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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型企业为主,在这些企业中,农民工是主体。他们候鸟式的生存方式因企业面临的困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盲目的群体
“总理报告中有很多关于就业的内容,就像家人出门前的嘱咐一样。细到生怕你听不见。”说起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湖北省黄石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林有点动容。
王林从小在城里长大,关注的对象却一直是农民工,为“庞大而弱势”的农民工群体说话,是律师王林的日常生活。
“农民工问题不可回避。”王林清了清干哑的嗓子,他称自己这几天讲话太多,缺水,“我可以去挣钱,做一名职业律师,但我还是想用法律来援助他们,我觉得这样做很有意义。”
十年前,王林被检查出癌症,医生说他活过三年的概率是70%,于是,他以“死得灿烂一些”为由,开始了他的法律援助生涯。也许是“魔不降善”,今天的王林早已康复如初,然而,扶助金融危机下的失业群体——农民工,却成了他的“主业”。
目前,中国农村有1.3亿农民在城里打工,进城务工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农民工成了“受冲击最大,抗风险能力最小”的人群,他们的生存状况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西客站是北京最繁忙的区域之一,经常可见背着行李的农民工穿梭。两会期间,王林与来自宁波的政协委员李立新一起,利用休息时间赶来进行了一次农民工就业调研。他们发现,政府的动作虽然很快——北京市劳动局组织了大量人力接待求职者,短期内汇集了12万个劳动岗位。但就业现状却不容乐观:“政府在行动,民工很盲目。”
“我们对话的农民工都有一个共同答案:不知道有没有工作,来了再说,钱带得不多。问他们住哪儿,有的用手一指:火车站。”
他忧心忡忡地叮嘱还没来得及出门的农民工:“应该事先了解好目的地的情况,到了目的地,如果不能按照期望就业,首选是回家。”
有序引导就业
有序引导就业,是目前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的工作。“加大对农民工培训”、“帮助农民工充电”是两会代表委员的共同呼吁。
王林也不例外。做了七年政协委员,每年都有七八个提案,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发展速度,而是就业”。今年,他的提案瞄准“打造区域农民工品牌”。他建议地方政府增加资金投入农民工培训,提高他们的技能和综合素质。把劳务输出的质量和地方政府的政绩结合起来,打造品牌劳务市场和品牌农民工。
“我承认,大学生就业很重要,但是,大学生受过培训,暂不承担家庭责任。与他们相比,农民工一旦失业,便一无所有,他们的境遇更显急迫。”
在王林看来,中国的农民工数量几乎相当于澳大利亚全国的人口数,是一个亟待帮助的群体。他们要养家糊口,如果没有收入,家庭会陷入极度贫困。大学生有父母供养,自身也有能力创业。“而农民工只能挑灰,扫地,干杂活。”
“中国城市的就业空间十分有限,农村是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广阔天地。”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康提议,“一些岗位如专业种植、规模化饲养、农民经纪人、农家乐经理等都需要有现代知识的农民参与。”杭州市政协主席孙忠焕则建议,成立农民工综合管理机构,经费纳入政府的常态财政预算机制。
“创业难是普遍的,缺少资金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难题。”江西省政协副主席陈清华说。
返乡农民工创业,最大的阻力在于贷款难。“回乡创业特别是在农村创业的农民工无权享受财政贴息贷款,这在全国具有普遍性。”陈清华建议,应当扩大小额贷款的受惠范围,制定和完善《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管理实施办法》,使他们能平等享受创业权利。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透露,他计划在全国推广帮助农民取得贷款的金融担保产品——“惠农券”,希望政府能给予支持,也让新农村建设多一个选择。
“保企业就是保就业”
在中国,中小企业是吸纳农民工就业的主体,承担了70%的就业比例,在经济总量中占一半以上,保护这些企业是解决就业的当务之急。一致的意见是,要使企业有能力吸纳农民工,中央应尽快出台更多的松绑措施,为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清除路障。
“在保护中小企业方面,国家的重视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是在土地、融资等操作层面的扶持政策还不够具体有力,尤其在北方省市相对突出。”河北省工商业联合会主席黄荣建议,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
“保企业就是保就业”,王林呼吁,国家应支持企业转型和税改,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好的环境。“政府在这方面应给足政策,比如谁聘用农民工多,就减他的税。另外,创业门槛一定要低。”
目前,政府支持创业培训的主体是城市下岗职工和未就业大学生,农民工很难享受到此类培训机会。代表委员建议,将农民工创业培训纳入劳动部门的政府就业服务体系内,政府4万亿投资应向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中小企业倾斜。
“4万亿投资,也该分一点帮助农民工。”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陈伟明说。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洪远建议,“这笔钱不要过多用在大型基建项目上,它应该有一些用来帮助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