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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沈弘
出版：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出版时间：2016年5月
【评委评语】
近年来，于西方所存中国影像史料中打捞碎片、集腋成裘，拼接描绘中国形象的著述并不算少数；然而能于烟波浩瀚的海量材料中直挂云帆、形成具备清晰历史脉络、严谨逻辑体系、鲜明学术观点者却并不多见。沈弘教授主持并亲力编译的此系列，可为后者之一代表。从这颇为壮观的著述中，我们看到了如何借他者的眼界来开阔自己的视野；如何借他者的立场来确立自己的态度；又如何借他者旁观的叙述来深入自己作为历史主体的呈现。因此，此系列被学界广泛引用并获得尊重，以至有洛阳纸贵之气象，也就不难理解了。期待这样成系统、成体例的影像著述日益丰富。
— 李楠
跟出版于2014年的首辑三卷本《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相比较，这第二辑四卷本无论在内容、版式和风格上都有较大的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首辑三卷本中的插图全都是雕印版画，而第二辑四卷本中的插图则几乎全都是照片，只有少数彩色图画或速写作为点缀。
从广义上说，《伦敦新闻画报》是一份以图像为主的画报，但它并非一份普通的画报，而是以报道世界各地最新发生事件为主要目的的新闻画报，所以必须追求新闻的时效性。在该报刚创办的19世纪中期，只有帆船来往于欧亚大陆，所以来自中国的消息和图片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传到英国。随着轮船的发明和普及，这一时间在19世纪末已经被缩短到了一两个月。在20世纪中，跨洋电报、跨洋电话、远洋轮和航空业等日趋发达，新闻传递周期的纪录也一再被打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拍摄的新闻图片大约还要滞后十天半个月才能够被刊登出来，但是到了20世纪中期，这一时间就已经缩短到了大约一个星期。
就内容而言，20世纪的《伦敦新闻画报》无疑是一份摄影周刊，但它也不是一份普通的摄影周刊。这是因为新闻摄影不同于艺术摄影。19世纪的老相机一般都很笨重，带着它行军和旅行很不方便。老相机对于拍摄环境的要求也比较高，取景和曝光时间较长，洗印底片也很复杂：摄影师们往往需要在专门的暗室中小心翼翼地使用玻璃负片与相纸覆膜用的铂金溶液进行冲洗，由此才能得到照片。1880年美国的乔治·伊斯曼用他研制的乳胶配方发明了照相用的干版胶片，这种底片可用于拍摄即时快照。随后，伊斯曼又分别于1883年和1888年发明了照相胶卷和便携盒式相机，从而使摄影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摄影师现在可以很方便地携带相机旅行，而且准备拍摄照片的时间也大大缩短。当然，这种便携式相机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傻瓜”相机，其照片本身的构图和清晰度等质量问题上与照相馆里用特殊的摄影和照明设备所创作的专业作品自然不可相提并论。因为许多新闻照片必须在事件现场进行抓拍，时机稍纵即逝，拍摄者无法从容地取景、设定快门和光圈，对于摄影所必需的光源、光线等必要条件也没有太多的选择。但另一方面，这种画面看似粗糙，甚至有时相当模糊的照片反而能够给人以一种强烈的动感和现场感，而这正是专业照相馆的照片所缺乏的。
19世纪中，《伦敦新闻画报》曾经聘请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著名画家为特派记者，派遣他们渡洋跨海，去世界各地进行采访报道。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画家具有处乱不惊、驾驭大场面的战地写生这一独门绝技。20世纪的新闻报道主要改用很容易掌握的便携式相机这一事实也使得该报社改变了聘用特派记者的策略。报社除了留有少数专业摄影师专门负责报道英国王室的日常活动和其他各国元首来英国访问的外交活动，海外的新闻摄影一般都由文字记者兼任。在很多情况下，报社也会临时聘任一些正好在华活动的著名专业人士作为特约记者来进行一些专题的深度报道。
民国时期《伦敦新闻画报》中国报道的重头戏还是在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长期以来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有众多不知名的记者和通訊员从中国各地发出了报道，并且拍摄了照片，记录了抗战现场的刀光剑影，为21世纪的全中国人民保存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记忆。纵观本书中所包含的520篇抗日报道和2000多张相关的照片，可以看出它们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即史料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以及新闻报道的中立性和客观性。
最后我想解释的是，虽然本书所包含的内容具有较高的可读性和史料价值，但它只是外国人对于在中国所发生事件的新闻报道，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教科书。它既无周密的谋篇布局，也无丝丝入扣的起承转合。换言之，它只是遗失在西方的一堆中国历史的碎片。读者如果对它抱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值，读后难免会感到失望。
（节选自《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译序，沈弘/文）
出版：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出版时间：2016年5月
【评委评语】
近年来，于西方所存中国影像史料中打捞碎片、集腋成裘，拼接描绘中国形象的著述并不算少数；然而能于烟波浩瀚的海量材料中直挂云帆、形成具备清晰历史脉络、严谨逻辑体系、鲜明学术观点者却并不多见。沈弘教授主持并亲力编译的此系列，可为后者之一代表。从这颇为壮观的著述中，我们看到了如何借他者的眼界来开阔自己的视野；如何借他者的立场来确立自己的态度；又如何借他者旁观的叙述来深入自己作为历史主体的呈现。因此，此系列被学界广泛引用并获得尊重，以至有洛阳纸贵之气象，也就不难理解了。期待这样成系统、成体例的影像著述日益丰富。
— 李楠
跟出版于2014年的首辑三卷本《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相比较，这第二辑四卷本无论在内容、版式和风格上都有较大的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首辑三卷本中的插图全都是雕印版画，而第二辑四卷本中的插图则几乎全都是照片，只有少数彩色图画或速写作为点缀。
从广义上说，《伦敦新闻画报》是一份以图像为主的画报，但它并非一份普通的画报，而是以报道世界各地最新发生事件为主要目的的新闻画报，所以必须追求新闻的时效性。在该报刚创办的19世纪中期，只有帆船来往于欧亚大陆，所以来自中国的消息和图片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传到英国。随着轮船的发明和普及，这一时间在19世纪末已经被缩短到了一两个月。在20世纪中，跨洋电报、跨洋电话、远洋轮和航空业等日趋发达，新闻传递周期的纪录也一再被打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拍摄的新闻图片大约还要滞后十天半个月才能够被刊登出来，但是到了20世纪中期，这一时间就已经缩短到了大约一个星期。
就内容而言，20世纪的《伦敦新闻画报》无疑是一份摄影周刊，但它也不是一份普通的摄影周刊。这是因为新闻摄影不同于艺术摄影。19世纪的老相机一般都很笨重，带着它行军和旅行很不方便。老相机对于拍摄环境的要求也比较高，取景和曝光时间较长，洗印底片也很复杂：摄影师们往往需要在专门的暗室中小心翼翼地使用玻璃负片与相纸覆膜用的铂金溶液进行冲洗，由此才能得到照片。1880年美国的乔治·伊斯曼用他研制的乳胶配方发明了照相用的干版胶片，这种底片可用于拍摄即时快照。随后，伊斯曼又分别于1883年和1888年发明了照相胶卷和便携盒式相机，从而使摄影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摄影师现在可以很方便地携带相机旅行，而且准备拍摄照片的时间也大大缩短。当然，这种便携式相机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傻瓜”相机，其照片本身的构图和清晰度等质量问题上与照相馆里用特殊的摄影和照明设备所创作的专业作品自然不可相提并论。因为许多新闻照片必须在事件现场进行抓拍，时机稍纵即逝，拍摄者无法从容地取景、设定快门和光圈，对于摄影所必需的光源、光线等必要条件也没有太多的选择。但另一方面，这种画面看似粗糙，甚至有时相当模糊的照片反而能够给人以一种强烈的动感和现场感，而这正是专业照相馆的照片所缺乏的。
19世纪中，《伦敦新闻画报》曾经聘请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著名画家为特派记者，派遣他们渡洋跨海，去世界各地进行采访报道。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画家具有处乱不惊、驾驭大场面的战地写生这一独门绝技。20世纪的新闻报道主要改用很容易掌握的便携式相机这一事实也使得该报社改变了聘用特派记者的策略。报社除了留有少数专业摄影师专门负责报道英国王室的日常活动和其他各国元首来英国访问的外交活动，海外的新闻摄影一般都由文字记者兼任。在很多情况下，报社也会临时聘任一些正好在华活动的著名专业人士作为特约记者来进行一些专题的深度报道。
民国时期《伦敦新闻画报》中国报道的重头戏还是在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长期以来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有众多不知名的记者和通訊员从中国各地发出了报道，并且拍摄了照片，记录了抗战现场的刀光剑影，为21世纪的全中国人民保存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记忆。纵观本书中所包含的520篇抗日报道和2000多张相关的照片，可以看出它们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即史料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以及新闻报道的中立性和客观性。
最后我想解释的是，虽然本书所包含的内容具有较高的可读性和史料价值，但它只是外国人对于在中国所发生事件的新闻报道，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教科书。它既无周密的谋篇布局，也无丝丝入扣的起承转合。换言之，它只是遗失在西方的一堆中国历史的碎片。读者如果对它抱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值，读后难免会感到失望。
（节选自《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译序，沈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