华，全世界几乎所有电波都在传递这个消息。
毛泽东主席何时会见尼克松总统？
这是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和黑格来打前哨时最关心的，中方回答照例是：现在无法确定。事实上，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身体每况愈下，中方当然无法给出肯定答案。就在尼克松访华前9天，毛泽东发生休克，经过大力抢救，心脏渐渐恢复了跳动。
王海容在回忆文章中记录，她给毛泽东念外电评论，其中有一条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外公听完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一行抵达，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进城，下榻钓鱼台国宾馆。
“2点30分，我们才吃完丰盛的午餐，有人来告诉我，周恩来有急事在会客室等着要见我。他不像往常那样先开开玩笑，而是直接对我说：毛主席想见总统。”基辛格记得当时极力掩饰兴奋之情。
缠绵病榻的老人家已有七八天没起床久坐了。2月21日那天，他忽然对护士长吴旭君说：希望立刻见到尼克松。“吴旭君首先服侍外公起床，扶他到卧室的沙发上坐好，又跑去找来卫士兼理发师周福明——自从月初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以后，基本上卧床的老人家就没理过发。”
毛泽东出场
就在尼克松抵京后3小时后，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他和基辛格。
基辛格对毛主席书房有过细致描述，“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尼克松终于见到了这个交手多年的智者，“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
这时，“头号国际匪徒”隔着茶几伸过手去，温柔地握了“头号帝国主义走狗”的手，约一分钟之久。
毛泽东诙谐随意地驾驭着整个会晤，尼克松本想谈一些实质性问题，比如越南和台湾，但毛泽东始终把话题引向他的“哲学”。
“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毛泽东说道。
“像我这种人，”尼克松灵敏地接话，“还有匪帮。”
毛泽东探身向前，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们说，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尼克松听出来，“交朋友”就是毛泽东的“哲学”。毛泽东清醒意识到中美意识形态的巨大分歧，才会说“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但是谈就是一种意义。
原定15分钟会晤延长到1个小时，周恩来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泽东已开始疲乏了。
在接下来几天的访华之旅中，尼克松不遗余力地表现他的“友善”。他时不时引用毛主席的诗词“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和周恩来握手之后，主动伸手为周恩来脱掉了呢子大衣。每天晚上，他和夫人硬着头皮用象牙筷子把十二道菜对付下去，用茅台酒干杯。江青陪他们去看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内容主要讲残忍凶狠的地主，尽管尼克松正打算在美国削减地主应缴的税款，他还是极其热情地鼓掌称颂。游览了长城之后，他把“空军一号”留在北京，和周恩来同乘一架白色客机飞往杭州。
中方也给了尼克松积极的回应，欢迎宴上中国乐队演奏《小伙子比雷》和《她将绕过山边来》之类的曲子，告别宴上周恩来还答应送给美国人两只熊猫。
就在双方忙着表达友谊时，基辛格和乔冠华躲在钓鱼台一栋别墅里讨论台湾问题，这是起草公报中最棘手的一环。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时，曾提出“在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为谈判奠定了基础。事实上，这句话出自1955年杜勒斯提出的一个方案，当时海峡两岸为金门马祖几个小岛发生武装冲突，不过那次谈判流产了。
不肯和中国人握手的杜勒斯却为中美和解出了一把力，历史开了个玩笑。
2月28日，尼克松和周恩来共同发布《上海公报》，既陈述了中美双方的共同点，也用各自分别表述的方式将彼此的分歧讲得明明白白。
坚冰裂开了，但冰下的水依然冷冽刺骨。
茅台酒酣，觥筹交错间被“忽略”的对峙依然尖锐，因此中美关系的真正正常化，在第一代领导人那里，并没有实现。不过中国自此获得了外交上的主动，成为中、苏、美大三角中的一角。
台湾依然是个难题
1979年。
北京街头的一个老外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他身穿一件黑色长风衣，领口点缀着一根羊毛围巾，走在一群藏青色“中山装”之间，更显得风度翩翩。他是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第一场时装表演。
同一年，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市场，人们迅速接受了它独特的味道，但离可口可乐风靡全国还有好些年，因为它在当时的身价不下于今日酒桌上的拉菲。
跳舞从电影中走下现实，年轻女性穿着“的确凉”连衣裙，涌入涉外餐厅，抱着外国男人准确地踩着舞步，第一代涉外婚姻播下了种子。
国门开启，西方文化的冲击迅猛而直接。不过人们并不惊慌，更确切地说是做好了准备，自从他们在电视上看到邓小平副总理在白宫南草坪上和美国总统卡特握手，这一切变化就来得顺其自然。
1973年，中美两国在北京和华盛顿建立了联络处。在兴奋了一阵子之后，朝着正式建立关系的进展遇到了阻力。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福特继任总统，1975年福特访华，表示由于美国国内形势，中美关系正常化要推迟到1976年美国大选以后，结果福特在大选中败北，1977年卡特入驻白宫。
“台湾在美国，特别是美国国会里的势力很大。由于缺乏始终如一的总统领导，台湾帮似乎左右了美国在远东这个根本问题上的政策的形成。”卡特总统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的亲戚和普兰斯一带的邻居源源不断接到去台北游览的邀请，全部费用有人代付。”卡特在几次预选中获胜后，就感受到了台湾的能量。“接受这种盛情的人在台湾领导人的招待下有吃有喝，还有人向他们赠送精美的礼物，但要求他们来影响我，想使我忘记履行美国对中国许下的诺言。”
但是美国人清楚地看到“同中国交朋友有一些有意思的潜在的益处”。其中之一是中国能悄悄地左右一些第三世界國家，而美国同这些国家交往时很困难的。
随着苏美谈判受阻，卡特急着兑现前任的诺言，先后派国务卿万斯，国家安全事物特别助理布热津斯基和驻华联络处主任和中方接触。
“中国虽然一心搞内部政治上的整顿，但还是希望谨慎行事，并注视着美国将如何对待自己。”万斯回忆。他的夫人在日记中记录1977年随丈夫访华的经历，“我们被引到又宽又高的阶梯下，墙上挂着毛的画像，两边的红色铅版上写着毛的语录。”这位伟人的影响力并没有随着他的去世画上休止符。接见万斯的是副总理邓小平，他幽默地说：“你知道我是唯一一个两上两下的人。”
中方拿出了建交三原则：断交，撤军，废约，在万斯看来中国人是“有耐心而顽固的”，“耐心地等待你接受他们的‘原则’”。根据黄华的回忆，1978年12月和伍德科克的谈判中，美方基本亮出了底牌，要求与中方在当年12月15日前达成协议，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
邓小平对一个外国记者说，中国同日本“一秒钟”就达成了和平友好条约，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只要两秒钟”就行了。
“我半夜给蒋经国打了电话，告诉了他美方的决定，又分别给福特、尼克松通话，和尼克松聊了很久……”卡特在日记中写道，“12月27日，我收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来信，苏联对中国非常不满，几近抓狂。”
邓小平从上海飞往华盛顿
1979年1月28日，农历大年初一，邓小平踏上访美之路。
驾驶专机的徐柏龄回忆起当时的一个细节，当天上海虹桥机场出现了大雾，能见度很低，不够飞行标准，邓小平不愿让送行的老同志在寒风中苦等，做主将飞机滑出去，等大家离开后再滑回来。
不久，上海天气转好，9点45分，专机终于腾空起飞，冥冥中预示着两国的关系也走出了迷雾。
飞机抵达到华盛顿，美国副总统、国务卿亲自到机场迎接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一行。机场上，400多名欢迎群众冒着刺骨寒风，手中挥舞着中美两国的小国旗，迎接中国政府代表团。
邓小平一行当晚在布热津斯基家做客——8个月前谈判时老布就期待着这一天。“布热津斯基夫妇热情待客，他们三个十几岁的孩子训练有素地端盘子上菜，增加亲切的气氛，我们吃的是美国菜，喝的是前苏联大使多勃雷宁送的俄国伏特加。”
第二天，卡特总统在白宫草坪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当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在卡特总统和夫人罗莎琳陪同下，缓步走向检阅台时，现场响起热烈掌声，乐队高奏中美两国国歌，鸣礼炮19响。
“他个子不高，但坚韧、睿智、坦率、有胆识、风度翩翩、自信、友善，这些品质都非常吸引我，我很愿意和他交流。”卡特如此描述对邓小平的第一印象。
访问期间，邓小平的魅力不逊于当年访华的尼克松。在肯尼迪中心，卡特为邓小平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演出，最后一个节目是约200名美国儿童用中文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听罢，邓小平与夫人卓琳走上舞台，热情拥抱和亲吻了这些美国孩子，让许多美国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不过，这条缔约之路并不平坦。随邓小平出访的国家安全部长凌云回忆，1月29日上午，正当卡特总统致欢迎词的时候，离讲台左侧四五米处的记者群里突然冒出一男一女，挥舞拳头，大声呼叫，夹杂在记者群里的秘密特工立即上前把他们架了出去。2月2日下午，邓小平准备出门乘车时，突然有一个人奔向邓小平，美方安全人员急步抢上前去，胳膊一挥将那人击倒，在附近的警卫人员一拥而上把他捉住。
几个杂音响起，主旋律依旧华美。
1月30日，邓小平在白宫东厅与卡特签署《中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和《中美文化协定》。一位在场的美國记者问：你们当初决定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你在国内有没有遇到政治上的反对力量？
邓小平机敏地回答：有，在中国的一个省台湾。
差点再次“失去中国”
1984年，里根访华。距邓小平访美有5年之久，等待有些漫长。
建交后不久，美国国会通过《对台关系法》，使美台关系带有某种官方性质。1980年里根上台，力图突破对台军售的口子。
“你要到台湾去，我要你知道，我喜欢这些人。”美国人李洁明回忆，他在1981年就任台协会处长时，被安排和其他大使候任人一起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派任国书，里根还单独嘱咐他。
中美关系岌岌可危。国务卿黑格警告总统，中美关系可能发生1949年美国“失去中国”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灾难。
经过复杂而漫长的斗争，1982年《八一七公报》发布，美国承诺经过一段时间最后解决售台武器问题。
终于，在一个阴霾的上午，里根踏上了北京。参加完鸣礼炮21响的欢迎仪式，当晚里根夫妇享用了第一席连上12道菜的宴会，两口子还能大致熟练地使用筷子。里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按照尼克松在我们此行启程前所做的嘱咐行事，在大宴会上别就他们给你上的菜提问，吃下去就是了。”尽管如此，头天晚上，里根认不出盘子里的某些食物，勉强地搅动它们，用来掩饰自己不情愿食用。不过第二顿饭就容易多了。
比起“奇怪”的食物，更让里根震撼的是这个熟悉的国家发生的陌生变化。
在北京街头，里根看到普通人骑的都是黑色的自行车，因为几乎所有汽车都属于政府。然而，在他逗留期间，有个人家正好有钱买了一辆私房车，政府没有惩办他，反而在电视上播放了这条新闻。里根敏锐地觉察到，“政府好像要把这家人当成英雄人物，以便向人民发出信息：私人财产并非全都要不得，好好干活，存下钱，也许你也能拥有一辆汽车。”
他回想起几个月前，财政部长唐·里甘访问北京带来的一份报告：中国正在缓慢却确实地转向自由企业市场经济，并正在喜迎外国资本家的投资，许多农村公社正在解体，中国农民正在被授予长期租种土地和出售产品谋利的权利。
和几位在公社的田地里劳动的妇女攀谈时，她们告诉里根，根据中国的新政策，允许在公开市场上出售她们生产的产量超过政府指标的任何产品，并向她们提供某些自由市场内的物质刺激。
这个国家，真的变了。
基辛格：开启中美关系新时代面临一次非常好的机遇。
2010年。
中美两国的贸易额达到3853亿美元——是建交时的160倍。
每周，有110多次客运航班往返于太平洋两岸。
每年，约300万人次在两国之间往来。
12万中国人在美国的课堂里听讲，2万美国人在中国学汉语。当年邓小平访美时，还跟卡特开玩笑要为第一批美国留学生盖宿舍楼。
从融冰到缔约，走到今日，中美之间的密切联系超越了任何一个时代。
“除了没有讨论上月球，我们讨论了很多问题。”在2009年首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说。中美两国之间的话题除了涉及传统的台湾、人权和贸易议题，还涉及阿富汗、伊朗、朝鲜、巴基斯坦、苏丹、能源、气候变化等地区性或全球性议题。
然而，两国间的摩擦也未曾停歇。
2010年初，美国对台军售终止了奥巴马总统访华开启的“蜜月期”，人民币汇率、经贸摩擦、美插手南海等问题使得两国争执不断。美国经济复苏，金融秩序基本稳定，奥巴马不再竭力取悦“债主”；新能源法案在国会受阻，气候变化议题从美国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消失，和中国的合作变得不那么急迫。
“对亚洲的长期稳定和中美关系来说，最糟糕的情况将是两国进入一种不断升级的互相妖魔化的状态。而在两国各自面临国内困难之际，走上这条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中国的老朋友布热津斯基深感担忧，他在胡锦涛访美前夕撰写了《如何与中国为友？》。
尴尬与冲突，令所有目光聚焦在胡锦涛2011年访美之行。
为了给“胡奥会”预热，2011年伊始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成为中美军事交流中的一幕“重头戏”。访华期间，中美高层达成诸多共识，向外界发出了两军交往的积极信号。
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胡锦涛主席1月17日接受了美国《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书面采访，增加美国读者心中的“印象分”。
“我非常期待即将在华盛顿见到胡主席。”另一位老朋友基辛格表示，他迄今为止已对中国进行了80多次访问。“中美两国建立永久性的磋商机制非常重要，这样双方可以保持经常接触，而不至于等到危机产生才开始对话。这也是我希望胡主席此次访问能达成的结果。”
“继邓小平30多年前的历史性访美以来中美最重要的高层会晤”——和布热津斯基一样，所有人都对这次访问充满期待。
本文参考了《尼克松回忆录》、《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光荣与梦想》、《冀朝铸回忆录》、《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忠于信仰：一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困难的抉择》、《黄华回忆录》、《江泽民传》、《里根回忆录——个美国人的生平》、《我的生活》等，特此鸣谢。?荨
元首互访历来是中美关系的“发动机”。
2009年奥巴马快步跑下舷梯，与胡锦涛主席握手的镜头定格为历史，中美之间的合作推动美国走出了金融危机。2010年，人民币汇率、经贸摩擦、美插手南海等问题使得争执不断的两国需要一根红绳。
胡锦涛主席2011年的访美之行备受期待，因为记忆告诉人们，中美最高领导人的握手永远是两国关系乐章中最高潮的部分。
周恩来：“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
1972年2月21日，北京天气阴冷，尼克松和夫人帕特走出“空军一号”专机，在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尼克松就微笑着向站在舷梯脚前的周恩来伸出手，周恩来的手也伸了出来，两人紧紧握手，轻轻摇晃着，足有一分多钟。周恩来对尼克松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
画面在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眼里，周恩来或许更主动些。“门开了，美国统治者有点踌躇不决，可能想要知道下面是否埋伏着‘第七危机’。然而，前来迎接的周恩来春风满面，两人紧紧地握了手。”
不管怎么样，两人的握手打破了中美之间25年的坚冰。
为了营造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尼克松煞费苦心，他告诫包括基辛格在内的所有人留在飞机上，等他和周恩来握手结束才获准走下舷梯。他在回忆录中声称，“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使他深受其辱，因此，我走完阶梯时决心伸出我的手。”
镜头闪回到1954年，中美两国刚刚结束在朝鲜战场的较量，空气中弥漫着对立情绪，麦肯锡主义死灰复燃。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出席日内瓦会议时，在通道上与周恩来相遇，竟夺路而逃。当时担任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的王炳南晚年回忆，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史密斯心怀歉意，找机会主动凑上来和周恩来聊天，“他抓住總理的胳膊摇晃了几下，笑眯眯地走开了。”
国内反美浪潮也愈演愈烈。在军队或是民兵的靶场，打靶的目标往往被画成尼克松的漫画像——歪斜的光下领，斜翘的鼻子，靶心就是尼克松画像的胸门。
15年中，时断时续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是唯一的沟通，但每次谈到台湾问题就搁浅，双方对无休无止的争吵和原地踏步的照会都腻味透了，基辛格调侃：“会谈的重要意义似乎在于，它是不能取得重大成就的时间最长的会谈。”
这样的尴尬持续到1969年，珍宝岛战斗打响，中苏之间的口水仗升级为刀兵相见，急于从越南战争泥沼脱身的美国人看到了改变，双方诉求惊人一致。
但融冰的信息如何传递？基辛格打趣说“与中国人跳了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
5月，法国首任驻华大使马纳克向中国传达了尼克松的正式口信：美国想跟中国人缓和。11月，美国政府撤走了两艘在台湾海峡巡逻的驱逐舰。中方对这些信号沉吟不决之际，外交史上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在一场时装表演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赛尔看见两个穿中山装的中国外交官，快步走过去，两人注意到一个西方外交官走近，本能地迅速离开，斯托赛尔拔腿急追，在大门口堵住两人，请对方向上级报告尼克松的口信：希望和中国进行重大具体的会谈。
据说斯托赛尔得到的命令是，“即使追到厕所也在所不惜”。周恩来后来和基辛格开玩笑：“你如果要让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就在社交场合找他们接触。”
相比美国人直接的“示爱”方式，中国人永远是含蓄而巧妙的，当然有时太过巧妙了。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邀请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参加国庆典礼，两人合照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但是基辛格后来在回忆录里抱怨，“他们不幸对我们敏锐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
1970年12月，毛泽东同斯诺长谈了5个多小时，表达了对尼克松访华的期待，“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他当做旅行者来也行，当做总统来也行。”可惜斯诺的这篇专访直到次年4月才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错过了它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其间中国又回了漂亮的一球——邀请美国乒乓队访华。
一番试探后，某次宴会上，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带来一个重磅炸弹。“在一个只有我们三人在场、紧闭着门的僻静的会议室里，叶海亚·汗告诉周总理，他最近访问了美国，并在美国椭圆形办公室里见过尼克松总统。总统请他向中国转达一个信息，准备派高级人员，甚至是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与中国对话。”冀朝铸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作为周恩来的翻译亲历了这一幕。
当时中美之间的交流是通过复杂而古老的方式——毛泽东周恩来给尼克松基辛格的信，由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亲自交给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再由舒尔坦通过外交邮袋交给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希拉里，由希拉里亲自送给在白宫的基辛格。
几经转折，中方的答复终于送到白宫，令热锅上的尼克松和基辛格解脱——“为了讨论撤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
基辛格失踪
7月，在巴基斯坦访问的基辛格上演了一出经典的“金蝉脱壳”。他称病躲到叶海亚·汗总统别墅去休养，悄悄玩起了“失踪”。
7月9日清晨，在大檐帽和墨镜的乔装下，基辛格一行匆匆来到巴基斯坦机场，一架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上，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已经等候多时。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恰巧目睹了基辛格登机，但这条足以轰动世界的急电却被编辑签废。
“当年，我们探险似地神秘地飞过太平洋来访问北京……”基辛格的助手洛德，十几年后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时不忘以此作为开场白。
北京时间中午12点15分，飞机在北京郊区的南苑军用机场降落，叶剑英一行前来迎接，基辛格在叶帅陪同下乘坐大红旗轿车进城。与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同车的黄华晚年回忆，当时尚在文革高潮中的北京，从机场到钓鱼台的公路两边不时出现大幅标语：打倒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等。
“霍尔德里奇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如实翻译，他马上不自在起来。”而叶帅原本打算安排基辛格一行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别墅，也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占用了，只有两幢小楼可供使用。
下午，基辛格终于与周恩来见面，他的开场白琢磨了很久，“已经有许多人访问过这个具有几千年闻名的美丽国土了，对我们来说，确是一个神秘的国土。”
周恩来笑着回答，“你会发现，它并不神秘，你熟悉它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
从7月9日下午到11日下午1点，基辛格和周恩来举行了6次会谈。黄华记得双方第一次交锋的场景，基辛格拿出一本足有7厘米厚的文件夹，读起他和尼克松一同起草的很长的一篇讲稿，周恩来只掏出一张纸放在茶杯边，纸上写着几行字。
基辛格事后回忆，在他的谈判生涯中，从未遇到过周恩来这样的对手。一般谈判者像切香肠一样，把他们的让步切成小片，切得越薄越好，而每作一点点让步，拖的时间越长越好。而周恩来总是一步跨到一个合理立场，明确无误地摆出无可改变的态度。
“尽管开头的让步似乎大一些，但与那种色拉米香肠似的办法相比，几乎可以肯定，总的让步是比较小的，这样做更容易维护自己的立场。”后来“周式谈判法则”也变成了“基式法则”。
11日上午公告出炉：“获悉，尼克松总统曾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获悉”两字是周恩来的杰作，避开了谁主动提出访华的问题，使美国的面子更好看，基辛格因而在尼克松总统“接受了这一邀请之前”加上了“愉快地”，投桃报李。
美国，7月15日，19点，电视摄像机的镜头对准尼克松，“我要求占用晚上这段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为了建立世界持久和平而做的努力中的一件大事……”
“七一五”公告发布，尼克松即将访华，全世界几乎所有电波都在传递这个消息。
毛泽东主席何时会见尼克松总统？
这是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和黑格来打前哨时最关心的，中方回答照例是：现在无法确定。事实上，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身体每况愈下，中方当然无法给出肯定答案。就在尼克松访华前9天，毛泽东发生休克，经过大力抢救，心脏渐渐恢复了跳动。
王海容在回忆文章中记录，她给毛泽东念外电评论，其中有一条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外公听完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一行抵达，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进城，下榻钓鱼台国宾馆。
“2点30分，我们才吃完丰盛的午餐，有人来告诉我，周恩来有急事在会客室等着要见我。他不像往常那样先开开玩笑，而是直接对我说：毛主席想见总统。”基辛格记得当时极力掩饰兴奋之情。
缠绵病榻的老人家已有七八天没起床久坐了。2月21日那天，他忽然对护士长吴旭君说：希望立刻见到尼克松。“吴旭君首先服侍外公起床，扶他到卧室的沙发上坐好，又跑去找来卫士兼理发师周福明——自从月初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以后，基本上卧床的老人家就没理过发。”
毛泽东出场
就在尼克松抵京后3小时后，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他和基辛格。
基辛格对毛主席书房有过细致描述，“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尼克松终于见到了这个交手多年的智者，“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
这时，“头号国际匪徒”隔着茶几伸过手去，温柔地握了“头号帝国主义走狗”的手，约一分钟之久。
毛泽东诙谐随意地驾驭着整个会晤，尼克松本想谈一些实质性问题，比如越南和台湾，但毛泽东始终把话题引向他的“哲学”。
“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毛泽东说道。
“像我这种人，”尼克松灵敏地接话，“还有匪帮。”
毛泽东探身向前，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们说，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尼克松听出来，“交朋友”就是毛泽东的“哲学”。毛泽东清醒意识到中美意识形态的巨大分歧，才会说“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但是谈就是一种意义。
原定15分钟会晤延长到1个小时，周恩来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泽东已开始疲乏了。
在接下来几天的访华之旅中，尼克松不遗余力地表现他的“友善”。他时不时引用毛主席的诗词“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和周恩来握手之后，主动伸手为周恩来脱掉了呢子大衣。每天晚上，他和夫人硬着头皮用象牙筷子把十二道菜对付下去，用茅台酒干杯。江青陪他们去看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内容主要讲残忍凶狠的地主，尽管尼克松正打算在美国削减地主应缴的税款，他还是极其热情地鼓掌称颂。游览了长城之后，他把“空军一号”留在北京，和周恩来同乘一架白色客机飞往杭州。
中方也给了尼克松积极的回应，欢迎宴上中国乐队演奏《小伙子比雷》和《她将绕过山边来》之类的曲子，告别宴上周恩来还答应送给美国人两只熊猫。
就在双方忙着表达友谊时，基辛格和乔冠华躲在钓鱼台一栋别墅里讨论台湾问题，这是起草公报中最棘手的一环。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时，曾提出“在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为谈判奠定了基础。事实上，这句话出自1955年杜勒斯提出的一个方案，当时海峡两岸为金门马祖几个小岛发生武装冲突，不过那次谈判流产了。
不肯和中国人握手的杜勒斯却为中美和解出了一把力，历史开了个玩笑。
2月28日，尼克松和周恩来共同发布《上海公报》，既陈述了中美双方的共同点，也用各自分别表述的方式将彼此的分歧讲得明明白白。
坚冰裂开了，但冰下的水依然冷冽刺骨。
茅台酒酣，觥筹交错间被“忽略”的对峙依然尖锐，因此中美关系的真正正常化，在第一代领导人那里，并没有实现。不过中国自此获得了外交上的主动，成为中、苏、美大三角中的一角。
台湾依然是个难题
1979年。
北京街头的一个老外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他身穿一件黑色长风衣，领口点缀着一根羊毛围巾，走在一群藏青色“中山装”之间，更显得风度翩翩。他是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第一场时装表演。
同一年，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市场，人们迅速接受了它独特的味道，但离可口可乐风靡全国还有好些年，因为它在当时的身价不下于今日酒桌上的拉菲。
跳舞从电影中走下现实，年轻女性穿着“的确凉”连衣裙，涌入涉外餐厅，抱着外国男人准确地踩着舞步，第一代涉外婚姻播下了种子。
国门开启，西方文化的冲击迅猛而直接。不过人们并不惊慌，更确切地说是做好了准备，自从他们在电视上看到邓小平副总理在白宫南草坪上和美国总统卡特握手，这一切变化就来得顺其自然。
1973年，中美两国在北京和华盛顿建立了联络处。在兴奋了一阵子之后，朝着正式建立关系的进展遇到了阻力。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福特继任总统，1975年福特访华，表示由于美国国内形势，中美关系正常化要推迟到1976年美国大选以后，结果福特在大选中败北，1977年卡特入驻白宫。
“台湾在美国，特别是美国国会里的势力很大。由于缺乏始终如一的总统领导，台湾帮似乎左右了美国在远东这个根本问题上的政策的形成。”卡特总统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的亲戚和普兰斯一带的邻居源源不断接到去台北游览的邀请，全部费用有人代付。”卡特在几次预选中获胜后，就感受到了台湾的能量。“接受这种盛情的人在台湾领导人的招待下有吃有喝，还有人向他们赠送精美的礼物，但要求他们来影响我，想使我忘记履行美国对中国许下的诺言。”
但是美国人清楚地看到“同中国交朋友有一些有意思的潜在的益处”。其中之一是中国能悄悄地左右一些第三世界國家，而美国同这些国家交往时很困难的。
随着苏美谈判受阻，卡特急着兑现前任的诺言，先后派国务卿万斯，国家安全事物特别助理布热津斯基和驻华联络处主任和中方接触。
“中国虽然一心搞内部政治上的整顿，但还是希望谨慎行事，并注视着美国将如何对待自己。”万斯回忆。他的夫人在日记中记录1977年随丈夫访华的经历，“我们被引到又宽又高的阶梯下，墙上挂着毛的画像，两边的红色铅版上写着毛的语录。”这位伟人的影响力并没有随着他的去世画上休止符。接见万斯的是副总理邓小平，他幽默地说：“你知道我是唯一一个两上两下的人。”
中方拿出了建交三原则：断交，撤军，废约，在万斯看来中国人是“有耐心而顽固的”，“耐心地等待你接受他们的‘原则’”。根据黄华的回忆，1978年12月和伍德科克的谈判中，美方基本亮出了底牌，要求与中方在当年12月15日前达成协议，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
邓小平对一个外国记者说，中国同日本“一秒钟”就达成了和平友好条约，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只要两秒钟”就行了。
“我半夜给蒋经国打了电话，告诉了他美方的决定，又分别给福特、尼克松通话，和尼克松聊了很久……”卡特在日记中写道，“12月27日，我收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来信，苏联对中国非常不满，几近抓狂。”
邓小平从上海飞往华盛顿
1979年1月28日，农历大年初一，邓小平踏上访美之路。
驾驶专机的徐柏龄回忆起当时的一个细节，当天上海虹桥机场出现了大雾，能见度很低，不够飞行标准，邓小平不愿让送行的老同志在寒风中苦等，做主将飞机滑出去，等大家离开后再滑回来。
不久，上海天气转好，9点45分，专机终于腾空起飞，冥冥中预示着两国的关系也走出了迷雾。
飞机抵达到华盛顿，美国副总统、国务卿亲自到机场迎接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一行。机场上，400多名欢迎群众冒着刺骨寒风，手中挥舞着中美两国的小国旗，迎接中国政府代表团。
邓小平一行当晚在布热津斯基家做客——8个月前谈判时老布就期待着这一天。“布热津斯基夫妇热情待客，他们三个十几岁的孩子训练有素地端盘子上菜，增加亲切的气氛，我们吃的是美国菜，喝的是前苏联大使多勃雷宁送的俄国伏特加。”
第二天，卡特总统在白宫草坪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当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在卡特总统和夫人罗莎琳陪同下，缓步走向检阅台时，现场响起热烈掌声，乐队高奏中美两国国歌，鸣礼炮19响。
“他个子不高，但坚韧、睿智、坦率、有胆识、风度翩翩、自信、友善，这些品质都非常吸引我，我很愿意和他交流。”卡特如此描述对邓小平的第一印象。
访问期间，邓小平的魅力不逊于当年访华的尼克松。在肯尼迪中心，卡特为邓小平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演出，最后一个节目是约200名美国儿童用中文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听罢，邓小平与夫人卓琳走上舞台，热情拥抱和亲吻了这些美国孩子，让许多美国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不过，这条缔约之路并不平坦。随邓小平出访的国家安全部长凌云回忆，1月29日上午，正当卡特总统致欢迎词的时候，离讲台左侧四五米处的记者群里突然冒出一男一女，挥舞拳头，大声呼叫，夹杂在记者群里的秘密特工立即上前把他们架了出去。2月2日下午，邓小平准备出门乘车时，突然有一个人奔向邓小平，美方安全人员急步抢上前去，胳膊一挥将那人击倒，在附近的警卫人员一拥而上把他捉住。
几个杂音响起，主旋律依旧华美。
1月30日，邓小平在白宫东厅与卡特签署《中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和《中美文化协定》。一位在场的美國记者问：你们当初决定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你在国内有没有遇到政治上的反对力量？
邓小平机敏地回答：有，在中国的一个省台湾。
差点再次“失去中国”
1984年，里根访华。距邓小平访美有5年之久，等待有些漫长。
建交后不久，美国国会通过《对台关系法》，使美台关系带有某种官方性质。1980年里根上台，力图突破对台军售的口子。
“你要到台湾去，我要你知道，我喜欢这些人。”美国人李洁明回忆，他在1981年就任台协会处长时，被安排和其他大使候任人一起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派任国书，里根还单独嘱咐他。
中美关系岌岌可危。国务卿黑格警告总统，中美关系可能发生1949年美国“失去中国”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灾难。
经过复杂而漫长的斗争，1982年《八一七公报》发布，美国承诺经过一段时间最后解决售台武器问题。
终于，在一个阴霾的上午，里根踏上了北京。参加完鸣礼炮21响的欢迎仪式，当晚里根夫妇享用了第一席连上12道菜的宴会，两口子还能大致熟练地使用筷子。里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按照尼克松在我们此行启程前所做的嘱咐行事，在大宴会上别就他们给你上的菜提问，吃下去就是了。”尽管如此，头天晚上，里根认不出盘子里的某些食物，勉强地搅动它们，用来掩饰自己不情愿食用。不过第二顿饭就容易多了。
比起“奇怪”的食物，更让里根震撼的是这个熟悉的国家发生的陌生变化。
在北京街头，里根看到普通人骑的都是黑色的自行车，因为几乎所有汽车都属于政府。然而，在他逗留期间，有个人家正好有钱买了一辆私房车，政府没有惩办他，反而在电视上播放了这条新闻。里根敏锐地觉察到，“政府好像要把这家人当成英雄人物，以便向人民发出信息：私人财产并非全都要不得，好好干活，存下钱，也许你也能拥有一辆汽车。”
他回想起几个月前，财政部长唐·里甘访问北京带来的一份报告：中国正在缓慢却确实地转向自由企业市场经济，并正在喜迎外国资本家的投资，许多农村公社正在解体，中国农民正在被授予长期租种土地和出售产品谋利的权利。
和几位在公社的田地里劳动的妇女攀谈时，她们告诉里根，根据中国的新政策，允许在公开市场上出售她们生产的产量超过政府指标的任何产品，并向她们提供某些自由市场内的物质刺激。
这个国家，真的变了。
基辛格：开启中美关系新时代面临一次非常好的机遇。
2010年。
中美两国的贸易额达到3853亿美元——是建交时的160倍。
每周，有110多次客运航班往返于太平洋两岸。
每年，约300万人次在两国之间往来。
12万中国人在美国的课堂里听讲，2万美国人在中国学汉语。当年邓小平访美时，还跟卡特开玩笑要为第一批美国留学生盖宿舍楼。
从融冰到缔约，走到今日，中美之间的密切联系超越了任何一个时代。
“除了没有讨论上月球，我们讨论了很多问题。”在2009年首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说。中美两国之间的话题除了涉及传统的台湾、人权和贸易议题，还涉及阿富汗、伊朗、朝鲜、巴基斯坦、苏丹、能源、气候变化等地区性或全球性议题。
然而，两国间的摩擦也未曾停歇。
2010年初，美国对台军售终止了奥巴马总统访华开启的“蜜月期”，人民币汇率、经贸摩擦、美插手南海等问题使得两国争执不断。美国经济复苏，金融秩序基本稳定，奥巴马不再竭力取悦“债主”；新能源法案在国会受阻，气候变化议题从美国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消失，和中国的合作变得不那么急迫。
“对亚洲的长期稳定和中美关系来说，最糟糕的情况将是两国进入一种不断升级的互相妖魔化的状态。而在两国各自面临国内困难之际，走上这条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中国的老朋友布热津斯基深感担忧，他在胡锦涛访美前夕撰写了《如何与中国为友？》。
尴尬与冲突，令所有目光聚焦在胡锦涛2011年访美之行。
为了给“胡奥会”预热，2011年伊始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成为中美军事交流中的一幕“重头戏”。访华期间，中美高层达成诸多共识，向外界发出了两军交往的积极信号。
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胡锦涛主席1月17日接受了美国《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书面采访，增加美国读者心中的“印象分”。
“我非常期待即将在华盛顿见到胡主席。”另一位老朋友基辛格表示，他迄今为止已对中国进行了80多次访问。“中美两国建立永久性的磋商机制非常重要，这样双方可以保持经常接触，而不至于等到危机产生才开始对话。这也是我希望胡主席此次访问能达成的结果。”
“继邓小平30多年前的历史性访美以来中美最重要的高层会晤”——和布热津斯基一样，所有人都对这次访问充满期待。
本文参考了《尼克松回忆录》、《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光荣与梦想》、《冀朝铸回忆录》、《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忠于信仰：一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困难的抉择》、《黄华回忆录》、《江泽民传》、《里根回忆录——个美国人的生平》、《我的生活》等，特此鸣谢。?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