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那一定是他们人生当中最漫长的76小时
不很大的雨
董建方醒来的时候，天正下着雨。他记得，雨不是很大。
这位年龄已达50岁的老矿工，从1980年来到河南陕县支建煤矿，在矿上干了整整27年。如果个人或家里没什么特殊情况，无论刮风还是下雨，他都会去上班。
7月29日，和往常一样，雨没有让六点钟起床的董建方感觉到任何异样。
那一天，董建方在矿上食堂花1.8元钱喝了一碗稀汤，又吃了四根油条——老婆在邻村家里，小儿子远在贵州读大学三年级，他一个人大多到食堂吃饭。
七点多钟的时候，雨开始变大，成为瓢泼大雨。
矿工吉万年看到天正下雨，觉得“心里有些别扭，不想去上工了”。被救出矿井后，他将那天的表现称为“心灵感应”，因为自己“本来很勤快的”。
但一个老乡的话让吉万年改变了主意。这位老乡劝他：雨大你不出去，闲一天也是闲一天，干嘛不去挣钱呢。
想了想，吉万年觉得很对：“浪费一天时间，就浪费一天的饭钱，对不起老婆孩子呀，所以就去了。”
当时，没有人将暴雨和危险联系在一起——陕县支建煤矿从1987年瓦斯爆炸死过10多人外，似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透水事故。
“7·29透水事故”发生后，有报道称三门峡地区28日晚8时至29日早8时降雨量达115毫米。
但当地人称，和往常相比，这场雨并不是特别大。
逃命
下井的时候，董建方注意到巷道内和往常一样，虽然有的地方在滴水，但根本看不到积水，“很多地方都是干的”。
八点多的时候，董建方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工作面，开始工作。
这时，安全员宁保师也到了他的工作地点，但是，在往第三个瓦斯监测点走时，宁保师发现，巷道内忽然起了水，不知道是从哪来的，但明显地看到水在涨，越来越大。
惊惶失措的宁保师开始向井口方向跑，但跑着跑着，他就跑不动了——巷道内的水越来越深，还在涨。
和宁保师等人一起向外跑的曹百成说：“跑到二百米的时候，水已经快到胸部了。”
此时，距离逃生的出口只有80米的距离，但继续跑，时刻都有被涌进巷道的雨水淹没的危险。
曹百成说：“最后看没办法，我说抓紧向后撤，全部把人又带回去，回来之后我说抓紧到最高点去。”
撤退途中，高飞的矿灯丢了，他没有去找，因为“水已经淹到脖子这儿了”。“再迟10分钟我就没命了。”这位矿工说。
慌乱中，曹百成把风管从水里给拉了出来，这是一个只有三寸的小压风管，依然在送着风。当时，没有人知道曹百成这个举动的意义。后来，这成了69名井下矿工的生命线之一。
“我要不拉那根管，和大家一样会丧命，在那个时刻，这么做完全是出于求生的本能。”事后，曹百成说，他并不愿意媒体把自己描绘得多么高尚。
逃命的奔跑还在继续。
在工作面上继续干活的董建方们也感觉到了异样——风机停了，有人感到燥热。电话向调度室打了三次，都不通。
紧接着，巷道内开始有人大喊：进水啦!进水啦!矿工们一道往巷道内的高台上跑。
李强(化名)也在跑，只不过方向是井口。由于工作地点不在最里面，八点多钟时，他接到了调度室电话：上面下大雨了，雨水流到巷道里面了，你们上来吧。
急匆匆的李强快到井口时，碰到了副队长，副队长告诉他：没事的，下去继续泵水吧。虽然有些困惑，但是李强还是第二次到了工作地点，开始泵水，刚开始，班长宗峰就匆匆忙忙赶了过来：不得了了，进水了，赶紧跑!
紧跟着，水泵电机停了。
沿着另外一条水少的巷道迂回跑上井口，李强才明白，井上让一名电工下井喊他们上来，但电工走到一半，害怕自己也被淹进去，就没有下去，而把电给停了。
“那水到我腰这么深啊!”李强说，眼眶有些湿。
家属
透水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距离井口仅千米之遥的煤矿生活区。那时，采煤队队长朱年群的妻子张洪霞正在矿区内唯一一所教堂内做“礼拜”。
祷告完毕后，这个40多岁的女人回到家，很快，她听其他家属们说“煤矿出事了”，知道丈夫当班，她头脑嗡了一下，“走不成了”。
“三天三夜没吃饭、没睡觉，等到把下面的矿工给救出来，吃了半包方便面，可能是太久没吃东西，还拉了肚子。”张洪霞说，大儿子得知父亲被困的消息后，整天躺在床上，小女儿则是哭肿了眼睛。
在丈夫朱年群被困的三天多时间内，张洪霞和朱年群通过五次电话，每次都是朱年群先报个平安，然后匆匆挂断电话。
矿工们不敢过多和家属讲话，因为“只有一部电话，太忙，一占线就和外面联系不上了。”但在简短的通话中，面对亲人的牵挂，很多被困的人则只诉说着自己的“好消息”。
8月1日，罗晓芳跟丈夫杨小伟通话，已经在井底被困3天3夜的杨小偉笑着告诉妻子：“我也就是受点冷，受点饿，没事!我一会儿就上去了。”
但家属们依然放心不下。
董建方远在贵州读书的儿子通过网络知道了支建煤矿出事的消息后，没有直接给母亲打电话，而是通过询问其他亲属证实了父亲被困的消息，于29日晚上连夜购票返家。
被困矿工郭石屯的女儿郭小云则天天和母亲翻山越岭，跑到出事现场附近的山上，远远地望着出事的矿井井口，盼望着父亲能从那里出来。
食物
被困的矿工们聚集在宽两米、长三十米的巷道内，与之平行的另外一条巷道，他们留着用来大小便。
气氛很压抑，“没有什么人在说话”。因为，“从水里退出来，当时就想(生还)希望不大了”。
小风管还在送着风，安全员测量瓦斯浓度和二氧化碳的浓度，都没有超标，但是，没有人知道风管什么时候会突然停下来，更没人说得清他们何时能“重见天日”。
以采煤队长朱年群为首的代表，开始清点人数，“两三分钟后，巷道内的电话突然响了，这时大家都感觉有获救的希望了”。
吉先法提议，将每个人自带的干粮收集起来。这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同——被困的69人中，大部分没有带干粮。
收集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朱年群指派了三个矿工来执行这个事情，“有些命令的味道，有些不情愿掏出来的也不敢不给”，一共收上来17袋食物，有馒头，有烧饼，另外还有五六个鸡蛋和喝剩下的半瓶纯净水。
宁保师下井的时候，带了两个烧饼，结果被大水一冲，烧饼被泡软了。就这样的两块烧饼，也被收了上去。30日下午，矿工们饿了一天一夜后，强烈要求分配食物，这时才发现，宁保师的两块烧饼上长满了毛。
分配公正而合理一个馒头四个人分， 一个烧饼两个人……有限的食物让矿工饥饿感愈发强烈，他们开始向上面打电话，请求再送一些食物下来。
顺着净尘管(平时送水作防止井下灰尘太大之用)，牛奶很快下来了。但平时没有喝惯牛奶的工人们，在喝到这样的“高级营养品”后一些人开始拉肚子。严重者来不及走到旁边巷道，就地方便起来。
井下温度高，分三次向井下输送的牛奶，很多变了味，这加剧了原本狭窄的巷道内空气的污浊。
活下去的理由
由于没有照明设施，矿工们的矿灯都不敢开，只保留一两盏亮着，69个人，靠着两边的巷道壁，有坐有躺，空气中充满了绝望的味道——两天两夜后的7月31日，水仅仅下了四五公分。
“国家科技发展到这么高水平，几天了，怎么连这点水都抽不走?!”巷道内有人喊。说话的人不多，大家都在保存自己的体力。偶尔有人忍耐不住想说几句，也会被其他人打断。
唯一的一部电话，被按到免提的位置，以便上面的通话能让大伙都听到。
22岁的侯海峰一直睡不着，他是被困矿工中年龄最小的一位。过一会，他就到水边看看，然后回到高台上心烦意乱向地上一躺，一会儿，再去看看水位。如此反复，“四天三夜一点都没合眼”。
升井后，在医院的两天，侯海峰还是睡不着，和朋友打电话打到凌晨四点，到六点钟又醒了，“心理压力太大”。
侯海峰说他不想死，因为，孩子刚刚才六个月大，他自己也才22岁。
被困矿工中年龄最大的董建方，从29日开始，眼泪就没怎么停过，“哭了多少次，都记不起来了”，想起亲人来就哭，接到家里电话也哭。8月3日，从医院回到家，董建方再一次痛哭。
很多矿工在井下焦急等待救援的76小時里谈到了假如去世，老婆会不会改嫁。家是他们生存的最大理由。
逃生
8月1日，黑暗中，没有矿工记得确切的时间，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年龄最大的董建方在黑暗中自己下了水，他想为自己打开一条生路。
唯一的送风管一直在送风，但空气无法外排，加上30度左右高温下，69名工人聚集在宽2米长30米的狭长高台上，变坏牛奶的味道、大小便的味道，让人窒息，很多人喘不过气来。
“与其等死，不如到水里去看看。”董建方说，那时，水已经下降了80公分左右。
董建方的举动引来了七八位效仿者，这引起了朱年群为首的其他工人的不满。
“我都骂了他们，说你们这是去送死，赶快回来，不回来的话，每人罚款200元。”可能也意识到那个场合罚款200元的无力，说这话的时候，采煤队队长朱年群笑了。他告诉记者，现在看来，董建方他们私自逃生，应该是有价值的探险。
董建方没有走出来，水还是太深，而水平巷道有280米长。他们折了回来。
看到空气越来越窒息，朱年群等人主动派出两名矿工前去试探。
这一次，两名矿工传来的消息是，在水最深无法前进的地方，已经能听到救援人员用水泵抽水的声音。
“这次探险是最有效的探险，当时和对面的救援人员只有3米至4米的距离，而且进行了对话。随后我们和上面通电话进行汇报，只要挖1个小通道就可以钻出来了。”矿工吉先法说。
黑暗中，没有人注意到兰建宁，他“没有和其他人打招呼，一个人下了水，想出去探探路，看能否出去”。
兰建宁没注意到，在他后面，另一名矿工王正业也下了水。
他们成为了两名最先获救的矿工。
在巷道最深处参与救援工作的义马煤矿集团矿工任耀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他扭曲着身子，看到巷道内有人，但有一段大约两三米的距离，水太深，里面的人无法过来。他就大声喊：兄弟，过来吧，我拉你们!
兰建宁潜水被任耀拉了上来，紧接着消息传到了井上，救援人员给井下被困矿工电话。
8月1日12时45分，被困的69名矿工全部安全升井。
哪来的水?
多名在支建煤矿工作了20多年的老矿工告诉记者，这样的大雨以前见得多了，但透水事故并没有发生过。
建于1958年的支建煤矿于2005年改制，从国有企业成为当地企业——惠能热电控股的子公司，慧能热电付出1000多万元，买下了以支建煤矿为中心方圆7.5公里内所有的矿产资源。
2006年，慧能热电将支建煤矿附近的两处铝矿，分别以3000多万和1000多万的价格卖给中铝和温州二井两个企业，自己继续采煤，用来发电。
中铝接手后，在离支建煤矿仅几百米之遥处露天开采铝矿，形成一个面积达几十亩，深达百米的大坑，平时干涸的铁炉沟一下暴雨河水便泄入大坑。
糟糕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开采，支建煤矿下面已经巷道密布，很多在矿上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工人也无法说清哪些老巷道和铝矿开采的大坑相关联。
8月3日，本刊记者在现场看到，中铝的工人依然在抽大坑内的水，其底部一个岩石巷道已经露出水面。
国家安监总局的一份通报称：“29日8时40分左右，位于河床中心的原中铝河南矿业公司废弃的铝土矿顶部塌陷，洪水冲垮三道密闭，通过矿井老巷泄入陕县支建矿业有限公司东风井”。
几名支建煤矿的老矿工认为，如果不是将铝矿卖给中铝，挖了个大坑，也就不会有透水事故的发生。“归根结底是矿上的领导太想钱，不顾工人死活。”一位矿工说。
然而，和中铝公司一起购买了惠能热电铝矿资源的温州二井工作人员告诉本刊，中铝也是有苦说不出，购买之初，慧能热电和支建煤矿说底下有许多铝矿，挖开之后才发现原来好多已经被开采过了，所以他们只好继续深挖。
被困四天三夜获救后，董建方，这位老矿工，唯一感到后悔的是：“下井的那天为什么不多吃一些呢?!八根油条我也能吃啊，吃饱了在井下能多撑一会啊!”
不很大的雨
董建方醒来的时候，天正下着雨。他记得，雨不是很大。
这位年龄已达50岁的老矿工，从1980年来到河南陕县支建煤矿，在矿上干了整整27年。如果个人或家里没什么特殊情况，无论刮风还是下雨，他都会去上班。
7月29日，和往常一样，雨没有让六点钟起床的董建方感觉到任何异样。
那一天，董建方在矿上食堂花1.8元钱喝了一碗稀汤，又吃了四根油条——老婆在邻村家里，小儿子远在贵州读大学三年级，他一个人大多到食堂吃饭。
七点多钟的时候，雨开始变大，成为瓢泼大雨。
矿工吉万年看到天正下雨，觉得“心里有些别扭，不想去上工了”。被救出矿井后，他将那天的表现称为“心灵感应”，因为自己“本来很勤快的”。
但一个老乡的话让吉万年改变了主意。这位老乡劝他：雨大你不出去，闲一天也是闲一天，干嘛不去挣钱呢。
想了想，吉万年觉得很对：“浪费一天时间，就浪费一天的饭钱，对不起老婆孩子呀，所以就去了。”
当时，没有人将暴雨和危险联系在一起——陕县支建煤矿从1987年瓦斯爆炸死过10多人外，似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透水事故。
“7·29透水事故”发生后，有报道称三门峡地区28日晚8时至29日早8时降雨量达115毫米。
但当地人称，和往常相比，这场雨并不是特别大。
逃命
下井的时候，董建方注意到巷道内和往常一样，虽然有的地方在滴水，但根本看不到积水，“很多地方都是干的”。
八点多的时候，董建方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工作面，开始工作。
这时，安全员宁保师也到了他的工作地点，但是，在往第三个瓦斯监测点走时，宁保师发现，巷道内忽然起了水，不知道是从哪来的，但明显地看到水在涨，越来越大。
惊惶失措的宁保师开始向井口方向跑，但跑着跑着，他就跑不动了——巷道内的水越来越深，还在涨。
和宁保师等人一起向外跑的曹百成说：“跑到二百米的时候，水已经快到胸部了。”
此时，距离逃生的出口只有80米的距离，但继续跑，时刻都有被涌进巷道的雨水淹没的危险。
曹百成说：“最后看没办法，我说抓紧向后撤，全部把人又带回去，回来之后我说抓紧到最高点去。”
撤退途中，高飞的矿灯丢了，他没有去找，因为“水已经淹到脖子这儿了”。“再迟10分钟我就没命了。”这位矿工说。
慌乱中，曹百成把风管从水里给拉了出来，这是一个只有三寸的小压风管，依然在送着风。当时，没有人知道曹百成这个举动的意义。后来，这成了69名井下矿工的生命线之一。
“我要不拉那根管，和大家一样会丧命，在那个时刻，这么做完全是出于求生的本能。”事后，曹百成说，他并不愿意媒体把自己描绘得多么高尚。
逃命的奔跑还在继续。
在工作面上继续干活的董建方们也感觉到了异样——风机停了，有人感到燥热。电话向调度室打了三次，都不通。
紧接着，巷道内开始有人大喊：进水啦!进水啦!矿工们一道往巷道内的高台上跑。
李强(化名)也在跑，只不过方向是井口。由于工作地点不在最里面，八点多钟时，他接到了调度室电话：上面下大雨了，雨水流到巷道里面了，你们上来吧。
急匆匆的李强快到井口时，碰到了副队长，副队长告诉他：没事的，下去继续泵水吧。虽然有些困惑，但是李强还是第二次到了工作地点，开始泵水，刚开始，班长宗峰就匆匆忙忙赶了过来：不得了了，进水了，赶紧跑!
紧跟着，水泵电机停了。
沿着另外一条水少的巷道迂回跑上井口，李强才明白，井上让一名电工下井喊他们上来，但电工走到一半，害怕自己也被淹进去，就没有下去，而把电给停了。
“那水到我腰这么深啊!”李强说，眼眶有些湿。
家属
透水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距离井口仅千米之遥的煤矿生活区。那时，采煤队队长朱年群的妻子张洪霞正在矿区内唯一一所教堂内做“礼拜”。
祷告完毕后，这个40多岁的女人回到家，很快，她听其他家属们说“煤矿出事了”，知道丈夫当班，她头脑嗡了一下，“走不成了”。
“三天三夜没吃饭、没睡觉，等到把下面的矿工给救出来，吃了半包方便面，可能是太久没吃东西，还拉了肚子。”张洪霞说，大儿子得知父亲被困的消息后，整天躺在床上，小女儿则是哭肿了眼睛。
在丈夫朱年群被困的三天多时间内，张洪霞和朱年群通过五次电话，每次都是朱年群先报个平安，然后匆匆挂断电话。
矿工们不敢过多和家属讲话，因为“只有一部电话，太忙，一占线就和外面联系不上了。”但在简短的通话中，面对亲人的牵挂，很多被困的人则只诉说着自己的“好消息”。
8月1日，罗晓芳跟丈夫杨小伟通话，已经在井底被困3天3夜的杨小偉笑着告诉妻子：“我也就是受点冷，受点饿，没事!我一会儿就上去了。”
但家属们依然放心不下。
董建方远在贵州读书的儿子通过网络知道了支建煤矿出事的消息后，没有直接给母亲打电话，而是通过询问其他亲属证实了父亲被困的消息，于29日晚上连夜购票返家。
被困矿工郭石屯的女儿郭小云则天天和母亲翻山越岭，跑到出事现场附近的山上，远远地望着出事的矿井井口，盼望着父亲能从那里出来。
食物
被困的矿工们聚集在宽两米、长三十米的巷道内，与之平行的另外一条巷道，他们留着用来大小便。
气氛很压抑，“没有什么人在说话”。因为，“从水里退出来，当时就想(生还)希望不大了”。
小风管还在送着风，安全员测量瓦斯浓度和二氧化碳的浓度，都没有超标，但是，没有人知道风管什么时候会突然停下来，更没人说得清他们何时能“重见天日”。
以采煤队长朱年群为首的代表，开始清点人数，“两三分钟后，巷道内的电话突然响了，这时大家都感觉有获救的希望了”。
吉先法提议，将每个人自带的干粮收集起来。这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同——被困的69人中，大部分没有带干粮。
收集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朱年群指派了三个矿工来执行这个事情，“有些命令的味道，有些不情愿掏出来的也不敢不给”，一共收上来17袋食物，有馒头，有烧饼，另外还有五六个鸡蛋和喝剩下的半瓶纯净水。
宁保师下井的时候，带了两个烧饼，结果被大水一冲，烧饼被泡软了。就这样的两块烧饼，也被收了上去。30日下午，矿工们饿了一天一夜后，强烈要求分配食物，这时才发现，宁保师的两块烧饼上长满了毛。
分配公正而合理一个馒头四个人分， 一个烧饼两个人……有限的食物让矿工饥饿感愈发强烈，他们开始向上面打电话，请求再送一些食物下来。
顺着净尘管(平时送水作防止井下灰尘太大之用)，牛奶很快下来了。但平时没有喝惯牛奶的工人们，在喝到这样的“高级营养品”后一些人开始拉肚子。严重者来不及走到旁边巷道，就地方便起来。
井下温度高，分三次向井下输送的牛奶，很多变了味，这加剧了原本狭窄的巷道内空气的污浊。
活下去的理由
由于没有照明设施，矿工们的矿灯都不敢开，只保留一两盏亮着，69个人，靠着两边的巷道壁，有坐有躺，空气中充满了绝望的味道——两天两夜后的7月31日，水仅仅下了四五公分。
“国家科技发展到这么高水平，几天了，怎么连这点水都抽不走?!”巷道内有人喊。说话的人不多，大家都在保存自己的体力。偶尔有人忍耐不住想说几句，也会被其他人打断。
唯一的一部电话，被按到免提的位置，以便上面的通话能让大伙都听到。
22岁的侯海峰一直睡不着，他是被困矿工中年龄最小的一位。过一会，他就到水边看看，然后回到高台上心烦意乱向地上一躺，一会儿，再去看看水位。如此反复，“四天三夜一点都没合眼”。
升井后，在医院的两天，侯海峰还是睡不着，和朋友打电话打到凌晨四点，到六点钟又醒了，“心理压力太大”。
侯海峰说他不想死，因为，孩子刚刚才六个月大，他自己也才22岁。
被困矿工中年龄最大的董建方，从29日开始，眼泪就没怎么停过，“哭了多少次，都记不起来了”，想起亲人来就哭，接到家里电话也哭。8月3日，从医院回到家，董建方再一次痛哭。
很多矿工在井下焦急等待救援的76小時里谈到了假如去世，老婆会不会改嫁。家是他们生存的最大理由。
逃生
8月1日，黑暗中，没有矿工记得确切的时间，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年龄最大的董建方在黑暗中自己下了水，他想为自己打开一条生路。
唯一的送风管一直在送风，但空气无法外排，加上30度左右高温下，69名工人聚集在宽2米长30米的狭长高台上，变坏牛奶的味道、大小便的味道，让人窒息，很多人喘不过气来。
“与其等死，不如到水里去看看。”董建方说，那时，水已经下降了80公分左右。
董建方的举动引来了七八位效仿者，这引起了朱年群为首的其他工人的不满。
“我都骂了他们，说你们这是去送死，赶快回来，不回来的话，每人罚款200元。”可能也意识到那个场合罚款200元的无力，说这话的时候，采煤队队长朱年群笑了。他告诉记者，现在看来，董建方他们私自逃生，应该是有价值的探险。
董建方没有走出来，水还是太深，而水平巷道有280米长。他们折了回来。
看到空气越来越窒息，朱年群等人主动派出两名矿工前去试探。
这一次，两名矿工传来的消息是，在水最深无法前进的地方，已经能听到救援人员用水泵抽水的声音。
“这次探险是最有效的探险，当时和对面的救援人员只有3米至4米的距离，而且进行了对话。随后我们和上面通电话进行汇报，只要挖1个小通道就可以钻出来了。”矿工吉先法说。
黑暗中，没有人注意到兰建宁，他“没有和其他人打招呼，一个人下了水，想出去探探路，看能否出去”。
兰建宁没注意到，在他后面，另一名矿工王正业也下了水。
他们成为了两名最先获救的矿工。
在巷道最深处参与救援工作的义马煤矿集团矿工任耀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他扭曲着身子，看到巷道内有人，但有一段大约两三米的距离，水太深，里面的人无法过来。他就大声喊：兄弟，过来吧，我拉你们!
兰建宁潜水被任耀拉了上来，紧接着消息传到了井上，救援人员给井下被困矿工电话。
8月1日12时45分，被困的69名矿工全部安全升井。
哪来的水?
多名在支建煤矿工作了20多年的老矿工告诉记者，这样的大雨以前见得多了，但透水事故并没有发生过。
建于1958年的支建煤矿于2005年改制，从国有企业成为当地企业——惠能热电控股的子公司，慧能热电付出1000多万元，买下了以支建煤矿为中心方圆7.5公里内所有的矿产资源。
2006年，慧能热电将支建煤矿附近的两处铝矿，分别以3000多万和1000多万的价格卖给中铝和温州二井两个企业，自己继续采煤，用来发电。
中铝接手后，在离支建煤矿仅几百米之遥处露天开采铝矿，形成一个面积达几十亩，深达百米的大坑，平时干涸的铁炉沟一下暴雨河水便泄入大坑。
糟糕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开采，支建煤矿下面已经巷道密布，很多在矿上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工人也无法说清哪些老巷道和铝矿开采的大坑相关联。
8月3日，本刊记者在现场看到，中铝的工人依然在抽大坑内的水，其底部一个岩石巷道已经露出水面。
国家安监总局的一份通报称：“29日8时40分左右，位于河床中心的原中铝河南矿业公司废弃的铝土矿顶部塌陷，洪水冲垮三道密闭，通过矿井老巷泄入陕县支建矿业有限公司东风井”。
几名支建煤矿的老矿工认为，如果不是将铝矿卖给中铝，挖了个大坑，也就不会有透水事故的发生。“归根结底是矿上的领导太想钱，不顾工人死活。”一位矿工说。
然而，和中铝公司一起购买了惠能热电铝矿资源的温州二井工作人员告诉本刊，中铝也是有苦说不出，购买之初，慧能热电和支建煤矿说底下有许多铝矿，挖开之后才发现原来好多已经被开采过了，所以他们只好继续深挖。
被困四天三夜获救后，董建方，这位老矿工，唯一感到后悔的是：“下井的那天为什么不多吃一些呢?!八根油条我也能吃啊，吃饱了在井下能多撑一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