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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已明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1937年2月，宋庆龄等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讨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议案。
潘汉年是提案最初起草人
1936年7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回国担任国共联系人的潘汉年到达上海，在沪会见宋庆龄、沈钧儒等人，向他们介绍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了他们的充分理解与赞同。10月，潘汉年再从瓦窑堡回上海，向宋庆龄面交了毛泽东的致函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毛泽东在信中请求宋庆龄以所附中共致国民党书为参考，与潘汉年“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并介绍国民党中枢人员与潘汉年会面。潘汉年当时主要任务之一是“发动各实力派向蒋要求立即停战抗日”，正值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于是他草拟了“恢复三大政策的提议”致宋庆龄、何香凝、孙科，并运动各实力派签字。
宋庆龄、何香凝随即以自己的名义在国民党中执委中间开展了征集签名的活动。10月20日，宋庆龄、何香凝特致函吴稚晖，希望他能领衔签名。当日，她们派代表专访吴稚晖“未遇”，于是宋庆龄领衔签名，何香凝、孙科随其后。10月21日，宋、何代表持提案书访李煜瀛，李签名于孙之后。
不久，何香凝只身前往南京。在南京，主张为抗日应该联俄容共的冯玉祥也加入了征集活动。11月7日上午，冯玉祥拜访何香凝，谈联俄抗日之事，并陪同何前往张继家，征求其在提案书上签名。在张家，冯玉祥看到何香凝与张夫人崔振华谈话之热泪，“心中甚为难过”，张继在提案书上签了名。中午，冯玉祥同鹿钟麟、石瑛、张知本等会餐，又谈签名事，鹿、石二位亦签名。冯玉祥回寓所不久，张继即找上门来，要求勾去签名，谓其夫人不敢赞同孙夫人宋庆龄的观点。冯推说已将提案书交还给何。11月16日，冯玉祥到李烈钧家，详谈提案书及张继签字的事，李看了提案书后，“马上便有了办法，光明磊落的解决了一切困难”，他将自己的名字用浓墨签到张继的名字上，完全盖住了张的名字，并告冯打电话详告张。11月27日晚，冯玉祥同居正、李烈钧、朱霁青、梁寒操、张继、张知本等人在孙科家会餐。张继说，联俄抗日无问题，惟容共不可也。在座的各有各的意见，但大致相差不远。
就在宋庆龄等征集提案签名的过程中，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宋庆龄原本支持张学良之举。她事先就知道张学良在计划这类行动，甚至曾敦促张这样做。事变当晚，孔祥熙来宋宅要求宋庆龄签署一项关于谴责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声明，遭到了宋庆龄的拒绝，宋对孔说：“张学良做得对，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甚至还会走得更远!”宋庆龄的这一态度应该与当时的七君子事件有关，“七君子事件”不仅是触发“西安事变”的重要动因，救国会当时还参与了对张的“敦促”。章乃器早在是年10月就说过“不久政府方面会有大的变动”，章被捕后，他的助手吴大琨和夫人胡子婴“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两本密电本，都是与西南、东北军有关人联系的”。
但是张学良扣留蒋介石之后，中国共产党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之间就是否杀蒋的问题产生了矛盾。12月13日，宋庆龄把斯大林的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转发给毛泽东，电报称：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获释，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
杀蒋只会对日本最有利，认同这一严重后果后，宋庆龄也赞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2月25日，蒋介石在口头承诺停止“剿共”、实行联共抗日等条件后，获释离开西安。
西安事变后宋庆龄等修改了提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宋庆龄、何香凝修改了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提案，谓：“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最近西安事变，尤足证实此点。”
此前，国民党中有很多人始终不承认孙中山有所谓“三大政策”，而这一提案甚至将国民党人习惯称呼的“容共”政策明确提为“联共”政策。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为了抗日救国，一些曾经顽固反共的国民党上层人士也在提案书上签了字。在这份提案书上签字的李煜瀛1927年与蔡元培、吴稚晖等联名“检举”共产党；张静江、孙科、石瑛、张知本是西山会议派成员；李烈钧曾通电赞成西山会议派的主张；梁寒操是再造派中坚分子；朱霁青是改组派中坚分子；鹿钟麟、石敬亭是冯玉祥的部下，而冯玉祥曾一度追随蒋介石“清党”。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只有宋庆龄、何香凝、经亨颐3人。
因为宋庆龄等为抗日救国而积极呼吁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于是日本人便开始造谣。1936年11月26日，上海的日本报纸《上海日报》称：“‘救国会’的七个有名望的成员最近被捕，他们以反对国家安全的行为被控告。至于这个同盟的其他成员目前都将逃亡，当局正积极地搜索他们。本月25日清晨，新的逮捕已完成，当时两个有名望的共产党成员其中有宋庆龄夫人已被逮捕，由于事关重要，法巡捕房保守最大的秘密。”谣言随即又从西安传到了南京。次年1月2日，冯玉祥在中山陵见到邵力子时，邵告冯说西安报纸登有冯同孙夫人宋庆龄、廖夫人何香凝均失踪之事，冯即言：“日人之谣不可信也。”
1937年2月12日，宋庆龄和何香凝一起将提案书直接面交正在上海治疗脊骨跌伤的蒋介石。是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谓“请告汉年”，嘱咐“三中全会孙夫人等左派不可太突出”，所作提案必须考虑到蒋介石能否采纳，“蒋不能采纳者则不提”。鉴于此，2月14日，宋庆龄亲赴南京，与何香凝一起访张知本，口头谈“扩大总理三大政策之事”，嘱张将二人分别致冯玉祥函交给冯，要求冯修改提案，“把总理三大政策改为扩大三政策”，“把联俄改为联俄、法、英、美”，“联共改为联各党各派”，“扶助工农政策，改为扶助工农、工商各行业之政策”。冯随即遵命改妥，以自己的名义提交三中全会。
这次会议首次公开提出抗日，并表示要和平统一，与中国共产党可以进行谈判，但仍然表示要根绝赤祸，宋庆龄等的提案未能被接受，冯玉祥的提案甚至根本就未得到印刷，也“不读全文”。冯玉祥为此而感叹道：“孙夫人提的案子，很可以告知大众，本无什么不可说的，何必如此呢?”
宋庆龄在上海寓所举行记者招待会
也许是为了避免正面冲突，宋庆龄当时并没有在南京出席会议，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向外界公布了提案，并呼吁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2月18日上午，她在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寓所举行记者招待会。值得一提的是，在会上，宋庆龄不仅公开了已向三中全会提出之原案全文，还把对冯玉祥的嘱托以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公开信的方式，由她本人向外界公开表示应该联合一切力量抗日救国。她在公开信中呼吁结束训政时期、从早召集国民会议、集中人才、不拘党见、民众有实际上参加政府之机会，表示：“一切内争是可以、并且应当和平友好地解决。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她还强调：“不要使我们自己在世界上处于孤立的地位，而要与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合作，如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
当晚，在上海最具影响的外文晚报《大美晚报》在它仅有的4开4版的版面上，以《呼吁成立抗日“联合阵线”孙夫人发表谈话号召群众运动冯玉祥支持提议寻求与苏联和中国红色政权联盟》为标题，用整整一个版面全文刊登了提案和公开信。它客观报道谓：“今天上午，孙逸仙夫人从她在法租界的寓所发出一份个人谈话，并附由孙夫人、冯玉祥将军和其他一些人联名诉请南京三中全会在民族危机时刻建立‘联合阵线’的提案全文。”
由于国民党政府不愿向民众公开宋庆龄等的提案，所以绝大多数国人并不知道有此事。而仅有的两家中国报纸又将提案与公开信相混淆，把公开信当提案刊登出来，所以提案的中文件一直未获公开。1937年3月13日，油印的中国红色政权机关报《新中华报》以《宋庆龄等向三中全会提议讨论恢复总理三大政策案》为标题，全文刊登了此提案书。
(作者为上海宋庆龄陵园研究室主任、副研究馆员)
潘汉年是提案最初起草人
1936年7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回国担任国共联系人的潘汉年到达上海，在沪会见宋庆龄、沈钧儒等人，向他们介绍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了他们的充分理解与赞同。10月，潘汉年再从瓦窑堡回上海，向宋庆龄面交了毛泽东的致函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毛泽东在信中请求宋庆龄以所附中共致国民党书为参考，与潘汉年“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并介绍国民党中枢人员与潘汉年会面。潘汉年当时主要任务之一是“发动各实力派向蒋要求立即停战抗日”，正值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于是他草拟了“恢复三大政策的提议”致宋庆龄、何香凝、孙科，并运动各实力派签字。
宋庆龄、何香凝随即以自己的名义在国民党中执委中间开展了征集签名的活动。10月20日，宋庆龄、何香凝特致函吴稚晖，希望他能领衔签名。当日，她们派代表专访吴稚晖“未遇”，于是宋庆龄领衔签名，何香凝、孙科随其后。10月21日，宋、何代表持提案书访李煜瀛，李签名于孙之后。
不久，何香凝只身前往南京。在南京，主张为抗日应该联俄容共的冯玉祥也加入了征集活动。11月7日上午，冯玉祥拜访何香凝，谈联俄抗日之事，并陪同何前往张继家，征求其在提案书上签名。在张家，冯玉祥看到何香凝与张夫人崔振华谈话之热泪，“心中甚为难过”，张继在提案书上签了名。中午，冯玉祥同鹿钟麟、石瑛、张知本等会餐，又谈签名事，鹿、石二位亦签名。冯玉祥回寓所不久，张继即找上门来，要求勾去签名，谓其夫人不敢赞同孙夫人宋庆龄的观点。冯推说已将提案书交还给何。11月16日，冯玉祥到李烈钧家，详谈提案书及张继签字的事，李看了提案书后，“马上便有了办法，光明磊落的解决了一切困难”，他将自己的名字用浓墨签到张继的名字上，完全盖住了张的名字，并告冯打电话详告张。11月27日晚，冯玉祥同居正、李烈钧、朱霁青、梁寒操、张继、张知本等人在孙科家会餐。张继说，联俄抗日无问题，惟容共不可也。在座的各有各的意见，但大致相差不远。
就在宋庆龄等征集提案签名的过程中，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宋庆龄原本支持张学良之举。她事先就知道张学良在计划这类行动，甚至曾敦促张这样做。事变当晚，孔祥熙来宋宅要求宋庆龄签署一项关于谴责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声明，遭到了宋庆龄的拒绝，宋对孔说：“张学良做得对，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甚至还会走得更远!”宋庆龄的这一态度应该与当时的七君子事件有关，“七君子事件”不仅是触发“西安事变”的重要动因，救国会当时还参与了对张的“敦促”。章乃器早在是年10月就说过“不久政府方面会有大的变动”，章被捕后，他的助手吴大琨和夫人胡子婴“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两本密电本，都是与西南、东北军有关人联系的”。
但是张学良扣留蒋介石之后，中国共产党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之间就是否杀蒋的问题产生了矛盾。12月13日，宋庆龄把斯大林的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转发给毛泽东，电报称：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获释，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
杀蒋只会对日本最有利，认同这一严重后果后，宋庆龄也赞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2月25日，蒋介石在口头承诺停止“剿共”、实行联共抗日等条件后，获释离开西安。
西安事变后宋庆龄等修改了提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宋庆龄、何香凝修改了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提案，谓：“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最近西安事变，尤足证实此点。”
此前，国民党中有很多人始终不承认孙中山有所谓“三大政策”，而这一提案甚至将国民党人习惯称呼的“容共”政策明确提为“联共”政策。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为了抗日救国，一些曾经顽固反共的国民党上层人士也在提案书上签了字。在这份提案书上签字的李煜瀛1927年与蔡元培、吴稚晖等联名“检举”共产党；张静江、孙科、石瑛、张知本是西山会议派成员；李烈钧曾通电赞成西山会议派的主张；梁寒操是再造派中坚分子；朱霁青是改组派中坚分子；鹿钟麟、石敬亭是冯玉祥的部下，而冯玉祥曾一度追随蒋介石“清党”。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只有宋庆龄、何香凝、经亨颐3人。
因为宋庆龄等为抗日救国而积极呼吁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于是日本人便开始造谣。1936年11月26日，上海的日本报纸《上海日报》称：“‘救国会’的七个有名望的成员最近被捕，他们以反对国家安全的行为被控告。至于这个同盟的其他成员目前都将逃亡，当局正积极地搜索他们。本月25日清晨，新的逮捕已完成，当时两个有名望的共产党成员其中有宋庆龄夫人已被逮捕，由于事关重要，法巡捕房保守最大的秘密。”谣言随即又从西安传到了南京。次年1月2日，冯玉祥在中山陵见到邵力子时，邵告冯说西安报纸登有冯同孙夫人宋庆龄、廖夫人何香凝均失踪之事，冯即言：“日人之谣不可信也。”
1937年2月12日，宋庆龄和何香凝一起将提案书直接面交正在上海治疗脊骨跌伤的蒋介石。是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谓“请告汉年”，嘱咐“三中全会孙夫人等左派不可太突出”，所作提案必须考虑到蒋介石能否采纳，“蒋不能采纳者则不提”。鉴于此，2月14日，宋庆龄亲赴南京，与何香凝一起访张知本，口头谈“扩大总理三大政策之事”，嘱张将二人分别致冯玉祥函交给冯，要求冯修改提案，“把总理三大政策改为扩大三政策”，“把联俄改为联俄、法、英、美”，“联共改为联各党各派”，“扶助工农政策，改为扶助工农、工商各行业之政策”。冯随即遵命改妥，以自己的名义提交三中全会。
这次会议首次公开提出抗日，并表示要和平统一，与中国共产党可以进行谈判，但仍然表示要根绝赤祸，宋庆龄等的提案未能被接受，冯玉祥的提案甚至根本就未得到印刷，也“不读全文”。冯玉祥为此而感叹道：“孙夫人提的案子，很可以告知大众，本无什么不可说的，何必如此呢?”
宋庆龄在上海寓所举行记者招待会
也许是为了避免正面冲突，宋庆龄当时并没有在南京出席会议，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向外界公布了提案，并呼吁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2月18日上午，她在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寓所举行记者招待会。值得一提的是，在会上，宋庆龄不仅公开了已向三中全会提出之原案全文，还把对冯玉祥的嘱托以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公开信的方式，由她本人向外界公开表示应该联合一切力量抗日救国。她在公开信中呼吁结束训政时期、从早召集国民会议、集中人才、不拘党见、民众有实际上参加政府之机会，表示：“一切内争是可以、并且应当和平友好地解决。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她还强调：“不要使我们自己在世界上处于孤立的地位，而要与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合作，如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
当晚，在上海最具影响的外文晚报《大美晚报》在它仅有的4开4版的版面上，以《呼吁成立抗日“联合阵线”孙夫人发表谈话号召群众运动冯玉祥支持提议寻求与苏联和中国红色政权联盟》为标题，用整整一个版面全文刊登了提案和公开信。它客观报道谓：“今天上午，孙逸仙夫人从她在法租界的寓所发出一份个人谈话，并附由孙夫人、冯玉祥将军和其他一些人联名诉请南京三中全会在民族危机时刻建立‘联合阵线’的提案全文。”
由于国民党政府不愿向民众公开宋庆龄等的提案，所以绝大多数国人并不知道有此事。而仅有的两家中国报纸又将提案与公开信相混淆，把公开信当提案刊登出来，所以提案的中文件一直未获公开。1937年3月13日，油印的中国红色政权机关报《新中华报》以《宋庆龄等向三中全会提议讨论恢复总理三大政策案》为标题，全文刊登了此提案书。
(作者为上海宋庆龄陵园研究室主任、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