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美国政坛，为中国说句公道话需要很大勇气。不久前，87岁的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人黛安·范斯坦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是美国的贸易伙伴，正成为一个受其他国家尊重的国家。这立刻让她成为保守派的攻击目标。有右翼媒体称她是“参议院最有影响的亲华鸽派”，还说“有个中国间谍为她开了20年车”。
　　在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愈演愈烈之际，另一种“病毒”麦卡锡主义似乎也在以新面目卷土重来。美国封杀华为等中国企业，指责中国留学生为“间谍”，在涉港、涉台、涉疆问题上屡有出格行动，不仅在毒化美中关系，也在美国国内营造涉华恐惧气氛。美前驻华大使博卡斯说： “我们正在重回麥卡锡主义时代。”而那个黑暗的时代，是以“忠诚调查令”拉开序幕的。

杜鲁门遇到“红色恐慌”

　　1947年3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民主党人哈里·杜鲁门签署了9835号行政令，要求彻查200万联邦政府雇员的忠诚度。这被称为“忠诚调查令”。
　　两年前，二战结束，美苏从战时盟友变成了对手。当时，一些美国人相信苏联正给美国带来“共产主义的危险”，加上二战后经济不景气，公众充满愤怒和焦虑。
　　随着1946年国会选举的临近，共和党保守派有意煽动起所谓的“红色恐慌”，以取得选举优势。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宣布追查所谓“共产党外围组织”，调查“共产主义者在好莱坞的影响力”。共和党人打出了“要共产主义还是共和主义”的竞选口号，称杜鲁门为“粉红色木偶”，声称“要将共产党员清出政府高位”。当年年底，共和党大胜，自1932年来首次控制了国会两院。
　　舆论认为，杜鲁门很可能在1948年的连任选举中败北。1946年11月，他宣布成立政府雇员忠诚度临时委员会，确定联邦政府的忠诚度标准，并制定程序解雇“不忠者”。杜鲁门要求临时委员会在1947年2月前提交报告，以免共和党控制的新一届国会开幕后，针对政府雇员忠诚度继续大做文章。随后，他签署了“忠诚调查令”。
　　“忠诚调查令”为制度化的“忠诚度检查”建立了框架。联邦政府每个部门都成立了忠诚度委员会，授权联邦调查局对政府雇员进行检查。如果有“合理理由”怀疑其忠诚度，就可以将其解雇。

政客们兴风作浪

　　“忠诚调查令”实行之初，国会批评杜鲁门“对共产主义软弱”的调子暂时降低了。然而，1950年前后，事情发生了变化。苏联成功研发了第一颗原子弹，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新中国，“红色恐慌”在美国再度掀起，并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升温。
　　1950年2月，在“红色恐慌”的高峰期，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发表了一个演讲，声称自己掌握了205个在美国务院工作的共产党员名单。当记者要求他提供详细信息时，他将这个数字改为57。但这不影响麦卡锡迅速蹿红，并开始针对所谓颠覆活动的疯狂整肃。1953年，他成为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并利用这个职位举行听证会，对被他视为“不忠”的人进行疯狂的指责，使许多人失去工作，且名誉受损。
　　因为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进步记者斯诺、史沫特莱，喜剧明星卓别林等人被迫离开美国。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首席科学家奥本海默被认定为“苏联代理人”，安全特许权被取消。科学家罗森堡夫妇则被冠以向苏联提供原子弹秘密的罪名，遭到处死。麦卡锡还将攻击矛头指向二战名将马歇尔，说他在雅尔塔会议中帮助苏联，在中国内战中帮助中共，是“共产主义阴谋的一部分”，最终迫使他辞去国防部长一职。
　　在“忠诚调查令”诞生和执行的过程中，司法部部长克拉克和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起了很大作用。克拉克发布的“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或颠覆性组织”名单，成为“忠诚调查令”的调查依据之一。而胡佛则在“不断敦促总统扩大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权限”。

　　在“忠诚调查令”生效后的十年间，联邦调查局对450万人进行了姓名检查，这还不包括每年50万联邦工作的新申请者。如果在姓名检查中发现疑点，就会进行全面调查。这种调查共进行了2.7万次， 378名联邦雇员因“间谍活动”被解雇，约5000名联邦雇员根据调查结果辞职。更严重的是，地方政府甚至私营企业也比照联邦政府的做法，对雇员进行“忠诚调查”，使打击面进一步扩大。

麦卡锡倒了，“主义”还在

　　1953年1月，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麦卡锡的处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国会共和党人利用“反共”话题打击民主党政府的党争因素减弱了;另一方面，麦卡锡挥舞大棒排除异己的做法，也为他自己在政坛树了不少敌人。
　　在公开场合，艾森豪威尔不提麦卡锡的名字。当记者问及麦卡锡时，他总是回答：“我从不谈论个人。”人们将他的沉默视为对麦卡锡主义的默许。实际上，他正在等待机会。 　　但麦卡锡继续飞扬跋扈，在国会以“对共产主义态度软弱”为由阻止了艾森豪威尔提出的美国驻苏联大使等重要任命。1953年年底，麦卡锡将打击目标对准了美国陆军。当时，陆军牙医佩雷斯依照《医生服役法》晋升少校，后来被发现是美国劳工党（一个进步组织）成员，因此遭解职，但麦卡锡坚持要把佩雷斯送上军事法庭，扬言陆军部“被共产党渗透了”。这最终激怒了曾为五星上将的艾森豪威尔。
　　1954年1月，艾森豪威尔的助手们得到了消息：麦卡锡的助手舒恩被美军征召入伍，让他的首席顾问科恩十分不满。在麦卡锡的帮助下，科恩要军方将舒恩从列兵提拔为军官，不要派往海外服役，遭到拒绝后，科恩威胁要报复陆军部长。在艾森豪威尔的支持下，助手们将这件丑闻曝了光，引起轰动。当年3月，共和党参议员佛兰德斯谴责麦卡锡：“他属于哪个政党？他是单人党，名叫麦卡锡主义。”4月，国会就此举行听证会，电视直播，持续30多天。最后一天，议员们全体起立，向陆军代表鼓掌致敬。12月，参议院通过议案，谴责麦卡锡。虽然他保住了参议员头衔，但失去了影响力。1957年，麦卡锡因重症肝炎去世，终年48岁。
　　艾森豪威尔曾经笑说：“麦卡锡主义已经成为过去式。”但这话说得太早了。麦卡锡死后，右翼团体称他为“勇敢的灵魂，伟大的爱国者”。几十年来，麦卡锡主义的幽灵不断返回，华裔科学家李文和等不断遭以“间谍”罪名迫害，就是例子。

警惕美国政治的偏执风格

　　如何看待“忠诚调查令”与麦卡锡主义的影响？本刊记者采访了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校长助理达巍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
　　《环球人物》：“忠诚调查令”的出台，与当时美苏冷战和选举形势都有关系。杜鲁门提出要“遏制共产主义”，签署“忠诚调查令”，胜选连任后发生麦卡锡主义的泛滥。您怎样看待这段历史的现实意义？
　　达巍：当年和今天的情况确实有相似之处。一是美国认为“外部敌人”在崛起，它感到恐惧。麦卡锡关注的是以苏联为代表的整个共产主义阵营，而今天美国关注中国，不仅是因为中国实力崛起，同时也是因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近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等高官的讲话都比较强调意识形态，这反映出美国不仅对大国恐惧，而且对共产党领导的大国更恐惧。
　　美国学者霍夫斯塔德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谈到美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偏执情况。而麦卡锡主义把这种偏执投射到共产主义、共产党身上。此外，美国人对一个强政府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同时，一些美国人对高科技也特别抱有戒心，觉得有可能会褫夺他们的基本权利。最近美国对中国的偏执，可以说是把意识形态和科技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了。

　　刁大明：麦卡锡主义是超过麦卡锡本人的。当美国要进行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时，需要进行国内动员。麦卡锡搭着所谓“红色恐慌”的背景，塑造了美国政界和军方的冷战决心，形成了全政府、全社会的动员。现在美国也在做这样的动员。但两者还是有区别。当年麦卡锡本人的目标是排除异己来抓取权力。现在美国看起来有全政府的共识，各部门一致对华示强，在这个基础上来实现社会动员。
　　麦卡锡主义的泛滥影响到社会层面。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被认为与共产主义有关，阻碍了其发展步伐。很多知识精英也受到影响，反共表态变成一种政治正确，给全社会造成恐慌情绪。这可能是美国社会对麦卡锡主义有负面印象的根源。从深层次上看，美國有偏执和反智主义的传统，日子过得好好的，总觉得在某个角落有要颠覆自己生活方式或者价值观的阴谋。所以在美国历史上各种“猎巫”行为层出不穷。
　　《环球人物》：如今，很多人都担心麦卡锡主义正在重返美国。
　　达巍：美国现在的情况，我认为还不能简单说是麦卡锡主义已经回来了。麦卡锡主义当年迫害很多亲共的人士，有些人退出政坛甚至被抓，这种情况目前在美国国内还不太多。但美国现在确实正以偏执风格将中国的形象往极端的方向塑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麦卡锡主义的幽灵在美国游荡。
　　刁大明：麦卡锡主义是50年代初的事，当时一般公众是被塑造的对象。今天的美国也是如此。最近我看到相关调查，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印象已经相当负面。有些人原来可能对中国没什么偏见，也谈不上好感，但现在被塑造了负面的看法。而一些比较了解中国的人，处在一种比较无奈或徘徊的状态，对与中国的互动可能会有顾虑。过去三年多美国政府对民众态度的塑造，确实在起作用。如果说麦卡锡主义是指通过强调外部的威胁而一致对外，现在确有这种趋势。
　　《环球人物》：麦卡锡本人几年后就失势了，这是否可以看成美国政治的纠错机制发挥了作用？
　　刁大明：麦卡锡没落的原因，一是他折腾了几年，到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冷战已不可回头，美国已一致对外，不需要内斗了。另一方面，麦卡锡是共和党人，面对民主党政府时，因为党争的需要，再怎么折腾共和党人也会挺他。艾森豪威尔上台以后，他还这么做，而且把火烧到了军队，但代表军方利益的艾森豪威尔不会允许。麦卡锡的没落是美国政治不容他的结果。这样看，也谈不上纠错，只是其利用价值没有了。美国在国内问题无法解决时往往会祸水外引。现在它要解决内部问题，也会尝试寻找外部威胁。美中互动要比当年美苏间多得多，所以这个过程中一些美国政客或许会更癫狂。
　　达巍：当年麦卡锡主义的没落有几个因素。一是麦卡锡搞得太过分，美国国内的一些正义力量不得不站出来，美国的司法系统特别是最高法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二是美苏冷战初期美国人比较恐惧，随着冷战稳定下来，双方习惯于对抗，并形成了对抗规则。虽然关系是对抗性的，但除了几次危机外，美国人的心理压力可能也逐渐下降了。
　　现在，美国国内还是有很多人不赞同（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看法，所以还要看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虽然美中竞争性上升的总态势不会变，但是那种疯狂、偏执的麦卡锡主义风格的行为还是有可能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而减少。另外，现在美国对中国还处在恐慌期，对中国的描述很夸张。随着美中不断的交手，它也会逐渐度过恐慌期。当然，中美从原来合作为主的关系演变为竞争甚至对抗为主的关系，这可能不会变，但麦卡锡主义那种偏执是有可能会减少的。美苏高度对抗了多年，但麦卡锡主义主要还是出现在50年代初，持续了5年左右。偏执毕竟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不可持续。
　　说到纠错，我觉得美国政治通过内部机制的力量来纠错的能力在下降。当年美国没有那么强的政治极化，共和党内并不是都赞成麦卡锡。今天美国的政治极化太严重了，两党都不太讲理。美国学者福山在他的著作中分析了美国政治中的衰败问题，最重要的就是为否决而否决的现象，不问是非、只看立场。当然，哪个国家跟斗栽大了都能纠错，但不要迷信美国的纠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