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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刘勇、邹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有两处值得商榷的表述。分别是关于《小说月报》的停刊时间和郁达夫的被害真相，学界对这两个问题一直存在论争。教材中的这些微小的瑕疵再次提醒我们严谨的治学态度的重要性。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史 教材勘误 《小说月报》 郁达夫被害
由刘勇、邹红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的本专科中文专业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2010年2月出第2版下文简称“第2版”）中有两处值得商榷的表述，现简述如下，求教于编者、方家。
一、关于《小说月报》的停刊时间及其他
（第2版）在63页论及《小说月报》的停刊时，表述是这样的：“1931年1月，《小说月报》因为没有来得及发行的新年号毁于‘一·二八’战火并停刊，文学研究会的活动也停止。”[1]我们认为，此表述有两处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连词“并”用“而”更合适。用“而”表因果关系，即《小说月报》停刊的主要原因是“新年号毁于‘一·二八’战火”之中。二是关于《小说月报》的确切停刊时间应该是1932年1月，而不是1931年1月，也就是说，《小说月报》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最后一期应该是1931年12月刊出的，1932年第一期也已经印刷完毕，放在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但毁于“一·二八”战火，未及公开发行。这里，我们还想追问：一是其他文学史教材或者研究资料是如何论述《小说月报》的停刊的，（第2版）的此处小错误，是输入排印问题还是关于此问题的客观认识问题？二是《小说月报》1932年1月刊的风貌如何？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查阅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发现他们关于《小说月报》的刊行，表述大同小异。如：
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是这样表述的：“《小说月报》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个纯文学的杂志，一直出版到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件后停刊，在中国新文学史发生过很多的影响。”[2]
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这样表述的：“《小说月报》1910年7月创刊于上海，改革前为‘鸳鸯蝴蝶派’刊物；自1921年1月第12卷第1号，先后由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徐调孚任主编，出至1931年12月第22卷第12号，1932年1月，因未及发行的新年号毁于‘一二八’事变的战火而停刊；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不计另外，共出132期。”[3]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关于《小说月报》的刊行未详细提及。
党秀臣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这样表述：“《小说月报》直到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争爆发才停刊，前后出版了11年，是当时最长寿的文学刊物。”[4]
黄修己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则表述为：“到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小说月报》终刊止……”[5]
由以上列举我们可以断定，《小说月报》最后一期毁于1932年1月的上海一二八事变战火之中是史学界所公认的事实，（第2版）误将“1932年1月”表述为“1931年1月”应该是客观输入或者排印造成的小错误。至于这1932年1月的新年号成品，后经考究回忆，只有当时《小说月报》编辑徐调孚一人读过，然而，这本三四百页厚“新年号”还没有来得及与广大读者见面，就焚毁于1月28日晚的战火之中。
这未及与广大读者见面的《小说月报》1932年的新年号风貌如何？刊出的又是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这些作品未能在《小说月报》与广大读者见面，他们后面的境遇又如何？
我们翻看《小说月报》影印版，可以看到在封里页预告了1932年“新年特大号”（第二十三卷第一期）的“要目”，甚至还预告了第二十三卷第三号是“歌德百年纪念号”。“要目预告”中有俞平伯《诗的神秘》、茅盾（署名：逃墨馆主）的长篇《夕阳》、老舍的长篇《大明湖》、巴金的长篇《新生》、施蛰存的《残秋的下弦月》、张天翼的《蜜蜂》、穆时英的《夜》，等等。这其中，俞平伯的《诗的神秘》（一篇长篇诗论）、茅盾的《夕阳》（也就是长篇小说《子夜》，当时《子夜》正写好一半，应郑振铎的要求，准备于1932年1月起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巴金的《新生》（原稿、校样都在商务印书馆内，一起被焚毁，现在所见《新生》是巴金在1932年7月重写的）或重写或重刊、施蛰存的《残秋的下弦月》、张天翼的《蜜蜂》、穆时英的《夜》等三个短篇也在《现代》上重新登出[6]。最可惜的是老舍的长篇《大明湖》，因为“《大明湖》心理的刻画，将要代替了行动表态的逼肖，为老舍先生创作的特点，全文约二十万字”[7]。原稿和刊物被焚毁后，老舍并没有能够完整地重写《大明湖》，只能把其中的一些情节改写成中篇小说《月牙儿》，这可以说是老舍和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大损失。
二、关于郁达夫的被害真相
（第2版）在论及郁达夫时，指出郁达夫“抗战爆发后，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南洋”[8]。现在看来，学界对郁达夫的被害时间和杀害郁达夫的凶手究竟是谁都还存在论争。
关于郁达夫的被害时间，前面我们提到的郭志刚、钱理群等的教材都模糊表述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9]或者干脆不提，党秀臣等的教材和（第2版）一样，坐实郁达夫被害时间是9月17日（晚）[10]。与此不同，郁达夫的儿子郁飞在《关于郁达夫的死难真相》一文中就对郁达夫被害的具体时间产生了追问。他指出国内报纸第一次刊载“郁达夫失踪”的电讯是大约1945年9月下旬，国内完整得知、确定郁达夫被害是通过胡愈之在1946年9月发表的给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的报告书——《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根据联军当局审讯的日本战犯供认，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杀害于丹戎革岱[11]。此后几十年，胡愈之报告中的提法为各界共认，9月17日成为郁达夫被害的确切时间。尽管如此，郁飞对郁达夫被害于9月17日也还是充满着怀疑，他伤痛地述说：“我每回见到父亲那块事迹碑上依然镌的‘九月十七，丹戎革岱’之说时，总有负疚之感。能不能祝愿明岁四十周年祭之时，碑上已有更加接近真相的新说告慰忠魂呢？”[12] 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就在郁飞撰文表述对史学界未能确定郁达夫的具体被害时间感到遗憾不久，在1985年9月17日浙江省富阳县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日本学者铃木正夫带来了重量级的报告——《郁达夫被害真相》。在该报告中，铃木正夫用大量真实可靠的人证物证向世人宣告，郁达夫被杀害的具体时间是1945年8月29日晚，杀害他的正是日本宪兵。
除1985年9月17日提交的报告外，铃木正夫可以说是穷其一生力图还原郁达夫被害的真相。他先后于1969年和1972年撰文，考究过郁达夫被害的真相，后来，这两篇文章分别以《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原住苏门答腊日本人的证言》（下文简称《流亡》）和《消失于南洋的郁达夫——一位中国作家的最后》（下文简称《消失》）发表在1984年第一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和1984年第二期的《新文学史料》上。在《流亡》一文中，记录了铃木正夫访谈的原住苏门答腊的日本人的证言。在这些证言中，这些日本人回顾了与赵廉（也就是郁达夫）交往的经过，铃木正夫由此推断出郁达夫被害的四种可能，但并没有提出郁达夫被害的具体时间和凶手的有力证据。到了《消失》一文，铃木正夫否定了胡愈之关于郁达夫被害于1945年9月17日的说法。他通过翻阅大量的审讯记录，证实“在棉兰的战犯审判中完全没有审理这一事件（杀害郁达夫——笔者注）的形迹”[13]。并且，根据当时的形势，日本作为战败国，在战后如果杀害郁达夫和几名欧洲人，就会是惊天大案，不可能没有审讯记录或者事件报道。同时，在《消失》一文，铃木正夫表示已经掌握了郁达夫被害的“详细经过”，只是“因故暂时不在这里介绍”[14]，但他已经掌握了郁达夫是被日本宪兵杀害的确凿证据。
事情到了1985年，战争已经过去了四十年。铃木正夫在《郁达夫被害真相》的报告中，终于向世人公开了自己掌握的郁达夫被害的“详细经过”。铃木正夫在报告中指出，战争过去了四十年后，他终于说服了《流亡》一文中提到的“D氏（原武吉丁原宪兵队班长）”[15]“承认自己是主谋，向几个部下下达了绑架处置赵廉的命令”[16]。并且D氏进一步供认他“发出绑架处置赵廉命令的当天或者第二天，就得到了部下关于绑架扼杀赵廉的报告”。（着重号为笔者加）[17]这样，由于郁达夫在1945年8月29日离家后始终是不争的事实，那么，D氏所说的“当天或者第二天”也就是1945年8月29日或者30日，也就是郁达夫被杀害的确凿具体时间，因为“八月二十九日绑架郁达夫，而让他活到九月十七日，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18]。
至此，我们应该可以确证，郁达夫是于1945年8月29日被日本宪兵杀害的。这应该可以再一次告慰郁飞和郁达夫的忠魂。至于为什么（第2版）和很多权威的学者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告诉世人郁达夫被害于1945年9月17日，肯定不是输入或者排印的错误，可能要与他们治学的严谨性扯上一点关系了。
要言之，（第2版）浩荡498千字，在这么长的篇幅中出现几处小疏漏，是情有可原甚至是无可厚非的，笔者作这样的考究，实在有吹毛求疵之嫌。然而，严谨的治学态度应该是学界之共倡，当然也包括（第2版）的刘勇和邹红等老师。如果我们在进行学术研究特别是教材编写的时候，能够尽量减少这些学术性的或者输入排版性的错误，那么于自身应该是更好的明证，于广大读者也应该有益无害。
参考文献：
[1][8]刘勇，邹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63，152，74，284，250.
[2]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月修订重版：46.
[3][9]郭志刚，孙中田，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重印）：68，198.
[4][10]党秀臣，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第一版，2005年重印：22，107.
[5]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11月北京第1版，1997年11月北京第二版，1998年7月北京第16次印刷：131.
[6][7]徐调孚.记小说月报第二十三卷新年号.贾植芳，主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中）[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11][12]郁飞.关于郁达夫的死难真相[J].新乡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1）：45-46.
[13][14][日]今西健夫.消失于南洋的郁达夫——一个中国作家的最后[J].新文学史料，1984（2）：150，151.
[15][日]铃木正夫.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原住苏门答腊日本人的证言[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1）：244.
[16][17][18]铃木正夫.郁达夫被害真相——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七日在浙江省富阳县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J].新文学史料，1986（1）：111，111，110.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史 教材勘误 《小说月报》 郁达夫被害
由刘勇、邹红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的本专科中文专业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2010年2月出第2版下文简称“第2版”）中有两处值得商榷的表述，现简述如下，求教于编者、方家。
一、关于《小说月报》的停刊时间及其他
（第2版）在63页论及《小说月报》的停刊时，表述是这样的：“1931年1月，《小说月报》因为没有来得及发行的新年号毁于‘一·二八’战火并停刊，文学研究会的活动也停止。”[1]我们认为，此表述有两处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连词“并”用“而”更合适。用“而”表因果关系，即《小说月报》停刊的主要原因是“新年号毁于‘一·二八’战火”之中。二是关于《小说月报》的确切停刊时间应该是1932年1月，而不是1931年1月，也就是说，《小说月报》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最后一期应该是1931年12月刊出的，1932年第一期也已经印刷完毕，放在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但毁于“一·二八”战火，未及公开发行。这里，我们还想追问：一是其他文学史教材或者研究资料是如何论述《小说月报》的停刊的，（第2版）的此处小错误，是输入排印问题还是关于此问题的客观认识问题？二是《小说月报》1932年1月刊的风貌如何？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查阅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发现他们关于《小说月报》的刊行，表述大同小异。如：
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是这样表述的：“《小说月报》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个纯文学的杂志，一直出版到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件后停刊，在中国新文学史发生过很多的影响。”[2]
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这样表述的：“《小说月报》1910年7月创刊于上海，改革前为‘鸳鸯蝴蝶派’刊物；自1921年1月第12卷第1号，先后由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徐调孚任主编，出至1931年12月第22卷第12号，1932年1月，因未及发行的新年号毁于‘一二八’事变的战火而停刊；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不计另外，共出132期。”[3]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关于《小说月报》的刊行未详细提及。
党秀臣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这样表述：“《小说月报》直到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争爆发才停刊，前后出版了11年，是当时最长寿的文学刊物。”[4]
黄修己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则表述为：“到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小说月报》终刊止……”[5]
由以上列举我们可以断定，《小说月报》最后一期毁于1932年1月的上海一二八事变战火之中是史学界所公认的事实，（第2版）误将“1932年1月”表述为“1931年1月”应该是客观输入或者排印造成的小错误。至于这1932年1月的新年号成品，后经考究回忆，只有当时《小说月报》编辑徐调孚一人读过，然而，这本三四百页厚“新年号”还没有来得及与广大读者见面，就焚毁于1月28日晚的战火之中。
这未及与广大读者见面的《小说月报》1932年的新年号风貌如何？刊出的又是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这些作品未能在《小说月报》与广大读者见面，他们后面的境遇又如何？
我们翻看《小说月报》影印版，可以看到在封里页预告了1932年“新年特大号”（第二十三卷第一期）的“要目”，甚至还预告了第二十三卷第三号是“歌德百年纪念号”。“要目预告”中有俞平伯《诗的神秘》、茅盾（署名：逃墨馆主）的长篇《夕阳》、老舍的长篇《大明湖》、巴金的长篇《新生》、施蛰存的《残秋的下弦月》、张天翼的《蜜蜂》、穆时英的《夜》，等等。这其中，俞平伯的《诗的神秘》（一篇长篇诗论）、茅盾的《夕阳》（也就是长篇小说《子夜》，当时《子夜》正写好一半，应郑振铎的要求，准备于1932年1月起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巴金的《新生》（原稿、校样都在商务印书馆内，一起被焚毁，现在所见《新生》是巴金在1932年7月重写的）或重写或重刊、施蛰存的《残秋的下弦月》、张天翼的《蜜蜂》、穆时英的《夜》等三个短篇也在《现代》上重新登出[6]。最可惜的是老舍的长篇《大明湖》，因为“《大明湖》心理的刻画，将要代替了行动表态的逼肖，为老舍先生创作的特点，全文约二十万字”[7]。原稿和刊物被焚毁后，老舍并没有能够完整地重写《大明湖》，只能把其中的一些情节改写成中篇小说《月牙儿》，这可以说是老舍和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大损失。
二、关于郁达夫的被害真相
（第2版）在论及郁达夫时，指出郁达夫“抗战爆发后，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南洋”[8]。现在看来，学界对郁达夫的被害时间和杀害郁达夫的凶手究竟是谁都还存在论争。
关于郁达夫的被害时间，前面我们提到的郭志刚、钱理群等的教材都模糊表述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9]或者干脆不提，党秀臣等的教材和（第2版）一样，坐实郁达夫被害时间是9月17日（晚）[10]。与此不同，郁达夫的儿子郁飞在《关于郁达夫的死难真相》一文中就对郁达夫被害的具体时间产生了追问。他指出国内报纸第一次刊载“郁达夫失踪”的电讯是大约1945年9月下旬，国内完整得知、确定郁达夫被害是通过胡愈之在1946年9月发表的给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的报告书——《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根据联军当局审讯的日本战犯供认，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杀害于丹戎革岱[11]。此后几十年，胡愈之报告中的提法为各界共认，9月17日成为郁达夫被害的确切时间。尽管如此，郁飞对郁达夫被害于9月17日也还是充满着怀疑，他伤痛地述说：“我每回见到父亲那块事迹碑上依然镌的‘九月十七，丹戎革岱’之说时，总有负疚之感。能不能祝愿明岁四十周年祭之时，碑上已有更加接近真相的新说告慰忠魂呢？”[12] 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就在郁飞撰文表述对史学界未能确定郁达夫的具体被害时间感到遗憾不久，在1985年9月17日浙江省富阳县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日本学者铃木正夫带来了重量级的报告——《郁达夫被害真相》。在该报告中，铃木正夫用大量真实可靠的人证物证向世人宣告，郁达夫被杀害的具体时间是1945年8月29日晚，杀害他的正是日本宪兵。
除1985年9月17日提交的报告外，铃木正夫可以说是穷其一生力图还原郁达夫被害的真相。他先后于1969年和1972年撰文，考究过郁达夫被害的真相，后来，这两篇文章分别以《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原住苏门答腊日本人的证言》（下文简称《流亡》）和《消失于南洋的郁达夫——一位中国作家的最后》（下文简称《消失》）发表在1984年第一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和1984年第二期的《新文学史料》上。在《流亡》一文中，记录了铃木正夫访谈的原住苏门答腊的日本人的证言。在这些证言中，这些日本人回顾了与赵廉（也就是郁达夫）交往的经过，铃木正夫由此推断出郁达夫被害的四种可能，但并没有提出郁达夫被害的具体时间和凶手的有力证据。到了《消失》一文，铃木正夫否定了胡愈之关于郁达夫被害于1945年9月17日的说法。他通过翻阅大量的审讯记录，证实“在棉兰的战犯审判中完全没有审理这一事件（杀害郁达夫——笔者注）的形迹”[13]。并且，根据当时的形势，日本作为战败国，在战后如果杀害郁达夫和几名欧洲人，就会是惊天大案，不可能没有审讯记录或者事件报道。同时，在《消失》一文，铃木正夫表示已经掌握了郁达夫被害的“详细经过”，只是“因故暂时不在这里介绍”[14]，但他已经掌握了郁达夫是被日本宪兵杀害的确凿证据。
事情到了1985年，战争已经过去了四十年。铃木正夫在《郁达夫被害真相》的报告中，终于向世人公开了自己掌握的郁达夫被害的“详细经过”。铃木正夫在报告中指出，战争过去了四十年后，他终于说服了《流亡》一文中提到的“D氏（原武吉丁原宪兵队班长）”[15]“承认自己是主谋，向几个部下下达了绑架处置赵廉的命令”[16]。并且D氏进一步供认他“发出绑架处置赵廉命令的当天或者第二天，就得到了部下关于绑架扼杀赵廉的报告”。（着重号为笔者加）[17]这样，由于郁达夫在1945年8月29日离家后始终是不争的事实，那么，D氏所说的“当天或者第二天”也就是1945年8月29日或者30日，也就是郁达夫被杀害的确凿具体时间，因为“八月二十九日绑架郁达夫，而让他活到九月十七日，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18]。
至此，我们应该可以确证，郁达夫是于1945年8月29日被日本宪兵杀害的。这应该可以再一次告慰郁飞和郁达夫的忠魂。至于为什么（第2版）和很多权威的学者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告诉世人郁达夫被害于1945年9月17日，肯定不是输入或者排印的错误，可能要与他们治学的严谨性扯上一点关系了。
要言之，（第2版）浩荡498千字，在这么长的篇幅中出现几处小疏漏，是情有可原甚至是无可厚非的，笔者作这样的考究，实在有吹毛求疵之嫌。然而，严谨的治学态度应该是学界之共倡，当然也包括（第2版）的刘勇和邹红等老师。如果我们在进行学术研究特别是教材编写的时候，能够尽量减少这些学术性的或者输入排版性的错误，那么于自身应该是更好的明证，于广大读者也应该有益无害。
参考文献：
[1][8]刘勇，邹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63，152，74，284，250.
[2]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月修订重版：46.
[3][9]郭志刚，孙中田，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重印）：68，198.
[4][10]党秀臣，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第一版，2005年重印：22，107.
[5]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11月北京第1版，1997年11月北京第二版，1998年7月北京第16次印刷：131.
[6][7]徐调孚.记小说月报第二十三卷新年号.贾植芳，主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中）[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11][12]郁飞.关于郁达夫的死难真相[J].新乡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1）：45-46.
[13][14][日]今西健夫.消失于南洋的郁达夫——一个中国作家的最后[J].新文学史料，1984（2）：150，151.
[15][日]铃木正夫.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原住苏门答腊日本人的证言[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1）：244.
[16][17][18]铃木正夫.郁达夫被害真相——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七日在浙江省富阳县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J].新文学史料，1986（1）：111，11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