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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因为主题创作的事，我往鲜花岭跑了好几趟，乡里接待的干部都嫌烦了。他们县是将军县，他们乡是英雄乡，每年来考察、调研、祭拜、缅怀的人一拨接着一拨，再加上红色旅游和扶贫产业开发，基层干部几乎全年无休。我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一方面是没有办法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对这种创作所能够带来的社会效益也实在没有信心——所谓主题创作，你懂的。我小时候就不喜欢命题作文，我喜欢上天入地神游八荒地胡扯。稍微有点耐心和爱心的老师就说我具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严肃刻板的老师则直接批评我“跑题跑得都没边儿了”。长期以来一直因为某种原因在单位靠边站的我爸，从小就教育我：“人嘴两张皮，你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你只要做你认为对的事。做成了以后也别嘚瑟，因为无论你做得有多好，照样有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当然了，就算你做得再差劲，也有人欣赏你、喜欢你，比如我和你妈。”
还是引子
岭上的几户人家，像是散在层层叠叠的大山里的几粒草籽。他们在平均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寒山区住惯了，不觉得寂寞和清苦，我却因为低估了山里初春的寒意，迎着扑面的料峭山风，暗暗叫苦不迭。乡里搞宣传的小周提醒我：“刘老师，这户人家的‘人瑞’有一百多岁哩，要采访他，得做好心理准备，一是他说什么，你未必听得懂;二是你说什么，他未必听得懂。”
乡里把小周“发配”给我，我起先还有些担心这个年轻人不肯配合我工作，同车坐了一程，才发现他对文学事业抱有罕见的热情。更巧的是，我们要去的花溪村，正是小周的老家。我想小周的意思是，这里地处三省五县的交界处，翻个山头就不同音了，况且老辈儿人不作兴讲普通话，沟通难免有困难。不过有他当我的翻译，这趟总不至于白走。我笑笑，继续跟在小周屁股后头往老韩家去。
县档案馆里一批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珍贵资料，引发了我一探究竟的兴趣。根据档案记录的年龄推断，我将要采访的这位韩姓老者已经105岁，不过小周不以为然地说那时候的出生日期都没个准头，他曾祖父和韩家老大是同一年生的，活到今天也不过104岁，怎么韩家老二倒有105岁？我只好开玩笑地说，历史善于开玩笑，我们的工作就是剥开它的真面目。
在此之前，我已经翻阅了县委党史办公室于上世纪不同年代收集整理的一部分调查访问资料。最早一批资料的调访时间大约在1960年，当时，亲历过那段历史的很多当事人尚在人世，我想，他们对于历史的叙述虽支离破碎，却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年的历史侧影。每份材料之前，都附有正规的党史资料标签，大多数调访材料在“可靠程度”一栏都被标以“材料真实，可供参考”的字样。
1960年，家住花石公社鲜花岭大队花溪小队的韩世良45岁。他曾在苏区打过游击，后又随红军转战西征，不过因为受伤掉队，未能把革命进行到底。1960年7月28日的调访材料，是由当时该公社的一名张姓工作人员记录整理的，韩世良在这份材料上，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向公社的张干事口述了以下经历：
民国十九年八月初九日下午，当地民团头目黄顾七队伍约百余人从毛竹坪开至宋家河，包围六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苏区负责人及骨干姜廷云、梁朴山、舒志友、韩世良等九人被捕。在毛竹坪的郎氏祠，九人遭到了严刑拷打，但坚不吐实，未让敌人套问党员名单和苏区经济状况的奸计得逞。当天晚上，在被押往大桥头执行枪决的路上，姜廷云侥幸逃脱，余下韩世良等八人，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革命成功万岁”的口号，倒在敌人的枪口下。敌人的劣质土枪未能击毙韩世良，他佯装死去，躲过凶残而愚蠢的敌人，最终死里逃生。
这份材料被命名为《钢铁制成的革命死不掉》，并由花石人民公社出具了“此人（系）参加（者）之一，亲自经历，口述是实，我们认为可靠”的上报意见。
1981年10月17日，另一名袁姓工作人员重新调访了时年66岁的韩世良老人。在这份名为《韩存让死里逃生》的第一人称叙述材料中，主人公韩世良的名字已经改为韩存让，并且与前述材料有了稍许细节上的出入。毕竟二十年是一段并不短暂的光阴，在修改历史之前，岁月已经修改了记忆。又名韩存让的韩世良这时候已是直奔古稀的老者，当年的那些红色回忆被永远地压缩在生命的最初阶段，这个脚步变得越来越蹒跚的老人，很难借助筛漏般的记忆复原历史现场的细部肌理，只有历史“骨架”被当作标本固定在那里——被捕的革命者坚持理想，绝不叛变，劣质的土枪让他死里逃生。
让我们回到那个难以辨识具体日期的日子。按照1960年版的调访资料，韩世良被捕是“民国十九年八月初九日”（笔者注：即阳历1930年9月30日）。到了1981年，韩存让在自述材料里笔录的被捕日期是1931年8月9日。在排除了笔误的可能之后，也还存在历法的误差，我无法通过材料确认那个血腥的日子。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射向韩世良，或者韩存让的子弹，前三发都没有打响，一直到第四枪，他才倒在血泊中。
韩世良中了“两根条”（两粒土枪子弹）——一根留存颈内，一根从后脑进、鼻梁出。也正是因为两发子弹都击中头部，行刑的团匪才放过了他。
很难想象那个命运吊诡的夜晚，被击穿了头颅的革命者是如何从另外七具同志的尸体中爬出来，一边吐血一边跑向家的方向。
韩世良是半夜时分苏醒过来的，屠杀已经结束，敌人也早已远去，但他身上的枪药却起了火。也许是因为致命的重创，也许是由于极度的恐惧，韓世良一动也不敢动。身上的衣物，甚至是皮肤，都毕毕剥剥地燃烧在夜色里，显得有些诡异。他不由得想到了革命的火种，在这一小片撩开沉沉夜色的光明中死去，也许是对一个革命者的临终安慰。躺在身旁的七位同志，让他很快接受了自己与死亡之间切近的距离，毕竟求仁得仁，他再次闭上了双目。
幸运的是，他碰上了“跑反”的群众。
宋河碾坊的劳万镒挑着担子经过桥头，在他身后还有何守亮等附近居民，都是韩世良的乡邻。路边的火光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几个胆大的家伙翘首望望，是一堆死人哩！那个年代，人的命贱，饥馑、瘟疫和战乱，使村民们见惯了曝尸荒野的惨状，他们只是顺手泼了几瓢水，浇灭尸体上的火星子，就摇着头走开了。没有人在意死的人到底是谁，乱世里最大的善良是保护活着的人。 乡邻的不忍之举意外地救下了韩世良。也许是几瓢凉水让他由迷离中彻底清醒过来，而清醒的疼痛从死亡边缘召唤回了他求生的欲望，他慢慢爬起来。头晕得厉害，疼痛咬噬着他，把沉重的身体撕裂成无数条影子。一条影子摇摇晃晃地试着迈出一步，另一条影子也咬牙坚持跟上来，血泊中人影幢幢化作无数个分身的韩世良终于迈开步子，向家的方向跌跌撞撞地跑去……
现在回望这段“可靠”的历史，绝大部分细节已经无法还原，仅以1960年和1981年两个版本的调访材料为例：1960年韩世良的口述，较为详细地描写了民团团丁对八位革命者执行枪决后，提着灯笼查验尸体的情形。当时韩世良“未有打死，也装作打死了样”，而“枪手未走也不能动，有的说要补枪，有的说现在不用补了，已经打死了”，“手里还提着灯笼”，“韩世良看得清清楚楚”。团丁们离开后，“附近的邻居跑反回来，担着担子”，路过时因见“几个死人身上着了火”，故“顺手泼了几瓢水”，“之后又担起担子就走了”。“过了一会儿，韩世良同志就清醒了过来”，“咬牙坚持爬起来，看看左右没人，就往家逃走”。从这段描述当中，基本可以推断，韩世良被击中头部时尚清醒，随后陷入昏迷，路过的村民好心地浇了几瓢凉水之后，他才苏醒过来。但到了1981年，再次采访韩世良时，已改名为韩存让的老人是这样说的：“当时昏过去了，到半夜时分，我醒过来，发现身上因枪药引起了火，但不敢动弹。碰巧，宋河碾坊跑反的劳万镒挑着担子从我身边过，附近居民何守亮也赶来看，用饮马的水瓢兜水，把火泼灭。我仍不敢出声，等更深了，我爬起来头发晕，试试还能走，就向家里跑……”
韩世良被击中后，究竟是佯装死去还是陷入昏迷？究竟是先醒来，亲眼看着乡亲们泼水救自己，但不敢声张，还是好心的乡亲们泼了几瓢凉水，才把他救醒？这些细节对那段宏大的历史来说并不重要，不过我从中捕捉到的重要信息是：即便是当事人亲口讲述的历史，也会因为前后抵牾而语焉不详。我企图获得的“真实的历史”，依然模糊不清。
死里逃生的韩世良一路吐血，为了不被人发现，他把血吐在草丛里。回到家，母子俩抱头痛哭。蓬门荜户甚至没有一件可以替换的衣裳，看着儿子身上烧得破破烂烂的血衣，母亲只好把婶娘压箱底的大红袄拿出来。就这样，穿着一件滑稽的女式红袄，韩世良带着母亲准备的一点干粮，连夜（一说“第三天头上”）向邻湾、高埠一带找组织去了。
韩世良后来在彭家坊医院就医，并于一个月后伤愈出院，随六区大队在高埠一带打游击。1932年当地部队被迫转移，他也随队伍西征，半道儿上掉了队，一路摸爬滚打狼狈回乡。作为一个“不彻底”的革命者，他幸运地看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光阴荏苒真容易，回首沧桑一百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韩世良尚在人世，埋头材料堆正苦于创作动机明显衰弱下来的我，忽然产生了对韩世良进行第三次采访的念头，那些关于遗忘和消失的打捞，是让我更接近历史，还是无意中远离历史呢？
进入历史的方式
韩世良的家离小周家的老宅不远，直线距离两三分钟也就到了，但村里曲里拐弯的小路（有些是不是路也很难说，我们一度从废墟中穿过）还是让我有些迷糊，似乎我穿过的不仅仅是现实的野径，还有历史的迷障。初春的乡村人声寥落，虽然还在正月里，打工的青壮年们却已经像候鸟一样飞了出去，只偶有一两只警惕的老猫或土狗，幽灵般错身而过，想打听东南西北还真打听不出门道。幸亏热心的小周引着我，不然我恐怕会迷失在这个不大的村落里。
抄小径，上大路，乡间的“村村通”一直接到韩世良家的水泥台阶下，敞亮的二层小楼，看得出新农村的气象了。光洁如镜面的外墙瓷砖在阳光下闪烁放光，从地面一直贴到屋顶。小周在门口高声叫“婶子”，一个裹着围裙的妇人迎出来。这是韩世良的孙媳妇，事先打过电话，见到我们便脸上堆满笑容张罗着进屋坐。
进得堂屋，正中供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两边是“普天感应诸佛神圣”“韩氏堂上历代宗亲”。“祖德流芳”的匾额高悬，供台上左右两只瓶子，一只插着粉色的塑料牡丹花，一只插着枣红木柄的鸡毛掸子。另有一盆白里透红的塑料寿桃和一只黑色的摩托车头盔，不怎么搭调地并列左右。供台下的方桌用红绸铺盖起来，桌腿下整齐地摆放着几张塑料红凳。一切都井井有条，现代和传统的元素混搭着，透露出乡村宗族社会与时代兼容之后的影像信息。
“俺爷一直等着哩。”韩世良的孙媳妇引我们穿过堂屋，走进左首的厢房，撩起门帘朝里唤一声：“俺爷，领导来啦！”我们也赶紧打招呼。那位鸡皮鹤发的世纪老人端坐在轮椅上，见我们进来，嚅动了一下口唇。
围炉坐下，新泡的热茶端上来，水汽氤氲，吃透了水而变得肥大翠绿的茶叶片载浮载沉。屋内格局甚是简单，一床，一桌，矮凳，茶炉，而已。白墙上贴着的一张红彤彤的年画儿倒是醒目无比，两边写着“红日东升山河壮，东风浩荡气象新”。
韩世良的孙媳妇挓挲着双手，略有些紧张地望着我们，那条暗红格子围裙使这个身材矮小的农妇在客人面前显得更加腼腆和拘谨。事先我们在电话里简单沟通过，但她大约并没有听清楚我的来历，还以为从省城来的，必然大有来头，于是一口一个“领导”。这个长期以村庄为生活半径的妇人已经年过半百，但是见到陌生人，脸上还是会泛起羞涩的笑容。面对这种朴素的信赖，我反倒无从解释。她一直站在韩世良身边说：“俺爷是红军哩。”我点头：“今天就是想听听老爷子说说以前的事。”她马上抬起胳膊碰碰韩世良：“俺爺，你和领导说吧，说你参加革命的事呀。”
我从一进门就注意到韩世良老人的口唇哆嗦得厉害，起初我还以为他是想和我们打招呼，后来才发现他的嘴巴一直没合上，就那么上下抖动着，像在呓语，又像控制不住自己的唇肌和颌骨。他嘴唇颤抖了一会儿，才发出含混的声音来：“俺……十来岁上头，就，参加革命了……先是童子团，后来打游击……”
他的语速很慢，我却听不清楚，几乎每句话都要靠“翻译”。他的孙媳妇先“翻译”一遍，小周再“翻译”一遍——除了乡音难辨之外，老人的话只有照料者才能理解，因此不得不经过两次转译才能听懂。我感兴趣的问题，当然也要这样翻两遍才能传到韩世良的耳朵里去，就这还不能担保，思维迟缓的他是不是在意义损失了两次的情况下还听得明白。 我费劲地把耳朵竖了半天，采访效果却不理想，只依稀听了个大概：韩世良受当地革命思潮和父兄的影响，先是参加了儿童团，在村里站岗放哨送鸡毛信，后来又参加了游击队，钻山穿林，和当地民团周旋。他们的队伍虽然缺枪少炮，但还是重创了县保安大队。再后来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有了番号，就和正规的国民党部队打仗。有打得赢的，也有打不赢的，打不赢就跑，跑到山外面，跑到平原上，跑不动了，被打得七零八落，他受了伤，跟不上部队，就成了流失人员。
其间，孙媳妇不断提示，甚至根据韩世良发出的语焉不详的“啊、啊”声，“越俎代庖”地替他说话。我姑且认为她是明白他真实的意思表示，也许关于当初投身革命的故事，韩世良和小辈儿们说过很多遍，现在韩世良思维跟不上了，她反倒比他更熟悉这个故事。我问韩世良是不是还有个名字叫韩存让，孙媳妇跟着翻译：“俺爷，你叫过韩存让没有？”
“啊，俺在童子团，让俺听墙根，俺听过地主婆子和她家的长工说，粮食都藏起来，就算给狗吃，也莫给穷人吃……”韩世良答得牛头不对马嘴。
“俺爷，领导问你，叫没叫过韩存让这个名？”孙媳妇赶紧给韩世良纠偏，又问一句。
“莫得吃，哪有得吃哩？”韩世良还是听不见。
大致来说，我感兴趣的问题，韩世良一律听不见;韩世良说的那些，我又听得糊里糊涂，没什么意义，当真就应了小周的话，“他说什么，你未必听得懂;你说什么，他未必听得懂”。韩世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说到激动时，“啊、啊”地手舞足蹈，孙媳妇就像哄小孩似的，不停地安抚他，说领导都听着呢，知道你那时候干革命不怕死，流过血、受过罪哩。
我有些尴尬，听意思，这家人把我采访的目的理解成了给老头落实政策。我暗自摇头，既然韩世良是红军流失人员，待遇方面大约是赶不上那些有身份的老革命，这是历史问题，也是他的个人问题，我鞭子再長也及不上，别说我手上连根短鞭子也莫得。
不过他说的听墙根的事倒有意思。他说听墙根的时候知道地主婆的儿子和孙子都要回来了，就兴冲冲地跑去报告。他之所以感到高兴，是因为地主婆的孙子是“反革命童子军”，他们打过架，“反革命童子军”就骂他，说他们一家都是“赤匪”。
“反革命童子军”，也即当时国民党在各地建立的与中共儿童团相对立的少年儿童组织，早已经成为一个僵死的历史符号。和平时期的孩子们可能很难想象，在读书的年纪去侦察敌情、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是怎样一种人生体验，但在当时的革命环境下，从七岁到十六岁的孩子都和他们的父辈一样，郑重地拿起武器，全副武装自己的身体和头脑，整齐地列队进入壁垒森严的革命阵营。在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尚未成熟的年纪，他们的选择，往往只是父母兄长的选择，或者仅仅是地缘性的生态结果。比如韩世良参加童子团，就是因为他的长兄韩世新是当地道区儿童团总部的负责人。他说的地主婆的孙子，当时应该跟随父母居住在县城白区附近，是苏区革命者们监视的对象。
在县档案馆的现存资料中，很难找到当年国民党领导下的童子军的情况说明，我能够查阅到的调访资料，是1960年成文的《一个村的童子团发展及任务》，由当年六区第三乡第九村苏维埃政府童子团员口述而成。由那篇文章大致可以推断出，当时在国共两党的拉锯战中，双方对于儿童的思想武装也达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在苏区，所有七到十六岁的儿童都拥有一根四尺长的红木棍，那是他们标配的武器，也是红色身份的标识。作为革命储备的他们，都以“先锋队的后备军”为荣。站岗放哨，盘查往来路人，对于没有介绍信的可疑人物，拘送乡苏维埃政府处理，这些都是童子团员的日常任务。甚至在夜晚，孩子们也会组成“听话队”，悄悄地摸到村头屋后，在墙根下偷听该户人家是否说“反动话”，那些逃跑的“反动派”夜间是否秘密潜回村庄。除此之外，孩子们还“反对浪费、禁止烟酒、反对封建迷信、禁止烧香纸、锻炼身体、参加先锋队”。
在紧随上述文章之后的另一份材料《先锋队的建立和任务》中，我发现当地苏区的先锋队员几乎是童子团员的成人版，他们的任务同样是：“站岗放哨，查看坏人，夜间组织‘听话队’。”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苏区，所有的孩子和他们的父辈一样从事着热火朝天的革命，因其年纪小，反而更容易麻痹敌人。虽然并不能理解革命的内涵和意义，可是丝毫不影响他们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反动走狗”的口号，把红旗插遍村落山冈。同样的，白区的孩子们似乎也有理由在成人的引导下组成朝气蓬勃的童子军，为“剿灭赤匪”做出一个好孩子应有的贡献。
历史的两种讲法
小周和我说，韩世良后来当过白匪。
哦，原来是这样。我大概能够理解韩家那种谦卑而热情的态度了。
暗沉的长夜即将过去，但在那个天亮之前的黎明，渴望光明的人们还要面对很多血淋淋的惨痛遭遇。
1932年9月，红军主力撤离当地苏区后，国民党政府立即推行了“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区粮食，分给铲共义勇队，搬离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的“三光”政策，并提出“驻进山头，杀尽猪牛，见黑（指人影）就打，鸡犬不留”的凶残口号。仅在鲜花岭下的柳林坊，“铲共义勇队”一夜之间就挖坑五里，活埋三千九百多人。在河湾附近的付家坪，不足七分面积的月亮地，先后枪杀、活埋了二百五十六人。
有关这块月亮地，还有多少血雨腥风的故事沉埋在红色的土地里，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当地“血染月亮地”的传说神乎其神。我去鲜花岭采访时驱车经过那里，还能感觉到阴风飒飒，毛骨悚然。正是太阳西垂的时候，渐渐稀薄的暮光里，身边的一切都变得抽象起来。然后，夜色一点点漫上身体。这是乡下最纯粹的夜，在夹道的山腹间穿行，犹如在墨色的海洋里泅渡。无边的黑暗中，一束孤冷的车灯照向莽莽的山体。经过那处有名的月亮地时，仿佛从那个血红的历史记忆中惊悚地穿刺而过。春秋轮转，当年的魅影早已不复存在，但因为故事到处流传，那一小块月亮形的山坳成为苍远的历史标的，镌刻在青山之间、人心之上。 当时的革命斗争是复杂而严酷的，敌我双方在山腹中惨烈拉锯，你来我往，红和白，成为两种势不两立的仇恨和癫狂。共产党和国民党互称为“匪”，哪里有共产党，哪里就有反共队，被捕的共产党人高呼“共产党人是杀不尽、斩不绝的”，奉命强化政权的“兴复委员会”就会愈加疯狂地捕杀革命干部和群众。
历史在前进之前，陷入了一种曲折的循环。
当地红军主力转移后，韩世良随部队离开家乡，但中途他因为负伤掉了队，最后只得辗转回乡。这一段个人经历，大约有两三年的时间是空白——韩世良只用了一句话，就概括了这段在档案里“历史不清”的说法。“先么……躲起来养伤，后来么……替人放羊，”他说，“俺当过羊倌，唉，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攒路费呀……那要靠走路么，啥也莫得，有时候就讨饭，一路讨饭走回来哩。”从秦岭南麓爬山涉水地回来，他大概总共走了两千多里地。
韩世良当过一段时间的羊倌。离开家乡，替人在坡上放羊，日子突然就静下来，能够专心地看羊儿吃草，听风吹断崖。春风已过，竟然还是严冬。昔日把红旗插遍山冈的革命者们遇挫后，放弃了大片根据地，由红军守护的苏区在国民党部队的“围剿”下火速沦陷，一颗颗红心被挖出来，曝尸荒野。韩世良不敢回家，怕回去被“还乡团”、“铲共队”的人揪出来，开膛破肚，点灯熬油。晃来晃去一年两年地过去了，他在大山的褶皱里藏着微弱的心思，风吹来，细细的关于未来的念想，密密麻麻地积成一张网，越想，越觉得心里不甘。他到底年轻气盛，断崖是山的挫折，但崖是死的人是活的，崖都断了就不能从旁边绕过去？他现在不想当初了，只想往后的日子咋过，难道还是一条老路走到黑，这样躲一辈子？世道乱得很，大抵乱世出英雄，他还年轻，好歹这几年见过了一些世面，哪能长久地闷在山里放羊，憋也把人活活地憋死了！
这是革命退潮后某个秋天的青天白日，阳光照着他青白的头皮，冒出腾腾的热气。入秋了，漸渐凉薄下来的空气却并没有泼冷韩世良躁动的心，在山里东躲西藏的韩世良刚一生出这样的念头，立刻就按捺不住地甩掉了手里的羊鞭。
看那年月的情势，因为误入革命昏头昏脑的韩世良好像只有三条路可走，要不是共产党，要不是国民党，要不就只有埋头继续在山上放羊。他咬了咬牙，额头跳出几道青筋，血管里突突地奔着几条纠斗的虎龙似的。
投靠邻省某县的民团头子韩鲁农，可能是韩世良日后蒙上污点的错误选择。但那个秋天漫山遍野的春光实在是障人眼目，他没有感到奇怪，在他眼里，层林尽染和百花争艳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沉浸在乱世枭雄的想象里，是跟着一支军队打仗，还是伙同一群流氓火并，都不是问题，他的问题是不想躲在山上放羊，他要光明正大地回到主流社会里去。
韩鲁农的名头够响亮的，在地方志的记载里，韩大队长被“招安”前，曾单枪匹马躺在棺材里，把自己和炸药一起运进县城，炸毁了一段明代城墙，迫使县太爷吐出一大笔银票消灾纾难。后来日本人打进来，韩鲁农也血性不改，顶着一床破棉絮爬上猴儿洞，活捉过一个荷枪实弹的日本人。韩世良在他手底下当个小队长，也算是背靠大树，择木而栖。
站在客观历史主义的立场上来看，韩世良的革命道路半途而废之后，转而投奔了反革命阵营，这种叛徒行径，很难被日后胜利的革命者们理解和原谅。但他的初衷可能并不是与革命为敌。就他的经历而言，在生命早期见识过太多的血腥和死亡，这可以使一个人更坚定，也可以使一个人变得退缩和识时务。加入民团，在当时对于背负匪逆之罪的韩世良来说，大抵具有生存学上的意义。
民团是国民党地方政权的武装力量，不是正规的军队，当地民众对它的称呼也不一而足。在韩世良的档案里，对于“历史不清”的描述，最具体的那段儿，也不过是有人检举揭发他曾经加入韩鲁农的“小保队”。这段材料最初出现在1967年，一个叫何干生的人声称亲眼见过他混迹于小保队，打劫过路商贩。当时韩世良极力否认，但最终因为这段糊里糊涂的历史，他的后半生过得不那么清白。
国民党军纪不好历来广为人知，更何况地方上鱼龙混杂的小保队呢，纪律松散而人心庞杂，大伙儿都是来扛枪吃粮混一口饭的，“清剿”打仗时战斗力不是很强，而一朝绥靖成功，暂且安稳，倒打起“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手里的枪杆子发点儿洋财”的歪主意。
如果不是碰巧有熟人看到韩世良打劫蚕丝商人，估计这段历史不会出现在他的档案里。
苏区被血洗后，韩世良颠沛流离，纵然山高水长，他凭一双脚掌也能走回朝思暮想的老家。只是，回家待不下，不如就在附近山头上做个望乡的人。本家的民团头子韩鲁农，在邻省某县是个跺一跺脚抖三抖的人物，他谎称自己是从老家逃荒出来的，投在其门下。韩鲁农给了他一把土铳，就算是自己人了。但韩鲁农并没把韩世良放在身边;韩世良所在的那个排，直接听命于最高长官高排长的安排。这天秋高气爽，高排长预备到金沙畈做点没本钱的买卖。
高排长是个粗人，长得也粗，熊腰虎背，一脸疙瘩。他挑拣兄弟的标准很简单，顶好是和他一样，人高马大，粗手粗脚。韩世良恰好符合这个标准，便扛上枪和高排长去金沙畈了。
对于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来说，法律形同虚设，这也实属稀松平常，今日不知明日事，乱世总有人浑水摸鱼。今天你打过来，明天我打过去，除了红白两军，还有土匪和日本人，日子凌乱而破碎。有那么一些人，天生就是发乱世财的，不问良心，良心在乱世不值钱，有时还误命。韩世良这些年也悟了些道，活命、吃饭，这两样总是不错的。能额外发点儿洋财更好。真要说起来，还真没有比打劫更省心省力的事儿了，所以拦道儿抢几个钱这种琐碎事，各个地盘上都不少见。不过高排长是军人，不拿自己当土匪看，只图财不害命，明火执仗地抢下货物，把无辜的事主吓得抱头鼠窜也就罢手了。
高排长没有斩尽杀绝，是给自己留条后路的意思，他也晓得头上三尺有神明，做恶者不能做绝。韩世良听话，不过在一旁唬个样子，连枪栓也没拉。没想到这拨人里头有个怂货，被抢的时候缩着脑袋没敢言语一声，过了不知道多少年，忽然跳出来作证，指着韩世良说：“就是他！” “地主婆的孙子，”韩世良激动地对我们说，“他陷害俺哩。”
他口中“地主婆的孙子”，就是写黑材料检举揭发他的人，大名何干生。按理说何干生的材料坐不得实，因为他本人的成分不好，指认韩世良当白匪的时间也对不上。他说韩世良打劫的时候，日本人已经进山了。这明显不符合事实，韩世良1935年还给坚守在莲花台上打游击的妇女排送过军粮。后来他一直在乡里务农，伺候老娘，帮衬守寡的大嫂养活俩侄子，不问世上青红皂白。不过事情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记忆和岁月一样颠倒紊乱，何况当时的政策是发现历史问题，并不是搞清楚历史问题，何干生就识相地改口说，也可能是1935年以前。这样一来，韩世良有口难辩了，他说自己那段时间在外面讨饭和放羊，但没有人能够证明他说的是实话。
到底是何干生诬陷韩世良有历史问题，还是韩世良妄图逃避历史问题，两种说法针锋相对，相互抵牾，足以生长出很多恩怨情仇。我忽然意识到，也许直到此时，我才开始真正进入读者想要的——小说。
岭上开遍映山红
“俺哥走的时候，俺嫂子挺着个大肚子……”韩世良陷入悠远的回忆。他脸上的老人斑一块连着一块，说话的时候，随着面颊一起抖动，跳着斑驳的影子似的。他被岁月削得极瘦，脸上只剩一张皮，比纸还薄，一说话抖得簌簌作响，像风吹落叶，让人心一揪一揪的。
竹林前面，小河湾，一户渔樵耕读的人家，世代相传了很多年。到这辈儿，两个兄弟，一个聪颖，一个俊俏。聪慧过人的那个，早早跟上新时代的步子，大踏步地向前迈出了与父辈迥异的人生。他告诉尚且懵懂的弟弟，只有靠自己。现在觉醒的人们已经把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弟弟为哥哥的话所深深折服，十来岁的他已经长身玉立，俊模样更是讨人喜欢，房前屋后的婶子们，都说日后要给他说个漂亮媳妇。他羞赧一笑，心想，俺才不要你们说媳妇哩，俺要和俺哥一样，实现英特纳雄耐尔，不要做奴隶，要为真理而斗争，做天下的主人！
就这样，韩世新、韩世良两兄弟，像两滴活泼的山泉水，叮咚有声地汇入了当时汹涌澎湃的革命赤潮。
然而风云陡然色变，那年，面对敌人疯狂的“围剿”，为保存实力，韩世新所在的主力部队首先撤离家乡。西斜的秋阳射进竹林的时候，竹林侧畔的河湾还没有被完全染红，碎金似的水波荡漾在初秋的明媚里，耀人眼目。韩世新新婚不久的妻子正在河边浣衣，她的腹部已经骄傲地隆起，在微倾的光线中透出圆润的光晕。这种显山露水的孕相让婆婆很是心疼，总是拦着不让她去河边捶洗，但她是个闲不住的媳妇，洗衣篮里的每一件衣物都藏着丈夫的气息，甚至连他的体温都还未褪去，叫她如何放得下？
他不常回来，回来时身上都臭了，她一面红着脸嗔怪他，一面伺候他换掉又脏又臭的衣衫，眼底、心里都是细密的柔情，丝丝缕缕地缠绕上来，绕得他頭晕。他捉住她的手，柔声道：“好梅儿，你要照顾好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她单名一个梅字，他总是轻声细语地唤她“梅儿”，从来不像四邻的爷们，粗门大嗓地吆喝“屋里头的”。
她敬他、爱他，视他为她的星辰，光耀着大地和她的人生。他年纪轻轻，已经是红军某部团长，她倚着他，便能享得春风的煦暖和铁骑的威猛，就连他平稳而有力的呼吸，都让她心中好生欢喜。那日他骑着高头大马来娘家迎她，把她抱上枣红马的马背。战马油亮的皮毛擦着她的脸颊飞在晚风里，仿佛无数撩拨的手，她忽然就想把脸埋进他的怀里，幸福地流一场泪。可惜四周都是年轻的小战士，他们笑眯眯地看着他和她，让她不能不端起做嫂子的矜持。
她嫁给了他，就是嫁给了自己的一生。
那时候她还不知道几个月后会发生什么，战无不胜的红军先后发起多次战役，粉碎了敌人的数次“围剿”，歼敌的神话在根据地到处流传。空前兴盛的村庄飘扬着胜利的红旗，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呵，烂漫得如同天上的彩云。谁知道转瞬就风流云散呢，她万万想不到，被红色整个儿连成一片的苏维埃，被狂飙突进的革命赤潮席卷的人们，都想不到。
就在梅惦念着韩世新的时候，韩世新所在的部队正绕过河畔的竹林全速前进，神出鬼没地消失在一条土路的尽头。他骑在那匹把梅迎娶进门的枣红马上，望了望身后被斜阳削得明暗错落的竹林，心中发出一声幽远的叹息。昨天算是告别吧，但他什么也没有说，她还以为他和以前一样，今天去，明天就回来了，或者十天半个月，最多不超过一个月，他总会回来一趟，或者托人带个消息，让她知道他无论在哪里都念着她。这个傻姑娘呵，他说什么她都信的，哪怕他说他化作了天上的星星，每到日落时便探出头来吮吸她梦中的眼泪，她也深信不疑地把这些情话藏起来，悄悄回味，好好做梦。
梅在小河湾浣衣的背影，错过了韩世新深情的回眸。要到若干年后，梅等了又等，盼了又盼，才在一纸烈士证明面前，破碎了她旖旎而多情的梦。她想也许是她对他的牵绊，才使他在战场上失去了方向，他被一颗流弹从脑后击穿身体，在躲过了黑暗的袭击之后，却倒在曙光升起的地方。
在此之前，为人新妇的梅和老实巴交的公婆都在山沟子里为韩世新、韩世良两兄弟牵肠挂肚。
婆婆焦心地说：“老大走了，老二总不能再走。”
公公就叹口气：“这可由不得咱。”勾着头在地上磕烟管子，笃笃地，半天又抬起头来，眯着眼说：“这天变得可快。”
“俺们把老二叫回来吧，当初就不该把俩孩子都送出去哩。”
“你做得主？”公公摇摇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梅的肚子长得飞快，她摸摸肚皮，那里伸出小手小脚来搅动得她心慌。听说小弟韩世良所在的游击队也改编进了主力部队，他哥前脚走，他也捎信来，说是要转移。她想他们兄弟俩不晓得可遇得上，若见上面，丈夫可是第一声便问，梅和孩子可好？这狠心肠的，丢下她便走了，她下次见到他，要在他臂膊上狠狠咬一口，印上她的牙印儿，印到他的心口上去，好叫他知道，她是他的妻，他去哪里总不能瞒着她。 可是，他瞒着她，也是为了她好吧？他一定是怕她的眼泪弹子。
他娶她的时候就说她哪里都好，只有一样，动不动哭鼻子，这可叫他挠头想了三个晚上，到底要不要娶她做媳妇。她抬起手来，擂他的胸膛，嗔道，谁要你娶哩？他便捉住她的手，放在自己胸前，柔声道，好梅儿，俺不娶你，这辈子可后悔哩。那咋还要想三个晚上？嘿，是得好好想想，想想今后咋能不让你哭鼻子么……
想到这里，她的眼泪又下来了。她抹抹眼睛，吸一口气，低头对肚里的孩子说：“娘不哭哩。”
想到孩子，她便越发地心疼婆婆。她怀孕之后，因为有了肚子里的这块肉，竟生出和做姑娘时全然不同的心来，好像是，以前那個叫梅的少女，一下子从这世上消失了。她很少再感到羞涩和心如鹿撞，想到韩世新的时候，心上、身上都是火辣辣的，有点嗔怨，有点委屈，甚至有点想撒泼耍赖。她有时真想骑上一匹战马披风沥雨地追上他，捉住他不管不顾地质问：“咋不想想俺娘儿俩的么！”这，都是因为她做了母亲吗？她想婆婆真是难心哩，若是她，她可舍不得把她肚子里的肉，一块，两块，都迢迢地丢出去。那是她的肉，她的心呀，她怎么可以丢出去，给人家的刺刀做肉囊，给人家的子弹做靶子？
她因而陪着婆婆掉了几场泪。
婆婆拉着她的手说：“俺这一屋子爷们，一个么比一个心硬，从没听过一句知冷知热的软乎话。打你进了门，娘可高兴坏了，只有俺娘俩说得着话哩。”
她便也拉着婆婆的手，乖巧地应承：“娘多有福气，不说世新，就说爹和世良，哪个不是人见人夸？”
“他爹要强得很，生下的儿子自然也是不落人后的。”婆婆歪着头笑一声，不久却又挂上愁容，“要俺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争那些有的没的，安生过日子才好。偏他们几个，都是主意大通天……”
公爹在农会里干个负责人，加上是红军家属，事事赶在人前头，哪有往后退的道理？她也不能拖后腿，因而支持革命也那样勤勉，缝制军衣、打草鞋、替红军医院洗绷带，她做这些的时候，觉得离世新近了一些，心里便不那么慌了。
“娘呀，你说，世新他们啥时候能回来？”她还是忍不住胡思乱想。
“俺要是知道，俺是土地奶奶。”婆婆拍一把大腿，做出憨头憨脑的泥胎样子，把她惹笑了。笑着笑着，眼里禁不住淌出泪水来，可是稀奇。
她们这样苦中作乐的日子也并没有多少，红军一走，土地上的日子也难挨起来。原先大片大片的红军田，轰隆就变了色，成了白花花的盐碱地，除了长人头，竟长不出庄稼来。还乡团带着全副武装的国民党部队杀回来，打出的口号是：坚壁清野，鸡犬不留。失去红军庇护的苏区，沦为任人蹂躏的柔弱妇人，乡民三天两头的跑反便成了家常便饭。不跑不成哩，若是让还乡团抓住了，男的砍了头丢在地里，女的绑了卖出山去，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梅大着肚子，这样的颠沛更是让公婆忧心。每回婆婆都护着她，可再怎样赔小心，究竟敌不过粗糙的日子，终于有一天，她在颠簸的山道上疼得弯成了一只虾。“娘呀，”她一手的冷汗，潮漉漉地胡乱抓了一把野草，呼地跪下来，“疼！”
“坏了，怕是要生了。”婆婆用力扶着她，只是千钧的力道往下坠，硬是扶不住。
山下，烧村的火光熊熊，浓烟滚滚，口鼻里几乎闻得见尸体的焦臭味。跑反的村民拖儿带女，呼爷叫娘，挑着担的，抱着罐的，扛着铺盖的，顾不上野径里伸出钩子来，锯齿样的荆条扯着衣襟，撕着皮肉，就这样疯疯癫癫跌跌绊绊地往山上跑。他们是踩着尸体在奔逃哩，若跑得慢一点，自己怕就成了垫脚的尸身，所以啥人也不敢停下来。
婆婆无法，几乎是半拖半拽地把她抱进附近的草丛。
梅疼得晕了过去，她不知道山下的大火烧起来的时候，公爹为了掩护村里人上山，落在后面，叫还乡团给抓住了。为首的那个，大名黄顾七，人称“黄七爷”，可以说是苦大仇深——当年农会闹起来，第一个拿来开刀的，便是恶霸地主老黄家。他兄弟黄顾三，就是梅的公爹一锄头挖死的，这是血仇。血疙瘩解不开，硬是要拿血来偿。两年前韩世良落在黄顾七手里，在劫难逃地吃了“两根条”，可那孩子命大，夜里捂着颈子上的血窟窿逃回来，竟逃得一条小命。这一回，他七爷万不能饶了老韩家。
梅抱着一对早产的双胞胎回来，见房倒屋塌，几缕青烟袅袅送上天去，仿佛魂灵的诵唱。村子烧成白地，比盘古开荒还干净。梅痴呆呆地抱着她的孩子，胸口一阵胀痛。头顶有老鸦聒噪地盘旋，孩子哇哇哭起来，她撩开衣襟，却发现自己并没有一滴奶水。雪落下来，悄无声息地跌落在丧失了生机的荒原上，起初零零星星，渐渐铺成一地鹅毛，覆盖了那一大块绝望的伤疤……
韩世良嘴里呜呜哝哝，说不清楚话，他实在是太老了，老得连他的话都上了年纪，泛黄、打卷儿、皱皱巴巴，如何也捋不平整。我却听得入了迷，好像走进一片秘境，四周生长着残酷的童话和使人心旌摇荡的歌谣。他收集了满满三大本当地民谣，都是革命年代口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因为缺乏权威认证，他不大好意思拿出来。我再三请求，他的孙媳妇也在一旁撺掇：“叫领导看看哎，你自个儿当宝贝，那做不得数么，要领导认可哩。”
韩世良没想到我读得津津有味，他也高兴起来，“啊、啊”地挥舞着枯柴棒一样的手臂，向我描述那个年代的情景。
鼓儿不要敲哎，
锣儿不要嚓哎，
听我唱个穷人调，农友哎！
大家莫见笑哎嗨哟。
穷人真好苦哎，
衣裳破了无布补哎，
忍饥受饿说不出，农友哎！
瘦得皮包骨哎嗨哟。
禀告二爹娘哎，
去把扁担扛哎，
东逃西奔度日光，农友哎！ 命运对于人的捉弄，或许就在于把误会和错过丢进了岁月的褶皱。
如果继续留在鲜花岭，韩世良和陈映莲或许会沐浴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成为一对忠贞的革命情侣。他们相互爱慕，彼此扶持，走得再是颠簸坎坷，也望得见彼岸的幸福。然而亡命天涯的韩世良在遭遇挫折后因为孤独而“大彻大悟”，他觉得自己之前所走的路似乎是个笑话，无人关心，更无人喝彩，一个人走在绝路上，即便姿势再潇洒，又有什么意义？于是在一个鸟尽弓藏的秋天，漂泊在异地他乡当了两年羊倌的韩世良，经过深思熟虑，壮士断腕般地选择了苟且回乡。
这个决定谈不上聪明，只能说是对命运的委曲求全。
便衣队与联保主任
韩世良说起映莲的时候，脸上泛起了温柔的涟漪。当爱情穿过漫长的岁月抚摸他脸上的皱纹，故事变得旖旎而生动，那个与革命干系重大的故事本身却无关革命。我陷入一阵恍惚，仿佛垂老的韩世良在初春的阳光下回复了英俊的青春容貌，正意气风发地挑着两只盛满水的木桶，随着肩头那条油光锃亮的扁担上下起伏，有节奏地摆动着年轻的身体。他的脚步富有弹性，轻盈地踩动了脚边鹅黄色的蒲公英花瓣。一些清水洒落在受孕的春天，由此生长出葳蕤的希望。
“既然回来了，怎么不继续参加当地的游击斗争？”我问韩世良。也许是因为我的无知触动了韩世良的隐痛，他嘬着牙花子说：“俺，俺当时，也支持革命哩……”
我后来才意识到，这好像是他第一次听懂我的问话。
韩世良一路讨着饭回家，他娘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是：“俺的孩哩，就是死，俺也不让你再走啦！”母子俩抱头痛哭，这劫后余生般的重逢让韩世良的嫂子也哭得肝肠寸断，她扯着韩世良问：“见到你哥了没？”韩世良的回答自然是让嫂子失望了。梅背过身擦擦眼泪，又强展笑颜，温言对婆婆说：“世良回来是好事么，娘莫哭了，那么难的日子都过来了。”韩世良的老娘这才醒过来似的，拉着韩世良交代道：“俺孩命大，几次死里逃生，阎王爷不收你，你要晓得好歹哩。这世道乱得很，俺们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平平安安。你去西桥头找你幺爷，就说回来了，余下的，啥也别说。”韩世良喏喏应了，趁黑摸到西桥头。
西桥头的联保主任韩仲华，论辈分是韩世良爷爷那辈儿的堂兄弟，两家关系不远不近，但因为韩世良的老娘和韩仲华的夫人是表姊妹，这就有了说话的余地。后来韩世良能留在岭上专心侍弄稼穑，全仰赖幺爷的照拂。按韩仲华的说法：“奶奶的，这世道看不明白么，看不明白就瞎蒙吧。有奶便是娘，不管是啥党，都得要吃要喝。俺们过俺们的，两边不得罪，这错不了吧？”
当时在岭上，这样“两边不得罪”的“两面政权”为数不少，保甲长白天公开为国民党办事，夜晚秘密为共产党工作;壮丁队白天为国民党守防，晚上协助便衣队向地主征粮。熊家河的一个老地主，在家里拉了民团，筑了碉堡，就这样的铜墙铁壁，也怕哩。国民党搜山时便衣队把几个伤员送到老地主家，就那么大马金刀地“隐蔽”在碉堡里养伤，任谁想得到？韩世良的老娘死活不让韩世良再上山打游击，但不拦着他给山上的游击队送粮送药。虽说这事都听韩仲华的安排，但韩世良心里是乐意的，就是因为利用国民党部队白天搜山、晚上撤回据点的空隙，他配合便衣队四处筹粮，再次见到了映莲。
粮食藏在毛竹里，迎面见着了，以为是打竹子的，剖开毛竹一看，才知道那空心里头全是实的。就像他对映莲的那颗心，见着了，心怦怦地跳，他捂着它，怎么也捂不住似的，反倒扼得它难受，几乎要呼地跳出来。映莲的大辫子一早就剪掉了，他晓得那份苦，整天钻林子，累了，困了，就在山洞里、草窠子里打个盹儿。养着条大辫子，实在是多余、累赘，有时候还能拖住人脚，叫人陷入不测的危险中去。他见着她的半个侧脸，还是那样红彤彤的，圆脸蛋儿，好像有绚烂的霞光笼着她，使她周身都是圣洁的光辉。她正忙着给伤员裹绷带，一道一道的，细心得很。他刚想开口叫一声“映莲”，旁边一个便衣队的同志拿胳膊捅捅他：“走，俺们再走一趟。”
这样走到第几趟，他不记得了，有时见得着，有时见不着，见着了又说不上话，只能远远地看一眼，好像是，隔着山，隔着水，隔着几度春秋。就是这说不明白的几个春秋，让他有些害怕见到她。见到她如何说呢？说是自己的队伍被打散了？说自己负伤掉了队？说这一路逃荒要饭才回的家？她要是问他怎么不去找队伍，他咋个回答她哟！他臊眉耷眼地低下头来，那颗怦怦跳的心渐渐回到胸腔里，只好尴尬地搓搓手，下山去。
山下有他的娘、他的嫂子，还有哥哥留下的两个双胞胎娃娃。他现在是家里唯一的男丁，说不上顶门立户，总不能让一家子妇孺给他筹粮去。韩世良把那声卡在嗓子眼儿没喊出口的“映莲”落回肚里，一步一回头地走到山脚，望望身后，山高林密，黑压压的一座影子压下来。他攥紧了拳头，心想日子还长哩，有他在山下，断不能让映莲她们饿肚子。
便衣队里有个叫“老斗”还是“老窦”的，韩世良和他说得上话。两人一起打配合，办过几回差。韩仲华后来干脆安排韩世良专门和这个老斗接头，筹到棉布、雨伞、帐篷什么的，都由他们运上山去。老斗和韩世良说，韩仲华是个滑头的，起先不大配合他们工作，等到便衣队采取奔袭、夜袭等手段，镇压了一批反动保长和恶霸地主，这才肯骑在墙头两边倒。韩世良说，俺幺爷不是个坏人，他想得长远哩。老斗就笑，屁，他若看得到“长远”，就不会做墙头草。韩世良心想老斗说得也对，也不对，一时糊涂劲儿又上来了，好像看到自己在坡上放羊，羊吃草，草一直长到天边去，远看草色近却无。他不敢和老斗说自己以前也打过游击，只说家里少不了男人，他娘、他嫂子、他哥留下的两个没见过爹的娃娃，都得靠他。老斗表示理解，说他家五个兄弟，老四就留在家里伺候老娘。老斗还说，等俺们胜利了，俺要给俺娘把没尽的孝都补上。
这天韩仲华把韩世良叫去，却半天不说话，只捧着腮帮子，一副愁眉苦臉的样子。韩世良以为他牙疼，就说：“幺爷，俺知道邻湾有个挑牙虫的，要不俺这就去邻湾走一趟。”韩仲华摆摆手：“不是牙虫的事，是便衣队，不晓得从哪里打听到运粮队从岭上过，这就要在俺们地盘上动手哩。俺的个天妈妈，这下子搞得，你说，上头正在弄啥‘雪地搜山’，俺们这旮旯，要是出了这档子事，这不要人命么！”韩仲华“哎哟、哎哟”地叹气，把韩世良也闹得牙疼，心想韩仲华待他不薄，这个忙要帮。 怎么帮呢？韩世良找到老斗，折了一根树枝，蹲在地上划圈。老斗莫名其妙地看韩世良划得起劲，先是划了几道圈，又划了几个叉，圈圈叉叉地连成一片，像是张地图。
“啥？”老斗還是不明白。
“这是月亮地，这是付家坪，”韩世良给老斗解释，“小保队在这里埋过人，大白天也没人敢从那里过，鬼哭得凶。运粮队得绕着走，从这儿，”韩世良手里的树枝往上一斜，“这是山嘴，叼得住一队人马，但是到了这儿，”韩世良又划一个圈，“就不行了……”
韩世良利用自己以前打游击的经验和对地形地貌的熟悉程度，有理有节地说服了老斗提前下手，避免了便衣队在韩仲华的地界设伏劫击运粮队的危险打算。后来那五百多担粮食和物资轻松落在便衣队手里，韩仲华也得以明哲保身，韩世良功不可没。
“世良，你是个人才哩！”老斗这样夸韩世良，大手一挥，拍在韩世良肩上。韩世良窘得满脸通红，赶忙扔掉树枝，两手在胸前划拉。他可不想当啥人才，他得在家里老老实实地种地，伺候老娘，照顾寡嫂和两个嗷嗷待哺的娃娃，这之外，他想得到的就是映莲。映莲在山上可好？他山重水复地想着她，想得心都痛了，却没有机会让她看到。只有等到胜利的那一天，他迎她下山来，让老斗给她说说他为便衣队和游击师做的那些事，好让她知道，他并不是一个逃兵、一个懦夫、一个叛徒。可是，啥时候才会胜利么，他又懊恼起来，想到老斗的话，便好像看到映莲对自己生出怨言——她埋怨他哩，他不过和韩仲华一样，是个看不到“长远”的墙头草呀。
那些如花的姑娘与他的逃逸
我问韩世良，他们鲜花岭的姑娘，是不是都长得像花一样。
这回韩世良居然也听懂了，他颤颤巍巍地数着名字说：“映莲、玉兰、菊香、金桂……她们，都可好看哩。”
花一样的名字，花一样的年华。
在鲜花岭，提起莲花台上的八姐妹，人们会津津乐道。那是一群花一样的姑娘，人们说，她们在岭上开得那样绚烂，用生命成全了一部传奇。这传奇便也如漫山遍野的花一般，开在众口相传的故事里，开得活色生香。而在此之前，我是从冷冰冰的历史材料开始认识她们的。
这个初春的午后，黄水晶般的阳光洒在百岁老人韩世良的身上，整整一个世纪的沧桑，在他衰老的躯体上拓印出动荡的波纹。他和我说起她们，我支起耳朵，生怕错过一个字。我怕错过与韩世良的谈话之后，那些活生生的故事，再也不能从死的历史里复活。
在韩世良的故事里，因为映莲，他与她们产生了奇妙的联系。
映莲就像韩世良心尖上的一颗露珠，他小心翼翼地惦记着她，生怕稍一用力，她就碎了，空了，化为乌有了。她在山上，他在山下。山下起风的时候，他就想，她那里的山风不晓得有多猛，她的帐篷怕是都吹得东倒西歪。她的头发丝飞舞起来，跳着狂醉的舞蹈似的，想要赶走多日的疲劳。她伸手拢一拢它们，使它们安心地配合她的手术刀。山上不敢点灯，怕引来搜山的敌人，靠松明子燃起的那点光亮，她得用三层床单裹住，再给伤员换药。她的一双大眼睛因此没那么明亮了，熏燎得像是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折腾过，迎风流泪。风不晓得心疼她，照旧吹得呜呜响，他躺在床上，烙饼似的，翻来覆去地想，把心都想痛了。隔壁老娘咳一声：“世良，你咋还不睡哩？”他慌慌地把眼睛闭上，呜哝一句：“这就睡了。”
山下落了雪，他心里更不得劲，想着山上不晓得有多冷，她的棉衣棉被够不够厚实。其实想也是白想，趁着大雪封山，县上又在搞什么“雪地搜山”，那就是让莲花台上的人断炊么。莫得吃的，映莲他们怕是连野菜也挖尽了。那些灰灰菜、岩韭菜、花儿菜、山羊桃都难觅踪迹，春天还早，天总也不亮，红军寸步难行，隔上里把路就有一座森严的碉堡，搜山清剿频仍不断，映莲有多久没吃上一顿像样的“饭”了？仅有的那一点耐寒的野菜熬成的糊糊，映莲一定舍不得自己吃，她还要拿给那些伤员哩。她虚弱的身体已经没有一点热量了，可搜山的敌人一来，她还要背着一百多斤的伤员满山跑……呀，他想得头都痛了，也想不出她哪里来的力气。隔天早上，嫂子见他熬得通红的眼睛，就问：“世良你昨晚咋又没睡哩？”他只好低头错身走开：“俺给西桥头扛活去。”
西桥头幺爷家，能见到老斗;见到老斗，就能得点山上的消息，韩世良因此不吝惜给韩仲华卖力气。
这天在韩仲华家，化装成挑货郎的老斗从肩头的货挑子里拿出一块手表，得意地问韩世良：“你瞅这是啥？”原来便衣队在下山冲活捉了黄顾七的妻弟兼副官葛某，绑上了莲花台，一番攻心教育，收效不赖，葛某下山后即送来五百块现洋及手表、西药若干。韩世良惊讶道：“不知黄顾七可善罢甘休？”“他奶奶的，不善罢甘休更好！”老斗伸手撸一下满是疙瘩的脸，“老子的弟兄们都憋坏了，就等着大干一场。”
老斗说这批药可金贵，山上妇女排的同志们都盼着呢。没有药，伤员就只能硬扛，她们看自己精心伺候的伤员挨不过恶化的伤口，天天哭鼻子哩。韩世良替映莲她们高兴，巴不得自己也变成伤员。山下的日子过得窝囊，他宁愿跟着老斗他们痛痛快快地打一场仗，哪怕断胳膊断腿儿，流血、流脓，反正有映莲给他缠绷带哩，一圈一圈地，就能把心上的伤裹上。他看着她红彤彤的脸蛋儿，便心满意足了，她若能为他流上一滴眼泪，他便立刻死去也值得。
韩世良问老斗，妇女排的同志可打仗？老斗说，打么，俺们红军不分男女，扛上枪就能打白狗子。韩世良就想，当年映莲羡慕他们男娃娃参军打仗，光荣得很，现在她可比他当年还威风，就像老斗说的，能拿兽骨片磨的手术刀干细活，也能拿“汉阳造”跟白狗子拼命。他比她高出一个头，见她却要低下头来。她还记得他吗？他还能见到她吗？他心里打着鼓，决定和老斗打听打听。
“陈映莲？”老斗歪着头想了想，一拍大腿，“俺晓得她哩，数她最爱哭鼻子。”
老斗说映莲心软，最见不得伤员折腾。可山上那条件，咋能不折腾？别的不说，做手术没有麻醉药，都是咬着牙硬扛。有一回映莲给伤员取子弹，那子弹可狡猾，嵌在骨头缝里，卡得死死的，偏偏没个抓手，医疗器械什么的，根本谈不上，只有一把镊子。映莲看着红肿发亮、流脓不止的伤口，先自手软了。她嘴里嘶嘶地抽着冷气，额头冷汗直冒，从被子里拆下来的棉絮做的消毒药棉根本止不住血，没多会儿她就把自己给疼哭了。那台手术，映莲是一边哭一边做完的。这笑话，莲花台上的人都知道。 “后来敌人搜山，伤员要转移，陈映莲又哭了。人家问她，你咋又哭？她说伤员的伤口本来都要愈合了，这一转移，缝合的线就得崩开。你说，这姑娘可有意思？”老斗哈哈一笑，“俺們红军战士，个个都是铁打的，哪能忍不住这点疼？”
韩世良想着映莲的眼泪，心尖儿上的那颗露珠颤了一颤。
老斗话稠，说了映莲，又说菊香。因都是从花溪村出去的，老斗还以为韩世良是帮村里人打听。
“那丫头，年纪最小，十四还是十五，比一杆枪高不了几寸，力气倒不小。伤员要转移，她二话不说就往身上背，脚还在地上拖半尺，”老斗比划着，“就这也能一口气背出几里地去……”
老斗说的张菊香，韩世良也认识。他离家时，菊香还小，常躲在她娘身后，见人只露半个脸，怎么如今也上山了，胆子还这样大，钻山洞、打游击，都不在话下。韩世良更觉得臊得慌，同村的两个女娃娃，老斗都认识，这下可把他给比到地缝儿里去了。他有些后悔和老斗打听映莲的事，自己腌臜自己。
往家去的路上，韩世良耷拉着脑袋。路边的浮雪存不住，早就被一只只脚踩成泥泞，高处的积雪却未融化，在北风里雕塑成令人仰望的姿态。白皑皑的群山的轮廓就耸立在不远处，仿佛一座高贵而神秘的巨大碑林，唤起了韩世良再次朝圣的勇气。抬起头来的韩世良深吸了一口气，快步向家中走去。
他再次向母亲提出上山打游击的事，谁知竟引来母亲的号啕大哭。
“山上是有金么还是有银哪？你去了俺怕是等不到你回来哩！”母亲悲戚的神色像大雾一样漫上眼角的褶皱，紧接着泪水滚滚落下，水气和雾气便一同泛滥着，使韩世良迷失在浓重的负疚感里。梅也在一旁拭泪，像是怕参与这重大的决定似的，悄悄转身出了屋去。母亲哭得更汹涌些，几乎上气不接下气：“你大哥一去么，几年没个音信，俺盼得眼瞎，盼不到一点光……你这又要上山……俺一个死了男人的孤老婆子，原不指望什么，你倒想想你两个侄儿才多点大？靠你嫂子一个，怕早晚得跟了别人的姓，俺们老韩家算是绝了后啦……”
母亲哭得韩世良百爪挠心，有心劝一劝，说句“嫂子不是那样的人”，想想也是白说，这事原就不是嫂子的事。嫂子是好嫂子，哥走后，拖着老的，带着小的，硬撑到他回来。他回来了，她松口气，他也替她松口气。他谢她还谢不过来哩，不能刚回来又撂挑子，让她寒心，还道他老韩家的男人没一个指得上。
晚上，歇了半晌的雪又下下来，纷纷扬扬的，拆棉扯絮一般。熄了灯，雪地里的冷光还照得四处明晃晃的。韩世良的眼睛闭不上，一闭上眼，映莲就跳出来，红彤彤的脸蛋儿叫白雪擦得更红了，气咻咻的样子。她跳着脚怨他，怨他是胆小鬼、是革命的叛徒。他有心掩住她的嘴，她却扭头瞪他一眼，那眼神，是根本不屑骂他。她瞪他瞪得可凶，瞪一眼，他一个激灵，比她狠狠骂他一顿还让他胆战心惊。
他睡不着，溜着墙根在雪地里划拉。脚在地上划拉一下，雪窝子就呼哧陷落一下，好像是，有个兽物在雪地里钻来钻去。嫂子“吱呀”拉开门，望一眼，叹一声：“世良，你可想好了，山上不比山下，只怕是难回头。”韩世良一怔，他在外面的时候就想过这问题，回了头，还算是个啥？只是没想透。再说，回来的日子也并不容易。嫂子却倚着门框，像有话要说的样子，他不禁想问问嫂子，嫁给大哥，可想过回头？
莫回头，嫂子说，凡事莫回头，女人家就是这样。那么男人呢？男人更是如此，大丈夫做事莫回头。这是嫂子的观念，所以大哥一去不回，她也不怨。倒是韩世良跑回来，她先还想，这是咋回事？再一想，才明白。只是婆婆欢天喜地，她也不能赶他走。她用她那并不丰富的革命理论与韩世良讨论出路问题：“上山么，那得抱着回不来的心思呀，和你哥一样。娘由俺照顾，俺没得外心，只是，你想好，到底是为了啥上山？”
这一下把韩世良给问住了。
“映莲、菊香她们走的时候，俺也想过要上山哩，”嫂子幽幽地说，“可俺扔不下孩子，还有娘……俺听说，妇女排的罗排长，怀里也有个奶娃子。为了掩护同志，她的娃娃就死在怀里……”
嫂子口中的罗排长，原是她娘家村里的，闺名叫秋红，做姑娘时两人见面总要嬉笑打闹一番。那时候日子长得很，太阳升起来，老半天还爬不到山后头。日头不转到山后边，她们便不能偷偷溜出来，总要等到家里的活都歇了，才能头抵着头说悄悄话儿。罗秋红的眉眼细长，斜斜地吊到鬓角，和戏里的人物有几分像。梅便打趣她，日后也找个戏里的人，两口子好夫唱妇随。谁知竟说准了——后来，罗秋红两口子都到了部队上，成了并肩战斗、亲密无间的好同志。这段夫唱妇随的婚姻，本让梅羡慕，然而去岁冬月里国民党搜山，夫妻俩被打散，罗秋红先是失去了丈夫，后来又失去了刚刚出生十个月的孩子。
“听说就在老鸹山下的荷花塘，”嫂子叹息道，“她是排长么，她下的命令，要跳塘。也是莫得法子，只有塘下能藏人……”
韩世良听嫂子说罗秋红的事，心里乱得很，罗秋红背上还有孩子，她明知道冬月里塘底下有多冷，大人耐得住，孩子咋受得了？想到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韩世良皱紧了眉头，要是换作他和映莲……
嫂子是想说，他不是那样为了革命啥都豁得出去的人吧？他心里想着的，也根本不是什么革命，不然也不会半途而废地跑回家来。嫂子这瓢冷水浇得韩世良从头凉到脚，再回屋里躺下，脑子里的映莲就变成了罗秋红的模样。其实他也没见过罗秋红，罗秋红是方是圆、是黑是白，都一团模糊，他不敢细想，怕想得太细，心里的映莲就真的变成了罗秋红。
大雪下了一夜，到天明时，韩世良摸到墙根的扁担，同往常一样说了声“娘，俺挑水去”，便踩着笃厚的雪窝子，朝映莲家门前的三口井方向挨过去。他娘在身后叮嘱一句“当心井沿上都是冰”，日子便如往常一样，又车轱辘般转着圈儿开始了。
也就是这一年，最冷的时候，韩世良听到映莲牺牲的消息。
韩世良说到这段的时候也没有加入过多的个人情感。也许在他看来，用感情来描述映莲的牺牲，是对映莲的亵渎。 韩世良只是平静地说：“本来，她是可以活下来的……”
映莲有副倔脾气，韩世良和她一起长大，最熟悉她的脾性。小时候和男娃娃打架，映莲明知道在体力上吃亏，也不肯低头，非要抓挠得对方变成花脸，这才罢休。“俺不是好欺负的！”她好像不知疼似的，昂着脑袋，一瘸一拐地往回走。往后小子们就记住了，莫惹映莲哩，惹了她一准变花脸。
韩世良从来都是顺着映莲，他没有说过一句惹映莲生气的话，更不敢做下一件惹映莲生气的事，可这也不能得到映莲的好脸色。映莲从不给小子们好脸色，她说小子们只会“戳包”。就连地主家的少爷，她也敢摆冷脸子。乡里闹起来以后，她跟在世良的哥哥世新后面喊口号，看世良的眼色才和顺起来。韩世良难免觉得，要是没有革命这档子事，映莲或许不会搭理他。映莲牺牲的消息传来，他想着她那性烈如火的脾气，便如亲见到那天的场面一样。
一定是映莲身上的医药包暴露了她的身份，敌人威胁她说出伤员的藏身之处，否则就活剥了她。皮鞭紧跟着贴上来，狠狠地咬下一块块钩着淋漓血肉的破布条，雪地印着血光，分外触目惊心。雪花在飞溅的血珠中舞蹈，这些来自天空的精灵从未见过如此鲜艳的绽放，它们拥抱着映莲破碎的身体，裹住了她的鲜血和沉默。
家，早被烧光、抢光了，父母兄弟也已经被杀光、抓光了，这是每天都在上演的剧情，革命者和敌人之间的界限和仇恨是天然的，这是两个阶级的对垒，至死方休。但愚蠢的敌人似乎并不清楚映莲的立场，在他们看来，一个黄毛丫头，是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阶级观念的，她参加革命的初衷也许只是因为一张蛊惑人心的宣传单，或者印在墙头的一条口号式标语，没准儿，就是饥馑之下招徕人心的一碗棒子面儿粥。抓捕她的长官甚至动了恻隐之心，苦口婆心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企图劝说这个失足的姑娘回心转意，做个堂堂正正的人，毕竟一个年轻姑娘跟着赤匪钻山林、藏石洞、吃野菜、穿破衣绝非长久之计。人不应该忍饥挨饿、赤皮露肉，而应该体面地追求尊严和幸福。
然而在倔强的映莲眼中，对于尊严和幸福的定义和反动派的看法是背道而驰的。韩世良想，映莲正是嫂子说的那种认准了路便不回头的女子。所以在日后档案馆的史料中，会留下这样大义凛然的遗言：“我们的尊严，就是不屈地战斗;我们的幸福，就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让老百姓过上当家作主的日子！”映莲的台词，韩世良一个字也没有重复，他只是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如烟的岁月就把他的爱人湮没了。
韩世良说，那位“爱惜年轻的生命”的国民党长官没能挽救冥顽不化的映莲。最终，她理了理鬓发，扯了扯身上被鞭打得稀烂的单薄衣衫，昂首阔步地走向了活埋她的土坑。当她跳下去的时候，漫天飞雪搅着枯枝败叶在怒号的狂风中觳觫，这是二十岁的青春唯一的陪葬，而那句“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永远地定格在1935年的冬天。
被映莲掩护的伤员同志们，后来一路爬回了村，从国民党匆促炮制的土坑里扒出了她的遗体。一位大娘脱下了自己的破棉袄，一位大爷脱下了自己的蓝布长衫。映莲破碎的身子终于被温暖地包裹起来，虽然依旧体无完肤……这是一个关于青春和信仰的故事，韩世良说得断断续续、有头无尾，他似乎极不愿意触碰到那个被盖棺定论的结局。
一个道德两难故事
韩世良和我说起罗秋红的事，与当地革命史的记载略有不同。在他看来，陈映莲是罗秋红手下的兵，当时受罗秋红的教育很深刻。罗秋红为了革命，能捂死自己的孩子，所以陈映莲也必须有钢铁般的意志，舍身当烈士。他这样曲解历史，让他的孙媳妇感到非常难堪，忙在一旁找补：“俺爷，你说啥呢，干革命就得有不怕死的精神，书上说视死如归，就是这个意思，你莫瞎解释。”韩世良翻翻眼皮，嘟囔几句，听不清楚，也就罢了。他与罗秋红的关系不大，我猜从他嘴里，并不能掘出深刻的历史内涵。
在韩家待了一天，我大概了解到韩世良的孙媳妇热心张罗这场采访的初衷——韩世良后来一生未婚，也没有子嗣，孙媳妇的公爹，也就是韩世良的“儿子”，是韩世新留下的遗腹双生子中的一个。韩世良无后，这个侄子便过继给他做了儿子。过继后的韩世良的“儿子”，因失去了烈士之子這个光环，与同父同母的哥哥相比，他们这一支，在生活待遇上窘迫不少。孙媳妇想极力传递给我的信息是，他们家也是为革命出过力的，也是红军。我有些尴尬，点着头哑然失笑。
想来，在革命史中读到的罗秋红的形象，与韩世良心目中的那个罗秋红是有出入的。究竟哪个罗秋红更真实呢？这似乎一点也不耽误重大的革命历史进程，因而显得无足轻重。我心底却有一个声音，怂恿着我在这篇小说的结尾，通过一位卷入革命暴风眼的母亲看到的中国革命最严酷的那一面，把鲜花岭上的故事讲完。
游击战争时期，莲花台上的妇女排排长罗秋红最大的牺牲，可能就是1934年冬为掩护十多名红军指战员，活活捂死了自己刚刚出生十个月的儿子。这个故事后来被广为传颂。在常见的革命叙事版本中，那个叫小蓬头的婴儿是为革命牺牲的，他的母亲为了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成功掩护战友，忍痛把他按进了冬月的水塘，并且母亲后来想到他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的，是为千千万万劳苦大众不再失去亲人而牺牲的”，觉得孩子“死得光荣，死得值得”（引自调访材料《罗秋红：贴心干革命 舍子护战友》）。但我更愿意把“革命”这个天然地携带政治基因的词汇从故事中抽离，将小蓬头的牺牲看作一个道德两难故事。这样也许更符合人性，也更符合一位母亲对故事的讲述：
1934年冬天，这是我人生中最严酷的一个寒冬，命运像是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让我先后失去了丈夫和孩子。他们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可是我无法保护他们不受伤害。在当时的环境下，人人自危，成人无法保全孩子，很多母亲眼睁睁地看着孩子饿死在自己怀里。但我更加不能被原谅，因为我亲手送走了那个天使一样的婴儿。他已经会喊妈妈了，对我微笑的时候令人销魂。他才十个月大，眼睛和头发一样乌黑闪亮。因为我们出没在山林，居无定所，餐风露宿，大人尚且人瘦毛长，也就没有工夫给他剃头，他的头发老长老长，同志们都叫他小蓬头。 我和小蓬头的父亲是在国民党十一路军某团搜山时被打散的，当时他在放哨，而我在临时的驻地给小蓬头喂奶。听到枪声，我就知道情况不妙了。剩下来的同志们不多，枪更少，而四周武器精良的敌人虎视眈眈。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拼命的，但在这种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拼命的唯一结果是全军覆没。红军主力转移后，我们的游击战争打得很艰难，眼下这十几个同志，是筛子筛下来、箩子箩下来的仅存的宝贵力量，不能硬拼，只能迅速撤离。
老鸹山下的荷花塘是个能藏人的地方，附近树丛子密，万一被发现，也可以在水中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我背着孩子跑到水塘边，见满塘霜打的荷叶铺满水面，每张枯叶都有斗笠大小，人藏在下面，岸上瞧不出所以然。那天很冷，跳塘的决定是我下的，我丈夫彭乃应是游击队负责人，我说一句话，队里的同志很少有异议。后来我想，也许这个决定本身就很愚蠢，是它把我陷入了绝境。
一跳下刺骨的水塘，我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天大的错误。腊月里的冷水把孩子激得哇哇大哭，这一下我手足无措了。他原本是个很乖的孩子，打出娘胎就跟着我们出生入死，过河钻林，打枪放炮，从来不哭不闹，但是他毕竟才十个月大呀，娇嫩得像朵梦中的蓓蕾，怎么受得了这彻骨的寒气？
敌人已经翻过山头了，很快就要逼近我们藏身的荷塘，我的心跳得如擂鼓，砰砰地砸在小蓬头的哭声里。我的心肝哪，你不要再哭了，哭得为娘五雷轰顶。那些跟着娘跳下塘的叔叔、伯伯们，他们的命都攥在你的手心里呀。不，不，是攥在娘的手心里，只要我捂上你的嘴，就……
不唯革命，似乎在好莱坞大片里，我们也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形，英雄们往往需要牺牲小我来成全大我。即使在道德的天平上，一条生命的分量和十条生命的分量并无绝对的倾斜，但就生命保全的自然法则而言，十还是大于一，于是，它决定了人们在进行道德两难选择时，总会大概率地偏向于多数生命的挽救。
回到那个可怜的母亲做出选择的这一刻：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样做才能让我的后半生不被巨大的愧疚和痛苦所折磨。杀死自己的孩子，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虎毒尚且不食子，我怎能禽兽不如？可是，眼前这十几条活生生的生命，他们和我情同手足，并且是因为我的一声“令”下，才造成了他们深陷绝境的困局。如果我留下孩子，同志们将无一幸免，孩子最终也无法活命;如果我不让孩子发出声息，倒有可能保全有生力量，看到希望。是的，不能让孩子发出声息，我的手紧紧捂了上去，就一会儿，孩子，就一会儿，等敌人走了，妈妈就能抱你上岸了。四周的水那样冰冷，我的手更冷，更冷……
很遗憾，母亲没有想到她想象的那“一会儿”会是整整六个小时。六个小时以后，敌人在山那边的集合号声才让游击队员们如临大赦，浮出水面。
孩子的身体已经和冬月的塘水一样冰冷了，即使母亲散发着奶香的胸膛也不可能再温暖他幼小无助的身子了。
女人在战争中的生育，本就是一个悲伤的话题，生和死，一对孪生兄弟，注定如影随形。从罗秋红发现自己怀孕的那一刻起，她就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孩子的命运。还记得那天，她在大雪盈尺的深山老林里产下麟儿，“產房”是一块露天的石头，丈夫彭乃应脱下身上的旧衣裳包裹住孩子，她当时就冒出个该死的念头：这孩子不能要！在山上打游击没吃没喝的，一夜还要钻几十条山沟子，孩子留不住啊。可是丈夫说，红军一定会打回来的，到时候孩子就能过上好日子了。这个愿望没能实现，丈夫看不到了，他在那场战斗中被捕，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临死时被割成一条一缕的，惨不忍睹。他说他是一棵结了籽的菜，敌人能砍掉他这棵菜，但永远扫不尽撒在地上的菜籽，那些埋下的籽儿，总有一天要出土的。说得多好啊，可是他知道吗？他留在这战乱频仍的苦难世界上唯一的那颗种子，已经被她亲手掐灭了生命。她忍着巨大的悲痛和无尽的愧疚在余生中艰难爬行，同一个疯狂的噩梦总是对她纠缠不休，在那个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踽踽独行的梦之陷阱里，丈夫向她允诺的那个能把孩子留住的好日子始终没有到来……后来的这一切，似乎注定是被革命史隔离在主题之外的，一百年前那场向着革命英勇进发的多声部的战歌，最终被一种统一的宏大声音淹没了。或许，这些损失掉的不那么和谐的音符，才是滚滚红尘之中，人们祭献给岁月的歌谣。
阳光打在韩世良被岁月削刻过的苍老面颊上，奇怪的是，那深深浅浅的老人斑和皱纹反倒使他沧桑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面容饱满起来。在一种神奇的光晕的笼罩下，他哼唱起很多年前那支无师自通的革命小调：
鲜花岭上出太阳，
革命历史第一章
……
（责任编辑：丁小宁）
因为主题创作的事，我往鲜花岭跑了好几趟，乡里接待的干部都嫌烦了。他们县是将军县，他们乡是英雄乡，每年来考察、调研、祭拜、缅怀的人一拨接着一拨，再加上红色旅游和扶贫产业开发，基层干部几乎全年无休。我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一方面是没有办法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对这种创作所能够带来的社会效益也实在没有信心——所谓主题创作，你懂的。我小时候就不喜欢命题作文，我喜欢上天入地神游八荒地胡扯。稍微有点耐心和爱心的老师就说我具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严肃刻板的老师则直接批评我“跑题跑得都没边儿了”。长期以来一直因为某种原因在单位靠边站的我爸，从小就教育我：“人嘴两张皮，你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你只要做你认为对的事。做成了以后也别嘚瑟，因为无论你做得有多好，照样有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当然了，就算你做得再差劲，也有人欣赏你、喜欢你，比如我和你妈。”
还是引子
岭上的几户人家，像是散在层层叠叠的大山里的几粒草籽。他们在平均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寒山区住惯了，不觉得寂寞和清苦，我却因为低估了山里初春的寒意，迎着扑面的料峭山风，暗暗叫苦不迭。乡里搞宣传的小周提醒我：“刘老师，这户人家的‘人瑞’有一百多岁哩，要采访他，得做好心理准备，一是他说什么，你未必听得懂;二是你说什么，他未必听得懂。”
乡里把小周“发配”给我，我起先还有些担心这个年轻人不肯配合我工作，同车坐了一程，才发现他对文学事业抱有罕见的热情。更巧的是，我们要去的花溪村，正是小周的老家。我想小周的意思是，这里地处三省五县的交界处，翻个山头就不同音了，况且老辈儿人不作兴讲普通话，沟通难免有困难。不过有他当我的翻译，这趟总不至于白走。我笑笑，继续跟在小周屁股后头往老韩家去。
县档案馆里一批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珍贵资料，引发了我一探究竟的兴趣。根据档案记录的年龄推断，我将要采访的这位韩姓老者已经105岁，不过小周不以为然地说那时候的出生日期都没个准头，他曾祖父和韩家老大是同一年生的，活到今天也不过104岁，怎么韩家老二倒有105岁？我只好开玩笑地说，历史善于开玩笑，我们的工作就是剥开它的真面目。
在此之前，我已经翻阅了县委党史办公室于上世纪不同年代收集整理的一部分调查访问资料。最早一批资料的调访时间大约在1960年，当时，亲历过那段历史的很多当事人尚在人世，我想，他们对于历史的叙述虽支离破碎，却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年的历史侧影。每份材料之前，都附有正规的党史资料标签，大多数调访材料在“可靠程度”一栏都被标以“材料真实，可供参考”的字样。
1960年，家住花石公社鲜花岭大队花溪小队的韩世良45岁。他曾在苏区打过游击，后又随红军转战西征，不过因为受伤掉队，未能把革命进行到底。1960年7月28日的调访材料，是由当时该公社的一名张姓工作人员记录整理的，韩世良在这份材料上，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向公社的张干事口述了以下经历：
民国十九年八月初九日下午，当地民团头目黄顾七队伍约百余人从毛竹坪开至宋家河，包围六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苏区负责人及骨干姜廷云、梁朴山、舒志友、韩世良等九人被捕。在毛竹坪的郎氏祠，九人遭到了严刑拷打，但坚不吐实，未让敌人套问党员名单和苏区经济状况的奸计得逞。当天晚上，在被押往大桥头执行枪决的路上，姜廷云侥幸逃脱，余下韩世良等八人，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革命成功万岁”的口号，倒在敌人的枪口下。敌人的劣质土枪未能击毙韩世良，他佯装死去，躲过凶残而愚蠢的敌人，最终死里逃生。
这份材料被命名为《钢铁制成的革命死不掉》，并由花石人民公社出具了“此人（系）参加（者）之一，亲自经历，口述是实，我们认为可靠”的上报意见。
1981年10月17日，另一名袁姓工作人员重新调访了时年66岁的韩世良老人。在这份名为《韩存让死里逃生》的第一人称叙述材料中，主人公韩世良的名字已经改为韩存让，并且与前述材料有了稍许细节上的出入。毕竟二十年是一段并不短暂的光阴，在修改历史之前，岁月已经修改了记忆。又名韩存让的韩世良这时候已是直奔古稀的老者，当年的那些红色回忆被永远地压缩在生命的最初阶段，这个脚步变得越来越蹒跚的老人，很难借助筛漏般的记忆复原历史现场的细部肌理，只有历史“骨架”被当作标本固定在那里——被捕的革命者坚持理想，绝不叛变，劣质的土枪让他死里逃生。
让我们回到那个难以辨识具体日期的日子。按照1960年版的调访资料，韩世良被捕是“民国十九年八月初九日”（笔者注：即阳历1930年9月30日）。到了1981年，韩存让在自述材料里笔录的被捕日期是1931年8月9日。在排除了笔误的可能之后，也还存在历法的误差，我无法通过材料确认那个血腥的日子。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射向韩世良，或者韩存让的子弹，前三发都没有打响，一直到第四枪，他才倒在血泊中。
韩世良中了“两根条”（两粒土枪子弹）——一根留存颈内，一根从后脑进、鼻梁出。也正是因为两发子弹都击中头部，行刑的团匪才放过了他。
很难想象那个命运吊诡的夜晚，被击穿了头颅的革命者是如何从另外七具同志的尸体中爬出来，一边吐血一边跑向家的方向。
韩世良是半夜时分苏醒过来的，屠杀已经结束，敌人也早已远去，但他身上的枪药却起了火。也许是因为致命的重创，也许是由于极度的恐惧，韓世良一动也不敢动。身上的衣物，甚至是皮肤，都毕毕剥剥地燃烧在夜色里，显得有些诡异。他不由得想到了革命的火种，在这一小片撩开沉沉夜色的光明中死去，也许是对一个革命者的临终安慰。躺在身旁的七位同志，让他很快接受了自己与死亡之间切近的距离，毕竟求仁得仁，他再次闭上了双目。
幸运的是，他碰上了“跑反”的群众。
宋河碾坊的劳万镒挑着担子经过桥头，在他身后还有何守亮等附近居民，都是韩世良的乡邻。路边的火光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几个胆大的家伙翘首望望，是一堆死人哩！那个年代，人的命贱，饥馑、瘟疫和战乱，使村民们见惯了曝尸荒野的惨状，他们只是顺手泼了几瓢水，浇灭尸体上的火星子，就摇着头走开了。没有人在意死的人到底是谁，乱世里最大的善良是保护活着的人。 乡邻的不忍之举意外地救下了韩世良。也许是几瓢凉水让他由迷离中彻底清醒过来，而清醒的疼痛从死亡边缘召唤回了他求生的欲望，他慢慢爬起来。头晕得厉害，疼痛咬噬着他，把沉重的身体撕裂成无数条影子。一条影子摇摇晃晃地试着迈出一步，另一条影子也咬牙坚持跟上来，血泊中人影幢幢化作无数个分身的韩世良终于迈开步子，向家的方向跌跌撞撞地跑去……
现在回望这段“可靠”的历史，绝大部分细节已经无法还原，仅以1960年和1981年两个版本的调访材料为例：1960年韩世良的口述，较为详细地描写了民团团丁对八位革命者执行枪决后，提着灯笼查验尸体的情形。当时韩世良“未有打死，也装作打死了样”，而“枪手未走也不能动，有的说要补枪，有的说现在不用补了，已经打死了”，“手里还提着灯笼”，“韩世良看得清清楚楚”。团丁们离开后，“附近的邻居跑反回来，担着担子”，路过时因见“几个死人身上着了火”，故“顺手泼了几瓢水”，“之后又担起担子就走了”。“过了一会儿，韩世良同志就清醒了过来”，“咬牙坚持爬起来，看看左右没人，就往家逃走”。从这段描述当中，基本可以推断，韩世良被击中头部时尚清醒，随后陷入昏迷，路过的村民好心地浇了几瓢凉水之后，他才苏醒过来。但到了1981年，再次采访韩世良时，已改名为韩存让的老人是这样说的：“当时昏过去了，到半夜时分，我醒过来，发现身上因枪药引起了火，但不敢动弹。碰巧，宋河碾坊跑反的劳万镒挑着担子从我身边过，附近居民何守亮也赶来看，用饮马的水瓢兜水，把火泼灭。我仍不敢出声，等更深了，我爬起来头发晕，试试还能走，就向家里跑……”
韩世良被击中后，究竟是佯装死去还是陷入昏迷？究竟是先醒来，亲眼看着乡亲们泼水救自己，但不敢声张，还是好心的乡亲们泼了几瓢凉水，才把他救醒？这些细节对那段宏大的历史来说并不重要，不过我从中捕捉到的重要信息是：即便是当事人亲口讲述的历史，也会因为前后抵牾而语焉不详。我企图获得的“真实的历史”，依然模糊不清。
死里逃生的韩世良一路吐血，为了不被人发现，他把血吐在草丛里。回到家，母子俩抱头痛哭。蓬门荜户甚至没有一件可以替换的衣裳，看着儿子身上烧得破破烂烂的血衣，母亲只好把婶娘压箱底的大红袄拿出来。就这样，穿着一件滑稽的女式红袄，韩世良带着母亲准备的一点干粮，连夜（一说“第三天头上”）向邻湾、高埠一带找组织去了。
韩世良后来在彭家坊医院就医，并于一个月后伤愈出院，随六区大队在高埠一带打游击。1932年当地部队被迫转移，他也随队伍西征，半道儿上掉了队，一路摸爬滚打狼狈回乡。作为一个“不彻底”的革命者，他幸运地看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光阴荏苒真容易，回首沧桑一百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韩世良尚在人世，埋头材料堆正苦于创作动机明显衰弱下来的我，忽然产生了对韩世良进行第三次采访的念头，那些关于遗忘和消失的打捞，是让我更接近历史，还是无意中远离历史呢？
进入历史的方式
韩世良的家离小周家的老宅不远，直线距离两三分钟也就到了，但村里曲里拐弯的小路（有些是不是路也很难说，我们一度从废墟中穿过）还是让我有些迷糊，似乎我穿过的不仅仅是现实的野径，还有历史的迷障。初春的乡村人声寥落，虽然还在正月里，打工的青壮年们却已经像候鸟一样飞了出去，只偶有一两只警惕的老猫或土狗，幽灵般错身而过，想打听东南西北还真打听不出门道。幸亏热心的小周引着我，不然我恐怕会迷失在这个不大的村落里。
抄小径，上大路，乡间的“村村通”一直接到韩世良家的水泥台阶下，敞亮的二层小楼，看得出新农村的气象了。光洁如镜面的外墙瓷砖在阳光下闪烁放光，从地面一直贴到屋顶。小周在门口高声叫“婶子”，一个裹着围裙的妇人迎出来。这是韩世良的孙媳妇，事先打过电话，见到我们便脸上堆满笑容张罗着进屋坐。
进得堂屋，正中供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两边是“普天感应诸佛神圣”“韩氏堂上历代宗亲”。“祖德流芳”的匾额高悬，供台上左右两只瓶子，一只插着粉色的塑料牡丹花，一只插着枣红木柄的鸡毛掸子。另有一盆白里透红的塑料寿桃和一只黑色的摩托车头盔，不怎么搭调地并列左右。供台下的方桌用红绸铺盖起来，桌腿下整齐地摆放着几张塑料红凳。一切都井井有条，现代和传统的元素混搭着，透露出乡村宗族社会与时代兼容之后的影像信息。
“俺爷一直等着哩。”韩世良的孙媳妇引我们穿过堂屋，走进左首的厢房，撩起门帘朝里唤一声：“俺爷，领导来啦！”我们也赶紧打招呼。那位鸡皮鹤发的世纪老人端坐在轮椅上，见我们进来，嚅动了一下口唇。
围炉坐下，新泡的热茶端上来，水汽氤氲，吃透了水而变得肥大翠绿的茶叶片载浮载沉。屋内格局甚是简单，一床，一桌，矮凳，茶炉，而已。白墙上贴着的一张红彤彤的年画儿倒是醒目无比，两边写着“红日东升山河壮，东风浩荡气象新”。
韩世良的孙媳妇挓挲着双手，略有些紧张地望着我们，那条暗红格子围裙使这个身材矮小的农妇在客人面前显得更加腼腆和拘谨。事先我们在电话里简单沟通过，但她大约并没有听清楚我的来历，还以为从省城来的，必然大有来头，于是一口一个“领导”。这个长期以村庄为生活半径的妇人已经年过半百，但是见到陌生人，脸上还是会泛起羞涩的笑容。面对这种朴素的信赖，我反倒无从解释。她一直站在韩世良身边说：“俺爷是红军哩。”我点头：“今天就是想听听老爷子说说以前的事。”她马上抬起胳膊碰碰韩世良：“俺爺，你和领导说吧，说你参加革命的事呀。”
我从一进门就注意到韩世良老人的口唇哆嗦得厉害，起初我还以为他是想和我们打招呼，后来才发现他的嘴巴一直没合上，就那么上下抖动着，像在呓语，又像控制不住自己的唇肌和颌骨。他嘴唇颤抖了一会儿，才发出含混的声音来：“俺……十来岁上头，就，参加革命了……先是童子团，后来打游击……”
他的语速很慢，我却听不清楚，几乎每句话都要靠“翻译”。他的孙媳妇先“翻译”一遍，小周再“翻译”一遍——除了乡音难辨之外，老人的话只有照料者才能理解，因此不得不经过两次转译才能听懂。我感兴趣的问题，当然也要这样翻两遍才能传到韩世良的耳朵里去，就这还不能担保，思维迟缓的他是不是在意义损失了两次的情况下还听得明白。 我费劲地把耳朵竖了半天，采访效果却不理想，只依稀听了个大概：韩世良受当地革命思潮和父兄的影响，先是参加了儿童团，在村里站岗放哨送鸡毛信，后来又参加了游击队，钻山穿林，和当地民团周旋。他们的队伍虽然缺枪少炮，但还是重创了县保安大队。再后来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有了番号，就和正规的国民党部队打仗。有打得赢的，也有打不赢的，打不赢就跑，跑到山外面，跑到平原上，跑不动了，被打得七零八落，他受了伤，跟不上部队，就成了流失人员。
其间，孙媳妇不断提示，甚至根据韩世良发出的语焉不详的“啊、啊”声，“越俎代庖”地替他说话。我姑且认为她是明白他真实的意思表示，也许关于当初投身革命的故事，韩世良和小辈儿们说过很多遍，现在韩世良思维跟不上了，她反倒比他更熟悉这个故事。我问韩世良是不是还有个名字叫韩存让，孙媳妇跟着翻译：“俺爷，你叫过韩存让没有？”
“啊，俺在童子团，让俺听墙根，俺听过地主婆子和她家的长工说，粮食都藏起来，就算给狗吃，也莫给穷人吃……”韩世良答得牛头不对马嘴。
“俺爷，领导问你，叫没叫过韩存让这个名？”孙媳妇赶紧给韩世良纠偏，又问一句。
“莫得吃，哪有得吃哩？”韩世良还是听不见。
大致来说，我感兴趣的问题，韩世良一律听不见;韩世良说的那些，我又听得糊里糊涂，没什么意义，当真就应了小周的话，“他说什么，你未必听得懂;你说什么，他未必听得懂”。韩世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说到激动时，“啊、啊”地手舞足蹈，孙媳妇就像哄小孩似的，不停地安抚他，说领导都听着呢，知道你那时候干革命不怕死，流过血、受过罪哩。
我有些尴尬，听意思，这家人把我采访的目的理解成了给老头落实政策。我暗自摇头，既然韩世良是红军流失人员，待遇方面大约是赶不上那些有身份的老革命，这是历史问题，也是他的个人问题，我鞭子再長也及不上，别说我手上连根短鞭子也莫得。
不过他说的听墙根的事倒有意思。他说听墙根的时候知道地主婆的儿子和孙子都要回来了，就兴冲冲地跑去报告。他之所以感到高兴，是因为地主婆的孙子是“反革命童子军”，他们打过架，“反革命童子军”就骂他，说他们一家都是“赤匪”。
“反革命童子军”，也即当时国民党在各地建立的与中共儿童团相对立的少年儿童组织，早已经成为一个僵死的历史符号。和平时期的孩子们可能很难想象，在读书的年纪去侦察敌情、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是怎样一种人生体验，但在当时的革命环境下，从七岁到十六岁的孩子都和他们的父辈一样，郑重地拿起武器，全副武装自己的身体和头脑，整齐地列队进入壁垒森严的革命阵营。在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尚未成熟的年纪，他们的选择，往往只是父母兄长的选择，或者仅仅是地缘性的生态结果。比如韩世良参加童子团，就是因为他的长兄韩世新是当地道区儿童团总部的负责人。他说的地主婆的孙子，当时应该跟随父母居住在县城白区附近，是苏区革命者们监视的对象。
在县档案馆的现存资料中，很难找到当年国民党领导下的童子军的情况说明，我能够查阅到的调访资料，是1960年成文的《一个村的童子团发展及任务》，由当年六区第三乡第九村苏维埃政府童子团员口述而成。由那篇文章大致可以推断出，当时在国共两党的拉锯战中，双方对于儿童的思想武装也达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在苏区，所有七到十六岁的儿童都拥有一根四尺长的红木棍，那是他们标配的武器，也是红色身份的标识。作为革命储备的他们，都以“先锋队的后备军”为荣。站岗放哨，盘查往来路人，对于没有介绍信的可疑人物，拘送乡苏维埃政府处理，这些都是童子团员的日常任务。甚至在夜晚，孩子们也会组成“听话队”，悄悄地摸到村头屋后，在墙根下偷听该户人家是否说“反动话”，那些逃跑的“反动派”夜间是否秘密潜回村庄。除此之外，孩子们还“反对浪费、禁止烟酒、反对封建迷信、禁止烧香纸、锻炼身体、参加先锋队”。
在紧随上述文章之后的另一份材料《先锋队的建立和任务》中，我发现当地苏区的先锋队员几乎是童子团员的成人版，他们的任务同样是：“站岗放哨，查看坏人，夜间组织‘听话队’。”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苏区，所有的孩子和他们的父辈一样从事着热火朝天的革命，因其年纪小，反而更容易麻痹敌人。虽然并不能理解革命的内涵和意义，可是丝毫不影响他们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反动走狗”的口号，把红旗插遍村落山冈。同样的，白区的孩子们似乎也有理由在成人的引导下组成朝气蓬勃的童子军，为“剿灭赤匪”做出一个好孩子应有的贡献。
历史的两种讲法
小周和我说，韩世良后来当过白匪。
哦，原来是这样。我大概能够理解韩家那种谦卑而热情的态度了。
暗沉的长夜即将过去，但在那个天亮之前的黎明，渴望光明的人们还要面对很多血淋淋的惨痛遭遇。
1932年9月，红军主力撤离当地苏区后，国民党政府立即推行了“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区粮食，分给铲共义勇队，搬离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的“三光”政策，并提出“驻进山头，杀尽猪牛，见黑（指人影）就打，鸡犬不留”的凶残口号。仅在鲜花岭下的柳林坊，“铲共义勇队”一夜之间就挖坑五里，活埋三千九百多人。在河湾附近的付家坪，不足七分面积的月亮地，先后枪杀、活埋了二百五十六人。
有关这块月亮地，还有多少血雨腥风的故事沉埋在红色的土地里，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当地“血染月亮地”的传说神乎其神。我去鲜花岭采访时驱车经过那里，还能感觉到阴风飒飒，毛骨悚然。正是太阳西垂的时候，渐渐稀薄的暮光里，身边的一切都变得抽象起来。然后，夜色一点点漫上身体。这是乡下最纯粹的夜，在夹道的山腹间穿行，犹如在墨色的海洋里泅渡。无边的黑暗中，一束孤冷的车灯照向莽莽的山体。经过那处有名的月亮地时，仿佛从那个血红的历史记忆中惊悚地穿刺而过。春秋轮转，当年的魅影早已不复存在，但因为故事到处流传，那一小块月亮形的山坳成为苍远的历史标的，镌刻在青山之间、人心之上。 当时的革命斗争是复杂而严酷的，敌我双方在山腹中惨烈拉锯，你来我往，红和白，成为两种势不两立的仇恨和癫狂。共产党和国民党互称为“匪”，哪里有共产党，哪里就有反共队，被捕的共产党人高呼“共产党人是杀不尽、斩不绝的”，奉命强化政权的“兴复委员会”就会愈加疯狂地捕杀革命干部和群众。
历史在前进之前，陷入了一种曲折的循环。
当地红军主力转移后，韩世良随部队离开家乡，但中途他因为负伤掉了队，最后只得辗转回乡。这一段个人经历，大约有两三年的时间是空白——韩世良只用了一句话，就概括了这段在档案里“历史不清”的说法。“先么……躲起来养伤，后来么……替人放羊，”他说，“俺当过羊倌，唉，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攒路费呀……那要靠走路么，啥也莫得，有时候就讨饭，一路讨饭走回来哩。”从秦岭南麓爬山涉水地回来，他大概总共走了两千多里地。
韩世良当过一段时间的羊倌。离开家乡，替人在坡上放羊，日子突然就静下来，能够专心地看羊儿吃草，听风吹断崖。春风已过，竟然还是严冬。昔日把红旗插遍山冈的革命者们遇挫后，放弃了大片根据地，由红军守护的苏区在国民党部队的“围剿”下火速沦陷，一颗颗红心被挖出来，曝尸荒野。韩世良不敢回家，怕回去被“还乡团”、“铲共队”的人揪出来，开膛破肚，点灯熬油。晃来晃去一年两年地过去了，他在大山的褶皱里藏着微弱的心思，风吹来，细细的关于未来的念想，密密麻麻地积成一张网，越想，越觉得心里不甘。他到底年轻气盛，断崖是山的挫折，但崖是死的人是活的，崖都断了就不能从旁边绕过去？他现在不想当初了，只想往后的日子咋过，难道还是一条老路走到黑，这样躲一辈子？世道乱得很，大抵乱世出英雄，他还年轻，好歹这几年见过了一些世面，哪能长久地闷在山里放羊，憋也把人活活地憋死了！
这是革命退潮后某个秋天的青天白日，阳光照着他青白的头皮，冒出腾腾的热气。入秋了，漸渐凉薄下来的空气却并没有泼冷韩世良躁动的心，在山里东躲西藏的韩世良刚一生出这样的念头，立刻就按捺不住地甩掉了手里的羊鞭。
看那年月的情势，因为误入革命昏头昏脑的韩世良好像只有三条路可走，要不是共产党，要不是国民党，要不就只有埋头继续在山上放羊。他咬了咬牙，额头跳出几道青筋，血管里突突地奔着几条纠斗的虎龙似的。
投靠邻省某县的民团头子韩鲁农，可能是韩世良日后蒙上污点的错误选择。但那个秋天漫山遍野的春光实在是障人眼目，他没有感到奇怪，在他眼里，层林尽染和百花争艳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沉浸在乱世枭雄的想象里，是跟着一支军队打仗，还是伙同一群流氓火并，都不是问题，他的问题是不想躲在山上放羊，他要光明正大地回到主流社会里去。
韩鲁农的名头够响亮的，在地方志的记载里，韩大队长被“招安”前，曾单枪匹马躺在棺材里，把自己和炸药一起运进县城，炸毁了一段明代城墙，迫使县太爷吐出一大笔银票消灾纾难。后来日本人打进来，韩鲁农也血性不改，顶着一床破棉絮爬上猴儿洞，活捉过一个荷枪实弹的日本人。韩世良在他手底下当个小队长，也算是背靠大树，择木而栖。
站在客观历史主义的立场上来看，韩世良的革命道路半途而废之后，转而投奔了反革命阵营，这种叛徒行径，很难被日后胜利的革命者们理解和原谅。但他的初衷可能并不是与革命为敌。就他的经历而言，在生命早期见识过太多的血腥和死亡，这可以使一个人更坚定，也可以使一个人变得退缩和识时务。加入民团，在当时对于背负匪逆之罪的韩世良来说，大抵具有生存学上的意义。
民团是国民党地方政权的武装力量，不是正规的军队，当地民众对它的称呼也不一而足。在韩世良的档案里，对于“历史不清”的描述，最具体的那段儿，也不过是有人检举揭发他曾经加入韩鲁农的“小保队”。这段材料最初出现在1967年，一个叫何干生的人声称亲眼见过他混迹于小保队，打劫过路商贩。当时韩世良极力否认，但最终因为这段糊里糊涂的历史，他的后半生过得不那么清白。
国民党军纪不好历来广为人知，更何况地方上鱼龙混杂的小保队呢，纪律松散而人心庞杂，大伙儿都是来扛枪吃粮混一口饭的，“清剿”打仗时战斗力不是很强，而一朝绥靖成功，暂且安稳，倒打起“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手里的枪杆子发点儿洋财”的歪主意。
如果不是碰巧有熟人看到韩世良打劫蚕丝商人，估计这段历史不会出现在他的档案里。
苏区被血洗后，韩世良颠沛流离，纵然山高水长，他凭一双脚掌也能走回朝思暮想的老家。只是，回家待不下，不如就在附近山头上做个望乡的人。本家的民团头子韩鲁农，在邻省某县是个跺一跺脚抖三抖的人物，他谎称自己是从老家逃荒出来的，投在其门下。韩鲁农给了他一把土铳，就算是自己人了。但韩鲁农并没把韩世良放在身边;韩世良所在的那个排，直接听命于最高长官高排长的安排。这天秋高气爽，高排长预备到金沙畈做点没本钱的买卖。
高排长是个粗人，长得也粗，熊腰虎背，一脸疙瘩。他挑拣兄弟的标准很简单，顶好是和他一样，人高马大，粗手粗脚。韩世良恰好符合这个标准，便扛上枪和高排长去金沙畈了。
对于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来说，法律形同虚设，这也实属稀松平常，今日不知明日事，乱世总有人浑水摸鱼。今天你打过来，明天我打过去，除了红白两军，还有土匪和日本人，日子凌乱而破碎。有那么一些人，天生就是发乱世财的，不问良心，良心在乱世不值钱，有时还误命。韩世良这些年也悟了些道，活命、吃饭，这两样总是不错的。能额外发点儿洋财更好。真要说起来，还真没有比打劫更省心省力的事儿了，所以拦道儿抢几个钱这种琐碎事，各个地盘上都不少见。不过高排长是军人，不拿自己当土匪看，只图财不害命，明火执仗地抢下货物，把无辜的事主吓得抱头鼠窜也就罢手了。
高排长没有斩尽杀绝，是给自己留条后路的意思，他也晓得头上三尺有神明，做恶者不能做绝。韩世良听话，不过在一旁唬个样子，连枪栓也没拉。没想到这拨人里头有个怂货，被抢的时候缩着脑袋没敢言语一声，过了不知道多少年，忽然跳出来作证，指着韩世良说：“就是他！” “地主婆的孙子，”韩世良激动地对我们说，“他陷害俺哩。”
他口中“地主婆的孙子”，就是写黑材料检举揭发他的人，大名何干生。按理说何干生的材料坐不得实，因为他本人的成分不好，指认韩世良当白匪的时间也对不上。他说韩世良打劫的时候，日本人已经进山了。这明显不符合事实，韩世良1935年还给坚守在莲花台上打游击的妇女排送过军粮。后来他一直在乡里务农，伺候老娘，帮衬守寡的大嫂养活俩侄子，不问世上青红皂白。不过事情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记忆和岁月一样颠倒紊乱，何况当时的政策是发现历史问题，并不是搞清楚历史问题，何干生就识相地改口说，也可能是1935年以前。这样一来，韩世良有口难辩了，他说自己那段时间在外面讨饭和放羊，但没有人能够证明他说的是实话。
到底是何干生诬陷韩世良有历史问题，还是韩世良妄图逃避历史问题，两种说法针锋相对，相互抵牾，足以生长出很多恩怨情仇。我忽然意识到，也许直到此时，我才开始真正进入读者想要的——小说。
岭上开遍映山红
“俺哥走的时候，俺嫂子挺着个大肚子……”韩世良陷入悠远的回忆。他脸上的老人斑一块连着一块，说话的时候，随着面颊一起抖动，跳着斑驳的影子似的。他被岁月削得极瘦，脸上只剩一张皮，比纸还薄，一说话抖得簌簌作响，像风吹落叶，让人心一揪一揪的。
竹林前面，小河湾，一户渔樵耕读的人家，世代相传了很多年。到这辈儿，两个兄弟，一个聪颖，一个俊俏。聪慧过人的那个，早早跟上新时代的步子，大踏步地向前迈出了与父辈迥异的人生。他告诉尚且懵懂的弟弟，只有靠自己。现在觉醒的人们已经把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弟弟为哥哥的话所深深折服，十来岁的他已经长身玉立，俊模样更是讨人喜欢，房前屋后的婶子们，都说日后要给他说个漂亮媳妇。他羞赧一笑，心想，俺才不要你们说媳妇哩，俺要和俺哥一样，实现英特纳雄耐尔，不要做奴隶，要为真理而斗争，做天下的主人！
就这样，韩世新、韩世良两兄弟，像两滴活泼的山泉水，叮咚有声地汇入了当时汹涌澎湃的革命赤潮。
然而风云陡然色变，那年，面对敌人疯狂的“围剿”，为保存实力，韩世新所在的主力部队首先撤离家乡。西斜的秋阳射进竹林的时候，竹林侧畔的河湾还没有被完全染红，碎金似的水波荡漾在初秋的明媚里，耀人眼目。韩世新新婚不久的妻子正在河边浣衣，她的腹部已经骄傲地隆起，在微倾的光线中透出圆润的光晕。这种显山露水的孕相让婆婆很是心疼，总是拦着不让她去河边捶洗，但她是个闲不住的媳妇，洗衣篮里的每一件衣物都藏着丈夫的气息，甚至连他的体温都还未褪去，叫她如何放得下？
他不常回来，回来时身上都臭了，她一面红着脸嗔怪他，一面伺候他换掉又脏又臭的衣衫，眼底、心里都是细密的柔情，丝丝缕缕地缠绕上来，绕得他頭晕。他捉住她的手，柔声道：“好梅儿，你要照顾好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她单名一个梅字，他总是轻声细语地唤她“梅儿”，从来不像四邻的爷们，粗门大嗓地吆喝“屋里头的”。
她敬他、爱他，视他为她的星辰，光耀着大地和她的人生。他年纪轻轻，已经是红军某部团长，她倚着他，便能享得春风的煦暖和铁骑的威猛，就连他平稳而有力的呼吸，都让她心中好生欢喜。那日他骑着高头大马来娘家迎她，把她抱上枣红马的马背。战马油亮的皮毛擦着她的脸颊飞在晚风里，仿佛无数撩拨的手，她忽然就想把脸埋进他的怀里，幸福地流一场泪。可惜四周都是年轻的小战士，他们笑眯眯地看着他和她，让她不能不端起做嫂子的矜持。
她嫁给了他，就是嫁给了自己的一生。
那时候她还不知道几个月后会发生什么，战无不胜的红军先后发起多次战役，粉碎了敌人的数次“围剿”，歼敌的神话在根据地到处流传。空前兴盛的村庄飘扬着胜利的红旗，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呵，烂漫得如同天上的彩云。谁知道转瞬就风流云散呢，她万万想不到，被红色整个儿连成一片的苏维埃，被狂飙突进的革命赤潮席卷的人们，都想不到。
就在梅惦念着韩世新的时候，韩世新所在的部队正绕过河畔的竹林全速前进，神出鬼没地消失在一条土路的尽头。他骑在那匹把梅迎娶进门的枣红马上，望了望身后被斜阳削得明暗错落的竹林，心中发出一声幽远的叹息。昨天算是告别吧，但他什么也没有说，她还以为他和以前一样，今天去，明天就回来了，或者十天半个月，最多不超过一个月，他总会回来一趟，或者托人带个消息，让她知道他无论在哪里都念着她。这个傻姑娘呵，他说什么她都信的，哪怕他说他化作了天上的星星，每到日落时便探出头来吮吸她梦中的眼泪，她也深信不疑地把这些情话藏起来，悄悄回味，好好做梦。
梅在小河湾浣衣的背影，错过了韩世新深情的回眸。要到若干年后，梅等了又等，盼了又盼，才在一纸烈士证明面前，破碎了她旖旎而多情的梦。她想也许是她对他的牵绊，才使他在战场上失去了方向，他被一颗流弹从脑后击穿身体，在躲过了黑暗的袭击之后，却倒在曙光升起的地方。
在此之前，为人新妇的梅和老实巴交的公婆都在山沟子里为韩世新、韩世良两兄弟牵肠挂肚。
婆婆焦心地说：“老大走了，老二总不能再走。”
公公就叹口气：“这可由不得咱。”勾着头在地上磕烟管子，笃笃地，半天又抬起头来，眯着眼说：“这天变得可快。”
“俺们把老二叫回来吧，当初就不该把俩孩子都送出去哩。”
“你做得主？”公公摇摇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梅的肚子长得飞快，她摸摸肚皮，那里伸出小手小脚来搅动得她心慌。听说小弟韩世良所在的游击队也改编进了主力部队，他哥前脚走，他也捎信来，说是要转移。她想他们兄弟俩不晓得可遇得上，若见上面，丈夫可是第一声便问，梅和孩子可好？这狠心肠的，丢下她便走了，她下次见到他，要在他臂膊上狠狠咬一口，印上她的牙印儿，印到他的心口上去，好叫他知道，她是他的妻，他去哪里总不能瞒着她。 可是，他瞒着她，也是为了她好吧？他一定是怕她的眼泪弹子。
他娶她的时候就说她哪里都好，只有一样，动不动哭鼻子，这可叫他挠头想了三个晚上，到底要不要娶她做媳妇。她抬起手来，擂他的胸膛，嗔道，谁要你娶哩？他便捉住她的手，放在自己胸前，柔声道，好梅儿，俺不娶你，这辈子可后悔哩。那咋还要想三个晚上？嘿，是得好好想想，想想今后咋能不让你哭鼻子么……
想到这里，她的眼泪又下来了。她抹抹眼睛，吸一口气，低头对肚里的孩子说：“娘不哭哩。”
想到孩子，她便越发地心疼婆婆。她怀孕之后，因为有了肚子里的这块肉，竟生出和做姑娘时全然不同的心来，好像是，以前那個叫梅的少女，一下子从这世上消失了。她很少再感到羞涩和心如鹿撞，想到韩世新的时候，心上、身上都是火辣辣的，有点嗔怨，有点委屈，甚至有点想撒泼耍赖。她有时真想骑上一匹战马披风沥雨地追上他，捉住他不管不顾地质问：“咋不想想俺娘儿俩的么！”这，都是因为她做了母亲吗？她想婆婆真是难心哩，若是她，她可舍不得把她肚子里的肉，一块，两块，都迢迢地丢出去。那是她的肉，她的心呀，她怎么可以丢出去，给人家的刺刀做肉囊，给人家的子弹做靶子？
她因而陪着婆婆掉了几场泪。
婆婆拉着她的手说：“俺这一屋子爷们，一个么比一个心硬，从没听过一句知冷知热的软乎话。打你进了门，娘可高兴坏了，只有俺娘俩说得着话哩。”
她便也拉着婆婆的手，乖巧地应承：“娘多有福气，不说世新，就说爹和世良，哪个不是人见人夸？”
“他爹要强得很，生下的儿子自然也是不落人后的。”婆婆歪着头笑一声，不久却又挂上愁容，“要俺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争那些有的没的，安生过日子才好。偏他们几个，都是主意大通天……”
公爹在农会里干个负责人，加上是红军家属，事事赶在人前头，哪有往后退的道理？她也不能拖后腿，因而支持革命也那样勤勉，缝制军衣、打草鞋、替红军医院洗绷带，她做这些的时候，觉得离世新近了一些，心里便不那么慌了。
“娘呀，你说，世新他们啥时候能回来？”她还是忍不住胡思乱想。
“俺要是知道，俺是土地奶奶。”婆婆拍一把大腿，做出憨头憨脑的泥胎样子，把她惹笑了。笑着笑着，眼里禁不住淌出泪水来，可是稀奇。
她们这样苦中作乐的日子也并没有多少，红军一走，土地上的日子也难挨起来。原先大片大片的红军田，轰隆就变了色，成了白花花的盐碱地，除了长人头，竟长不出庄稼来。还乡团带着全副武装的国民党部队杀回来，打出的口号是：坚壁清野，鸡犬不留。失去红军庇护的苏区，沦为任人蹂躏的柔弱妇人，乡民三天两头的跑反便成了家常便饭。不跑不成哩，若是让还乡团抓住了，男的砍了头丢在地里，女的绑了卖出山去，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梅大着肚子，这样的颠沛更是让公婆忧心。每回婆婆都护着她，可再怎样赔小心，究竟敌不过粗糙的日子，终于有一天，她在颠簸的山道上疼得弯成了一只虾。“娘呀，”她一手的冷汗，潮漉漉地胡乱抓了一把野草，呼地跪下来，“疼！”
“坏了，怕是要生了。”婆婆用力扶着她，只是千钧的力道往下坠，硬是扶不住。
山下，烧村的火光熊熊，浓烟滚滚，口鼻里几乎闻得见尸体的焦臭味。跑反的村民拖儿带女，呼爷叫娘，挑着担的，抱着罐的，扛着铺盖的，顾不上野径里伸出钩子来，锯齿样的荆条扯着衣襟，撕着皮肉，就这样疯疯癫癫跌跌绊绊地往山上跑。他们是踩着尸体在奔逃哩，若跑得慢一点，自己怕就成了垫脚的尸身，所以啥人也不敢停下来。
婆婆无法，几乎是半拖半拽地把她抱进附近的草丛。
梅疼得晕了过去，她不知道山下的大火烧起来的时候，公爹为了掩护村里人上山，落在后面，叫还乡团给抓住了。为首的那个，大名黄顾七，人称“黄七爷”，可以说是苦大仇深——当年农会闹起来，第一个拿来开刀的，便是恶霸地主老黄家。他兄弟黄顾三，就是梅的公爹一锄头挖死的，这是血仇。血疙瘩解不开，硬是要拿血来偿。两年前韩世良落在黄顾七手里，在劫难逃地吃了“两根条”，可那孩子命大，夜里捂着颈子上的血窟窿逃回来，竟逃得一条小命。这一回，他七爷万不能饶了老韩家。
梅抱着一对早产的双胞胎回来，见房倒屋塌，几缕青烟袅袅送上天去，仿佛魂灵的诵唱。村子烧成白地，比盘古开荒还干净。梅痴呆呆地抱着她的孩子，胸口一阵胀痛。头顶有老鸦聒噪地盘旋，孩子哇哇哭起来，她撩开衣襟，却发现自己并没有一滴奶水。雪落下来，悄无声息地跌落在丧失了生机的荒原上，起初零零星星，渐渐铺成一地鹅毛，覆盖了那一大块绝望的伤疤……
韩世良嘴里呜呜哝哝，说不清楚话，他实在是太老了，老得连他的话都上了年纪，泛黄、打卷儿、皱皱巴巴，如何也捋不平整。我却听得入了迷，好像走进一片秘境，四周生长着残酷的童话和使人心旌摇荡的歌谣。他收集了满满三大本当地民谣，都是革命年代口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因为缺乏权威认证，他不大好意思拿出来。我再三请求，他的孙媳妇也在一旁撺掇：“叫领导看看哎，你自个儿当宝贝，那做不得数么，要领导认可哩。”
韩世良没想到我读得津津有味，他也高兴起来，“啊、啊”地挥舞着枯柴棒一样的手臂，向我描述那个年代的情景。
鼓儿不要敲哎，
锣儿不要嚓哎，
听我唱个穷人调，农友哎！
大家莫见笑哎嗨哟。
穷人真好苦哎，
衣裳破了无布补哎，
忍饥受饿说不出，农友哎！
瘦得皮包骨哎嗨哟。
禀告二爹娘哎，
去把扁担扛哎，
东逃西奔度日光，农友哎！ 命运对于人的捉弄，或许就在于把误会和错过丢进了岁月的褶皱。
如果继续留在鲜花岭，韩世良和陈映莲或许会沐浴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成为一对忠贞的革命情侣。他们相互爱慕，彼此扶持，走得再是颠簸坎坷，也望得见彼岸的幸福。然而亡命天涯的韩世良在遭遇挫折后因为孤独而“大彻大悟”，他觉得自己之前所走的路似乎是个笑话，无人关心，更无人喝彩，一个人走在绝路上，即便姿势再潇洒，又有什么意义？于是在一个鸟尽弓藏的秋天，漂泊在异地他乡当了两年羊倌的韩世良，经过深思熟虑，壮士断腕般地选择了苟且回乡。
这个决定谈不上聪明，只能说是对命运的委曲求全。
便衣队与联保主任
韩世良说起映莲的时候，脸上泛起了温柔的涟漪。当爱情穿过漫长的岁月抚摸他脸上的皱纹，故事变得旖旎而生动，那个与革命干系重大的故事本身却无关革命。我陷入一阵恍惚，仿佛垂老的韩世良在初春的阳光下回复了英俊的青春容貌，正意气风发地挑着两只盛满水的木桶，随着肩头那条油光锃亮的扁担上下起伏，有节奏地摆动着年轻的身体。他的脚步富有弹性，轻盈地踩动了脚边鹅黄色的蒲公英花瓣。一些清水洒落在受孕的春天，由此生长出葳蕤的希望。
“既然回来了，怎么不继续参加当地的游击斗争？”我问韩世良。也许是因为我的无知触动了韩世良的隐痛，他嘬着牙花子说：“俺，俺当时，也支持革命哩……”
我后来才意识到，这好像是他第一次听懂我的问话。
韩世良一路讨着饭回家，他娘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是：“俺的孩哩，就是死，俺也不让你再走啦！”母子俩抱头痛哭，这劫后余生般的重逢让韩世良的嫂子也哭得肝肠寸断，她扯着韩世良问：“见到你哥了没？”韩世良的回答自然是让嫂子失望了。梅背过身擦擦眼泪，又强展笑颜，温言对婆婆说：“世良回来是好事么，娘莫哭了，那么难的日子都过来了。”韩世良的老娘这才醒过来似的，拉着韩世良交代道：“俺孩命大，几次死里逃生，阎王爷不收你，你要晓得好歹哩。这世道乱得很，俺们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平平安安。你去西桥头找你幺爷，就说回来了，余下的，啥也别说。”韩世良喏喏应了，趁黑摸到西桥头。
西桥头的联保主任韩仲华，论辈分是韩世良爷爷那辈儿的堂兄弟，两家关系不远不近，但因为韩世良的老娘和韩仲华的夫人是表姊妹，这就有了说话的余地。后来韩世良能留在岭上专心侍弄稼穑，全仰赖幺爷的照拂。按韩仲华的说法：“奶奶的，这世道看不明白么，看不明白就瞎蒙吧。有奶便是娘，不管是啥党，都得要吃要喝。俺们过俺们的，两边不得罪，这错不了吧？”
当时在岭上，这样“两边不得罪”的“两面政权”为数不少，保甲长白天公开为国民党办事，夜晚秘密为共产党工作;壮丁队白天为国民党守防，晚上协助便衣队向地主征粮。熊家河的一个老地主，在家里拉了民团，筑了碉堡，就这样的铜墙铁壁，也怕哩。国民党搜山时便衣队把几个伤员送到老地主家，就那么大马金刀地“隐蔽”在碉堡里养伤，任谁想得到？韩世良的老娘死活不让韩世良再上山打游击，但不拦着他给山上的游击队送粮送药。虽说这事都听韩仲华的安排，但韩世良心里是乐意的，就是因为利用国民党部队白天搜山、晚上撤回据点的空隙，他配合便衣队四处筹粮，再次见到了映莲。
粮食藏在毛竹里，迎面见着了，以为是打竹子的，剖开毛竹一看，才知道那空心里头全是实的。就像他对映莲的那颗心，见着了，心怦怦地跳，他捂着它，怎么也捂不住似的，反倒扼得它难受，几乎要呼地跳出来。映莲的大辫子一早就剪掉了，他晓得那份苦，整天钻林子，累了，困了，就在山洞里、草窠子里打个盹儿。养着条大辫子，实在是多余、累赘，有时候还能拖住人脚，叫人陷入不测的危险中去。他见着她的半个侧脸，还是那样红彤彤的，圆脸蛋儿，好像有绚烂的霞光笼着她，使她周身都是圣洁的光辉。她正忙着给伤员裹绷带，一道一道的，细心得很。他刚想开口叫一声“映莲”，旁边一个便衣队的同志拿胳膊捅捅他：“走，俺们再走一趟。”
这样走到第几趟，他不记得了，有时见得着，有时见不着，见着了又说不上话，只能远远地看一眼，好像是，隔着山，隔着水，隔着几度春秋。就是这说不明白的几个春秋，让他有些害怕见到她。见到她如何说呢？说是自己的队伍被打散了？说自己负伤掉了队？说这一路逃荒要饭才回的家？她要是问他怎么不去找队伍，他咋个回答她哟！他臊眉耷眼地低下头来，那颗怦怦跳的心渐渐回到胸腔里，只好尴尬地搓搓手，下山去。
山下有他的娘、他的嫂子，还有哥哥留下的两个双胞胎娃娃。他现在是家里唯一的男丁，说不上顶门立户，总不能让一家子妇孺给他筹粮去。韩世良把那声卡在嗓子眼儿没喊出口的“映莲”落回肚里，一步一回头地走到山脚，望望身后，山高林密，黑压压的一座影子压下来。他攥紧了拳头，心想日子还长哩，有他在山下，断不能让映莲她们饿肚子。
便衣队里有个叫“老斗”还是“老窦”的，韩世良和他说得上话。两人一起打配合，办过几回差。韩仲华后来干脆安排韩世良专门和这个老斗接头，筹到棉布、雨伞、帐篷什么的，都由他们运上山去。老斗和韩世良说，韩仲华是个滑头的，起先不大配合他们工作，等到便衣队采取奔袭、夜袭等手段，镇压了一批反动保长和恶霸地主，这才肯骑在墙头两边倒。韩世良说，俺幺爷不是个坏人，他想得长远哩。老斗就笑，屁，他若看得到“长远”，就不会做墙头草。韩世良心想老斗说得也对，也不对，一时糊涂劲儿又上来了，好像看到自己在坡上放羊，羊吃草，草一直长到天边去，远看草色近却无。他不敢和老斗说自己以前也打过游击，只说家里少不了男人，他娘、他嫂子、他哥留下的两个没见过爹的娃娃，都得靠他。老斗表示理解，说他家五个兄弟，老四就留在家里伺候老娘。老斗还说，等俺们胜利了，俺要给俺娘把没尽的孝都补上。
这天韩仲华把韩世良叫去，却半天不说话，只捧着腮帮子，一副愁眉苦臉的样子。韩世良以为他牙疼，就说：“幺爷，俺知道邻湾有个挑牙虫的，要不俺这就去邻湾走一趟。”韩仲华摆摆手：“不是牙虫的事，是便衣队，不晓得从哪里打听到运粮队从岭上过，这就要在俺们地盘上动手哩。俺的个天妈妈，这下子搞得，你说，上头正在弄啥‘雪地搜山’，俺们这旮旯，要是出了这档子事，这不要人命么！”韩仲华“哎哟、哎哟”地叹气，把韩世良也闹得牙疼，心想韩仲华待他不薄，这个忙要帮。 怎么帮呢？韩世良找到老斗，折了一根树枝，蹲在地上划圈。老斗莫名其妙地看韩世良划得起劲，先是划了几道圈，又划了几个叉，圈圈叉叉地连成一片，像是张地图。
“啥？”老斗還是不明白。
“这是月亮地，这是付家坪，”韩世良给老斗解释，“小保队在这里埋过人，大白天也没人敢从那里过，鬼哭得凶。运粮队得绕着走，从这儿，”韩世良手里的树枝往上一斜，“这是山嘴，叼得住一队人马，但是到了这儿，”韩世良又划一个圈，“就不行了……”
韩世良利用自己以前打游击的经验和对地形地貌的熟悉程度，有理有节地说服了老斗提前下手，避免了便衣队在韩仲华的地界设伏劫击运粮队的危险打算。后来那五百多担粮食和物资轻松落在便衣队手里，韩仲华也得以明哲保身，韩世良功不可没。
“世良，你是个人才哩！”老斗这样夸韩世良，大手一挥，拍在韩世良肩上。韩世良窘得满脸通红，赶忙扔掉树枝，两手在胸前划拉。他可不想当啥人才，他得在家里老老实实地种地，伺候老娘，照顾寡嫂和两个嗷嗷待哺的娃娃，这之外，他想得到的就是映莲。映莲在山上可好？他山重水复地想着她，想得心都痛了，却没有机会让她看到。只有等到胜利的那一天，他迎她下山来，让老斗给她说说他为便衣队和游击师做的那些事，好让她知道，他并不是一个逃兵、一个懦夫、一个叛徒。可是，啥时候才会胜利么，他又懊恼起来，想到老斗的话，便好像看到映莲对自己生出怨言——她埋怨他哩，他不过和韩仲华一样，是个看不到“长远”的墙头草呀。
那些如花的姑娘与他的逃逸
我问韩世良，他们鲜花岭的姑娘，是不是都长得像花一样。
这回韩世良居然也听懂了，他颤颤巍巍地数着名字说：“映莲、玉兰、菊香、金桂……她们，都可好看哩。”
花一样的名字，花一样的年华。
在鲜花岭，提起莲花台上的八姐妹，人们会津津乐道。那是一群花一样的姑娘，人们说，她们在岭上开得那样绚烂，用生命成全了一部传奇。这传奇便也如漫山遍野的花一般，开在众口相传的故事里，开得活色生香。而在此之前，我是从冷冰冰的历史材料开始认识她们的。
这个初春的午后，黄水晶般的阳光洒在百岁老人韩世良的身上，整整一个世纪的沧桑，在他衰老的躯体上拓印出动荡的波纹。他和我说起她们，我支起耳朵，生怕错过一个字。我怕错过与韩世良的谈话之后，那些活生生的故事，再也不能从死的历史里复活。
在韩世良的故事里，因为映莲，他与她们产生了奇妙的联系。
映莲就像韩世良心尖上的一颗露珠，他小心翼翼地惦记着她，生怕稍一用力，她就碎了，空了，化为乌有了。她在山上，他在山下。山下起风的时候，他就想，她那里的山风不晓得有多猛，她的帐篷怕是都吹得东倒西歪。她的头发丝飞舞起来，跳着狂醉的舞蹈似的，想要赶走多日的疲劳。她伸手拢一拢它们，使它们安心地配合她的手术刀。山上不敢点灯，怕引来搜山的敌人，靠松明子燃起的那点光亮，她得用三层床单裹住，再给伤员换药。她的一双大眼睛因此没那么明亮了，熏燎得像是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折腾过，迎风流泪。风不晓得心疼她，照旧吹得呜呜响，他躺在床上，烙饼似的，翻来覆去地想，把心都想痛了。隔壁老娘咳一声：“世良，你咋还不睡哩？”他慌慌地把眼睛闭上，呜哝一句：“这就睡了。”
山下落了雪，他心里更不得劲，想着山上不晓得有多冷，她的棉衣棉被够不够厚实。其实想也是白想，趁着大雪封山，县上又在搞什么“雪地搜山”，那就是让莲花台上的人断炊么。莫得吃的，映莲他们怕是连野菜也挖尽了。那些灰灰菜、岩韭菜、花儿菜、山羊桃都难觅踪迹，春天还早，天总也不亮，红军寸步难行，隔上里把路就有一座森严的碉堡，搜山清剿频仍不断，映莲有多久没吃上一顿像样的“饭”了？仅有的那一点耐寒的野菜熬成的糊糊，映莲一定舍不得自己吃，她还要拿给那些伤员哩。她虚弱的身体已经没有一点热量了，可搜山的敌人一来，她还要背着一百多斤的伤员满山跑……呀，他想得头都痛了，也想不出她哪里来的力气。隔天早上，嫂子见他熬得通红的眼睛，就问：“世良你昨晚咋又没睡哩？”他只好低头错身走开：“俺给西桥头扛活去。”
西桥头幺爷家，能见到老斗;见到老斗，就能得点山上的消息，韩世良因此不吝惜给韩仲华卖力气。
这天在韩仲华家，化装成挑货郎的老斗从肩头的货挑子里拿出一块手表，得意地问韩世良：“你瞅这是啥？”原来便衣队在下山冲活捉了黄顾七的妻弟兼副官葛某，绑上了莲花台，一番攻心教育，收效不赖，葛某下山后即送来五百块现洋及手表、西药若干。韩世良惊讶道：“不知黄顾七可善罢甘休？”“他奶奶的，不善罢甘休更好！”老斗伸手撸一下满是疙瘩的脸，“老子的弟兄们都憋坏了，就等着大干一场。”
老斗说这批药可金贵，山上妇女排的同志们都盼着呢。没有药，伤员就只能硬扛，她们看自己精心伺候的伤员挨不过恶化的伤口，天天哭鼻子哩。韩世良替映莲她们高兴，巴不得自己也变成伤员。山下的日子过得窝囊，他宁愿跟着老斗他们痛痛快快地打一场仗，哪怕断胳膊断腿儿，流血、流脓，反正有映莲给他缠绷带哩，一圈一圈地，就能把心上的伤裹上。他看着她红彤彤的脸蛋儿，便心满意足了，她若能为他流上一滴眼泪，他便立刻死去也值得。
韩世良问老斗，妇女排的同志可打仗？老斗说，打么，俺们红军不分男女，扛上枪就能打白狗子。韩世良就想，当年映莲羡慕他们男娃娃参军打仗，光荣得很，现在她可比他当年还威风，就像老斗说的，能拿兽骨片磨的手术刀干细活，也能拿“汉阳造”跟白狗子拼命。他比她高出一个头，见她却要低下头来。她还记得他吗？他还能见到她吗？他心里打着鼓，决定和老斗打听打听。
“陈映莲？”老斗歪着头想了想，一拍大腿，“俺晓得她哩，数她最爱哭鼻子。”
老斗说映莲心软，最见不得伤员折腾。可山上那条件，咋能不折腾？别的不说，做手术没有麻醉药，都是咬着牙硬扛。有一回映莲给伤员取子弹，那子弹可狡猾，嵌在骨头缝里，卡得死死的，偏偏没个抓手，医疗器械什么的，根本谈不上，只有一把镊子。映莲看着红肿发亮、流脓不止的伤口，先自手软了。她嘴里嘶嘶地抽着冷气，额头冷汗直冒，从被子里拆下来的棉絮做的消毒药棉根本止不住血，没多会儿她就把自己给疼哭了。那台手术，映莲是一边哭一边做完的。这笑话，莲花台上的人都知道。 “后来敌人搜山，伤员要转移，陈映莲又哭了。人家问她，你咋又哭？她说伤员的伤口本来都要愈合了，这一转移，缝合的线就得崩开。你说，这姑娘可有意思？”老斗哈哈一笑，“俺們红军战士，个个都是铁打的，哪能忍不住这点疼？”
韩世良想着映莲的眼泪，心尖儿上的那颗露珠颤了一颤。
老斗话稠，说了映莲，又说菊香。因都是从花溪村出去的，老斗还以为韩世良是帮村里人打听。
“那丫头，年纪最小，十四还是十五，比一杆枪高不了几寸，力气倒不小。伤员要转移，她二话不说就往身上背，脚还在地上拖半尺，”老斗比划着，“就这也能一口气背出几里地去……”
老斗说的张菊香，韩世良也认识。他离家时，菊香还小，常躲在她娘身后，见人只露半个脸，怎么如今也上山了，胆子还这样大，钻山洞、打游击，都不在话下。韩世良更觉得臊得慌，同村的两个女娃娃，老斗都认识，这下可把他给比到地缝儿里去了。他有些后悔和老斗打听映莲的事，自己腌臜自己。
往家去的路上，韩世良耷拉着脑袋。路边的浮雪存不住，早就被一只只脚踩成泥泞，高处的积雪却未融化，在北风里雕塑成令人仰望的姿态。白皑皑的群山的轮廓就耸立在不远处，仿佛一座高贵而神秘的巨大碑林，唤起了韩世良再次朝圣的勇气。抬起头来的韩世良深吸了一口气，快步向家中走去。
他再次向母亲提出上山打游击的事，谁知竟引来母亲的号啕大哭。
“山上是有金么还是有银哪？你去了俺怕是等不到你回来哩！”母亲悲戚的神色像大雾一样漫上眼角的褶皱，紧接着泪水滚滚落下，水气和雾气便一同泛滥着，使韩世良迷失在浓重的负疚感里。梅也在一旁拭泪，像是怕参与这重大的决定似的，悄悄转身出了屋去。母亲哭得更汹涌些，几乎上气不接下气：“你大哥一去么，几年没个音信，俺盼得眼瞎，盼不到一点光……你这又要上山……俺一个死了男人的孤老婆子，原不指望什么，你倒想想你两个侄儿才多点大？靠你嫂子一个，怕早晚得跟了别人的姓，俺们老韩家算是绝了后啦……”
母亲哭得韩世良百爪挠心，有心劝一劝，说句“嫂子不是那样的人”，想想也是白说，这事原就不是嫂子的事。嫂子是好嫂子，哥走后，拖着老的，带着小的，硬撑到他回来。他回来了，她松口气，他也替她松口气。他谢她还谢不过来哩，不能刚回来又撂挑子，让她寒心，还道他老韩家的男人没一个指得上。
晚上，歇了半晌的雪又下下来，纷纷扬扬的，拆棉扯絮一般。熄了灯，雪地里的冷光还照得四处明晃晃的。韩世良的眼睛闭不上，一闭上眼，映莲就跳出来，红彤彤的脸蛋儿叫白雪擦得更红了，气咻咻的样子。她跳着脚怨他，怨他是胆小鬼、是革命的叛徒。他有心掩住她的嘴，她却扭头瞪他一眼，那眼神，是根本不屑骂他。她瞪他瞪得可凶，瞪一眼，他一个激灵，比她狠狠骂他一顿还让他胆战心惊。
他睡不着，溜着墙根在雪地里划拉。脚在地上划拉一下，雪窝子就呼哧陷落一下，好像是，有个兽物在雪地里钻来钻去。嫂子“吱呀”拉开门，望一眼，叹一声：“世良，你可想好了，山上不比山下，只怕是难回头。”韩世良一怔，他在外面的时候就想过这问题，回了头，还算是个啥？只是没想透。再说，回来的日子也并不容易。嫂子却倚着门框，像有话要说的样子，他不禁想问问嫂子，嫁给大哥，可想过回头？
莫回头，嫂子说，凡事莫回头，女人家就是这样。那么男人呢？男人更是如此，大丈夫做事莫回头。这是嫂子的观念，所以大哥一去不回，她也不怨。倒是韩世良跑回来，她先还想，这是咋回事？再一想，才明白。只是婆婆欢天喜地，她也不能赶他走。她用她那并不丰富的革命理论与韩世良讨论出路问题：“上山么，那得抱着回不来的心思呀，和你哥一样。娘由俺照顾，俺没得外心，只是，你想好，到底是为了啥上山？”
这一下把韩世良给问住了。
“映莲、菊香她们走的时候，俺也想过要上山哩，”嫂子幽幽地说，“可俺扔不下孩子，还有娘……俺听说，妇女排的罗排长，怀里也有个奶娃子。为了掩护同志，她的娃娃就死在怀里……”
嫂子口中的罗排长，原是她娘家村里的，闺名叫秋红，做姑娘时两人见面总要嬉笑打闹一番。那时候日子长得很，太阳升起来，老半天还爬不到山后头。日头不转到山后边，她们便不能偷偷溜出来，总要等到家里的活都歇了，才能头抵着头说悄悄话儿。罗秋红的眉眼细长，斜斜地吊到鬓角，和戏里的人物有几分像。梅便打趣她，日后也找个戏里的人，两口子好夫唱妇随。谁知竟说准了——后来，罗秋红两口子都到了部队上，成了并肩战斗、亲密无间的好同志。这段夫唱妇随的婚姻，本让梅羡慕，然而去岁冬月里国民党搜山，夫妻俩被打散，罗秋红先是失去了丈夫，后来又失去了刚刚出生十个月的孩子。
“听说就在老鸹山下的荷花塘，”嫂子叹息道，“她是排长么，她下的命令，要跳塘。也是莫得法子，只有塘下能藏人……”
韩世良听嫂子说罗秋红的事，心里乱得很，罗秋红背上还有孩子，她明知道冬月里塘底下有多冷，大人耐得住，孩子咋受得了？想到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韩世良皱紧了眉头，要是换作他和映莲……
嫂子是想说，他不是那样为了革命啥都豁得出去的人吧？他心里想着的，也根本不是什么革命，不然也不会半途而废地跑回家来。嫂子这瓢冷水浇得韩世良从头凉到脚，再回屋里躺下，脑子里的映莲就变成了罗秋红的模样。其实他也没见过罗秋红，罗秋红是方是圆、是黑是白，都一团模糊，他不敢细想，怕想得太细，心里的映莲就真的变成了罗秋红。
大雪下了一夜，到天明时，韩世良摸到墙根的扁担，同往常一样说了声“娘，俺挑水去”，便踩着笃厚的雪窝子，朝映莲家门前的三口井方向挨过去。他娘在身后叮嘱一句“当心井沿上都是冰”，日子便如往常一样，又车轱辘般转着圈儿开始了。
也就是这一年，最冷的时候，韩世良听到映莲牺牲的消息。
韩世良说到这段的时候也没有加入过多的个人情感。也许在他看来，用感情来描述映莲的牺牲，是对映莲的亵渎。 韩世良只是平静地说：“本来，她是可以活下来的……”
映莲有副倔脾气，韩世良和她一起长大，最熟悉她的脾性。小时候和男娃娃打架，映莲明知道在体力上吃亏，也不肯低头，非要抓挠得对方变成花脸，这才罢休。“俺不是好欺负的！”她好像不知疼似的，昂着脑袋，一瘸一拐地往回走。往后小子们就记住了，莫惹映莲哩，惹了她一准变花脸。
韩世良从来都是顺着映莲，他没有说过一句惹映莲生气的话，更不敢做下一件惹映莲生气的事，可这也不能得到映莲的好脸色。映莲从不给小子们好脸色，她说小子们只会“戳包”。就连地主家的少爷，她也敢摆冷脸子。乡里闹起来以后，她跟在世良的哥哥世新后面喊口号，看世良的眼色才和顺起来。韩世良难免觉得，要是没有革命这档子事，映莲或许不会搭理他。映莲牺牲的消息传来，他想着她那性烈如火的脾气，便如亲见到那天的场面一样。
一定是映莲身上的医药包暴露了她的身份，敌人威胁她说出伤员的藏身之处，否则就活剥了她。皮鞭紧跟着贴上来，狠狠地咬下一块块钩着淋漓血肉的破布条，雪地印着血光，分外触目惊心。雪花在飞溅的血珠中舞蹈，这些来自天空的精灵从未见过如此鲜艳的绽放，它们拥抱着映莲破碎的身体，裹住了她的鲜血和沉默。
家，早被烧光、抢光了，父母兄弟也已经被杀光、抓光了，这是每天都在上演的剧情，革命者和敌人之间的界限和仇恨是天然的，这是两个阶级的对垒，至死方休。但愚蠢的敌人似乎并不清楚映莲的立场，在他们看来，一个黄毛丫头，是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阶级观念的，她参加革命的初衷也许只是因为一张蛊惑人心的宣传单，或者印在墙头的一条口号式标语，没准儿，就是饥馑之下招徕人心的一碗棒子面儿粥。抓捕她的长官甚至动了恻隐之心，苦口婆心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企图劝说这个失足的姑娘回心转意，做个堂堂正正的人，毕竟一个年轻姑娘跟着赤匪钻山林、藏石洞、吃野菜、穿破衣绝非长久之计。人不应该忍饥挨饿、赤皮露肉，而应该体面地追求尊严和幸福。
然而在倔强的映莲眼中，对于尊严和幸福的定义和反动派的看法是背道而驰的。韩世良想，映莲正是嫂子说的那种认准了路便不回头的女子。所以在日后档案馆的史料中，会留下这样大义凛然的遗言：“我们的尊严，就是不屈地战斗;我们的幸福，就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让老百姓过上当家作主的日子！”映莲的台词，韩世良一个字也没有重复，他只是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如烟的岁月就把他的爱人湮没了。
韩世良说，那位“爱惜年轻的生命”的国民党长官没能挽救冥顽不化的映莲。最终，她理了理鬓发，扯了扯身上被鞭打得稀烂的单薄衣衫，昂首阔步地走向了活埋她的土坑。当她跳下去的时候，漫天飞雪搅着枯枝败叶在怒号的狂风中觳觫，这是二十岁的青春唯一的陪葬，而那句“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永远地定格在1935年的冬天。
被映莲掩护的伤员同志们，后来一路爬回了村，从国民党匆促炮制的土坑里扒出了她的遗体。一位大娘脱下了自己的破棉袄，一位大爷脱下了自己的蓝布长衫。映莲破碎的身子终于被温暖地包裹起来，虽然依旧体无完肤……这是一个关于青春和信仰的故事，韩世良说得断断续续、有头无尾，他似乎极不愿意触碰到那个被盖棺定论的结局。
一个道德两难故事
韩世良和我说起罗秋红的事，与当地革命史的记载略有不同。在他看来，陈映莲是罗秋红手下的兵，当时受罗秋红的教育很深刻。罗秋红为了革命，能捂死自己的孩子，所以陈映莲也必须有钢铁般的意志，舍身当烈士。他这样曲解历史，让他的孙媳妇感到非常难堪，忙在一旁找补：“俺爷，你说啥呢，干革命就得有不怕死的精神，书上说视死如归，就是这个意思，你莫瞎解释。”韩世良翻翻眼皮，嘟囔几句，听不清楚，也就罢了。他与罗秋红的关系不大，我猜从他嘴里，并不能掘出深刻的历史内涵。
在韩家待了一天，我大概了解到韩世良的孙媳妇热心张罗这场采访的初衷——韩世良后来一生未婚，也没有子嗣，孙媳妇的公爹，也就是韩世良的“儿子”，是韩世新留下的遗腹双生子中的一个。韩世良无后，这个侄子便过继给他做了儿子。过继后的韩世良的“儿子”，因失去了烈士之子這个光环，与同父同母的哥哥相比，他们这一支，在生活待遇上窘迫不少。孙媳妇想极力传递给我的信息是，他们家也是为革命出过力的，也是红军。我有些尴尬，点着头哑然失笑。
想来，在革命史中读到的罗秋红的形象，与韩世良心目中的那个罗秋红是有出入的。究竟哪个罗秋红更真实呢？这似乎一点也不耽误重大的革命历史进程，因而显得无足轻重。我心底却有一个声音，怂恿着我在这篇小说的结尾，通过一位卷入革命暴风眼的母亲看到的中国革命最严酷的那一面，把鲜花岭上的故事讲完。
游击战争时期，莲花台上的妇女排排长罗秋红最大的牺牲，可能就是1934年冬为掩护十多名红军指战员，活活捂死了自己刚刚出生十个月的儿子。这个故事后来被广为传颂。在常见的革命叙事版本中，那个叫小蓬头的婴儿是为革命牺牲的，他的母亲为了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成功掩护战友，忍痛把他按进了冬月的水塘，并且母亲后来想到他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的，是为千千万万劳苦大众不再失去亲人而牺牲的”，觉得孩子“死得光荣，死得值得”（引自调访材料《罗秋红：贴心干革命 舍子护战友》）。但我更愿意把“革命”这个天然地携带政治基因的词汇从故事中抽离，将小蓬头的牺牲看作一个道德两难故事。这样也许更符合人性，也更符合一位母亲对故事的讲述：
1934年冬天，这是我人生中最严酷的一个寒冬，命运像是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让我先后失去了丈夫和孩子。他们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可是我无法保护他们不受伤害。在当时的环境下，人人自危，成人无法保全孩子，很多母亲眼睁睁地看着孩子饿死在自己怀里。但我更加不能被原谅，因为我亲手送走了那个天使一样的婴儿。他已经会喊妈妈了，对我微笑的时候令人销魂。他才十个月大，眼睛和头发一样乌黑闪亮。因为我们出没在山林，居无定所，餐风露宿，大人尚且人瘦毛长，也就没有工夫给他剃头，他的头发老长老长，同志们都叫他小蓬头。 我和小蓬头的父亲是在国民党十一路军某团搜山时被打散的，当时他在放哨，而我在临时的驻地给小蓬头喂奶。听到枪声，我就知道情况不妙了。剩下来的同志们不多，枪更少，而四周武器精良的敌人虎视眈眈。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拼命的，但在这种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拼命的唯一结果是全军覆没。红军主力转移后，我们的游击战争打得很艰难，眼下这十几个同志，是筛子筛下来、箩子箩下来的仅存的宝贵力量，不能硬拼，只能迅速撤离。
老鸹山下的荷花塘是个能藏人的地方，附近树丛子密，万一被发现，也可以在水中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我背着孩子跑到水塘边，见满塘霜打的荷叶铺满水面，每张枯叶都有斗笠大小，人藏在下面，岸上瞧不出所以然。那天很冷，跳塘的决定是我下的，我丈夫彭乃应是游击队负责人，我说一句话，队里的同志很少有异议。后来我想，也许这个决定本身就很愚蠢，是它把我陷入了绝境。
一跳下刺骨的水塘，我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天大的错误。腊月里的冷水把孩子激得哇哇大哭，这一下我手足无措了。他原本是个很乖的孩子，打出娘胎就跟着我们出生入死，过河钻林，打枪放炮，从来不哭不闹，但是他毕竟才十个月大呀，娇嫩得像朵梦中的蓓蕾，怎么受得了这彻骨的寒气？
敌人已经翻过山头了，很快就要逼近我们藏身的荷塘，我的心跳得如擂鼓，砰砰地砸在小蓬头的哭声里。我的心肝哪，你不要再哭了，哭得为娘五雷轰顶。那些跟着娘跳下塘的叔叔、伯伯们，他们的命都攥在你的手心里呀。不，不，是攥在娘的手心里，只要我捂上你的嘴，就……
不唯革命，似乎在好莱坞大片里，我们也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形，英雄们往往需要牺牲小我来成全大我。即使在道德的天平上，一条生命的分量和十条生命的分量并无绝对的倾斜，但就生命保全的自然法则而言，十还是大于一，于是，它决定了人们在进行道德两难选择时，总会大概率地偏向于多数生命的挽救。
回到那个可怜的母亲做出选择的这一刻：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样做才能让我的后半生不被巨大的愧疚和痛苦所折磨。杀死自己的孩子，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虎毒尚且不食子，我怎能禽兽不如？可是，眼前这十几条活生生的生命，他们和我情同手足，并且是因为我的一声“令”下，才造成了他们深陷绝境的困局。如果我留下孩子，同志们将无一幸免，孩子最终也无法活命;如果我不让孩子发出声息，倒有可能保全有生力量，看到希望。是的，不能让孩子发出声息，我的手紧紧捂了上去，就一会儿，孩子，就一会儿，等敌人走了，妈妈就能抱你上岸了。四周的水那样冰冷，我的手更冷，更冷……
很遗憾，母亲没有想到她想象的那“一会儿”会是整整六个小时。六个小时以后，敌人在山那边的集合号声才让游击队员们如临大赦，浮出水面。
孩子的身体已经和冬月的塘水一样冰冷了，即使母亲散发着奶香的胸膛也不可能再温暖他幼小无助的身子了。
女人在战争中的生育，本就是一个悲伤的话题，生和死，一对孪生兄弟，注定如影随形。从罗秋红发现自己怀孕的那一刻起，她就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孩子的命运。还记得那天，她在大雪盈尺的深山老林里产下麟儿，“產房”是一块露天的石头，丈夫彭乃应脱下身上的旧衣裳包裹住孩子，她当时就冒出个该死的念头：这孩子不能要！在山上打游击没吃没喝的，一夜还要钻几十条山沟子，孩子留不住啊。可是丈夫说，红军一定会打回来的，到时候孩子就能过上好日子了。这个愿望没能实现，丈夫看不到了，他在那场战斗中被捕，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临死时被割成一条一缕的，惨不忍睹。他说他是一棵结了籽的菜，敌人能砍掉他这棵菜，但永远扫不尽撒在地上的菜籽，那些埋下的籽儿，总有一天要出土的。说得多好啊，可是他知道吗？他留在这战乱频仍的苦难世界上唯一的那颗种子，已经被她亲手掐灭了生命。她忍着巨大的悲痛和无尽的愧疚在余生中艰难爬行，同一个疯狂的噩梦总是对她纠缠不休，在那个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踽踽独行的梦之陷阱里，丈夫向她允诺的那个能把孩子留住的好日子始终没有到来……后来的这一切，似乎注定是被革命史隔离在主题之外的，一百年前那场向着革命英勇进发的多声部的战歌，最终被一种统一的宏大声音淹没了。或许，这些损失掉的不那么和谐的音符，才是滚滚红尘之中，人们祭献给岁月的歌谣。
阳光打在韩世良被岁月削刻过的苍老面颊上，奇怪的是，那深深浅浅的老人斑和皱纹反倒使他沧桑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面容饱满起来。在一种神奇的光晕的笼罩下，他哼唱起很多年前那支无师自通的革命小调：
鲜花岭上出太阳，
革命历史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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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丁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