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起源于分封制下的“宗藩”，发展至明代，已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本文以山西为例，以财政为视角，考察了明代宗藩的起源、形成、发展及危害。
关键词： 财政视野 山西 明代宗藩
“宗藩”一词的渊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分封制度。彼时，为拱卫王权，夏、商、周三朝皆采取册封制度，主要针对宗族成员和功臣。《左传·定公四年》载周朝即“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其中对同姓皇宗成员的册封，即后世“宗藩”一词指称的对象。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正式出现“宗藩”一词：“汉既谲谋，禽信于陈。越荆剽轻，乃封弟交为楚王，爰都彭城。以强淮泗，为汉宗藩。”
迨至明初，为了“慎固边防，翼卫王室”，明太祖分封诸子为藩王，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朱氏王朝的江山永续和边防稳固，另一方面“令世世皆食岁禄，不授职任事，亲亲之谊甚厚”，以防宗藩土地兼并、拥兵自重。朱元璋在位期间，共封亲王24人，建藩就国者23人。就山西布政司而言，晋王朱棡，洪武十一年（1378）就藩太原；代王朱桂，二十五年（1392）开府大同；沈王朱模，二十四年（1391）受封，永乐六年（1408）就藩潞州。
明初所封诸王权势虽大，但“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即藩王不直接占有土地，不参与治理地方政事，封地内的百姓也并非宗藩的子民，而是国家之编户。《明太祖实录》卷一〇四载，洪武九年（1376）定岁贡之制，亲王岁支禄米5万石，钞25000贯，郡王禄米6000石，钞2800贯，“郡王诸子年及十五每位拨给赐田六十顷，以为永业，并除租税。诸子所生之子，唯世守永业”。宗室亲王、郡王禄米由国家直接供应，并依据其爵级高低享有不等的待遇，所谓“丧葬予费，禄之终身”。为了显示皇族的高贵，规定“仕宦永绝，农商莫通”。既不准宗室从事农、工、商贾之业，又不许参加科举考试，选授官职。
最初上述举措确实取得一定的成效。晋王封太原，代王封大同，是为了“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不仅将兵出塞，而且筑城屯田。晋王朱棡多次督率大兵到长城脚下开展屯垦，开种面积数十万亩；代王命藩兵在雁门关外进行军垦。通过加强边镇军事力量，以震慑蒙古军事残余，而且通过屯田，减轻国家财政和百姓的负担。此时明朝立国未久，政治还算清明，对宗藩的奢靡尚有节制。《万历会计录》卷三二载，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太祖对大臣郁新曰：“朕今子孙众盛，原亲王岁禄五万石。今天下官吏、军士多，俸给弥广，其斟酌古今，稍节减，以资乏用。于是更定亲王一万石，郡王二千石，嗣郡王者比始封郡王减半禄。”
尽管明初对诸藩有许多政治、经济方面的约束，宗藩阶层从一诞生便具有的高度寄生性确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宗藩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是完全由国家财政所供养的，并且“分封而不锡土”亦难以做到。《明会典》卷一七《田土》称：“凡各王府有庄田，在京王府有养赡及香火地。”洪武五年（1372），朱棡尚未受封就藩太原，明太祖即赐其苏州府吴江县田百顷。分封到藩地的朱棣直接受赐土地，成为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而起初赏赐和后来占有的王府庄田，多是沃野，坐落在汾水流域的太原、大同、平阳、蒲州、忻州等地，而交通不便、土地瘠薄的山陵及沿边地带，却没有或极少王府地土。随着王府庄田不断兼并土地，至万历时期，晋府庄田仅在太原就据有七千二百余顷。
传统农业社会，土地是人类社会最宝贵的财富，土地的多寡决定了财富的多少。分封就藩，虽然不是分封建国，但随着时间推移，土地兼并将不可避免，虽然这并不是朱元璋的初衷。山西三藩府以各亲王为首，与郡王钦赐、奏讨、夺买、侵占等方式聚敛土地，成为拥有超强剥削能力的大地主，王府通过自行管业和变相自行收租对其佃户实行超强剥削和压迫，而广大劳动人民却不得不背井离乡，成为流民。
有明一代，整个山西三藩到底攫取了多少土地，今无定论。山西万历清丈后形成的丈地记录《山西丈地简明文册》，对山西王府庄田的具体数额亦是付诸阙如。王毓铨先生在《明代的王府庄田》一文中，估计山西王府庄田在14，087顷以上。康熙八年，实行“更名田”，雍正《山西通志》卷三九记载山西全省有14，194顷。由于民人“隐占”，起义军摧毁“晋府”、“代府”，农民趁机夺占，以及方志隐漏等原因，明代王府庄田数肯定远远大于此数。
除了占有、攫取土地以外，宗藩及其子孙还凭借特权役使百姓，聚敛财富，方式有四。其一是大兴土木，强迫百姓负担府第、陵墓建造及其他杂费、杂役。成化二十年（1484），山西左都御史奏曰：“山西所属府、州，三府散居，其间郡王、将军、县主、乡君仪宾吉、凶礼费皆出于民，至修造府第尤费财力，今连岁凶荒，民不聊生。”其二是采用非法手段，分割地方盐课、商税。明前期，诸王或乞请、或恩准，侵占商税的事例日渐增多。天顺元年（1458）赐陵川王长子县税课局课钞一年；清源王、辽山王奏求商税钞，英宗命于“潞城、屯留二县岁额内各拨一年赐之”，平遥王奏请山西黎城县岁额商税钞，“上命以一年之入给之”。其三是使用黑社会手段，公然抢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使玉阳沈公墓志铭》载：“晋宗室多不法。阳曲有三四鸷虐者为之魁。略民间子女，夺民财产。不服者至用火炙蝎螫等毒刑劫之。”其四是巧立名目，鱼肉百姓。《万历会计录》卷三二载：“成化元年，大同各郡王禄米，因无监督官员，以致教授、厨役人等，或先用大斗盘量加倍折算，或各带家人出入任意包撮，或不收本色勒要银两，或巧立名目逼取财物，负累边民。”
所有上述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所谓的“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成了过眼烟云。随着土地的不断兼并，寄生阶级的队伍也日益膨胀。晋王系有郡王24位，代王系有郡王24位，沈王系有郡王25位。各郡王又分别繁衍、传承若干代，其下的将军、中尉、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等后代，更是不可胜数。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四载晋府庆成王朱钟锰“妃妻可二十人，四十四子，及女可百人，皆长育，百六十三孙，五百有十曾孙。当王之身，子孙百人，多不能相识”。《汾阳县志》卷五《藩封》亦称，朱钟锰“有子四十七人，皆封镇国将军；女四十四人，皆封县主”。明人王世贞更在其笔记《？弇山堂别集》卷一中载：“庆成王生一百子，俱长成，自封长子外，余九十九人并封镇国将军。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而人皆隆准，极异事也。”可见宗藩繁衍之盛。 《明孝宗实录》卷一九二云：“山西分封宗室，独繁于他省，亲王郡王将军至郡县等主毋虑千余。”隆庆五年（1571）六月，河南巡按栗永禄、礼科给事中张国彦奏称：“国初，亲王、郡王才四十九位，今则《玉碟》内见存者二万八千九百二十四位，岁支禄粮八百七十七万石有奇，郡县主、君及仪宾不与焉，是较之国初，殆数百倍矣。”据统计，隆庆初年时，山西有亲王3位，郡王46位，将军2606位，中尉3760位，郡县主君3117位，庶人333位，合计9865位。
如何供养如此庞大的寄生集团呢？明代统治者首先要做的是不断增加财政支出，而财政支出的来源则主要是农民缴纳的田赋，可是田赋不可能无休止地增长。嘉靖八年（1529）六月，詹事霍韬上《修书陈言疏》颇感忧虑：“再按天下藩府。洪武初年山西惟封晋府一王，岁支禄米一万石。今增郡王、镇国、奉国将军、中尉而下，共一千八百五十一位，岁支禄米八十七万有奇。由一万石增而八十七万石，则加八十七倍矣，……举山西而推知天下可也。”
十三年（1534）九月，《明世宗实录》卷一六七载户科都给事中管怀礼的上书：“查天下粮额岁率不给，如山西晋、代、沈三府岁用禄粮九十五万六千有奇，而岁派不过八十四万二千余石，即此一省，天下可知！”从嘉靖八年到十三年，仅仅五年的时间，山西宗藩的岁用禄粮就由872，306石，增加至956，000余石，较原来禄粮数增加10%。
由于“宗室蕃衍，禄米日增，岁征不足用”，嘉靖五年（1526），巡抚山西右副都御使江潮建议，将各王府禄粮，夏税按每石六钱，秋粮按每石八钱折银征收，但在支放时每石折银五钱，这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山西行省在田赋由州县代为管收之后，剥削和勒索仍然不减。成化十六年（1480），市场粮价一石值银三四钱，但闻喜县农民“岁输阳曲、灵丘、怀仁、山阴四王府并各镇国等将军禄米，每一石勒银三两”。
不仅如此，由于山西近畿临边，其田赋收入还要供应大同、宣府、山西三边镇的粮饷，面对如此财政窘况，《万历会计录》卷三二说：“山西一省，地当中原之脊，山冈居半，民俗尚俭，率重本业。然以四府四州之民，供三藩三镇之赋，百司岁用，又复丛焉，其繁重可知矣。今边饷日广，宗室日蕃，一切供亿自民输外，则仰给于河东之盐课，不足岁发内帑百余万，以充边储费用孔殷，后将难继。”
查《会计录》卷七、万历《明会典》卷二十四可知，洪武二十六年（1393），山西夏税秋粮为2，800，937石，弘治十五年（1502）为2，274，022石，万历六年（1578）为2，314，802石，田赋收入不增反降。宗藩禄粮，由洪武初年的10，000石，增至嘉靖初年的872，306石，万历初年的4，637，318石。可见由洪武初占田赋岁入的0.36%，变为弘治时的约40%，至万历初年的200%。虽然数据可能夸大，但财政之困窘，百姓之重赋可见一斑。
无疑，嘉靖时山西财政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而财政枯竭，后将难继，当然是张居正万历时期推行清丈和一条鞭法的主要原因。而在此之前，更为大家熟知的重赋之地苏州，则大胆进行了赋役合并、役归于地、统一征银的财政改革。显然三藩当道的山西彼时并不具备条件。
今人在总结明亡的原因时归咎于财政的匮乏，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然其根源则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致形成了以皇室宗亲为主体的特权阶层和特殊利益集团。特权阶层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寄生性质和贪婪奢靡，不仅使民生凋敝，国库空虚，更使得官民对立，阶级矛盾空前扩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特权阶层和特殊利益集团这一毒瘤，才是明代封建王朝的掘墓人。张居正改革亦只是延续了明朝灭亡的些许时日，因为他不能从根本上割除产生这一毒瘤的灶体，更不能走出历史三峡和历史周期律。因此无论对历史人物、历史群体，还是历史事件的研究，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认清其背后的原因。
参考文献：
[1]张学彦.万历会计录[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
[2]明实录[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3]明史[M].中华书局，1974.
[4]王圻.续文献通考[M].现代出版社，1986.
[5]万历明会典[M].中华书局，1989.
[6]王毓铨.莱芜集[M].中华书局，1983.
[7]侯官响.明代苏州府徭役折银考论[J].明史研究论丛第12辑，2014.
[8]侯官响.假作真时，真伪谁知——对历史人物研究的思考[J].文教资料，2010（33）.
[9]安介生.明代山西藩府的人口增长与数量统计[J].史学月刊，2004（5）.
[10]万明，侯官响.财政视角下的明代田赋折银征收——以《万历会计录》山西田赋资料为中心[J].文史哲，2013（1）.
关键词： 财政视野 山西 明代宗藩
“宗藩”一词的渊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分封制度。彼时，为拱卫王权，夏、商、周三朝皆采取册封制度，主要针对宗族成员和功臣。《左传·定公四年》载周朝即“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其中对同姓皇宗成员的册封，即后世“宗藩”一词指称的对象。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正式出现“宗藩”一词：“汉既谲谋，禽信于陈。越荆剽轻，乃封弟交为楚王，爰都彭城。以强淮泗，为汉宗藩。”
迨至明初，为了“慎固边防，翼卫王室”，明太祖分封诸子为藩王，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朱氏王朝的江山永续和边防稳固，另一方面“令世世皆食岁禄，不授职任事，亲亲之谊甚厚”，以防宗藩土地兼并、拥兵自重。朱元璋在位期间，共封亲王24人，建藩就国者23人。就山西布政司而言，晋王朱棡，洪武十一年（1378）就藩太原；代王朱桂，二十五年（1392）开府大同；沈王朱模，二十四年（1391）受封，永乐六年（1408）就藩潞州。
明初所封诸王权势虽大，但“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即藩王不直接占有土地，不参与治理地方政事，封地内的百姓也并非宗藩的子民，而是国家之编户。《明太祖实录》卷一〇四载，洪武九年（1376）定岁贡之制，亲王岁支禄米5万石，钞25000贯，郡王禄米6000石，钞2800贯，“郡王诸子年及十五每位拨给赐田六十顷，以为永业，并除租税。诸子所生之子，唯世守永业”。宗室亲王、郡王禄米由国家直接供应，并依据其爵级高低享有不等的待遇，所谓“丧葬予费，禄之终身”。为了显示皇族的高贵，规定“仕宦永绝，农商莫通”。既不准宗室从事农、工、商贾之业，又不许参加科举考试，选授官职。
最初上述举措确实取得一定的成效。晋王封太原，代王封大同，是为了“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不仅将兵出塞，而且筑城屯田。晋王朱棡多次督率大兵到长城脚下开展屯垦，开种面积数十万亩；代王命藩兵在雁门关外进行军垦。通过加强边镇军事力量，以震慑蒙古军事残余，而且通过屯田，减轻国家财政和百姓的负担。此时明朝立国未久，政治还算清明，对宗藩的奢靡尚有节制。《万历会计录》卷三二载，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太祖对大臣郁新曰：“朕今子孙众盛，原亲王岁禄五万石。今天下官吏、军士多，俸给弥广，其斟酌古今，稍节减，以资乏用。于是更定亲王一万石，郡王二千石，嗣郡王者比始封郡王减半禄。”
尽管明初对诸藩有许多政治、经济方面的约束，宗藩阶层从一诞生便具有的高度寄生性确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宗藩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是完全由国家财政所供养的，并且“分封而不锡土”亦难以做到。《明会典》卷一七《田土》称：“凡各王府有庄田，在京王府有养赡及香火地。”洪武五年（1372），朱棡尚未受封就藩太原，明太祖即赐其苏州府吴江县田百顷。分封到藩地的朱棣直接受赐土地，成为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而起初赏赐和后来占有的王府庄田，多是沃野，坐落在汾水流域的太原、大同、平阳、蒲州、忻州等地，而交通不便、土地瘠薄的山陵及沿边地带，却没有或极少王府地土。随着王府庄田不断兼并土地，至万历时期，晋府庄田仅在太原就据有七千二百余顷。
传统农业社会，土地是人类社会最宝贵的财富，土地的多寡决定了财富的多少。分封就藩，虽然不是分封建国，但随着时间推移，土地兼并将不可避免，虽然这并不是朱元璋的初衷。山西三藩府以各亲王为首，与郡王钦赐、奏讨、夺买、侵占等方式聚敛土地，成为拥有超强剥削能力的大地主，王府通过自行管业和变相自行收租对其佃户实行超强剥削和压迫，而广大劳动人民却不得不背井离乡，成为流民。
有明一代，整个山西三藩到底攫取了多少土地，今无定论。山西万历清丈后形成的丈地记录《山西丈地简明文册》，对山西王府庄田的具体数额亦是付诸阙如。王毓铨先生在《明代的王府庄田》一文中，估计山西王府庄田在14，087顷以上。康熙八年，实行“更名田”，雍正《山西通志》卷三九记载山西全省有14，194顷。由于民人“隐占”，起义军摧毁“晋府”、“代府”，农民趁机夺占，以及方志隐漏等原因，明代王府庄田数肯定远远大于此数。
除了占有、攫取土地以外，宗藩及其子孙还凭借特权役使百姓，聚敛财富，方式有四。其一是大兴土木，强迫百姓负担府第、陵墓建造及其他杂费、杂役。成化二十年（1484），山西左都御史奏曰：“山西所属府、州，三府散居，其间郡王、将军、县主、乡君仪宾吉、凶礼费皆出于民，至修造府第尤费财力，今连岁凶荒，民不聊生。”其二是采用非法手段，分割地方盐课、商税。明前期，诸王或乞请、或恩准，侵占商税的事例日渐增多。天顺元年（1458）赐陵川王长子县税课局课钞一年；清源王、辽山王奏求商税钞，英宗命于“潞城、屯留二县岁额内各拨一年赐之”，平遥王奏请山西黎城县岁额商税钞，“上命以一年之入给之”。其三是使用黑社会手段，公然抢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使玉阳沈公墓志铭》载：“晋宗室多不法。阳曲有三四鸷虐者为之魁。略民间子女，夺民财产。不服者至用火炙蝎螫等毒刑劫之。”其四是巧立名目，鱼肉百姓。《万历会计录》卷三二载：“成化元年，大同各郡王禄米，因无监督官员，以致教授、厨役人等，或先用大斗盘量加倍折算，或各带家人出入任意包撮，或不收本色勒要银两，或巧立名目逼取财物，负累边民。”
所有上述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所谓的“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成了过眼烟云。随着土地的不断兼并，寄生阶级的队伍也日益膨胀。晋王系有郡王24位，代王系有郡王24位，沈王系有郡王25位。各郡王又分别繁衍、传承若干代，其下的将军、中尉、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等后代，更是不可胜数。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四载晋府庆成王朱钟锰“妃妻可二十人，四十四子，及女可百人，皆长育，百六十三孙，五百有十曾孙。当王之身，子孙百人，多不能相识”。《汾阳县志》卷五《藩封》亦称，朱钟锰“有子四十七人，皆封镇国将军；女四十四人，皆封县主”。明人王世贞更在其笔记《？弇山堂别集》卷一中载：“庆成王生一百子，俱长成，自封长子外，余九十九人并封镇国将军。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而人皆隆准，极异事也。”可见宗藩繁衍之盛。 《明孝宗实录》卷一九二云：“山西分封宗室，独繁于他省，亲王郡王将军至郡县等主毋虑千余。”隆庆五年（1571）六月，河南巡按栗永禄、礼科给事中张国彦奏称：“国初，亲王、郡王才四十九位，今则《玉碟》内见存者二万八千九百二十四位，岁支禄粮八百七十七万石有奇，郡县主、君及仪宾不与焉，是较之国初，殆数百倍矣。”据统计，隆庆初年时，山西有亲王3位，郡王46位，将军2606位，中尉3760位，郡县主君3117位，庶人333位，合计9865位。
如何供养如此庞大的寄生集团呢？明代统治者首先要做的是不断增加财政支出，而财政支出的来源则主要是农民缴纳的田赋，可是田赋不可能无休止地增长。嘉靖八年（1529）六月，詹事霍韬上《修书陈言疏》颇感忧虑：“再按天下藩府。洪武初年山西惟封晋府一王，岁支禄米一万石。今增郡王、镇国、奉国将军、中尉而下，共一千八百五十一位，岁支禄米八十七万有奇。由一万石增而八十七万石，则加八十七倍矣，……举山西而推知天下可也。”
十三年（1534）九月，《明世宗实录》卷一六七载户科都给事中管怀礼的上书：“查天下粮额岁率不给，如山西晋、代、沈三府岁用禄粮九十五万六千有奇，而岁派不过八十四万二千余石，即此一省，天下可知！”从嘉靖八年到十三年，仅仅五年的时间，山西宗藩的岁用禄粮就由872，306石，增加至956，000余石，较原来禄粮数增加10%。
由于“宗室蕃衍，禄米日增，岁征不足用”，嘉靖五年（1526），巡抚山西右副都御使江潮建议，将各王府禄粮，夏税按每石六钱，秋粮按每石八钱折银征收，但在支放时每石折银五钱，这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山西行省在田赋由州县代为管收之后，剥削和勒索仍然不减。成化十六年（1480），市场粮价一石值银三四钱，但闻喜县农民“岁输阳曲、灵丘、怀仁、山阴四王府并各镇国等将军禄米，每一石勒银三两”。
不仅如此，由于山西近畿临边，其田赋收入还要供应大同、宣府、山西三边镇的粮饷，面对如此财政窘况，《万历会计录》卷三二说：“山西一省，地当中原之脊，山冈居半，民俗尚俭，率重本业。然以四府四州之民，供三藩三镇之赋，百司岁用，又复丛焉，其繁重可知矣。今边饷日广，宗室日蕃，一切供亿自民输外，则仰给于河东之盐课，不足岁发内帑百余万，以充边储费用孔殷，后将难继。”
查《会计录》卷七、万历《明会典》卷二十四可知，洪武二十六年（1393），山西夏税秋粮为2，800，937石，弘治十五年（1502）为2，274，022石，万历六年（1578）为2，314，802石，田赋收入不增反降。宗藩禄粮，由洪武初年的10，000石，增至嘉靖初年的872，306石，万历初年的4，637，318石。可见由洪武初占田赋岁入的0.36%，变为弘治时的约40%，至万历初年的200%。虽然数据可能夸大，但财政之困窘，百姓之重赋可见一斑。
无疑，嘉靖时山西财政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而财政枯竭，后将难继，当然是张居正万历时期推行清丈和一条鞭法的主要原因。而在此之前，更为大家熟知的重赋之地苏州，则大胆进行了赋役合并、役归于地、统一征银的财政改革。显然三藩当道的山西彼时并不具备条件。
今人在总结明亡的原因时归咎于财政的匮乏，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然其根源则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致形成了以皇室宗亲为主体的特权阶层和特殊利益集团。特权阶层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寄生性质和贪婪奢靡，不仅使民生凋敝，国库空虚，更使得官民对立，阶级矛盾空前扩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特权阶层和特殊利益集团这一毒瘤，才是明代封建王朝的掘墓人。张居正改革亦只是延续了明朝灭亡的些许时日，因为他不能从根本上割除产生这一毒瘤的灶体，更不能走出历史三峡和历史周期律。因此无论对历史人物、历史群体，还是历史事件的研究，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认清其背后的原因。
参考文献：
[1]张学彦.万历会计录[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
[2]明实录[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3]明史[M].中华书局，1974.
[4]王圻.续文献通考[M].现代出版社，1986.
[5]万历明会典[M].中华书局，1989.
[6]王毓铨.莱芜集[M].中华书局，1983.
[7]侯官响.明代苏州府徭役折银考论[J].明史研究论丛第12辑，2014.
[8]侯官响.假作真时，真伪谁知——对历史人物研究的思考[J].文教资料，2010（33）.
[9]安介生.明代山西藩府的人口增长与数量统计[J].史学月刊，2004（5）.
[10]万明，侯官响.财政视角下的明代田赋折银征收——以《万历会计录》山西田赋资料为中心[J].文史哲，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