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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意为驻守、驻留，在古代形容军队的后方人员储备。而今，随着越来越多的少年儿童滞留农村，“留守”成为一个全国数量超过5800万的弱势群体代名词。
在大别山腹地皖鄂交界处——安徽省金寨县天堂寨镇，孩子们常常跑去村口张望。在那里，他们等待父母亲的身影被定格下来。
绵延45公里的环山县道，是连接山内外的主要道路，被当地人称为“十八盘”，山势高峻陡峭，山路蜿蜒曲折。大别山郁郁葱葱的茂林，遮住了城市的繁华，也挡住了留守儿童父母的归途。
“两个孩子睡一张床”
“哒，哒，哒哒……”伴着起床号的音乐，男孩们手持刷牙杯，“嗖”地蹿出宿舍，追逐着奔向院角的水管。随后，女孩们推门而出，在宿舍楼前的台阶上或站或蹲，齐刷刷地洗漱。
没有长辈的叮嘱，山里娃的穿着各式各样，有父母从城里带回的夹克，有不合身的秋衣，有揉皱的短袖，有汗津津的棉服。
“加个外套去。”孩子身后不时传来老师的提醒。太阳笼罩不久的大别山，透着丝丝凉意，穿着单薄的孩子不禁瑟瑟发抖。
这是天堂寨镇后畈中心小学的清晨，喧闹而有序。221名学生中，2/3以上的学生家长远离家乡，在天南地北谋生糊口。该校下设4个行政村小，可满足低年级的孩子就近入学，升到五、六年级后，他们则须回到这里，统一教学，统一住宿。
朱燕文是一名住宿生，父母在上海务工。12岁的她喜欢扎马尾，但有几缕头发散落在粉色的发圈外。身上的衣服，她已穿了一周，袖口和裤脚早已磨脏。
“你往哪跑！”燕文仰着那张似乎总也洗不干净的小脸，在人群中与同伴追赶嬉戏。吃饭慢的孩子，则手举着菜包，三五成群地在院子里聚集，有的索性站在打兵乓球的石桌上。
这座挂着“留守儿童宿舍”牌子的二层小楼，只有10个房间，却容纳了近百名学生。寝室狭小但整齐，每个房间都倚墙放置了单人双层床，床上铺着孩子们合盖的被褥，床下排满了被山路磨破的鞋。
“两个孩子睡一张，有的怕掉下来就挡块板子。”指着床沿上泛旧的木板，校长黄遵周解释道，“高年级80%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住校解决了很多家庭的后顾之忧，所以床铺特别紧张。”
拥挤的床铺，女孩可以并头睡，男孩则须头对脚。“我们也不挤，就是每天得洗脚。”壮实的余江不好意思地说，和他一床的是班里最瘦的男孩。
上课铃响后，宿舍楼空无一人，只有校长偶尔走过，查看卫生情况。而燕文和伙伴们，有的嘴角挂着没洗净的牙膏沫，有的身上穿着扣歪的外套，在教室里开始了一天的学习生活。
“我会抓鸡崽了”
后畈中心小学十几公里外的代坳小学，是该校的行政村小之一，有1名教师、7名学生坚守在山坳处，陪伴他们的是简陋的教室，竹竿支起的五星红旗。8岁的陈蓓，已在此度过了3个春秋。
从小蓓蓓的家到代坳小学有10多分钟的山路要走。赶上雨天，路面会被冲刷得深浅不一，泥泞不堪，姥爷易以诚就会送她往返。
“小时候，孩子喜欢到处跑，我就得紧盯着。一上山，就麻烦了。”回忆陈蓓的成长，姥姥动容道。外孙女出生不久，女儿女婿就前往江苏无锡务工。“他们寄回来的钱我都留着，攒着以后盖新房，给蓓蓓上大學。”
如今，祖孙三人还住在土胚房中，厚实的墙体使屋内总是昏暗、潮湿。灶台边码放着高高的干柴堆，梁顶被柴烟熏得发黑。
“上次见爸爸是什么时候我想不起来了，但现在我会帮姥姥养鸡崽了。”提到自己会干的家务，陈蓓颇为兴奋。当然，面对猪圈里的小黑猪，她还是有些害怕。
小黑猪需要养整整一年才能成熟，除春节时少部分肉被放上餐桌，剩下的则被易以诚用盐腌制起来，做成可以储存很久的腊肉。在这个交通不便的山村，墙上晒干的腊肉，就是外孙女明年的“油花”。
“孩子挑嘴了，不爱吃菜叶了。”面对正长身体的陈蓓，易以诚有些疼惜。但对于留守的小蓓蓓来说，更深的诱惑也许是来自父母的关爱。
“他们有时春天回来，有时冬天回来。”多年来，她掌握了父母的归期。“春天是为了春忙，冬天是为了过年。”
每次短暂的相聚，陈蓓妈妈总会尽力弥补自己的缺席。童装、零食是她带的最多的行李，虽然她知道这场依靠电话维系的亲情，还将持续数年。
“她妈一坐上班车，蓓蓓就躲在屋里，哭到不行，几天不怎么说话。”
“奶奶越来越老了”
父母都在上海打工的朱燕文，一年级起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老人既要插秧、锄地，还要种茶、养鸭。耳濡目染下，燕文学会了采茶、做简单家务，对自己的本事，她总结为“基本是添乱”。
爷爷奶奶家，除了三伯留在天堂寨，其他叔伯都相继外出务工。为此，老人不得不承担了全家的农活，还帮着几个儿子养猪。
在燕文的叙述中，家里有一片望不到边的茶园。赶上春忙和采茶的季节，由于人手少，他们只能看着茶芽一点点老去而卖不出价钱。
“周末我都帮着一起采，还是来不及。”想起奶奶因采茶勒破的手指，燕文有些心疼。
“我总是想不明白，爸妈在老家工作也能挣钱，又能和我在一起，不是更好吗？奶奶越来越老了，她需要有人孝敬啊。”开学初，朱燕文失去了带她长大的爷爷。此后，她把相依为命的奶奶看做唯一的依靠。
对于农村和城市的差距，曾跟父母住过建筑队活动板房的燕文，还是更喜欢自己的家乡。除了舍不得奶奶，主要原因就是和城里孩子“没话题”。
“我们山里孩子不用每天换衣服，城里孩子就觉得不行。我们喜欢追着玩，他们觉得没劲。”
在她隔壁班的余江，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是学校里“有名”的调皮鬼。“成绩考不好，爸妈打不着。爷爷年纪大了，不怎么管。”余江说道。
如果不是他的班主任彭晓玲一直拉着他谈心，现在的余江说不出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农村孩子来说，考大学是唯一的出路。我要考到上海，和爸妈永远在一起。”
“六一”从4月开始
如今，最让朱燕文和余江兴奋的是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即使是六年级的毕业班，他们也要和低年级一样出两个节目。
“学校唯一的彩电是办‘留守儿童之家’时配套来的，现在被各班抢到教室里彩排用了。”副校长刘铭介绍。
自4月份校办公室下发了准备“庆六一”的活动通知，各个班级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从挑选节目，到彩排、配乐、准备服装，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课，走廊里都会传出欢快的音乐声。孩子们收拢课桌椅，空出场地，在老师的带领下跳舞、歌唱。
兴奋的不光是孩子们，还有14名教职工。所有女教师正在利用晚自习的时间排演节目，“4个行政村小也会参加，村里的留守妇女还会自发出一个节目。”
在教师黄明看来，山里娃的课余生活并不丰富，他们没有更多的体育用品，也没有更多的游戏场地，所以教师们想尽办法，让“六一”成为最热闹的日子。不光孩子家长、父老乡亲会来，多年来资助学校的上海宏达文化用品公司也在受邀之列。“就在学校院子里搭舞台，音响向村委会借。”
夜晚的天堂寨，有着单调的寂静，就连相邻的农家灯光都吝啬得昏黄。后畈中心小学被浓重的黑色笼罩，但这群过早接触生活不易的“花朵们”，藏匿在深山中，正在慢慢绽放。
在大别山腹地皖鄂交界处——安徽省金寨县天堂寨镇，孩子们常常跑去村口张望。在那里，他们等待父母亲的身影被定格下来。
绵延45公里的环山县道，是连接山内外的主要道路，被当地人称为“十八盘”，山势高峻陡峭，山路蜿蜒曲折。大别山郁郁葱葱的茂林，遮住了城市的繁华，也挡住了留守儿童父母的归途。
“两个孩子睡一张床”
“哒，哒，哒哒……”伴着起床号的音乐，男孩们手持刷牙杯，“嗖”地蹿出宿舍，追逐着奔向院角的水管。随后，女孩们推门而出，在宿舍楼前的台阶上或站或蹲，齐刷刷地洗漱。
没有长辈的叮嘱，山里娃的穿着各式各样，有父母从城里带回的夹克，有不合身的秋衣，有揉皱的短袖，有汗津津的棉服。
“加个外套去。”孩子身后不时传来老师的提醒。太阳笼罩不久的大别山，透着丝丝凉意，穿着单薄的孩子不禁瑟瑟发抖。
这是天堂寨镇后畈中心小学的清晨，喧闹而有序。221名学生中，2/3以上的学生家长远离家乡，在天南地北谋生糊口。该校下设4个行政村小，可满足低年级的孩子就近入学，升到五、六年级后，他们则须回到这里，统一教学，统一住宿。
朱燕文是一名住宿生，父母在上海务工。12岁的她喜欢扎马尾，但有几缕头发散落在粉色的发圈外。身上的衣服，她已穿了一周，袖口和裤脚早已磨脏。
“你往哪跑！”燕文仰着那张似乎总也洗不干净的小脸，在人群中与同伴追赶嬉戏。吃饭慢的孩子，则手举着菜包，三五成群地在院子里聚集，有的索性站在打兵乓球的石桌上。
这座挂着“留守儿童宿舍”牌子的二层小楼，只有10个房间，却容纳了近百名学生。寝室狭小但整齐，每个房间都倚墙放置了单人双层床，床上铺着孩子们合盖的被褥，床下排满了被山路磨破的鞋。
“两个孩子睡一张，有的怕掉下来就挡块板子。”指着床沿上泛旧的木板，校长黄遵周解释道，“高年级80%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住校解决了很多家庭的后顾之忧，所以床铺特别紧张。”
拥挤的床铺，女孩可以并头睡，男孩则须头对脚。“我们也不挤，就是每天得洗脚。”壮实的余江不好意思地说，和他一床的是班里最瘦的男孩。
上课铃响后，宿舍楼空无一人，只有校长偶尔走过，查看卫生情况。而燕文和伙伴们，有的嘴角挂着没洗净的牙膏沫，有的身上穿着扣歪的外套，在教室里开始了一天的学习生活。
“我会抓鸡崽了”
后畈中心小学十几公里外的代坳小学，是该校的行政村小之一，有1名教师、7名学生坚守在山坳处，陪伴他们的是简陋的教室，竹竿支起的五星红旗。8岁的陈蓓，已在此度过了3个春秋。
从小蓓蓓的家到代坳小学有10多分钟的山路要走。赶上雨天，路面会被冲刷得深浅不一，泥泞不堪，姥爷易以诚就会送她往返。
“小时候，孩子喜欢到处跑，我就得紧盯着。一上山，就麻烦了。”回忆陈蓓的成长，姥姥动容道。外孙女出生不久，女儿女婿就前往江苏无锡务工。“他们寄回来的钱我都留着，攒着以后盖新房，给蓓蓓上大學。”
如今，祖孙三人还住在土胚房中，厚实的墙体使屋内总是昏暗、潮湿。灶台边码放着高高的干柴堆，梁顶被柴烟熏得发黑。
“上次见爸爸是什么时候我想不起来了，但现在我会帮姥姥养鸡崽了。”提到自己会干的家务，陈蓓颇为兴奋。当然，面对猪圈里的小黑猪，她还是有些害怕。
小黑猪需要养整整一年才能成熟，除春节时少部分肉被放上餐桌，剩下的则被易以诚用盐腌制起来，做成可以储存很久的腊肉。在这个交通不便的山村，墙上晒干的腊肉，就是外孙女明年的“油花”。
“孩子挑嘴了，不爱吃菜叶了。”面对正长身体的陈蓓，易以诚有些疼惜。但对于留守的小蓓蓓来说，更深的诱惑也许是来自父母的关爱。
“他们有时春天回来，有时冬天回来。”多年来，她掌握了父母的归期。“春天是为了春忙，冬天是为了过年。”
每次短暂的相聚，陈蓓妈妈总会尽力弥补自己的缺席。童装、零食是她带的最多的行李，虽然她知道这场依靠电话维系的亲情，还将持续数年。
“她妈一坐上班车，蓓蓓就躲在屋里，哭到不行，几天不怎么说话。”
“奶奶越来越老了”
父母都在上海打工的朱燕文，一年级起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老人既要插秧、锄地，还要种茶、养鸭。耳濡目染下，燕文学会了采茶、做简单家务，对自己的本事，她总结为“基本是添乱”。
爷爷奶奶家，除了三伯留在天堂寨，其他叔伯都相继外出务工。为此，老人不得不承担了全家的农活，还帮着几个儿子养猪。
在燕文的叙述中，家里有一片望不到边的茶园。赶上春忙和采茶的季节，由于人手少，他们只能看着茶芽一点点老去而卖不出价钱。
“周末我都帮着一起采，还是来不及。”想起奶奶因采茶勒破的手指，燕文有些心疼。
“我总是想不明白，爸妈在老家工作也能挣钱，又能和我在一起，不是更好吗？奶奶越来越老了，她需要有人孝敬啊。”开学初，朱燕文失去了带她长大的爷爷。此后，她把相依为命的奶奶看做唯一的依靠。
对于农村和城市的差距，曾跟父母住过建筑队活动板房的燕文，还是更喜欢自己的家乡。除了舍不得奶奶，主要原因就是和城里孩子“没话题”。
“我们山里孩子不用每天换衣服，城里孩子就觉得不行。我们喜欢追着玩，他们觉得没劲。”
在她隔壁班的余江，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是学校里“有名”的调皮鬼。“成绩考不好，爸妈打不着。爷爷年纪大了，不怎么管。”余江说道。
如果不是他的班主任彭晓玲一直拉着他谈心，现在的余江说不出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农村孩子来说，考大学是唯一的出路。我要考到上海，和爸妈永远在一起。”
“六一”从4月开始
如今，最让朱燕文和余江兴奋的是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即使是六年级的毕业班，他们也要和低年级一样出两个节目。
“学校唯一的彩电是办‘留守儿童之家’时配套来的，现在被各班抢到教室里彩排用了。”副校长刘铭介绍。
自4月份校办公室下发了准备“庆六一”的活动通知，各个班级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从挑选节目，到彩排、配乐、准备服装，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课，走廊里都会传出欢快的音乐声。孩子们收拢课桌椅，空出场地，在老师的带领下跳舞、歌唱。
兴奋的不光是孩子们，还有14名教职工。所有女教师正在利用晚自习的时间排演节目，“4个行政村小也会参加，村里的留守妇女还会自发出一个节目。”
在教师黄明看来，山里娃的课余生活并不丰富，他们没有更多的体育用品，也没有更多的游戏场地，所以教师们想尽办法，让“六一”成为最热闹的日子。不光孩子家长、父老乡亲会来，多年来资助学校的上海宏达文化用品公司也在受邀之列。“就在学校院子里搭舞台，音响向村委会借。”
夜晚的天堂寨，有着单调的寂静，就连相邻的农家灯光都吝啬得昏黄。后畈中心小学被浓重的黑色笼罩，但这群过早接触生活不易的“花朵们”，藏匿在深山中，正在慢慢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