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报道灾难事件时的价值观导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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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人民日报(海外版)》为代表的中国对外传播媒体,为赢取文化话语权和良好的国际形象,越来越重视对外传播中的价值观导向策略,这些成功策略体现在:报道及时、真实、客观、全面;呈现异质声音,开放舆论环境;主题渗透人文关怀;坚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合宏观叙事和微观写照;审美化手段编码新闻图片。同时也有些许不足,如未能完全做到客观全面的报道;塑造官员能指符号的刻板印象;缺少反面的对比参照物等。
  关键词:对外报道灾难事件价值观导向策略《人民日报(海外版)》
  
  随着国门的开放,为赢取文化话语权和良好的国际形象,中国媒体越来越重视对外传播中的价值观导向,逐渐克服常见的灌输说教和抽象宣传,转向巧妙自然的传播策略。本文以《人民日报(海外版)》为例,谈谈中国对外报道灾难事件中价值观导向的策略得失,以期为今后中国对外传播中的价值观导向提供某些参考。
  价值观导向策略的成果
  汶川地震时,以《人民日报(海外版)》为代表的一批对外传播媒体,在及时客观报道新闻事件之余,积极进行价值观引导并显示出正确的价值观倾向,赢得了国际舆论的一致肯定,使全世界看到了一个民本、高效、负责的中国政府形象,看到了坚强、互助、善良的中国民众品质,感受到了灾难事件中所呈现出中国核心价值观的种种魅力和光芒。从《人民日报(海外版)》关于汶川地震系列报道中,可以积累一些我国媒体对外传播中价值观导向的成功经验,具体说来主要体现为六点:
  报道及时、真实、客观、全面。在这次地震报道中,《人民日报(海外版)》对外公布灾情情况,不避讳、不隐晦、不沉默,没有隐瞒任何灾情,死亡数字也在不断刷新中,并且迅速及时地在第一时间报道灾难的新进展,显示出了媒体的专业精神,这不仅有效避免了国际上种种猜疑和谣言的传播,而且还向国际展示了一个坦荡、真诚、负责的大国风范。因此,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关于汶川地震报道中,媒体的价值观导向显得可信、可亲、可爱、可敬,容易获得价值观的自然渗透和有效影响。《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2008年5月14日报道甚至表示:中国政府在此次地震中表现出的媒体应对能力比 2005 年飓风卡特里娜袭击美国南部时美国政府的表现更出色。英国《金融时报》记者5月19日报道称,中国政府和媒体所进行的大规模救灾行动,以及中国政府在应对灾难过程中显现的透明度,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赏。
  呈现异质声音,开放舆论环境。在这次汶川地震报道前,尤其在对外报道重大灾难事件方面,我国传统媒体因顾及全局而选择表述方式与传递时机,往往使新闻变旧闻,使事件和观点表达不够透明也不够全面,过于强调“宣传”的功用,忽略了“媒介”的属性,甚至在进行宣传和教育时,用大量生硬的、无感染力的语汇,进行独白式的说教,更难以提供一个自由的空间让“众声喧哗”。美国一部言论教程《批判性思维与传播:论说中的推理应用》中曾提到,论者要提供有意义的选择,应该为受众提供一种能力,不受物质和心理的压迫,自主做出选择。《人民日报(海外版)》在报道汶川地震时,开放了舆论环境,专门设置了两个专栏——国内媒体声音和国外媒体声音,让不同声音在“对话”和“交流”中,实现价值观碰撞和沟通,从而为受众提供更多价值观的认知、思索、感染、选择和评价。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5月21日的一篇文章中评论说:“中国媒体在地震报道中所显示的空前自由度,也让世界刮目相看,甚至可以说是‘地震般的巨变’。”
  主题渗透人文关怀。在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文关怀”逐渐进入大众传播视野,媒体以人和人的经验为关注焦点,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同情。人文关怀被誉为人类苦难的“温柔抚摸者”,《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汶川地震报道,除了将“人”作为关注的主体,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外,还以具有人情味的报道方式,特别聚焦于救援现场、爱心捐助现场、感人场景以及台港澳侨及华侨、国内各行各业人士等普通群体和个体。如对胡锦涛在第一时间召开会议做出全力抗震救灾的指示、到灾区默哀遇难国民的报道,对温家宝总理当天奔赴灾区临阵指挥、慰问灾民的言行和神态都做了具体生动的报道。对于众多救援现场的教师、医生、武警和志愿者等的救援行为的报道,也不是典形人物塑造式的程式化,而是充满了个性和人情味:他们既深怀对被困灾民的同情,也有对工作的责任感;既有急危济困的神圣感,还有对于家人的愧疚、牵挂与焦灼。可以说,媒体利用重大灾难事件的报道,进行了一次人类灵魂的净化和洗礼。
  坚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后现代哲学思潮提倡多元和多样,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价值观多元而复杂,多元价值观体现了开放的价值体系,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存在,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思想观念原则性的体现,它和多元开放进行互补,共同优化健全着人类社会的价值观系统。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意识的本质体现,决定着社会意识的性质和方向。即使在多元文化的后现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仍然深层次地影响着现代人的共同理想以及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在这次汶川地震报道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立在情感、感性、本能的基础上的,避免了抽象概念的宣传和空洞观念的灌输。价值观不是纯粹理性的产物,它是正确直觉和秩序理想的融合。《人民日报(海外版)》自觉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饱含深情的笔触进行具体生动的叙事,塑造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新闻人物形象,闪射着让人为之感动的精神价值光芒。如赞扬敬礼娃娃、保护学生的老师、奋不顾身的战士、捐款的乞讨老人、众多的志愿者,他们身上凸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国家的凝聚力奠定了基础,为受众提供了一种“正确直觉”,帮助他们以敏锐的感觉去体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进步性。
  结合宏观叙事和微观写照。媒体价值观的导向,既是一个“宏大主题”的叙述,又是建立在具体事件和生动个人的“微观写照”基础上的,离开前者则显得失去社会性和权威性,离开后者则显得失去公信力和亲和力。《人民日报(海外版)》对汶川地震的报道,成功地将宏观叙事和微观写照有机结合,首先得益于多渠道的信源。既有官方消息、民间消息,也容纳国外媒体的言论,如果仅靠官方发布的数据或采访官员只能展现出整体的受灾情况,而不能生动地展现出受灾地区的实际情况,造成信息超载与信息短缺的矛盾,那么价值观导向就有舍本逐末自说自话之嫌。其次得益于选取不同类型的新闻对象。报道中既有国家领导人和救援军队的面孔,也有大量灾民和普通志愿者的身影,如果像以往重大灾难的对外报道那样只重视国家指示部署和领导人的活动,那么会使受众心理产生怀疑和抗拒,价值观导向就会失去说服力和公信力。再次得益于大量的现场采写,大大增强报道的可感性、传播内容的真实性和传播效果的震撼性。梵·迪克认为,报道的直接性和记者对事件的接近性都是确保报道真实性的重要修辞手段,从而确保新闻的可靠性。让老百姓说话,让老百姓来言说政府措施,让老百姓表达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就会使价值观导向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和具体的历史语境。
  审美化手段编码新闻图片。灾难新闻摄影报道,作为一种视觉图片形式的大众传播,是新闻价值较高的一种新闻题材,对此类题材的选择,反映了媒体对关系人类社会进程的重大事件的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汶川地震的新闻图片,经过审美化的方式进行编码,使悲剧性摄影新闻作品“在有限东西的没落中,显露出无限东西的现实和真理”①,将隐藏在人物身上的未鲜明显露的、将存在于平常人身上的卻不被察觉的、将闪烁在人类杰出者身上指引人类前行的价值充分展现出来。苏格拉底诱导人们趋“美”、向“善”、尚“大”而提升一种人生境界,这些图片却又何尝不是对价值祈求中的人的灵性的点化?它们启示受众从多方面发现人生价值,积极思考和实践自身的价值追求,在现实生活中热情地追求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以积极友善的态度更加珍惜和热爱人生。一张《丈夫亲吻待产妻子》的照片被诸多电视台和各大门户网站使用,有人称其为“网上十大感动照片之一”。照片上夫妻俩的手彼此紧紧相握,没有任何言语,深情一吻传递出的是感动、幸福和振奋,人间真情在巨大灾难面前彰显出人性的光辉。
  优秀的新闻摄影作品往往能把读者从具象的新闻图片引向对整个人类生命存在的总体把握,能够引发人对人类价值世界的思考,能够启发人建构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此时, 新闻图片已经超越了有限的尺幅,向无限的联想空间延伸,达到了中国古代美学中“象外之象” “韵外之致” 的境界,它带给人们的启发和感悟是深远和隽永的,正如《华盛顿邮报》原发行人玛格里特所说:“新闻图片是以无可争辩的新闻事实,先征服你的眼睛,再征服你的心灵。”摄影家留给观众的正是这样一种审美的期待,他将巨大的审美空间推到观众面前,让人们根据自己的体验去理解甚至发掘画面背后的深刻含义,把大家引向情感,又从情感引向思想。
  价值观导向策略的不足
  中国媒体的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在汶川地震报道中,形成了一种合力和互补的格局,给境外受众包括外国政府、首脑和境外媒体,形成良好的印象并获得了高度的赞誉。他们从中国媒体报道中看到了中国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能力,看到了中国人民坚韧、善良、团结、仁爱的品质,看到了中国核心价值观强大的凝聚力和深入的影响力。这除了得益于中国媒体的媒体专业主义精神的实践,还得益于许多媒体在报道中所体现出的价值观导向,《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汶川地震运用了一些成功的策略进行价值观引导,这既体现了新闻报道的思想性,也是新闻事件舆论导向的本质反映。
  但是价值观引导策略也并非完美得无可挑剔,还有些策略稍显不足。例如,对于权力机关及官员的报道全是正面的,这容易给境外受众造成中国官员作为一个能指符号的刻板印象。报道将关注焦点放在抢救现场和获救人群身上,其实在因震级太大、地形复雜、不利于及时抢救等现实条件下,被解救出来的只是极少数幸运者而已,报道则对这种普遍的灾难悲情现象有意或无意地弱化,有媒体惯有的“报喜不报忧”之嫌。对于在灾害中出现的交通秩序不佳、食品缺乏、供给不足、救援不力等方面所涉不多,未能完全做到客观全面的报道,给受众带来对媒体公信力的怀疑。人性是复杂的,尤其在面对重大灾难时,每个人的人性和灵魂都会接受拷问和抉择,而报道中基本上张扬了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而对于哄抢偷窃物品、擅自逃离岗位等丑恶而真实的人性,缺少报道和揭示,在价值观导向中缺少反面的对比参照物。地震虽是天灾,但也有人祸的因素,尤其是不堪一震的学校和医院,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出种种腐败现象和机制缺陷,对外传播媒体可能忌惮“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对这类现象讳莫如深更难谈深度报道,失去了一次理性鞭挞和自我反省的传播机会,而价值观引导的持续,恰恰是离不开受众敏锐、深刻、审慎的理性思维和判断评价能力。
  
  注释:
  1.今道友信[日]著,崔相录、 王生平译:《存在主义美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页。
  (作者单位:黄卫星,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师;吴丹,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传播学2008级硕士生)
  编校: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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