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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解放日报》文艺部约我写有关杨度的连载小说。我开始感到有些为难，因为杨度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他的一生贯穿了近代史上几个重要时期，他的活动与时代风云息息相关。而他的政治面貌却前后反差很大。
“帝制余孽”的臭名似乎已是盖棺论定
杨度（1847—1931），字皙子，湖南湘潭人，早年乡试中举，去日本留学，同杨笃生创办《游学译编》介绍西方政治学说。后回国参加经济特科考试，中第二名，被指为“康梁余党”，险遭缉捕，再游日本。孙中山邀他参加同盟会，他拒绝了。他办《中国新报》（月刊），既反对孙中山革命主张，也不附和梁启超的保皇主张，倡议开国会决定国是。由于袁世凯的保荐，他做了清廷的四品京堂，在颐和园为王公贵族讲解宪法要旨。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同汪精卫组成《国事共济会》。袁世凯盗窃革命果实，由大总统准备做洪宪皇帝，杨度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做皇帝鸣锣开道。当时举国声讨袁世凯，矛头首先指向杨度，要袁世凯“斩杨度等人之头以谢天下”。袁世凯帝制失败，杨度被列为“祸首”，遭到明令通缉。从此杨度做了臭名远扬的人物。
他晚年又与北洋军阀曹锟、张宗昌周旋，又在上海做了流氓头子杜月笙的挂名秘书。从上述事实看来，他写的是一部很不光彩的历史。
不光彩的历史带来不好的名声，直到解放以后，人们一直认为他是“帝制余孽”，看来他名誉扫地已是盖棺论定了。
晚年为革命奔走前后判若两人
然而，从表面现象看人，以凝固眼光看人，是不可靠的，甚至会制造“冤假错案”。
“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这时杨度结识了革命先驱李大钊等人，思想开始转变。他接受孙中山的委托，为解救革命危境做了不少事，后为营救李大钊、救济革命家属而毁家纾难，晚年默默地为革命而奔走。
他前后判若两人，反差如此之大，是多么不可思议呵！他走的道路如此曲折，经历如此复杂，要写他，确实不好写，不易写好。
他的史料也很庞杂。由于洪宪帝制失败，他又遭通缉，墙倒众人推，和他同时代的人写的笔记，回忆录，多半是骂他，表示和他“划清界线”。同时也有人说了些好话。悠悠毁誉，各执一词。究竟该相信谁？如何区别真伪，去伪存真？又是一个难题。
不错，人是会变的，有人由革命阵营叛变出去，有人由反动营垒而走向人民，这类事例俯拾即是。只要不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是会承认事物本来就是这样辨证地发展着。问题是，要写杨度的变，必须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找到他变的内在根据，也就是说，要有他的思想、性格、品质、情操的连续性。丑陋的蛹变成美丽的蝴蝶，被母鸡嘲笑的丑小鸭变成冲天而飞的白天鹅，都有变的内在根据。
我经不住这个题材的诱惑，也感到有追求历史真实的责任感，终于应邀写了《杨度外传》。这时我翻阅了大量资料，再回顾一下他的生平，发现他蒙受恶名却做过不少好事，只是恶不昭著，好事却晦而不彰，把他一生功过串连起来看，再印证他个人的文章诗词，他的形象终于扫除迷雾在我眼前清晰了起来。
促成孙中山与黄兴合作 为革命史上添一段佳话
人的转变固然有外在因素，但主要是内因在起作用。爱国，爱中华民族，是杨度的思想底色；有美好的理想，也有些空想成分，是他的人生观；他始终保持着书生本色，因而自信、狂傲，这成为他的典型性格。这些，成为贯穿他一生的一根红线。这样就可以解释他前后反差很大的许多谜。他留学日本，看到“日、英两国均以君主立宪而强，可资借镜”。这是他在日本办刊物时坚持的一个观点。回国后一直热心鼓吹君主立宪，虽是站在清廷方面，却在他内心深处闪烁着爱国思想的火花。孙中山要他参加同盟会，他谢绝了。理由是“民主革命富于破坏性，中国有东亚病夫之名，不堪服猛剂以招危亡。”而与此同时他又促成了孙中山、黄兴的合作。1905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由横滨至东京访问杨度，杨度“寓富士见町，门庭广大，足以容客，于是中山与杨度聚议三日夜不辍，满汉中外，靡不有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卒乃杨曰：‘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难骤改， 鞑随公，窃愧未能。度有同里友曰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辅公无疑，请得介见。’中山喜。翌日……克强与吾皆初见先生。”（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杨度与黄兴是挚友，与孙中山的交情也不浅，促成孙黄合作，确是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是他预见到中国可能出现军阀割据的前景，才向袁世凯极力推荐蔡锷，“力言蔡锷是当世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建议由蔡锷主持建军工作。（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事虽未成，却用心良苦。
也是他预见到军阀割据的危险才捧袁世凯做皇帝。这有两千年历史延续下来的糊涂观念，在当时形势下也不是毫无见地。他问道：“没有皇帝，中国会不会四分五裂？”这是杨度主持“筹安会”时一直宣扬的一个观点。当时他目睹中国的黑暗现实，是帝国主义掠夺和军阀林立，因而他认为让袁世凯做皇帝至少可以消弭军阀混战于无形。这说明这时他开的是历史倒车，思想上还是以国事为重。在风云多变的当年，君主立宪是瓶中魔鬼，还是诺亚方舟？并不容易一眼就看得清。何况，袁倒台后，确实出现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所以在这关键问题上也应谅其心迹，不事苛求。
是他在陈炯明叛变时帮助孙中山渡过难关。1922年孙中山被叛将陈炯明驱逐下台，直系军阀吴佩孚督师衡阳，准备率兵蹑北伐军之后，入粤援助陈炯明。孙中山处境险恶，因派刘成禺找杨度。杨度通过曹锟制止了吴佩孚援陈行动，使孙中山能够从容部署击败陈炯明。孙中山后来说：“杨度可人，能履政治家之诺言。”（刘成禺《世载堂杂忆》）
由潘汉年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他于1927年极力营救李大钊烈士。他“卖了房产，交给党作经费”，“毁家纾难”营救被捕的革命者和抚慰烈士子女。（王冶秋：《难忘的记忆》）
他做杜月笙挂名秘书时，做了大量革命工作。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思想文化战线上“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中，杨度站在反围剿一边。（陈旭麓：《也谈杨度同志》）在杜月笙门下，他“出入龙潭虎穴，把搜集到的敌情贡献给党”。（同上）“他不止一次地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我转给上级组织。”（夏衍：《杨度同志二三事》）
杨度是这样一个走出旧营垒加入革命行列的人物，所以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加入了共产党，以后由潘汉年、夏衍等和他单线联系。（夏衍：《纪念潘汉年同志》）
以上列举的只是荦荦大端。根据这些，对杨度就要重新评价了。另外，杨度早年就提出过一些有趣的进步主张也很值得一提。如“全国皆兵，人自为战”，是他早在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就提出过。他说：“我中国而不欲强则己，果其欲之，吾知非全国皆兵，人自为战，无能济者。”（杨度：《游学译编·叙》）。又如白话文，他早在“五四”运动以前，于1902年就提倡过，他说：“凡一国之语言文字，歧而为二者，其国家之教育，人民之进化，必不能善遍于全国上下，而学人以为经世著书之具，务求为高雅闳博之词，则文学反以阻国家之进步。”因而他提倡写近于口语的“小说文字”。（同上）又如，他在1906年（光绪卅二年）就抨击封建制度和宗法社会核心的家族制度。他指出：“阻碍国家进步者莫如封建制度，阻碍社会进步者莫如家族制度。”他要求：“人人可为权利义务之主本。”（杨度：《金铁主义说·中国国民之责任与能力》，发表于1906年12月创办的《中国新报》），这些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很值得注意的见解。
《杨度外传》出版后两次获奖
我心里有了底，便着手完成了《杨度外传》初稿，报上连载后，《解放日报》社于1984年出版了单订本，销售五万册，同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另出版修订本，销十七万册。该书先后两次获奖。
《文学报》社长储大泓在1985年第3期《学林》上发表了一篇评价《杨度外传》的长文，指出书中“着重描写了杨度爱国的激情，立宪的宏愿，书生的狂傲，为这个复杂人物定下了基调，读来令人齿颊生香。”这个论点准确地指出了人物转变的关键所在，文章中诸多溢美之词这里就不说了。
在一次颁奖会上，《解放日报》副总编编辑居欣如的发言，很引起作者的反思。她说：“《杨度外传》把传奇色彩与写实精神融为一炉，受到读者热烈欢迎。作者以色彩斑谰的笔墨，栩栩如生地复现了这一戏剧性人物，真是呼之欲出。一方面是，重要情节有根有据，却不见拼凑之迹，而是处处洋溢着一派浑然天成的气氛。一方面是，有所寄托，而这寄托却扎根在历史真实之中。这是作者开辟的一条新路，对文学创作是有启迪的。”这里提的寄托是什么？她只是暗示一笔并未明确指出，我是在“十年洗劫”中看到的冤假错案太多了，在写杨度时不自觉地有所影射，可能这就是“有所寄托”（说白了，是夹杂私货）吧。或者这寄托是指作者对当时极左路线的反感，及作者本人也有被人曾嘲笑为“丑小鸭”吧！
在一片赞美声中，我也听到了不同声音。提意见的是蒋星煜先生。
在颁奖会的大厅里，蒋先生拉着我的臂膀边走边说：“小说写得很成功，微感不足的是，杨度转变的思想基础还是感到说服力不强。”蒋先生的话是对的，杨度只是爱国并不能说明他会走向革命。有教育救国，有实业救国，有洋务运动，有变法图强，杨度一直是君主立宪派，反对暴力革命，怎么会来了一百八十度转变？
我试解了杨度转变的谜，但解得并不彻底。这使我产生了进一步勾沉索隐的念头。
追索杨度弃旧图新参加革命行列的思想发展逻辑
后来我看到了一个新材料，使我猛地有发现宝矿眼睛一亮的感觉。这是杨度在日本求学时，在他办的《大同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原文太长，这里略引几句：
“社会主义与自由竞争两不相容。”
“今日世界尚未文明，经济组织尚未发达，均财共产之制，无由见诸实行。”
“余惟以社会主义之空谈，不是以敌经济战争之灾害。中国若行此义，是速己之愈弱，而助人之愈强，故不主张之。”
“旗人不劳动而坐食，其幸福有过于社会主义者。”
“旗人不竞争而汉人竞争，故（旗人）有今日之败。”
“使汉人急转社会主义，则外国人竞争，而中国人不竞争，其结果非尽为旗人不止。”
这文章发表时，清政府的大厦还没有倒坍，十月革命的炮声还没有打响，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幽灵的影子在东方不过偶尔闪现，但他的文章已接触了这个问题，文章中值得注意的要点有四：
1． 认为社会主义是为民造福；
2． 认为“均财共产”不适宜于中国；
3． 认为社会主义财产平均、待遇平均，不利于竞争走向富强。他似乎已经意识到“吃大锅饭”只会养懒汉；
4． 因此他认为只有君主立宪是“救亡图强之路”。
他承认社会主义好，不过当时的中国不适宜罢了。这是他早年的认识。当十月革命一
声炮响，他又看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并不推行绝对平均主义时，因而看到了光明，毅然弃旧图新参加了革命行列，不是合情合理很符合他思想发展的逻辑吗？“朝闻道，夕死可矣。”这种书生本色的反省思维、最后觉醒，不是很可贵吗？
看到这一材料时曾写一首七绝：
前贤心迹剖明难，褒贬随人意未安。若使当时深挖掘，定教人物更斑斓。
对《杨度外传》一书，如果有必要修订，而我的精力尚能应付的话，我真希望能补写这新的一章。
2007年2月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帝制余孽”的臭名似乎已是盖棺论定
杨度（1847—1931），字皙子，湖南湘潭人，早年乡试中举，去日本留学，同杨笃生创办《游学译编》介绍西方政治学说。后回国参加经济特科考试，中第二名，被指为“康梁余党”，险遭缉捕，再游日本。孙中山邀他参加同盟会，他拒绝了。他办《中国新报》（月刊），既反对孙中山革命主张，也不附和梁启超的保皇主张，倡议开国会决定国是。由于袁世凯的保荐，他做了清廷的四品京堂，在颐和园为王公贵族讲解宪法要旨。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同汪精卫组成《国事共济会》。袁世凯盗窃革命果实，由大总统准备做洪宪皇帝，杨度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做皇帝鸣锣开道。当时举国声讨袁世凯，矛头首先指向杨度，要袁世凯“斩杨度等人之头以谢天下”。袁世凯帝制失败，杨度被列为“祸首”，遭到明令通缉。从此杨度做了臭名远扬的人物。
他晚年又与北洋军阀曹锟、张宗昌周旋，又在上海做了流氓头子杜月笙的挂名秘书。从上述事实看来，他写的是一部很不光彩的历史。
不光彩的历史带来不好的名声，直到解放以后，人们一直认为他是“帝制余孽”，看来他名誉扫地已是盖棺论定了。
晚年为革命奔走前后判若两人
然而，从表面现象看人，以凝固眼光看人，是不可靠的，甚至会制造“冤假错案”。
“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这时杨度结识了革命先驱李大钊等人，思想开始转变。他接受孙中山的委托，为解救革命危境做了不少事，后为营救李大钊、救济革命家属而毁家纾难，晚年默默地为革命而奔走。
他前后判若两人，反差如此之大，是多么不可思议呵！他走的道路如此曲折，经历如此复杂，要写他，确实不好写，不易写好。
他的史料也很庞杂。由于洪宪帝制失败，他又遭通缉，墙倒众人推，和他同时代的人写的笔记，回忆录，多半是骂他，表示和他“划清界线”。同时也有人说了些好话。悠悠毁誉，各执一词。究竟该相信谁？如何区别真伪，去伪存真？又是一个难题。
不错，人是会变的，有人由革命阵营叛变出去，有人由反动营垒而走向人民，这类事例俯拾即是。只要不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是会承认事物本来就是这样辨证地发展着。问题是，要写杨度的变，必须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找到他变的内在根据，也就是说，要有他的思想、性格、品质、情操的连续性。丑陋的蛹变成美丽的蝴蝶，被母鸡嘲笑的丑小鸭变成冲天而飞的白天鹅，都有变的内在根据。
我经不住这个题材的诱惑，也感到有追求历史真实的责任感，终于应邀写了《杨度外传》。这时我翻阅了大量资料，再回顾一下他的生平，发现他蒙受恶名却做过不少好事，只是恶不昭著，好事却晦而不彰，把他一生功过串连起来看，再印证他个人的文章诗词，他的形象终于扫除迷雾在我眼前清晰了起来。
促成孙中山与黄兴合作 为革命史上添一段佳话
人的转变固然有外在因素，但主要是内因在起作用。爱国，爱中华民族，是杨度的思想底色；有美好的理想，也有些空想成分，是他的人生观；他始终保持着书生本色，因而自信、狂傲，这成为他的典型性格。这些，成为贯穿他一生的一根红线。这样就可以解释他前后反差很大的许多谜。他留学日本，看到“日、英两国均以君主立宪而强，可资借镜”。这是他在日本办刊物时坚持的一个观点。回国后一直热心鼓吹君主立宪，虽是站在清廷方面，却在他内心深处闪烁着爱国思想的火花。孙中山要他参加同盟会，他谢绝了。理由是“民主革命富于破坏性，中国有东亚病夫之名，不堪服猛剂以招危亡。”而与此同时他又促成了孙中山、黄兴的合作。1905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由横滨至东京访问杨度，杨度“寓富士见町，门庭广大，足以容客，于是中山与杨度聚议三日夜不辍，满汉中外，靡不有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卒乃杨曰：‘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难骤改， 鞑随公，窃愧未能。度有同里友曰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辅公无疑，请得介见。’中山喜。翌日……克强与吾皆初见先生。”（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杨度与黄兴是挚友，与孙中山的交情也不浅，促成孙黄合作，确是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是他预见到中国可能出现军阀割据的前景，才向袁世凯极力推荐蔡锷，“力言蔡锷是当世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建议由蔡锷主持建军工作。（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事虽未成，却用心良苦。
也是他预见到军阀割据的危险才捧袁世凯做皇帝。这有两千年历史延续下来的糊涂观念，在当时形势下也不是毫无见地。他问道：“没有皇帝，中国会不会四分五裂？”这是杨度主持“筹安会”时一直宣扬的一个观点。当时他目睹中国的黑暗现实，是帝国主义掠夺和军阀林立，因而他认为让袁世凯做皇帝至少可以消弭军阀混战于无形。这说明这时他开的是历史倒车，思想上还是以国事为重。在风云多变的当年，君主立宪是瓶中魔鬼，还是诺亚方舟？并不容易一眼就看得清。何况，袁倒台后，确实出现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所以在这关键问题上也应谅其心迹，不事苛求。
是他在陈炯明叛变时帮助孙中山渡过难关。1922年孙中山被叛将陈炯明驱逐下台，直系军阀吴佩孚督师衡阳，准备率兵蹑北伐军之后，入粤援助陈炯明。孙中山处境险恶，因派刘成禺找杨度。杨度通过曹锟制止了吴佩孚援陈行动，使孙中山能够从容部署击败陈炯明。孙中山后来说：“杨度可人，能履政治家之诺言。”（刘成禺《世载堂杂忆》）
由潘汉年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他于1927年极力营救李大钊烈士。他“卖了房产，交给党作经费”，“毁家纾难”营救被捕的革命者和抚慰烈士子女。（王冶秋：《难忘的记忆》）
他做杜月笙挂名秘书时，做了大量革命工作。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思想文化战线上“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中，杨度站在反围剿一边。（陈旭麓：《也谈杨度同志》）在杜月笙门下，他“出入龙潭虎穴，把搜集到的敌情贡献给党”。（同上）“他不止一次地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我转给上级组织。”（夏衍：《杨度同志二三事》）
杨度是这样一个走出旧营垒加入革命行列的人物，所以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加入了共产党，以后由潘汉年、夏衍等和他单线联系。（夏衍：《纪念潘汉年同志》）
以上列举的只是荦荦大端。根据这些，对杨度就要重新评价了。另外，杨度早年就提出过一些有趣的进步主张也很值得一提。如“全国皆兵，人自为战”，是他早在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就提出过。他说：“我中国而不欲强则己，果其欲之，吾知非全国皆兵，人自为战，无能济者。”（杨度：《游学译编·叙》）。又如白话文，他早在“五四”运动以前，于1902年就提倡过，他说：“凡一国之语言文字，歧而为二者，其国家之教育，人民之进化，必不能善遍于全国上下，而学人以为经世著书之具，务求为高雅闳博之词，则文学反以阻国家之进步。”因而他提倡写近于口语的“小说文字”。（同上）又如，他在1906年（光绪卅二年）就抨击封建制度和宗法社会核心的家族制度。他指出：“阻碍国家进步者莫如封建制度，阻碍社会进步者莫如家族制度。”他要求：“人人可为权利义务之主本。”（杨度：《金铁主义说·中国国民之责任与能力》，发表于1906年12月创办的《中国新报》），这些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很值得注意的见解。
《杨度外传》出版后两次获奖
我心里有了底，便着手完成了《杨度外传》初稿，报上连载后，《解放日报》社于1984年出版了单订本，销售五万册，同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另出版修订本，销十七万册。该书先后两次获奖。
《文学报》社长储大泓在1985年第3期《学林》上发表了一篇评价《杨度外传》的长文，指出书中“着重描写了杨度爱国的激情，立宪的宏愿，书生的狂傲，为这个复杂人物定下了基调，读来令人齿颊生香。”这个论点准确地指出了人物转变的关键所在，文章中诸多溢美之词这里就不说了。
在一次颁奖会上，《解放日报》副总编编辑居欣如的发言，很引起作者的反思。她说：“《杨度外传》把传奇色彩与写实精神融为一炉，受到读者热烈欢迎。作者以色彩斑谰的笔墨，栩栩如生地复现了这一戏剧性人物，真是呼之欲出。一方面是，重要情节有根有据，却不见拼凑之迹，而是处处洋溢着一派浑然天成的气氛。一方面是，有所寄托，而这寄托却扎根在历史真实之中。这是作者开辟的一条新路，对文学创作是有启迪的。”这里提的寄托是什么？她只是暗示一笔并未明确指出，我是在“十年洗劫”中看到的冤假错案太多了，在写杨度时不自觉地有所影射，可能这就是“有所寄托”（说白了，是夹杂私货）吧。或者这寄托是指作者对当时极左路线的反感，及作者本人也有被人曾嘲笑为“丑小鸭”吧！
在一片赞美声中，我也听到了不同声音。提意见的是蒋星煜先生。
在颁奖会的大厅里，蒋先生拉着我的臂膀边走边说：“小说写得很成功，微感不足的是，杨度转变的思想基础还是感到说服力不强。”蒋先生的话是对的，杨度只是爱国并不能说明他会走向革命。有教育救国，有实业救国，有洋务运动，有变法图强，杨度一直是君主立宪派，反对暴力革命，怎么会来了一百八十度转变？
我试解了杨度转变的谜，但解得并不彻底。这使我产生了进一步勾沉索隐的念头。
追索杨度弃旧图新参加革命行列的思想发展逻辑
后来我看到了一个新材料，使我猛地有发现宝矿眼睛一亮的感觉。这是杨度在日本求学时，在他办的《大同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原文太长，这里略引几句：
“社会主义与自由竞争两不相容。”
“今日世界尚未文明，经济组织尚未发达，均财共产之制，无由见诸实行。”
“余惟以社会主义之空谈，不是以敌经济战争之灾害。中国若行此义，是速己之愈弱，而助人之愈强，故不主张之。”
“旗人不劳动而坐食，其幸福有过于社会主义者。”
“旗人不竞争而汉人竞争，故（旗人）有今日之败。”
“使汉人急转社会主义，则外国人竞争，而中国人不竞争，其结果非尽为旗人不止。”
这文章发表时，清政府的大厦还没有倒坍，十月革命的炮声还没有打响，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幽灵的影子在东方不过偶尔闪现，但他的文章已接触了这个问题，文章中值得注意的要点有四：
1． 认为社会主义是为民造福；
2． 认为“均财共产”不适宜于中国；
3． 认为社会主义财产平均、待遇平均，不利于竞争走向富强。他似乎已经意识到“吃大锅饭”只会养懒汉；
4． 因此他认为只有君主立宪是“救亡图强之路”。
他承认社会主义好，不过当时的中国不适宜罢了。这是他早年的认识。当十月革命一
声炮响，他又看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并不推行绝对平均主义时，因而看到了光明，毅然弃旧图新参加了革命行列，不是合情合理很符合他思想发展的逻辑吗？“朝闻道，夕死可矣。”这种书生本色的反省思维、最后觉醒，不是很可贵吗？
看到这一材料时曾写一首七绝：
前贤心迹剖明难，褒贬随人意未安。若使当时深挖掘，定教人物更斑斓。
对《杨度外传》一书，如果有必要修订，而我的精力尚能应付的话，我真希望能补写这新的一章。
2007年2月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