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从一出生，便要被包裹在衣服饰物中，而服装不仅仅起着遮蔽身体、御寒保暖的功能，其本身也含有文化涵义。少数民族的民族服装更是反映出该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历史传承、宗教信仰、审美情趣及风俗习惯。通过田野调查，从云南大理剑川县石龙村村民的着装现象可以窥见服装文化中的权力结构，并分别从两个方面阐释了权力结构中的白族民族服装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民族服装；权力结构；女性客体化
　　一、作为文化符号的白族服装及其对女性的客体化
　　服装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存在的，从一个人的衣着能窥见其身份、审美情趣、社会地位、文化知识水平等。民族服装更是如此，穿着民族服装的人更像是传递民族文化的使者，不断向外辐射着民族文化。从白族发展的历史来看，从南诏时期起，大理的白族就与中原保持着臣属关系，随着大量汉族迁入云南，当地的白族文化受到了汉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是以父权制、宗法家族制为核心的汉族儒家文化，它体现的是男权文化，男性占主导地位，因此男权社会的逻辑开始在白族文化中复制。
　　颇具文化内涵的包头和围腰成为了对女性的束缚，女性在婚后要戴包头、系围腰，除了迎合男性对成熟女性的审美需求之外，也是她们自身对其已婚身份的确认，女性成为了表达男权社会逻辑的客体，也有了自我客体化的倾向。她们将自身身份剥离，不是从第一人称的角度来看待自身的身体，而是内化为一个第三人称即观察者的视角将自己的身体视为基于外表评价的客体，使女性长期监控自己的身体。她们长期观察并穿戴着代表自身身份的围腰和包头，维持着男权社会认为女性应当守规矩的逻辑，成为了表达该逻辑的客体。而家庭富裕有教育经历的女性所穿的青年装可以被看做是女性在公共领域中用于社交的服装，青年装反映出的是女性文化精英独特的魅力，但即使是文化精英，也避免不了作为女性被男性观看的命运；女性文化精英在回归到私人领域中，又要换上日常生活中的民族服装，她们穿着注入男性审美和男权社会逻辑的民族服装，便成为并被男性观看的对象以完成家务劳动。因此，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中的女性服装都是符合男性审美意趣、迎合男权社会逻辑的，都会使女性进一步客体化。
　　二、不同场景下的白族服装
　　（一）日常生活中体现实用性的白族服装
　　石龙村的白族民族服装与大理其他地区的不同，与其自然环境有一定关系。石龙村地处山区，是个海拔较高、交通较为闭塞的山区村落，自然环境相对恶劣，也造就了石龙村相对严肃保守的服装文化，老年女性的民族服装以黑色、深蓝色为主，与大理其他地区鲜艳的民族服装形成鲜明对比，就是其严肃、深沉的服装文化的印证。笔者在访谈中也问到了服装颜色为何以深色为主，68岁的LCB老人解释道是因为做活的方便，平常穿深色的衣服在厨房干活也耐脏，像下关那边的白色衣服很容易脏，也不方便做活；76岁的LYF奶奶则认为她们的深蓝色、黑色的民族服装较白色的金花服更好看，白色只有在戴孝的时候才会穿；63岁的LTL老人认为与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因为他们生活在农村，每个月的30天中有28、9天都会需要去田地里做农活，出于劳作的需要，深色的衣服更耐脏，浅色的衣服容易脏，尤其是白色的最难清洗，他们自然就不会穿白色的衣服了。
　　由访谈资料可以得出，由于石龙村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村落，日常生活中的服装更多的是适用于农耕生活中，具有实用性，深色除了印证了相对严肃保守的服装文化之外，对于每天要做活的村民来说也更加合适。女性穿着三、四层衣服，系围腰，包两米长的黑布包头，还需要上山采野生菌的女J陛则戴帽子，原因是在采野生菌时包头会掉落，影响工作效率。
　　七、八十岁的妇女恪守传统，穿着最传统的民族服装，她们每天经历的繁复的穿衣程序就是对女性的约束，系围腰提醒她們要遵循三从四德，戴包头又警示她们要讲究规矩，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被内化在每天的穿衣行为上，对她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至于她们已经习惯了繁复的穿衣程序；除此之外，民族服装也在不断强调固化的社会分工，深色的设计就是为了方便做活，围腰的设计类似于围裙，是只有在干活的时候才会使用，而围腰已经成为了民族服装的一部分，成为了家务活的隐喻，强调女性应该做家务活已经成为了服装文化的一部分，而LYF老人认为她们深色的民族服装更好看也是对该服装文化的认同，可见服装作为符号对个体观念的影响。
　　（二）仪式中服装表演性的呈现
　　石龙村白族在仪式表演中所穿的民族服装与日常生活中的又有所不同，根据访谈得到的资料发现仪式中的服装较日常生活中偏重实用性的服装更具有表演性，同时，传播民族文化的重任却落在了女性身上，正如沈海梅在曼底進行田野调查时提出的“男性客位化，女性主位化”观点所阐释的一样，女性在传播文化时被男性构建为传播主体，而实际上女性仍然是附属于男性的第二性，主体地位被剥夺，仅仅扮演着审美作用，其身体不断被观看。
　　由得到的资料可以看出，在接待游客时女性成为了主体，她们身穿更具民族特色和符合大众审美的金花服传播着白族特色文化，尤其从ZYM所说的男性在工作时是不用穿民族服装，而女性的工作服是工作单位统一发放，穿民族服装的女性成为了展示民族文化的符号，男性则是意愿传播民族文化，将女性当做操作对象的操纵者。女性着民族服装接待游客，她们一方面成为被男性“凝视”的对象，维持着男性意识中白族女性应当有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消费主义社会的逻辑使然，女性进一步被物化成商品，吸引男性消费者的到来，被物化成民族文化传播的符号，承载传播民族文化的任务。从表面上看，女性主动向外辐射着民族文化，成为了传播民族文化的主体，呈现主体化的趋势；而男性则退居二线，以旁观者、外来者的眼光“凝视”着女性，审视着传统民族文化，在民族文化传播中呈现客体化倾向。实际上却不尽然，男性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并执行男权社会的逻辑，女性是男性推向文化展演的前台进行文化展示的对象，其一言一行仍然是受男性操控的，他们书写游客消费民族文化的规则，将消费女性的钱塞在自己的口袋里，再满意地离开展演的舞台，因此，背后的逻辑仍然是男性主体化，女性客体化的。
　　三、结论
　　本文首先通过笔者在田野点石龙村观察到的着装上的性别差异人手，采用观察法和访谈法对着装背后可能存在的权力结构进行探讨，揭示了白族女性在传播民族文化中表面上处于主体化而实际上是男权社会的文化逻辑使其成为民族传播的符号，讨论女性在历史的发展中客体化的过程，在日常生活中和仪式表演中是如何被构建为传播民族文化的主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