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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制约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因素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无疑对于我国经济的下一步转型发展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最早是由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提出来的，通常被界定为，当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状态进入中等收入状态，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会集中爆发，形成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陷入停滞。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基于我国当前正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在此背景下分析研究制约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因素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无疑对于我国经济的下一步转型发展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本文分为两个部分来论述，第一部分分析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第二部分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制约因素
·中国经济对出口和投资的过度依赖
GDP过度依赖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这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缺陷。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出口占中国GDP的36％，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44％，而房地产开发则占固定资产投资总值的20％。过去几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投资又形成生产能力，生产能力超过我们的最终消费需求以后就会形成生产过剩。正好遇到第三次的全球化浪潮，出口解决了产能的过剩问题。现在正好这两方面都受到制约了，出口受到国际市场的迅速收缩。投资收缩也比较快。这两个因素同时起作用以后，我们的增长方式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就直接面临着这种巨大的压力。
·产业结构没有优化升级，核心技术需要突破
我国的产业结构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运用低廉劳动力建立的“世界工厂”获得了相应的发展红利。2008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廉价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在面临贸易保护主义挑战的同时，也受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中低端产品面临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的竞争；另一方面，高端产品面临发达国家的市场垄断、技术封锁和品牌优势的挤压。我国出口货物中以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消费品为主，以高耗能的资源为主。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及资源能源的不可持续，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
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目前收入分配失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政府、企业、居民三方利益分配中，政府财政收入比重逐年上升，而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却是持续下降；二是居民内部的家庭与家庭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显著拉大。2009年，国际通用的、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我国已经达到了0.47。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实际上，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不再是老百姓不满的思想问题了，已经导致了不少严重的社会问题。收入分配方案出台已刻不容缓。
·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体制因素
经济学家Rodrik指出，启动经济增长和维持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两码事——前者只需要一些有限的改革，对一国的制度并无过高要求；后者则要求建立起一个健全的制度基础，以赋予经济、社会抵御各种冲击的能力，并保持生产的活力。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如果制度质量还没有得到质的提升，就很难从中等收入跨越到高收入国家行列。
相关的政策建议
上述的几个问题只是我国目前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时的急需解决的代表性问题，对于我国这么庞大的经济体及人口众多的现状来说，面临的困难是极其的复杂和棘手。本文在第二部分中主要针对前一部分提出的问题以及带来的相关的困境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减少对外部的依赖
我国现行经济发展方式中投资消费失衡的突出矛盾，使得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我国内需和外需失衡凸显，使得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发展阶段从原来以满足生存需求为主要目标的生存型阶段，进入以追求人的自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阶段。阶段的变化也为进入消费大国提供了客观的基础条件。所以只有逐步形成消费主导的基本格局，才能有效地解决需求结构失衡的矛盾，实现投资、出口和消费的三方平衡，进一步增强了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推动产业升级，依靠自主创新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让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2009年，中国制造业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工业制造国。但中国的制造业大而不强，基本上还处于全球产业链中低附加值的底部，那些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和零部件，如大型商用客机、IT产品、高精度机床等高端制造的核心技术，大多被外资牢牢的控制。创造10美元的价值，外商就要拿走9美元，同时还要面对高能耗、低效率所带来的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依靠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巨大的消费市场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等条件，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但这样的发展道路离开了特殊的历史阶段，显然不可持续。金融危机使得缺乏品牌技术、依赖初级加工、贴牌出口的外向型企业遭受重创。我国要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必须要进入国际高端产业链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收入分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由于制度设计难度大、利益调整阻力重重等原因，有关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显得滞后，并导致了消费不振、内需拉动乏力，成为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着力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次，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对居民收入分配进行调节。初次分配要更加重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再分配改革的关键在于发挥政府职能部门对初次分配形成收入的调控和干预，从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国家、企业、居民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城乡、地区、行业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中央、地方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涵盖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整体性建筑。总体来说，目前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问题是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如何具体化。
·政府要加快加大转型的进度和力度
现代社会治理有三大支柱，即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三大组织。二次转型与改革需要三大组织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相互弥补各自缺陷，从而形成“善治”和“良治”的公共治理新格局。我国作为一个转型和改革的大国，无论是企业的作用、社会组织的作用，都取决于政府的选择。要形成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使政府权力从干预微观经济中解脱出来，割断权力与微观利益的链条是一个必然选择。这就要求政府主动地从充当建设的主体、投资的主体的角色中退出来，转到为企业和经济中长期发展提供经济性服务上来。只有强化政府的经济性公共服务，才能按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深化市场化改革。
政府除了上述目标的重新定位之外，其自身建设也尤为急迫。新阶段内外发展环境变化使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政府工作的预见性、前瞻性提出挑战；对政府应对危机的应变力、执行力提出挑战；对政府提高透明度、公信力提出挑战。
·体制改革要在顶层设计上有所突破
30年的改革开放带有明显增量改革的鲜明特征，在增量改革中，往往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就是在其他人福利不降低的情况下往往可以增加一部分人的福利。目前，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帕累托改进”的空间越来越小。以后的改革将更多涉及包括政府体制在内的存量的制度改革，涉及全面的利益关系调整和利益博弈，由于改革的深刻性和复杂性空前增加，必然要求在顶层设计上有所突破。因此，改革势必会触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行业利益，这些改革都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以及实际行动来予以落实。顶层设计需要明确改革的战略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确定改革的主攻方向和明确改革的优先顺序，必须把顶层设计当成一个系统工程来设计。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最早是由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提出来的，通常被界定为，当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状态进入中等收入状态，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会集中爆发，形成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陷入停滞。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基于我国当前正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在此背景下分析研究制约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因素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无疑对于我国经济的下一步转型发展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本文分为两个部分来论述，第一部分分析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第二部分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制约因素
·中国经济对出口和投资的过度依赖
GDP过度依赖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这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缺陷。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出口占中国GDP的36％，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44％，而房地产开发则占固定资产投资总值的20％。过去几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投资又形成生产能力，生产能力超过我们的最终消费需求以后就会形成生产过剩。正好遇到第三次的全球化浪潮，出口解决了产能的过剩问题。现在正好这两方面都受到制约了，出口受到国际市场的迅速收缩。投资收缩也比较快。这两个因素同时起作用以后，我们的增长方式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就直接面临着这种巨大的压力。
·产业结构没有优化升级，核心技术需要突破
我国的产业结构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运用低廉劳动力建立的“世界工厂”获得了相应的发展红利。2008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廉价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在面临贸易保护主义挑战的同时，也受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中低端产品面临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的竞争；另一方面，高端产品面临发达国家的市场垄断、技术封锁和品牌优势的挤压。我国出口货物中以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消费品为主，以高耗能的资源为主。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及资源能源的不可持续，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
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目前收入分配失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政府、企业、居民三方利益分配中，政府财政收入比重逐年上升，而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却是持续下降；二是居民内部的家庭与家庭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显著拉大。2009年，国际通用的、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我国已经达到了0.47。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实际上，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不再是老百姓不满的思想问题了，已经导致了不少严重的社会问题。收入分配方案出台已刻不容缓。
·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体制因素
经济学家Rodrik指出，启动经济增长和维持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两码事——前者只需要一些有限的改革，对一国的制度并无过高要求；后者则要求建立起一个健全的制度基础，以赋予经济、社会抵御各种冲击的能力，并保持生产的活力。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如果制度质量还没有得到质的提升，就很难从中等收入跨越到高收入国家行列。
相关的政策建议
上述的几个问题只是我国目前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时的急需解决的代表性问题，对于我国这么庞大的经济体及人口众多的现状来说，面临的困难是极其的复杂和棘手。本文在第二部分中主要针对前一部分提出的问题以及带来的相关的困境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减少对外部的依赖
我国现行经济发展方式中投资消费失衡的突出矛盾，使得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我国内需和外需失衡凸显，使得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发展阶段从原来以满足生存需求为主要目标的生存型阶段，进入以追求人的自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阶段。阶段的变化也为进入消费大国提供了客观的基础条件。所以只有逐步形成消费主导的基本格局，才能有效地解决需求结构失衡的矛盾，实现投资、出口和消费的三方平衡，进一步增强了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推动产业升级，依靠自主创新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让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2009年，中国制造业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工业制造国。但中国的制造业大而不强，基本上还处于全球产业链中低附加值的底部，那些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和零部件，如大型商用客机、IT产品、高精度机床等高端制造的核心技术，大多被外资牢牢的控制。创造10美元的价值，外商就要拿走9美元，同时还要面对高能耗、低效率所带来的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依靠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巨大的消费市场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等条件，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但这样的发展道路离开了特殊的历史阶段，显然不可持续。金融危机使得缺乏品牌技术、依赖初级加工、贴牌出口的外向型企业遭受重创。我国要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必须要进入国际高端产业链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收入分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由于制度设计难度大、利益调整阻力重重等原因，有关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显得滞后，并导致了消费不振、内需拉动乏力，成为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着力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次，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对居民收入分配进行调节。初次分配要更加重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再分配改革的关键在于发挥政府职能部门对初次分配形成收入的调控和干预，从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国家、企业、居民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城乡、地区、行业之间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中央、地方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涵盖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整体性建筑。总体来说，目前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问题是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如何具体化。
·政府要加快加大转型的进度和力度
现代社会治理有三大支柱，即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三大组织。二次转型与改革需要三大组织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相互弥补各自缺陷，从而形成“善治”和“良治”的公共治理新格局。我国作为一个转型和改革的大国，无论是企业的作用、社会组织的作用，都取决于政府的选择。要形成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使政府权力从干预微观经济中解脱出来，割断权力与微观利益的链条是一个必然选择。这就要求政府主动地从充当建设的主体、投资的主体的角色中退出来，转到为企业和经济中长期发展提供经济性服务上来。只有强化政府的经济性公共服务，才能按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深化市场化改革。
政府除了上述目标的重新定位之外，其自身建设也尤为急迫。新阶段内外发展环境变化使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政府工作的预见性、前瞻性提出挑战；对政府应对危机的应变力、执行力提出挑战；对政府提高透明度、公信力提出挑战。
·体制改革要在顶层设计上有所突破
30年的改革开放带有明显增量改革的鲜明特征，在增量改革中，往往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就是在其他人福利不降低的情况下往往可以增加一部分人的福利。目前，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帕累托改进”的空间越来越小。以后的改革将更多涉及包括政府体制在内的存量的制度改革，涉及全面的利益关系调整和利益博弈，由于改革的深刻性和复杂性空前增加，必然要求在顶层设计上有所突破。因此，改革势必会触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行业利益，这些改革都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以及实际行动来予以落实。顶层设计需要明确改革的战略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确定改革的主攻方向和明确改革的优先顺序，必须把顶层设计当成一个系统工程来设计。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