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每年参加广东省高考语文评卷工作，我对中学语文教学的现状有一定的了解，与中学语文教师的接触亦逐渐增多。胡兴桥就是我接触过的一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
　　从地域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学语文教材和教学状况，确实是解决目前中学语文阅读和作文教学存在问题的一条新思路。那么，地域文化以何种方式关涉中学语文教学，确实是我们首要探讨的问题。我认为，《地域文化与中学语文教学》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带领中学生回归地域生活之源去阅读理解。人生活在一定的地域生态环境之中并获得真切的体验和内心的感悟，生活是文学阅读与写作的源泉，但是，目前在高考指挥棒下的应试教学，恰恰是远离生活，阅读与写作不重真切的体验和内心的感悟。兴桥兄认为：“在这个时代迅速变迁的当下，当读图与读频正在走进学生常规生活的当下，我们的阅读与写作将何去何从？我们如何能激发起学生的内心，就像当初的我一样，能将写作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甚或迷恋乃至痴迷文字带来的愉悦和感动呢？”为了让学生获得阅读和写作所带来的愉悦和感动，兴桥兄在教材中充分挖掘地域原生态生活的课程资源的价值。
　　如他讲朱自清的《背影》时，有意引导学生思考为何作者单单选取浦口车站“买橘”送别这一场景。原来，“买橘”是扬州一地特定的文化习俗。每年大年初一清晨，扬州主妇须将事先准备好的橘子分发给全家老幼，这是新年第一件庄重又愉快的事。扬州话把碰上好运叫“走局”，好的运气叫“橘气”。“橘”和“局”谐音。橘子的清新鲜爽的气味，俗称“橘气”，故而赠人以橘便意味着把好运气赠予对方，希望吃了橘子的人，处处走运，事事遂心。《背影》中的父亲失业，在“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的境况下，临别前为儿子翻越月台去买橘，不仅寄托了一个迂执的父亲对儿子的良好祝愿，而且蕴含了深沉的父爱。因而这一“背影”打动了“我”，深深烙在“我”的心田。正是通过“买橘”这一扬州特有文化风俗的揭示和分析，使学生能更好地领悟文中人物的内心情感，更好地感受到“背影”所包含的浓浓的父子的深情。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就明确指出：“各地区都蕴藏着自然、社会、人文等多种语文课程资源。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去努力开发，积极利用。”兴桥兄认为：“以语文教学的视角，关照地域文化，是每个具有前瞻意识的语文教师的教育使命和文化责任。地域文化以何种方式关涉我们的语文教学，是我们首要探讨的问题。”这种认真贯彻落实语文课程标准的教改精神是值得肯定和推广的。
　　第二，引领中学生回归文化之根去探究阅读。我认为，目前中学语文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语文教师历史文化知识薄弱，知识结构不完善，教学多照本宣科，缺乏学术探究精神。《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因而，读一篇文学作品，即读其人，即读其世，即读其文化。兴桥兄讲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时，能结合密州的民风及文化传统说明这些与苏轼词风转变的关系。“首先，密州儒学相当兴盛。其次，密州一带的民风朴鲁纯真‘不知嬉游’，而且在北宋这一带的人们以强悍勇武闻名。深沉厚重的儒学传统，会促使作者在词中更多更深地寄托自己的政治抱负；纯朴而‘不知嬉游’的民风，也会促使作者进一步减少词这种体裁中固有的脂粉气；而以习武知兵为目的的围猎活动，慷慨悲歌的文学传统无疑更有助于作品豪壮风格的发扬。可见，密州特定的文化环境直接影响了苏轼词风的改变，并由此而开创了宋代豪放词风的先河。”读书的目的是明理，在于明心见性。这种结合地域文化资源对作家作品的学术解读，是作者经过认真查阅文献资料并进行探究后得出来的，与那些照本宣科或者无“根”臆测的语文阅读教学，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从最熟悉、最喜欢的地域人物事件入手，调动中学生阅读和写作的内驱力。兴桥兄觉得高考指挥棒之下的作文教学，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老师们大都忽略了作文最本质的引领，而常常在技巧与方法上层出不穷地落实，以至于高考作文常常似流水线生产的产品，而鲜有上品。学生害怕作文甚至讨厌作文，这对于我们的母语教学和习得，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一个好的语文教师，应该让自己的孩子在最能体现自身情感世界的作文方面有所建树，而不是凭着某一种或几种模式，进行空洞麻木的‘仿套抄’和‘假大空’式的写作。”因而，《地域文化与中学语文教学》尝试从孩子最喜欢的东西入手，去调动他们写作的内驱力，将写作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变害怕作文、讨厌作文为喜欢作文。我认为这种通过阅读和写作教学引领中学生回归地域生活之源的语文教改，让中学生的阅读和写作有了源头活水，能够“展示语文学科的生命能量”。阅读和写作的关系非常密切，随着文本阅读理解水平的提高，必然会促进写作水平的提高。
　　我认为，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应该具备以下四个基本条件：第一，他应该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勇于探索，自我完善；第二，他应该有尊崇教书育人的教育理念，注重人的素质教育，而不是围绕高考指挥棒照本宣科地进行教学；第三，他应该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人，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第四，他应该具备牢固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目前，我们更多的是强调教师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的内涵就值得怀疑。教育理念不正确，对教学的内容没有独立的思考和批判精神，人云亦云，照本宣科，这种“责任感”越强危害反而越大。这一点，我想兴桥兄是有深切体会的。他早年曾担任某中学文学社的辅导工作，一干就是七年。他觉得自己并不快乐，“因为文学社的文学作品直指心灵，性灵而自由无碍；而另一方面，作为一名要出教学业绩的语文老师，我不得不结合当时湖北的高考优秀例文，不厌其烦地教导学生怎样写好高考作文，当我2004年将学生的高考成绩教得出类拔萃时，我已然失去了一个语文教师应有的文学心态，我于是去寻找一个关于语文教师梦想、关于语文教师尊严的未来”。我高兴地发现，《地域文化与中学语文教学》正是兴桥兄试图寻找语文教师梦想和尊严的有效突破。
　　作为《地域文化与中学语文教学》的第一个读者，我读后获益良多。然而我同时觉得，作者较为注重单篇作品的教学实录，多停留在语文教学经验总结的层面，还需一些教育理念和教学理论层面的探索，在寻找语文教师梦想和尊严的征途中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唐人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云：“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我想，兴桥兄应当经常邀请酒朋诗侣宴集，“辨”各种富有地域特色的名酒的“味”，如果将各种富有地域特色的名酒的“味”都“辨”明了，那么，对“地域文化与中学语文教学”内在关系的体悟也会更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