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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件爆发不久，1931年11月20日沪上名报《时事新报》，刊登“马君武感时近作”《哀沈阳·二首》：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美人帐中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日寇犯境，东北军拱手让土，沈阳撤守，锦州撤防，国人对退缩关内的张少帅尤多怨言。此诗呼应舆情，国耻国难再拐带上风流暧昧，江山美人，流播迅即，传诵一时，垂绪至今。马君武亦藉这两首打油诗“一夜成名”。抗战爆发后，马君武在汉口自夸：“敢和明季吴梅村祭酒痛谴吴三桂那首诗，先后媲美，永垂史册。” 而马君武之所以会写这两首讽刺诗，颇有插曲。
马君武（1881—1940），桂籍名士，南社诗人，近代学者、教育家、政治家。1901年留日，入京都帝大攻读化学；1905年首批加入同盟会，与黄兴、陈天华等起草同盟会章程。1905年底回国，任上海公学总教习，亲拔绩溪学子胡适入学；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马君武任总统府秘书长，继任广西省长。他后半生脱离政界，致力教育，先后任上海大夏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上海中国公学校长。1928年，在梧州创办广西大学，两度出任校长。教育界有“北蔡南马”之誉。
据张学良行营参谋惠德安所著《张学良将军轶事》，详述马君武“诌歪诗”前因后果，指责马君武并非完全出于爱国公心，而是挟带个人恩怨。“九·一八”前，马君武在梧州创立广西大学，经费难筹，闻张学良在天津捐给张伯苓的南开大学不少钱，便几次求见，想请少帅出一笔助学款。但张学良迫于东北情况紧急，那几天又身体不适，没能安排会见，马君武对此很不满意。
“九·一八”后，北平学生赴张学良顺承王府行营请愿，张出来接见了学生。马更生气了，认为张既然能见学生，为什么不见他？马君武即往顺承王府承启处，要求无论如何得见张，不见就不走，要在承启处坐以达旦。张学良只好出见，马便向张提出助学款项。送走马校长，张学良召来财政部冀晋察绥特派员荆有岩，问他能否设法为马的大学弄点钱？荆答：特派员公署每月支付班禅北平办事处、蒙藏委员会驻平机构、外交部办事处以及其他一些额外开支，数目可观，现东北又出了事，以后军饷能否发出都成问题，马校长这时候问我们要那么多钱，岂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张学良听后，久久未作表示。后马君武从上海来信作最后要求，张学良回信：现今军费已穷于筹措，风起云涌的东北义勇军尚无力接济，对君所办大学实在爱莫能助。不久，便出现《哀沈阳·二首》。
但事实是：“九·一八”前几天，张学良伤寒发烧（38.6°）入住协和医院。9月18日当晚，退烧不久的张学良尚养病协和医院，因招待宋哲元等将领，偕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在前门外戏院看梅兰芳出演《宇宙锋》。途中，侍卫副官报告“沈阳发生事变”，当即起身返回装有外线电话的协和医院，一面接通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电话，一面通宵打长途电话与南京联系，请示如何应对，同时召来顾问澳人端纳，请他立即通知欧美各国驻北平记者举行招待会，向报界宣布日军进犯沈阳的“特大新闻”。是夜，张学良几乎没有休息，与胡蝶跳舞一说根本无从说起。
影星胡蝶事变之夜尚在天津，与张终身不识。好事者编造胡蝶去顺承王府拜会张学良，上海小报一连串大标题新闻：“红颜祸国”、“不爱江山爱美人”、“东三省就是这样丢掉的”……唾沫星子像风雨一般落下，不久再刊出马诗，进一步说两人在顺承王府拥抱跳舞，犹如亲见。马诗发表后，《申报》于1931年11月21、22日刊登启事：“胡蝶辟谣”，明星公司张石川、洪深等人也刊载启事为胡蝶作证。胡蝶启事宽厚大度眼界高远，指出“欲毀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有人怂恿胡蝶诉诸法律，胡蝶心态平和，不想为绯闻推波助澜，说：“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事情若放在今天，像这样无中生有的编派，张、胡完全可以控告马氏，索要巨额名誉赔偿。再者马君武也不敢如此放肆。但那会儿法治不全，捅上这么一二下，也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胡蝶1975年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上世纪八十年代撰写回忆录，内称：“我和张学良不仅那时未谋面，以后也未见过，真可谓素昧平生。1964年6月我赴台湾出席第11届亚洲影展时，还曾有记者问我要不要见张学良，我回答说：‘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胡蝶谈话见报后，张学良对前往探视的前考试院长莫德惠说：“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但也有人说马君武据误传而诗。时任张学良机要室主任的洪钫、副官何世礼、胡若愚等人证实：“这中间属于误传，马君武据误传而成诗。” 事变后月余，《庸报》出现“张学良的‘九·一八’之夜”，报道是夜张与胡蝶共舞于北平六国饭店，还有小报披露细节，详绘张胡如何由舞而识，由识而密，云云。也有资料说马君武晚年对《哀沈阳·二首》心生悔意。
一首凭藉风言风传的马氏“歪诗”，因牵系历史风云，掺杂美色，虽说时人尽知其歪，仍然难遏其播，久得“盛名”。至于“绝不抵抗”之令， 晚年张学良多次亲口承认：“不抵抗之令”非出于蒋而出于己，是他对日军意图判断有误，万万没有想到日军敢于武力夺占东三省。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张 鑫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美人帐中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日寇犯境，东北军拱手让土，沈阳撤守，锦州撤防，国人对退缩关内的张少帅尤多怨言。此诗呼应舆情，国耻国难再拐带上风流暧昧，江山美人，流播迅即，传诵一时，垂绪至今。马君武亦藉这两首打油诗“一夜成名”。抗战爆发后，马君武在汉口自夸：“敢和明季吴梅村祭酒痛谴吴三桂那首诗，先后媲美，永垂史册。” 而马君武之所以会写这两首讽刺诗，颇有插曲。
马君武（1881—1940），桂籍名士，南社诗人，近代学者、教育家、政治家。1901年留日，入京都帝大攻读化学；1905年首批加入同盟会，与黄兴、陈天华等起草同盟会章程。1905年底回国，任上海公学总教习，亲拔绩溪学子胡适入学；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马君武任总统府秘书长，继任广西省长。他后半生脱离政界，致力教育，先后任上海大夏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上海中国公学校长。1928年，在梧州创办广西大学，两度出任校长。教育界有“北蔡南马”之誉。
据张学良行营参谋惠德安所著《张学良将军轶事》，详述马君武“诌歪诗”前因后果，指责马君武并非完全出于爱国公心，而是挟带个人恩怨。“九·一八”前，马君武在梧州创立广西大学，经费难筹，闻张学良在天津捐给张伯苓的南开大学不少钱，便几次求见，想请少帅出一笔助学款。但张学良迫于东北情况紧急，那几天又身体不适，没能安排会见，马君武对此很不满意。
“九·一八”后，北平学生赴张学良顺承王府行营请愿，张出来接见了学生。马更生气了，认为张既然能见学生，为什么不见他？马君武即往顺承王府承启处，要求无论如何得见张，不见就不走，要在承启处坐以达旦。张学良只好出见，马便向张提出助学款项。送走马校长，张学良召来财政部冀晋察绥特派员荆有岩，问他能否设法为马的大学弄点钱？荆答：特派员公署每月支付班禅北平办事处、蒙藏委员会驻平机构、外交部办事处以及其他一些额外开支，数目可观，现东北又出了事，以后军饷能否发出都成问题，马校长这时候问我们要那么多钱，岂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张学良听后，久久未作表示。后马君武从上海来信作最后要求，张学良回信：现今军费已穷于筹措，风起云涌的东北义勇军尚无力接济，对君所办大学实在爱莫能助。不久，便出现《哀沈阳·二首》。
但事实是：“九·一八”前几天，张学良伤寒发烧（38.6°）入住协和医院。9月18日当晚，退烧不久的张学良尚养病协和医院，因招待宋哲元等将领，偕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在前门外戏院看梅兰芳出演《宇宙锋》。途中，侍卫副官报告“沈阳发生事变”，当即起身返回装有外线电话的协和医院，一面接通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电话，一面通宵打长途电话与南京联系，请示如何应对，同时召来顾问澳人端纳，请他立即通知欧美各国驻北平记者举行招待会，向报界宣布日军进犯沈阳的“特大新闻”。是夜，张学良几乎没有休息，与胡蝶跳舞一说根本无从说起。
影星胡蝶事变之夜尚在天津，与张终身不识。好事者编造胡蝶去顺承王府拜会张学良，上海小报一连串大标题新闻：“红颜祸国”、“不爱江山爱美人”、“东三省就是这样丢掉的”……唾沫星子像风雨一般落下，不久再刊出马诗，进一步说两人在顺承王府拥抱跳舞，犹如亲见。马诗发表后，《申报》于1931年11月21、22日刊登启事：“胡蝶辟谣”，明星公司张石川、洪深等人也刊载启事为胡蝶作证。胡蝶启事宽厚大度眼界高远，指出“欲毀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有人怂恿胡蝶诉诸法律，胡蝶心态平和，不想为绯闻推波助澜，说：“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事情若放在今天，像这样无中生有的编派，张、胡完全可以控告马氏，索要巨额名誉赔偿。再者马君武也不敢如此放肆。但那会儿法治不全，捅上这么一二下，也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胡蝶1975年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上世纪八十年代撰写回忆录，内称：“我和张学良不仅那时未谋面，以后也未见过，真可谓素昧平生。1964年6月我赴台湾出席第11届亚洲影展时，还曾有记者问我要不要见张学良，我回答说：‘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胡蝶谈话见报后，张学良对前往探视的前考试院长莫德惠说：“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但也有人说马君武据误传而诗。时任张学良机要室主任的洪钫、副官何世礼、胡若愚等人证实：“这中间属于误传，马君武据误传而成诗。” 事变后月余，《庸报》出现“张学良的‘九·一八’之夜”，报道是夜张与胡蝶共舞于北平六国饭店，还有小报披露细节，详绘张胡如何由舞而识，由识而密，云云。也有资料说马君武晚年对《哀沈阳·二首》心生悔意。
一首凭藉风言风传的马氏“歪诗”，因牵系历史风云，掺杂美色，虽说时人尽知其歪，仍然难遏其播，久得“盛名”。至于“绝不抵抗”之令， 晚年张学良多次亲口承认：“不抵抗之令”非出于蒋而出于己，是他对日军意图判断有误，万万没有想到日军敢于武力夺占东三省。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