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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湖南卫视的《变形记》是一档身份置换类真人秀电视节目，它体现了人类交换身份的原始冲动，并在形态上进行了多种探索与创新，但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
关键词：变形记；身份置换；真人秀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7-52-2
一、交换身份冲动的文化根基
人类是一种群居动物，原始人类正是在相互团结的基础上才逐步战胜了艰难的外部环境，获得了生存空间并在此前提下逐步演化为今天的社会形式的。但是，每一个单独的人类个体之间并不总是亲密无间的关系，而是存在着类似于豪猪的距离，即人类从外部构成一个整体，内部却存在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距离。随着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单独个体之间的距离早已摆脱原始人类群体中那种单纯的生物式距离，个体之间的距离开始变得更加多元与复杂。由于人类是区别于其他生物体的精神性存在，所以，人类不仅能察觉与认识到彼此之间的距离感，还会通过各种方式寻求相互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从古至今，文学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这种沟通的桥梁与媒介。通过观赏文学艺术活动，在为古人担忧悬心、歌哭欢笑的过程中，受众收获的不仅是某种伦理纲常、道德教义、游戏冲动甚或如亚里士多德所述“卡塔西斯”式的怜悯与恐惧，他们更基础与本真的感受或许仍是与各种艺术人物一同体验不同人生经历所带来的沟通快感。受制于生命形式的限制，每一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是单行线，任何人都无法同时拥有两种人生轨迹，但是通过文学艺术活动，每一个社会个体都可以藉由情感代入效应体验不同的生命形式。因此，人类通过想象置换身份、体验多种人生的冲动由来已久，我国古代许多叙事作品更是艺术化地直接呈现了这种原始冲动，比如《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传奇小说均表现了人物现世与梦境中两种不同的人生。尽管创作者的本意是为了通过虚幻的梦境显示富贵的浮华，但小说中人物在梦境中游历另外一种富贵人生的情节却常常更使人浮想联翩甚至羡慕不已；在《西游记》与《聊斋志异》等神话小说中，创作者更是通过变身等法术显示了人物在两种人生形式之间的自由跳转。
而在物质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今时代，人类过分追求物质生活的改善，却忽略了精神生活的调整与转变，结果造成过度丰富便捷的物质存在逐渐挤压与侵蚀人类的精神空间，最终导致人类异化危机的出现。因此，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仅包括物质空间上的距离，还包括日益扩大的精神距离，差异、代沟、对话危机等词语成为这个时代显著的标签。而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物质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均衡，不同地区、民族、阶层之间的经济水平差距悬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导致财富逐渐积聚到少数地区、国家或社会阶层手中，贫富差距的加大更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因此，几乎每一个人都觉得生活在重重问题包围的空间中，人人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希望获得别人的理解与支持，也更希望能够跳脱自己有限的生命轨迹，去体验别人的、不同的人生。于是，蹦极、冲浪、徒步远行等极限运动开始渐渐流行，“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美丽的梦想。而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逐渐增多的媒体形式与发声途径似乎也为人们体验不同的人生经历提供了某种可能。《变形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电视形式实现人类置换身份冲动的一档节目。
二、《变形记》中“身份置换”的形态
《变形记》是湖南卫视2006年推出的一档生活类角色互换纪实栏目，号称“新生态纪录片”，通过真人秀+纪录片的形式表现人物互换身份之后的生活经历。节目播出之后不断产生收视热点，也令制作者们创作热情持续不减，从而使得这档节目得以一直存续至今。《变形记》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收视效果，一方面源于节目形式上对交换身份类节目的本土化改造。电视真人秀节目源自国外，在历经多年发展时间之后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节目制作形式，同时还衍生了多种真人秀节目类别，交换身份类真人秀节目即是其中之一。在国外比较典型的交换身份类真人秀节目是《换妻》，但是，换妻的内容设置显然不合于中国道德环境，容易引起争议与排斥。中央电视台的《交换空间》是对交换类真人秀节目的最早尝试，但是封闭的环境、对物质空间的单极关注使得节目缺乏开阔的视野与人文气息。《变形记》则通过选取身份差距明显的人物，交换他们的生活空间，表现人物在相异环境中的生存状态。由于人物不再囿于封闭的环境，因此显得视野更加开阔，同时还通过人物与相异环境的冲突增添了人文元素。另一方面，节目在选材上结合当下社会热点，寻找热点中的当局人物，安排他们进行互换人生体验。节目中出现的主题常常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号准社会脉搏，引起人们的关注与讨论。比如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沟，问题少年的不良习气，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留守儿童现象等等。由于参加节目的很多人都属于青少年群体，在他们身上常常连接着家庭伦理、学校教育、社会秩序等多种领域，因此，他们身上的问题也更容易牵动社会的神经。但是，在当前有关青少年的大部分电视节目中，创作者们对待青少年的态度或者是不加选择地一味赞美，或者是无关痛痒地泛泛点评甚或是挖掘与消费他们身上因无知与幼稚而产生的笑点，在此过程中，青少年身上的问题不是被有意遮蔽就是被误导了。但是，《变形记》并没有规避青少年身上的问题，而是将其展现出来，比如他们的厌学、网瘾、对亲人的冷漠与不理解等，与此同时，《变形记》并没有站在所谓专家学者的角度上对他们身上的问题进行指责、批评等学究式的教育，而是保持相对客观的立场，通过“身份置换”让他们在角色体验过程中自动意识到自身的错误、缺陷或不足，而《变形记》只是客观记录了这一过程，将评判的权利交给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比如，在《我是儿子的“儿子”》那期节目中，参加节目的一对父子在角色互换之前，双方之间存在严重的“代沟”，儿子抱怨父母没能给自己提供更好的生活，要求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忙于生意的父亲则疏于教育与帮助儿子。在一个星期的角色互换生活中，儿子要代替父亲经营服装生意，父亲则代替儿子上学。通过这番互换体验，儿子开始意识到父亲养家的不易，在痛哭之后与父亲达成和解，父子感情发生巨大改观。而在第9季《此间少年》这期节目中，三个行为不羁、与父母关系紧张的孩子通过与一个贵州深山女孩的交换体验，慢慢开始学会关心长辈，并逐渐懂得了“父爱”亲情。心理学认为，体验是人们达到相互理解的最佳途径。《变形记》通过角色互换，让问题少年改换环境，站在对方的角度设身处地地考虑问题，从而让他们由内而外自发地获得正确的认知，而不是对他们进行由外而内的理论说教。因此，《变形记》中直面问题的勇气、创新的体验形式与人性的教育方式都给观众带来了新鲜的收视感受，在许多方面还可以引起特定群体如家长、老师的情感共鸣。
三、《变形记》“身份置换”衍生的问题
尽管《变形记》摒弃了国外《换妻》的争议内容，但是同样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过分夸大身份置换后的转变。每期《变形记》的结尾无一例外地是问题得到了解决。但这无疑是创作者们的乐观估计与人为制造。角色互换体验的确可以从许多方面影响参加节目的青少年，甚至触动他们的心灵，但是，他们身上的很多问题却不是短时间的互换生活就能彻底改变得了的。许多青少年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中还会重复以前的状态，比如在节目中变形成功的某个女孩发布自残照片，戒掉网瘾的少年继续沉迷网络。其次，在城市少年与农村少年的互换过程中，《变形记》在表现农村少年到城市之后幸福生活的同时往往凸显城市少年在农村的悲惨经历，而这种对农村少年置换身份后“开阔眼界、幸福无比”的夸张表现常常有歧视农村、片面想象农村的嫌疑。而在体验生活结束后，节目不再关注农村少年回到原来生活环境中的状态。而节目在忽略角色体验给他们心理上产生的影响的同时也失掉了另一种人文气息，将青少年变成了某种节目理念的道具。
关键词：变形记；身份置换；真人秀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7-52-2
一、交换身份冲动的文化根基
人类是一种群居动物，原始人类正是在相互团结的基础上才逐步战胜了艰难的外部环境，获得了生存空间并在此前提下逐步演化为今天的社会形式的。但是，每一个单独的人类个体之间并不总是亲密无间的关系，而是存在着类似于豪猪的距离，即人类从外部构成一个整体，内部却存在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距离。随着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单独个体之间的距离早已摆脱原始人类群体中那种单纯的生物式距离，个体之间的距离开始变得更加多元与复杂。由于人类是区别于其他生物体的精神性存在，所以，人类不仅能察觉与认识到彼此之间的距离感，还会通过各种方式寻求相互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从古至今，文学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这种沟通的桥梁与媒介。通过观赏文学艺术活动，在为古人担忧悬心、歌哭欢笑的过程中，受众收获的不仅是某种伦理纲常、道德教义、游戏冲动甚或如亚里士多德所述“卡塔西斯”式的怜悯与恐惧，他们更基础与本真的感受或许仍是与各种艺术人物一同体验不同人生经历所带来的沟通快感。受制于生命形式的限制，每一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是单行线，任何人都无法同时拥有两种人生轨迹，但是通过文学艺术活动，每一个社会个体都可以藉由情感代入效应体验不同的生命形式。因此，人类通过想象置换身份、体验多种人生的冲动由来已久，我国古代许多叙事作品更是艺术化地直接呈现了这种原始冲动，比如《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传奇小说均表现了人物现世与梦境中两种不同的人生。尽管创作者的本意是为了通过虚幻的梦境显示富贵的浮华，但小说中人物在梦境中游历另外一种富贵人生的情节却常常更使人浮想联翩甚至羡慕不已；在《西游记》与《聊斋志异》等神话小说中，创作者更是通过变身等法术显示了人物在两种人生形式之间的自由跳转。
而在物质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今时代，人类过分追求物质生活的改善，却忽略了精神生活的调整与转变，结果造成过度丰富便捷的物质存在逐渐挤压与侵蚀人类的精神空间，最终导致人类异化危机的出现。因此，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仅包括物质空间上的距离，还包括日益扩大的精神距离，差异、代沟、对话危机等词语成为这个时代显著的标签。而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物质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均衡，不同地区、民族、阶层之间的经济水平差距悬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导致财富逐渐积聚到少数地区、国家或社会阶层手中，贫富差距的加大更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因此，几乎每一个人都觉得生活在重重问题包围的空间中，人人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希望获得别人的理解与支持，也更希望能够跳脱自己有限的生命轨迹，去体验别人的、不同的人生。于是，蹦极、冲浪、徒步远行等极限运动开始渐渐流行，“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美丽的梦想。而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逐渐增多的媒体形式与发声途径似乎也为人们体验不同的人生经历提供了某种可能。《变形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电视形式实现人类置换身份冲动的一档节目。
二、《变形记》中“身份置换”的形态
《变形记》是湖南卫视2006年推出的一档生活类角色互换纪实栏目，号称“新生态纪录片”，通过真人秀+纪录片的形式表现人物互换身份之后的生活经历。节目播出之后不断产生收视热点，也令制作者们创作热情持续不减，从而使得这档节目得以一直存续至今。《变形记》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收视效果，一方面源于节目形式上对交换身份类节目的本土化改造。电视真人秀节目源自国外，在历经多年发展时间之后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节目制作形式，同时还衍生了多种真人秀节目类别，交换身份类真人秀节目即是其中之一。在国外比较典型的交换身份类真人秀节目是《换妻》，但是，换妻的内容设置显然不合于中国道德环境，容易引起争议与排斥。中央电视台的《交换空间》是对交换类真人秀节目的最早尝试，但是封闭的环境、对物质空间的单极关注使得节目缺乏开阔的视野与人文气息。《变形记》则通过选取身份差距明显的人物，交换他们的生活空间，表现人物在相异环境中的生存状态。由于人物不再囿于封闭的环境，因此显得视野更加开阔，同时还通过人物与相异环境的冲突增添了人文元素。另一方面，节目在选材上结合当下社会热点，寻找热点中的当局人物，安排他们进行互换人生体验。节目中出现的主题常常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号准社会脉搏，引起人们的关注与讨论。比如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沟，问题少年的不良习气，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留守儿童现象等等。由于参加节目的很多人都属于青少年群体，在他们身上常常连接着家庭伦理、学校教育、社会秩序等多种领域，因此，他们身上的问题也更容易牵动社会的神经。但是，在当前有关青少年的大部分电视节目中，创作者们对待青少年的态度或者是不加选择地一味赞美，或者是无关痛痒地泛泛点评甚或是挖掘与消费他们身上因无知与幼稚而产生的笑点，在此过程中，青少年身上的问题不是被有意遮蔽就是被误导了。但是，《变形记》并没有规避青少年身上的问题，而是将其展现出来，比如他们的厌学、网瘾、对亲人的冷漠与不理解等，与此同时，《变形记》并没有站在所谓专家学者的角度上对他们身上的问题进行指责、批评等学究式的教育，而是保持相对客观的立场，通过“身份置换”让他们在角色体验过程中自动意识到自身的错误、缺陷或不足，而《变形记》只是客观记录了这一过程，将评判的权利交给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比如，在《我是儿子的“儿子”》那期节目中，参加节目的一对父子在角色互换之前，双方之间存在严重的“代沟”，儿子抱怨父母没能给自己提供更好的生活，要求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忙于生意的父亲则疏于教育与帮助儿子。在一个星期的角色互换生活中，儿子要代替父亲经营服装生意，父亲则代替儿子上学。通过这番互换体验，儿子开始意识到父亲养家的不易，在痛哭之后与父亲达成和解，父子感情发生巨大改观。而在第9季《此间少年》这期节目中，三个行为不羁、与父母关系紧张的孩子通过与一个贵州深山女孩的交换体验，慢慢开始学会关心长辈，并逐渐懂得了“父爱”亲情。心理学认为，体验是人们达到相互理解的最佳途径。《变形记》通过角色互换，让问题少年改换环境，站在对方的角度设身处地地考虑问题，从而让他们由内而外自发地获得正确的认知，而不是对他们进行由外而内的理论说教。因此，《变形记》中直面问题的勇气、创新的体验形式与人性的教育方式都给观众带来了新鲜的收视感受，在许多方面还可以引起特定群体如家长、老师的情感共鸣。
三、《变形记》“身份置换”衍生的问题
尽管《变形记》摒弃了国外《换妻》的争议内容，但是同样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过分夸大身份置换后的转变。每期《变形记》的结尾无一例外地是问题得到了解决。但这无疑是创作者们的乐观估计与人为制造。角色互换体验的确可以从许多方面影响参加节目的青少年，甚至触动他们的心灵，但是，他们身上的很多问题却不是短时间的互换生活就能彻底改变得了的。许多青少年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中还会重复以前的状态，比如在节目中变形成功的某个女孩发布自残照片，戒掉网瘾的少年继续沉迷网络。其次，在城市少年与农村少年的互换过程中，《变形记》在表现农村少年到城市之后幸福生活的同时往往凸显城市少年在农村的悲惨经历，而这种对农村少年置换身份后“开阔眼界、幸福无比”的夸张表现常常有歧视农村、片面想象农村的嫌疑。而在体验生活结束后，节目不再关注农村少年回到原来生活环境中的状态。而节目在忽略角色体验给他们心理上产生的影响的同时也失掉了另一种人文气息，将青少年变成了某种节目理念的道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