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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加强心理资本的研究、探索和开发，对于从根本上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现代心理素质，提高他们心理的调适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面临社会转型期，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正迅速崛起，他们在承载中国梦的同时，身上又存在诸多心理上的困惑和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高度关注。
农民工心理出现的新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虽然共同生存在同一空间，但在同龄人中却是心理亚健康高危人群，心理上出现不少新问题：
一是情感困惑增多。他们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和心理发育的整合期。一方面，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另一方面，这些需求又得不到很好的满足。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感情孤独”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惑，超过七成人将“感情孤独”作为困难的首选。
二是精神压力加大。打工现实中存在的“三低”(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低)和“三多”(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导致他们精神压力日趋增大，自卑、失落、压抑和缺乏归属感等负面心理持续增长。
三是抗压能力较弱。他们大多数心理发育不够成熟，面对问题有很多困惑，处理问题常常力不从心。由于长期承受着高强度劳动和心理压力，又没有科学的释放和减压的方式方法，于是，脆弱、扭曲、变态的心理便成为他们走向绝路或犯罪的主要推手。
对农民工心理问题诱因的深度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存在诸多心理问题的诱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他们美梦难成真。新生代农民工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和迷茫，“城市边缘人”的社会角色，让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心理落差。即使他们认为自己是属于城市的，但现实却始终如一堵墙挡在他们面前，不仅没有城市市民的户籍、住房、福利和保障，而且撕不掉贴在他们身上的“农民工”标签。边缘化处境又导致他们社会交往不畅和缺乏情感支持，他们作为一个人的合理需求大多被忽视和压抑。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紧张、焦虑、彷徨甚至绝望等心理问题。
二是组织与人性冲突导致他们个性受伤害。据“2005中国职工心理健康问题报告”显示，“像机器一样超负荷、超强度、超时间的工作，是职业压力的表现之一”。工厂封闭的环境、等级森严的管理、冷漠的人际关系，无疑都将对农民工的自信心和人格产生巨大的冲击。深度探析企业遵循的那些原则，实际上不少都是形成农民工诸多心理问题的元凶。首先，专业化加剧了人的工具化。身在机器前的农民工，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动作一致，思想一致，被一律化了的“活机器”。其次，组织的等级层次结构限制了农民工的知情权。“命令－服从”的关系结构，剥夺了农民工的自主权，使他们产生依赖、被动和从属心理。再次，集中统一领导，使农民工的个性发展由“自治”变为“他治”。农民工的奋斗目标具有外在性和肤浅性，不能达到“自我”层次，由此导致他们心理上的挫伤与失败。最后，组织的控制幅度原则，会加大农民工的“管理距离”。控制幅度越小，部门划分就越多，而工作就越被分割得支离破碎，不同部门之间农民工的沟通，就需要层层请示到有权指挥这两个部门的共同领导为止。这也会剥夺他们的自治权。使他们更加深刻地感到无力控制自己的命运，增强依赖性。
三是心理教育缺失导致他们心理晚成熟。从农民工的家庭来看，整日忙于劳作的长辈对他们只能在生活和智力教育上给予一些关照，对于心理成长则无暇关注也无能力给予指教。相反，长辈过多的溺爱反而助推了他们负面心理的滋长。从企业来看，相当数量的企业认为农民工心理问题是他们个人的私事，没有放到企业议事日程。一些企业为了应付上级检查，也仅仅把心理辅导用来做秀，并未从根本上关注他们的心理教育问题。从社会来看，普遍认为心理问题不是病。目前，一些大医院虽然设存心理诊疗室，但很少有医生主动将农民工不适症状从心理方面进行治疗。一位从业多年的心理咨询师坦言，这几年社会认同了精神疾病，但主要集中在工作压力很大的都市白领和学业负担重的学生，很少有咨询师会关注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
提升农民工心理健康指数的途径
加快身份转换是首要前提。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农民工与城市市民都应该是地位平等的公民，都具有平等的权利，都应该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但由于二元户籍制度，农民工处于城市边缘化地位，并承受着就业、住房及相关权利、福利待遇上严重的不平等。因此，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指数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切实转换其现有农民工的身份。首先，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制度供给。要将农民工直接纳入到城镇居民的就业、社会保障、公共卫生、住房、教育等社会政策体系中，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由“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与待遇。其次，要制定、完善保护农民工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坚决消除对农民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性政策，补充和完善保护其“国民待遇”和合法权益的条款。针对农民工目前依法维权能力较弱的情况，要动员有关方面开展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帮助他们维护合法权益。
促进个性成熟是当务之急。半个世纪前，美国管理大师阿吉里斯发表的《个性与组织》，通过对个人需求与组织需求深入研究，发现组织行为是由个人和正式组织融合而成，组织中的个人作为一个健康的有机体，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成长过程，从而科学地揭示了员工个性成长的轨迹。具体来讲，即个人成长过程中从婴儿发展到成人的七个方面的变化：一从被动发展到主动状态；二从依赖他人发展到相对独立；三从有限行为方式发展到多种多样行为方式；四从多变、肤浅、注意力分散、兴趣快速转移发展到相对持久、专注、精力集中、兴趣稳定；五从只顾及眼前发展到长远谋划；六从在家庭或社会上的从属地位发展到与他人处于基本平等的地位甚至支配他人的地位；七从缺乏自觉发展到自觉自制，由被动到主动。认清这一轨迹，有助于我们克服对农民工个性认识的盲目性，并通过社会、企业、家庭齐抓共管，帮助他们缩短个性成熟的历程。
实现体面劳动是重要基础。体面劳动既是政府和企业的神圣职责，也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指数的坚实保证。当前，一要保障农民工的生命权、健康权、安全权，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二要努力为农民工健康成长、实现自我价值提供机会、搭建平台。三要实行参与式管理，让农民工积极参与企业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激发他们的责任心和创造性。四要让农民工共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使他们的生活质量与企业的发展效益同步增长。五要发挥非正式组织作用，为农民工的情感交流创造宽松、自由的空间。
开发心理资本是根本保证。近年来，“心理资本”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影响越来越大。所谓心理资本，是指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是超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一种核心心理要素，是促进个人成长和绩效提升的心理资源。开发心理资本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自信心开发。方法为：让员工寻找和回忆以往拥有的刻骨铭心的成功经验，寻找替代经验，营造能够有利于培养自我效能的生态环境，以及生理和心理唤醒等。二是希望与乐观的开发。方法为：对员工进行蕴含希望和乐观的卓越心智模式的开发、修炼和完善，如采用寓言故事、拓展训练项目、归因方式的训练等。三是韧性的开发。方法为：启动个体过去成功的学习、工作经验，运用NLP法(神经语言程式)，以及极限压力磨练法等。四是感恩和宽恕的开发。方法为：提高员工对感恩和宽恕的理性认知水平，通过体验式培训开发感恩宽恕心理资本等。当前，企业加强心理资本的研究、探索和开发，对于从根本上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现代心理素质，提高他们心理的调适能力，引导他们理性地看待社会、面对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面临社会转型期，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正迅速崛起，他们在承载中国梦的同时，身上又存在诸多心理上的困惑和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高度关注。
农民工心理出现的新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虽然共同生存在同一空间，但在同龄人中却是心理亚健康高危人群，心理上出现不少新问题：
一是情感困惑增多。他们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和心理发育的整合期。一方面，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另一方面，这些需求又得不到很好的满足。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感情孤独”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惑，超过七成人将“感情孤独”作为困难的首选。
二是精神压力加大。打工现实中存在的“三低”(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低)和“三多”(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导致他们精神压力日趋增大，自卑、失落、压抑和缺乏归属感等负面心理持续增长。
三是抗压能力较弱。他们大多数心理发育不够成熟，面对问题有很多困惑，处理问题常常力不从心。由于长期承受着高强度劳动和心理压力，又没有科学的释放和减压的方式方法，于是，脆弱、扭曲、变态的心理便成为他们走向绝路或犯罪的主要推手。
对农民工心理问题诱因的深度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存在诸多心理问题的诱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他们美梦难成真。新生代农民工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和迷茫，“城市边缘人”的社会角色，让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心理落差。即使他们认为自己是属于城市的，但现实却始终如一堵墙挡在他们面前，不仅没有城市市民的户籍、住房、福利和保障，而且撕不掉贴在他们身上的“农民工”标签。边缘化处境又导致他们社会交往不畅和缺乏情感支持，他们作为一个人的合理需求大多被忽视和压抑。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紧张、焦虑、彷徨甚至绝望等心理问题。
二是组织与人性冲突导致他们个性受伤害。据“2005中国职工心理健康问题报告”显示，“像机器一样超负荷、超强度、超时间的工作，是职业压力的表现之一”。工厂封闭的环境、等级森严的管理、冷漠的人际关系，无疑都将对农民工的自信心和人格产生巨大的冲击。深度探析企业遵循的那些原则，实际上不少都是形成农民工诸多心理问题的元凶。首先，专业化加剧了人的工具化。身在机器前的农民工，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动作一致，思想一致，被一律化了的“活机器”。其次，组织的等级层次结构限制了农民工的知情权。“命令－服从”的关系结构，剥夺了农民工的自主权，使他们产生依赖、被动和从属心理。再次，集中统一领导，使农民工的个性发展由“自治”变为“他治”。农民工的奋斗目标具有外在性和肤浅性，不能达到“自我”层次，由此导致他们心理上的挫伤与失败。最后，组织的控制幅度原则，会加大农民工的“管理距离”。控制幅度越小，部门划分就越多，而工作就越被分割得支离破碎，不同部门之间农民工的沟通，就需要层层请示到有权指挥这两个部门的共同领导为止。这也会剥夺他们的自治权。使他们更加深刻地感到无力控制自己的命运，增强依赖性。
三是心理教育缺失导致他们心理晚成熟。从农民工的家庭来看，整日忙于劳作的长辈对他们只能在生活和智力教育上给予一些关照，对于心理成长则无暇关注也无能力给予指教。相反，长辈过多的溺爱反而助推了他们负面心理的滋长。从企业来看，相当数量的企业认为农民工心理问题是他们个人的私事，没有放到企业议事日程。一些企业为了应付上级检查，也仅仅把心理辅导用来做秀，并未从根本上关注他们的心理教育问题。从社会来看，普遍认为心理问题不是病。目前，一些大医院虽然设存心理诊疗室，但很少有医生主动将农民工不适症状从心理方面进行治疗。一位从业多年的心理咨询师坦言，这几年社会认同了精神疾病，但主要集中在工作压力很大的都市白领和学业负担重的学生，很少有咨询师会关注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
提升农民工心理健康指数的途径
加快身份转换是首要前提。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农民工与城市市民都应该是地位平等的公民，都具有平等的权利，都应该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但由于二元户籍制度，农民工处于城市边缘化地位，并承受着就业、住房及相关权利、福利待遇上严重的不平等。因此，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指数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切实转换其现有农民工的身份。首先，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制度供给。要将农民工直接纳入到城镇居民的就业、社会保障、公共卫生、住房、教育等社会政策体系中，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由“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与待遇。其次，要制定、完善保护农民工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坚决消除对农民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性政策，补充和完善保护其“国民待遇”和合法权益的条款。针对农民工目前依法维权能力较弱的情况，要动员有关方面开展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帮助他们维护合法权益。
促进个性成熟是当务之急。半个世纪前，美国管理大师阿吉里斯发表的《个性与组织》，通过对个人需求与组织需求深入研究，发现组织行为是由个人和正式组织融合而成，组织中的个人作为一个健康的有机体，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成长过程，从而科学地揭示了员工个性成长的轨迹。具体来讲，即个人成长过程中从婴儿发展到成人的七个方面的变化：一从被动发展到主动状态；二从依赖他人发展到相对独立；三从有限行为方式发展到多种多样行为方式；四从多变、肤浅、注意力分散、兴趣快速转移发展到相对持久、专注、精力集中、兴趣稳定；五从只顾及眼前发展到长远谋划；六从在家庭或社会上的从属地位发展到与他人处于基本平等的地位甚至支配他人的地位；七从缺乏自觉发展到自觉自制，由被动到主动。认清这一轨迹，有助于我们克服对农民工个性认识的盲目性，并通过社会、企业、家庭齐抓共管，帮助他们缩短个性成熟的历程。
实现体面劳动是重要基础。体面劳动既是政府和企业的神圣职责，也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指数的坚实保证。当前，一要保障农民工的生命权、健康权、安全权，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二要努力为农民工健康成长、实现自我价值提供机会、搭建平台。三要实行参与式管理，让农民工积极参与企业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激发他们的责任心和创造性。四要让农民工共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使他们的生活质量与企业的发展效益同步增长。五要发挥非正式组织作用，为农民工的情感交流创造宽松、自由的空间。
开发心理资本是根本保证。近年来，“心理资本”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影响越来越大。所谓心理资本，是指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是超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一种核心心理要素，是促进个人成长和绩效提升的心理资源。开发心理资本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自信心开发。方法为：让员工寻找和回忆以往拥有的刻骨铭心的成功经验，寻找替代经验，营造能够有利于培养自我效能的生态环境，以及生理和心理唤醒等。二是希望与乐观的开发。方法为：对员工进行蕴含希望和乐观的卓越心智模式的开发、修炼和完善，如采用寓言故事、拓展训练项目、归因方式的训练等。三是韧性的开发。方法为：启动个体过去成功的学习、工作经验，运用NLP法(神经语言程式)，以及极限压力磨练法等。四是感恩和宽恕的开发。方法为：提高员工对感恩和宽恕的理性认知水平，通过体验式培训开发感恩宽恕心理资本等。当前，企业加强心理资本的研究、探索和开发，对于从根本上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现代心理素质，提高他们心理的调适能力，引导他们理性地看待社会、面对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