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徐坤——做与时代同行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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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坤,女,1965年出生于沈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国家一级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分党组成员,第八届北京市青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1993年开始发表小说,已经出版小说散文论文等400多万字。代表作有中篇小说《白话》《先锋》《热狗》《通天河》,短篇小说《厨房》《狗日的足球》《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长篇小说《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爱你两周半》《野草根》《八月狂想曲》,话剧剧本《青狐》(根据王蒙长篇小说改编)、话剧《性情男女》(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2006年上演)。
  长篇小说《八月狂想曲》获中宣部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第六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短篇小说《厨房》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野草根》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07年十大中文好书。曾获首届冯牧文学奖、第九届庄重文文学奖等全国性奖项20余次。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法、俄、日语。
  
  《北京纪事》:您现在在忙些什么?是创作或者酝酿什么新的作品吗?您觉得您丰沛的创作能量来自哪里?能讲讲您的成长故事和成功心得吗?
  目前正在创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2008年写完长篇小说《八月狂想曲》后,我作了一段时间的休整,读书、采访、深入生活、做笔记、积累素材,为写下一部长篇作准备。今年主要是在上海《新民晚报》等报纸上开专栏,写一些读书随笔和时评类杂谈文章。作为一名职业写作者,这每天不写点东西,心里虚得慌,觉得日子都白过了。唯有文字,发表出来的白纸黑字,能让自己感到踏实。
  要说成长过程,我跟绝大多数60年代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人没多大区别。有时,能在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刘欢的《生于60年代》专辑以及崔永元的老电影博物馆里得到会心一笑,从他们的作品里看到了一代人的童年和共同的过往。
  要说区别于他人的特点嘛……我觉得把自己定位在“学校女生”里比较合适。对于我这一代学校女生来说,读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寒窗二十几载,最好的年华都在学校里度过,相比起早早步入社会的同龄人来说,社会经验缺乏,有一些傻浪漫和缺心眼,打架斗殴权谋心术都不是个儿,但是那种读书读呆了的勇斗风车、跟稻草人决斗的梦想气质,从事艺术行当、当作家搞创作什么的却正合适。
   对于我个人来说,自己的兴趣、志好正好能跟所从事的职业相一致,人世间没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了。我恰好找到了发挥自己特长的职所。所以,我珍惜自己的职业,敬爱自己的职业。
  
  《北京纪事》:看了您在11月初在西班牙首届“中西文学论坛”上的演讲,惊叹于您的学术敏感和举重若轻的表达才华。您现为北京作家协会驻会一级作家,当时是为了创作的需要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吗?
  噢,你说的是不久前由铁凝主席带队,由莫言、阿来、李洱和我组成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西班牙举行“首届中西文学论坛”之事。论坛举办得很成功,增进了双方作家与作家、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了解。这听起来颇有点像官话,事实上正是如此。在国外,人们对作家普遍非常尊重,他们相信作家是有思想的人,作家们的话可信。不像在国内,网友常拿作家跟足球球员相同对待,逮着作家就当鱼泡踩,不听出个响来就显得世事太清寂。
  像我这种从校门出来又一直在研究所工作的人,一马平川一帆风顺,当作家,在人生阅历、个人经历上简直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对广大的中国社会缺乏了解,对基层工作缺乏认识,光掌握了高超的写作技术,但写作资源匮乏,还怎么写?
  从当研究院的学者,到当作家协会的作家,对我来说,就是“读万卷书、行零里路”,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过程,的确是一次很大的转变。这不仅是由于工作性质变化使然,也是个人主观上的一种认识和努力。以前喜欢游山玩水,出门也就是个照照相喝喝酒找朋友狂欢一通。现在出门开会采风,更喜欢下去,到工厂、农村、乡镇、企业、学校、基层采访,深入体验生活。每次下去,震撼都特别大,特别有收获。每次采访对心灵都是一种洗礼。
  
  《北京纪事》:从您早期的《白话》《先锋》到《厨房》《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再到《八月狂想曲》,感觉您不仅文风在变,您的观察视角和思考方式也在变。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刚毕业进中国社科院工作,一身学生气,带着年轻人成长过程中普遍的叛逆和冲撞精神。正是从那时起,开始以《鸟粪》《热狗》《白话》《先锋》《梵歌》等一系列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登上文坛,并得到读者和批评家的认可。那时,我们周围聚集着一群年轻朋友,常在一起打牌喝酒聊天,讨论一些凌虚蹈空的知识分子前途命运问题,共同承继着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精神资源。光阴荏苒,20年时间过去,大家都经历了许多,心境有了太多变化和转折。这期间我也曾从前锋位置上后撤,写过一些女性主义小说,诸如《厨房》《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等等,收敛起文化批判的锋芒。近几年,从社科院出来,到北京作家协会当了专业作家后,又开始调整自己的方向,将写作的战车提速。几年时间里,写出了三部长篇小说、两部话剧。
  
  《北京纪事》:您历经四年艰苦的采访、创作,才完成《八月狂想曲》,据说稿费10万余元,您都捐给了灾区群众,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长篇小说《八月狂想曲》,是由北京作家协会遵照市委宣传部的指示,精心策划和领导的项目。以选题立项的方式写作主旋律文学作品,尤其是,为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写作,对我来说,荣幸之余,完全是新鲜的体验。我深感压力沉重和肩上责任的重大。写作的过程,就是经受残酷磨练的重新学习过程。在深入采访奥运各部门、各阶层的过程中,我个人的思想也经受了一次奥运精神的洗礼。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青春中国激昂向上的力量。歌颂“青春中国”也成了这部《八月狂想曲》的主旨和最宏伟的乐章。
  至于说到捐款给灾区,这个事情……我希望,灾难应该迅速成为记忆,真的不想重提。每个有善心有责任感的作家,遇到这种事情,都会这样做的。我只想尽自己微薄之力,踏踏实实帮灾区人民做一点事情。古人云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一切遭际和痛苦,都应该化为一个民族前行的动力。
  
  《北京纪事》:您是怎样理解作为艺术家的德艺双馨追求和作为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担当的?
  我们今天生活在适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样一个变革时代,这是每一个作家的幸运,也是文学的幸运。反映伟大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人民群众的精神图谱,做历史的忠实书记官,这是每一个写作者不可推卸的职责。身为一名作家,我只有不断努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才能无愧于这个时代,才能担当起“作家”这个光荣的名分,并努力以创作实绩将先辈们创造下的优秀文学传统,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不断发扬光大,薪火相传。
  
  《北京纪事》:注意到您SINA博客的第一篇博文放的是小说《狗日的足球》,博客图片是阿根廷队,您特别喜欢足球吧?您的手机拍摄功能真不错,还喜欢摄影吧?对了,您喜欢厨房吗?
  我应该算是第一拨“被开博客”的人。2005年,叫做“博客”的这个产品刚一上市,就被新浪给开了博客。当时还是他们给注册的信箱和主页。后来,没出半年,就自己宣布关闭。因为太麻烦,很耽误时间,于事无补,于写作无益,所以就宣布关闭了。今年的世界杯,新浪又事先来动员重新开博客写球评。作为一个“真正的伪球迷”,由于对足球的热情刹不住,就听信了他们的鼓惑,重新开博客了。
  看到我的博客上用手机拍的小汤山疗养院照片啦?你的手机肯定也有这个功能,开发调试出来,肯定会比我拍得好!对于电子新产品,我一向着迷、爱摆弄,更新换代、喜新厌旧速度也比较快,十分败家!这个缺点,正在努力克服,逐渐摆脱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子控”。
  对了,千万别被我写的《厨房》所迷惑。我属于那种喜欢美食、却不喜欢下厨房的一类,贪玩儿,好吃懒做,不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传统女人的家务劳动上。过去不是有句老话,叫“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工作上要向高标准看齐”吗?客厅地板脏了就绕道过去,先把书房里的一小块清理好,不耽误工作就行;没米下锅了也别辛辛苦苦急着现买现做,歇口气出门下馆子先吃饱喝足了再说。 日常生活上可以对付,但是,写文章可就不能对付,文章的每一个标点符号、每一个注解都不能错!因为那才是命,那才是要命,那才是我们在俗世中的安身立命之本。
  
  《北京纪事》:看您的博客文章,觉得您是特别热爱生活并且特别生动有趣的人,您对自己有什么自我评价?
  我对自己评价不高。感觉自己是个特别拘谨和无趣的人。括弧:喝酒之后除外。
  在这一点上,我特别赞同作协副主席刘庆邦的爱好:喝酒、打牌、写小说。
  
  《北京纪事》:您对自己有什么新的希望或要求吗?
  学习。思考。见贤思齐。希望每下一部作品都比前一部有进步。
  
  《北京纪事》:给《北京纪事》的读者推荐一本书吧。推荐理由是?
  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为什么读经典》卡尔维诺著,黄灿然、李桂蜜译。2006年8月译林出版社出版) ,谈论的是那些历史上对他有过深刻影响的作家作品。
  什么是经典和为什么读经典?从卡尔维诺死后才出版的这35篇札记里,我们可以得到对经典的解释。是的,没错,他关于“经典”的14个定义和注解,也可以随时间的流逝而成为经典。“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
  编辑/任 涓woshirenjua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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