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学术前沿论坛”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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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上午,由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举办的系列学术活动——“2007·学术前沿论坛”在英东学术会堂举行。本届论坛以“和谐社会:社会建设与改革创新”为主题。钟秉林校长和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市社科联主席满运来为论坛致词。韩震副校长主持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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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概念直接与卢梭的教育理论联系了起来。人们常常认为,是卢梭“创立”了现代教育,或至少是其最具影响力的前辈。本文认为,“现代学术”或“实验教育”是在17世纪晚期的“古今之争”中加以讨论的。这场历史性的重要争论过后,教育和学术便与现代科学的开放经验联系了起来。与这种传统相对照,卢梭并不是一位现代作家。将他的教育概念作为19世纪末所谓“现代教育”或“进步教育”的基础,这实在是太矛盾了。进步教育的意象被儿童心理学、尤其是被认知发展理论所强化。卢梭克己自制的“消极教育”概念在很多方面与这些观点相对立。
关于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已经有许多讨论了。有人认为,全球化、互联网与科学共同体可以使各国在知识相互依存的新时代,在高等教育这一竞技场获得平等的机会。有人则宣称,全球化不但意味着世界性的不平等,而且会导致大学“麦当劳化”。也有人认为,当前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压力,从高等教育大众化到私立高等教育的增长,都是全球化的结果。在这些假设中,有些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但是也存在不少误解。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高等教育全球化与国际化的真实状况,着重讨论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一些影响方式。本文特别关注的是:全球化在怎样影响着
为了迎接来自内部和外部新的挑战,高等教育机构已经形成和实施了一系列质量评估方案,但是现有的高校质量评估方法单一,不够全面和完善。鉴于目前缺少系统和持续的质量保障体系,作者对源于技术和工业的“质量”概念从内涵和外延做了明确定义;机构质量保障和项目评估应该相互补充,把独立的绩效监控手段和不同的评估方法结合,以此作为核心的质量保障工具,并加入一套体系化和连贯的管理系统之中。同时,高校质量评估应以效果为导向,充分考虑高校顾客之需要。
本文利用美国和德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历史比较数据,试图对导致制度变迁的三类因素的普遍性和运行机制进行评价。这些因素是:机遇(或外因)、内因以及理性的人类预见。其中理性预见是引起制度变迁的因素当中最少出现的,笔者例举了制度创立者和政府对制度变迁的干预来加以说明,并讨论了这些干预的相对效果。
美国高等教育的十个时代是指从哈佛学院建立至今这段历史,其时代特征体现在三方面:大学课程、学生生活、大学结构。本文分析了美国高等教育每个时代或者说每三十年的变化特征,探求了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动态及其基本过程。
过去,教育与营利似乎是一对相斥的概念:教育属于公立机构,通过政府财政预算获得经费,而营利活动则属于企业行为。在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这种格局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部分大学组织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营利性机构渐渐涉足过去公立机构的职能范围;另一方面公立大学不再完全依靠政府拔款,开始向学生收取学费,并且从事一些营利性的活动。《民办教育促进法》在制定过程中,也无法绕开教育与营利性这对矛盾。为了解决《教育法》对教育机构属性的规定与现实情况之间的矛盾,《民办教育促进法》对于教育机构的营利问题进行了模糊处理,“合理回报”就
本文对世界各地助学贷款的不同目标作了简要的回顾和评论,着重论述了两种不同目标取向的助学贷款之间的差异:第一类助学贷款追求经济目标,如贷款的设立是为了促进高等教育的成本补偿,为紧张的大学财政获取额外财源;第二类助学贷款追求社会目标,如设立贷款的目的是为了增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帮助更多贫困家庭的学生上大学.以经济目标为导向的助学贷款一般不含政府补贴,以社会目标为导向的助学贷款可能享受政府的补贴,但需要对贷款对象进行认真仔细的确认.文章最后指出,助学贷款的设计和评价必须考虑到贷款政策的目标.
从撒切尔夫人开始,英国就进行了广泛私有化改革,但英国的高等教育仍然由政府部门主导。最近的15年间,英国高等教育的财政制度和学校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市场机制在英国高等教育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高等教育的结构方面,由过去主要以研究型大学为主,发展为多种类型大学并存。在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制方式方面,政府通过质量保证局与研究评估局,加强了对大学的绩效管理。在经费方面,一方面加强了绩效拨款,另一方面强调学生分担教育成本。在大学管理方面,在加强政府监督的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大学的自主权。这表明私营部门在英国高
葛兰西认为:“传统的知识分子”是指那些错误地把自己看作脱离政治、经济或历史背景的知识分子;“有机的知识分子”是指从属于某个社会阶层,并与阶层之间的知识斗争相连的知识分子。福柯认为:“左派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倾向于寻求某些普适性的真理;“专业/专门的知识分子”具有可能产生广泛影响的专门知识,有被各种团体利用的危险。在西方比较教育学领域,很多比较教育学者很自然地都把自己看作专家。在福柯的概念中,即他/她们认为自己是“专门的知识分子”。除此之外,很多学者还表现出了保护学科疆域的期望。在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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