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总要回一两次山村老家。这次暑假回去，邻里叔婶大嫂们到我家玩，几句寒暄之后便忧郁地问我：“回家两天了，为啥没听到你唱歌了呢？以前回来，总在晚上高声唱歌，好远都听得到，我们就知道你回来了。”他们都有些茫然不解，还问我是不是遭遇了什么打击。我的心里“咚”地一下惊悸了好久。他们说的“以前”也不过是几年之前。虽然四十好几了，我的天性里却一直保持着乡野的玩劣，工作以来，只要回家，总要对着空旷的山野吼一阵。这一细微的变化居然让乡邻们感知到了，这是他们的忧郁，还是我的忧郁呢？
　　是的，我曾经是村里的百灵鸟，天生嗓子洪亮，中气十足。三四岁时，一个上海女知青插队落户到我家。她十六七岁，歌舞极好。教我唱唱跳跳成了她在乡下最大的寄托，一教就是三年，草场、牛背、柴山，哪儿有我们，哪儿就有飘扬的歌声。她走后，我继续在这山村唱歌、砍柴、放牛、割草。上了小学就唱到小学，初中学堂在山下八里处的坝上，清晨一路唱着下山，下午回到山梁上也唱上一陣。再后来，去县城读高中，到省城读大学，一旦回家，吃罢晚饭，只要天气稍好，我就要到坝子里扯开嗓子嘹亮一番。那是很自然的事儿。
　　家乡是适宜歌唱的，山高林深，沟峦开阔。风顺着沟吹，月亮皎洁，田野寂静，空气绝对清爽。这是一个天然的乡村歌手的舞台。那，我为啥就不唱了呢？只是不好意思难为情？乡亲们的发问，让我深思。
　　城市和农村正在无限趋近，文明的绳索正把这对胞兄胞弟拉回同样的模式之中，但很难说是幸或不幸。我总以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城里人回乡，总会隐隐感到一种误解或者冲突。乡亲们朴素的忧郁与怀疑不会没有道理，对他们而言，吃穿不愁，还有啥不放心的呢？作为城里人，或者更明白地说作为文化人，我自知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序列：职称、住房、家庭、经济这些不得不考虑；而另一方面，功名利禄、精神文化乃至自由生命，这些形而上的缠绕又不得不去拨弄。更何况我是偏重于后者的苦旅一派。而这恰是我父母辈那样近于文盲的村民根本无法理解更无法认同的。我自以为基于精神文化上的成熟，在他们眼里便是老化，便是与他们生活的距离与疏淡。相对于我，他们太容易满足了。他们自足于那样的山中世界，我无法融入，但也由于接受的原因，更无法去批判，这才是现代文人与乡村社会深层次的二律背反。
　　我始终认为，自古而来的山水诗与田园牧歌，只是那些作为过客身份的士人阶层所为，至多是一种理想模式。实质上，这是一种痛苦的理想模式。民歌进入了卡拉OK和CD盘，是舞台上漂亮演员表演出来的。
　　喜欢唱歌的我高中毕业并没读音乐系，而选了中文，没成歌手，却成了教师，但就歌声而言，其实还封存在那个遥远山村中的少年状态里。我唱得极好的便是民歌，而且是采自民间没有经过任何修改的山野小调，在若干表演场合，我这“老土”一出倒是掌声雷动。原因何在？城里人更“喜新厌旧”，城里人才是文明的过客，村夫野老才真的脚踏实地。谁更需要民歌，需要自然的歌声呢？从生理心理上说，当然是前者；而从生命从心灵上讲，当是后者。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需要和安慰，再贫瘠的地方也需要歌声啊。乡亲们无疑需要的是生活。因为唱歌不是艺术，而只是生活。他们希望山中的百灵鸟不要哑了，希望我回到他们中间。我所谓的家，在他们看来永远只在那座山上。只有歌声能带着我回家，只有歌声才能打开那道故乡的门。
　　我有理由不唱歌了吗？
　　夜静得出奇，我的歌声悠扬地传了出去。我看见那边门窗推开了，亮出灯光来，几只狗在叫，而星星稀了，月亮挑在树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