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红旗插到上海后的第一个夏天，雇用我的报馆着意激扬爱国主义，开辟了“中国的世界第一”专栏，配上图像，刊登在显眼的要闻版上。我受命写的第一篇为珠穆朗玛峰(不用“额非尔士峰”旧称)。每星期一都认真地讨论下一批选题。这些五六百字的系列专稿，后来汇编成小人书形式的几本专集。当年我是个奶油小生，无知而愉悦。比我年长一倍以上的前辈，也都未能预见到一个好题目：价廉物美的中国知识分子，堪称“世界第一”的名物。在众多的知名与无名的知识者中，报馆的台柱成员萧乾老师，其后的经历证明，他无疑是优秀的代表者之一。
　　萧乾那支笔常撩动读者的感情，十多年来所写的文学回忆录尤其耐看，像《未带地图的旅人》(《散文特写选》代序)、《一本褪色的相册》、《往事三瞥》、《在洋山洋水面前》、《北京城杂忆》，以及这本三百二十八页与前揭代序同名的回忆录，读来无不令人带泪微笑。人生嘛，酸甜苦辣咸，本来是五味调汤。唉，多么富有传奇情调的一生，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斑斓多姿、笑啼皆是的经历啊！
　　早在燕园伏案日，他就要选择一个接触人生最广泛的职业，选中了新闻事业，而且特别看中跑江湖的旅行记者生涯。接着如愿以偿地走进天津大公报馆，开始接触广泛的社会生活，并有机缘在海外转悠了许多年。一九四九年八月，谢绝了剑桥大学的邀请，做出终老于故土的决定。从此寒来暑往，风吹雨打，雷鸣电击，直面一九五七年的六月雪，奋力泅过一九六六年的红海洋，接触到的社会生活更加深入，格外绚烂奇巧。不过，就其本身而言，并不配用“生活”这个庄重的美称，只是签了死契之后的“存在”。“存在”即寿长可真算是福气，终于听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喧天的锣鼓，挨到了一九七九年的春天。这本回忆录前后七章，从一九一○年“黎明曲”起，一九七九年则被惊喜交并地题作“重见阳光”了，尽管那时还在臭水沟旁的门洞里栖身。
　　这位人生采访者的人生很不平凡。他说：“我一直把人生当作采访的对象和场地。”“我一生崎岖坎坷，然而心目中始终有所追求。”他自命为乐观主义者：“我一生受过罪，吃过苦头，可也有过好日子。”这回忆录中就坦率地说明多年所持的祸福观就是阿Q式的。莎士比亚尝言：“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说的对，生养阿Q的土壤至今还很肥沃哩！只是作者仍抱着遗憾，总爱说自己是“未带地图的旅人”。“未带地图的旅人只能是个盲目的旅人。”人世间的旅行究竟要带甚么样的地图呢？需要绘有威武的山头、坚牢的靠山、交通灵便的关津、四通八达的码头，以及可供躜谋的隧道吧？未带地图使作者屡屡引以为憾，可惜书中并无直解。
　　许多情节写得催人泪下，令人品味。讲到少年当羊倌时说：“妈妈死后，除了老姊姊，广漠的人间对我成为冰凉的了。每当我推开栅门，三四十只咩咩叫着的羊向我扑来，就不禁感到一种温暖，一种慰藉。”它如写暮色苍茫中过马恩河，在瑞士的思索和二等火车上的聊天，以及童年挚友二秃子的相认和宴请等，莫不引人入胜，殊难一一列举。
　　天时有阴有晴，人事也有个否极泰来。琳琅满目的作者履历表上，织地毯、送羊奶、书局学徒、干校泥水匠、“文艺界的王耀武”之外，又添上人民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了。台湾岛上给他出版了《我要人生采访》。他早在一九四九年就感到过中国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幸运的。没有错，他熬到了漫长的黑夜的尽头，当之无愧地成为价廉物美的知识界的代表之一。这也表示出所谓中国特色之一。
　　在这本回忆录中，作者有意淡化了感情生活中的折腾和遭际，读者可参看他的《搬家史》，文洁若发表在《百花洲》上的“臭妖婆”自述，还有李辉那本《浪迹天涯——萧乾传》。培根说得好：“史鉴使人明智。”可是，人生之旅竟如此艰辛叵测，匹夫匹妇殊难掌握自身命运，明智又谈何容易？
　　(《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一年九月版，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