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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虹宇，男，重庆人，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影视传播研究。
一、传播综述
（一）概念界定：地方戏曲文化纪录片
地方戏曲是我国地方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作为某一地域独特的审美形态，在当地有着广泛的民间基础和深刻的历史内涵。戏曲通过何种渠道传播对受众产生影响？纵观戏曲传播史，发现传统的戏曲传播以舞台场域为主要阵地，随着社会媒介形态的演进，纪录片逐渐成为戏曲传播的新载体之一。欧阳宏生认为：“社会价值是一部纪录片的意义所在，也是作品的影响力所在。纪录片是最具文化品格的电视作品。文化价值决定了纪录片作品的生命力。”[1]本文的“地方戏曲文化纪录片”概念，主要指地方戏以纪录片形式传播地方文化，其侧重点在于“重历史轻演艺”和“重价值轻纪实”。
地方戏曲文化纪录片民间语境的涵义在新时代已经发生变化，新民间语境的形成对戏曲艺术传统的传播方式也是一种挑战。新的传播媒介不断兴起，旧的风俗习惯不断萎缩，戏曲艺术也要重新思考自己的传播方式。[2]媒介、网络发达的现代社会，地方戏曲已不再局限于木质戏台，它有着诸多传播媒介可以选择。所以，传播主体最应思考的是通过哪种介质的传播更能实现价值的传递，而纪录片便有担当此种介质的优势。例如近年播出的《走遍中国—黄梅戏发源地之争》和《黄梅戏》令黄梅戏为人熟知，黄梅戏独特的戏曲文化得以广泛传播。
（二）纪录片作为文化载体的正当性
文化输出涉及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地域形象等方面。地方文化体系是该地区群众记忆的主体，个体的语言方式、思维习惯等难以逃避地受到体系影响，逐渐形成稳定的群体文化思维逻辑。这不仅会继续作用于该地域，而且将作为一种更强势的地方文化范式吸引和指导其他地区，这是进行地方文化输出的原因。而缺乏有效的媒介传播渠道，地方文化输出往往是一次次的“浅显地重构”。
如何避免文化输出中的浅显地重构？阿斯曼（Jan Assman）在集体记忆等概念基础上首次提出“文化记忆”，认为文化记忆以文化体系作为记忆的主体。他将某一民族的集体记忆视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长期积淀后的结果，并把图书、文物、档案、文献等视为文化记忆的载体。”[3]大众传播媒介能实现让社会群体成员之间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自然也可以成为文化记忆的传播介质和表现形式。纪录片能为信息输出建立顺畅的通道，实现效果更佳的地域文化传播。纪录片能记录历史、关注文化、体现精神，它所具备的优势如内容的纪实性、叙事的连贯性都让它脱颖而出成为文化记忆的首选载体，文化产生的吸引力或可感的整体价值观往往能获得异地受众的关注和认同。
二、此类纪录片的三个价值向度
（一）社会功效的诉求
地方戏曲文化传播诉诸于纪录片的形式，能够构建公共文化体系、塑造地方文化软实力。新世纪的中国纪录片展示的许许多多富有地域色彩的历史遗迹、人物、历史掌故、民风民俗和日常生活的画面，启发人们从文化传播角度对其进行审视。这也引证了创作者们的口号——启动观众的文化朝圣之旅。
近年纪录片的炒热和回温令人瞩目，所以更要体现其社会功效诉求：一是明确地方文化取向和认同感。文化取向和认同，是指对一个群体或文化身份的认同感，也指人们的社会归属感和文化归属感。文化认同中的文化理念、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都体现着一定的价值取向。文化作为人类理性的象征符号，始终能够以自身与意图和表征物之间建立关系，以传达、交流、沟通特定语境中符号含义。因此，文化认同的实质与核心就是共享意义或价值。二是公共文化带动地方城市文化建设，呈现立体形象。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城市居民的“小家庭”居住环境的相对封闭性，使戏曲处于“边缘化”。公共文化体系让文化记忆的形成有了依靠和保障，有了沉淀的条件。
文化建构不应只停留在品牌或形象的塑造层面上，而是要从宏观层面体现文化关怀，形成文化记忆。创新不仅体现在戏曲艺术发展的高度上，更体现在文化传播形态上。纪录片的社会功效诉求，要求纪录片具备相对完整的形象体系，不是概念，是整体感知的，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将会随着更新的制作手段而不断完善。
（二）美学视域下的文化建构
散点透视是我国传统地方戏曲艺术审美活动所遵循的原则。由旧时地方戏舞台的形成和构建可见，观赏地方戏自萌芽开始就被视作一种集体社会行为，作为个体的受众观赏戏曲也成了融入集体实现社会化的一种途径，对于真实的需求在这个层面上表现尤为强烈。戏曲的舞台化效果在于舞台整体意境的创造，早期的戏曲电影也更注重写意性，多采用化实为虚的镜头语言，目的是保留核心的戏曲元素。这种写意性在于传递原戏曲创作者或电影创作者的主观情感。真实的影像和语镜是纪录片常被提起的特性，纪录片与地方戏的融合也实现了写意与写实的统一。从受众主观认知的角度看，纪录片较为真实、客观、有内容、有分量；从客观的传播能力出发，纪录片具有多维度、多向度塑造戏曲形象的特点，能提供更为多元、立体的呈现方式。
地方戏曲文化纪录片重点在于以整体全面的地方戏形象实现文化价值输出功能，故需要此类纪录片有着宏观的叙事意识和结构化的叙事框架。黄梅戏是安徽最重要的地方剧种。通过观照黄梅戏的兴起、发展、传承的重要时段，透视安徽这个特定区域空间的总体历史，宏观历史视角的立题摆脱了狭隘地去拍摄、叙述黄梅戏的台上表演，避免了黄梅戏艺术孤立于社会文化构架之中，实现了有机结合。可以看出，将史学事实的演进和宏观的历史视角看作地方戏纪录片传播实现文化建构的途径，在美学视域上给予我们很多启示，这样的手法所获得的社会责任与上文中所提到的社会功效诉求不谋而合。
（三）民俗具象化传播的新路径
文化记忆往往诞生在特殊的历史时刻中。特定历史人物与事件，由于其对后世的影响，往往被赋予超越自身价值的意义。[4]纪录片的具象化功能往往能重塑和凸出特定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形成或强化文化记忆。它可将情感、时间、空间等具化为一个人物或者物体，通过更易感知的形式来表现情感的强弱或者时间、空间的延展。地方戏曲本身有着参与性强的特点，在戏曲发展较好的特定地区如黄梅戏成长的安庆，已融合成为安徽安庆地方民俗的一部分。《黄梅戏》中特别刻画出安庆老城的一面，镜头也长时间停留在乡间搭台、焚烟亭、古戏楼等地点，衬托出黄梅戏发展的磅礴历史和安庆人民特有的戏曲情调。戏曲文化纪录片传播的内容可形成具有地方影响的通识，那些知名的人物和事件经反复的人际互动和媒介传播之后形成文化记忆。另外，纪录片对人物细致的刻画，使得出镜的几代艺术家、草根爱好者们的形象实现升华，成为黄梅戏的文化符号或标签。人格与艺术品格的融合让黄梅戏这一安徽地方民俗的传播实现了具象化。
纪录片是地方戏曲受众普遍接受的一种文化载体，成为某一地域的活相册，深刻地记录了该地区的历史文化演变进程。纪录片传播对于地方戏曲的价值向度不止如此，它还实实在在地实现了对于相对弱势的艺术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体现了作者对于地方戏曲文化的人文关怀，真正成为了传受主体文化价值传播的共振点。
参考文献：
[1]欧阳宏生.纪录片多重价值的实现[J].电视研究，2005（11）：54.
[2]王廷信.新民间语境与戏曲传播策略的转换[J].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06（4）：20.
[3]（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6-7.
[4]燕海鸣.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J].中国图书评论，2009（3）：12.
林虹宇，男，重庆人，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影视传播研究。
一、传播综述
（一）概念界定：地方戏曲文化纪录片
地方戏曲是我国地方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作为某一地域独特的审美形态，在当地有着广泛的民间基础和深刻的历史内涵。戏曲通过何种渠道传播对受众产生影响？纵观戏曲传播史，发现传统的戏曲传播以舞台场域为主要阵地，随着社会媒介形态的演进，纪录片逐渐成为戏曲传播的新载体之一。欧阳宏生认为：“社会价值是一部纪录片的意义所在，也是作品的影响力所在。纪录片是最具文化品格的电视作品。文化价值决定了纪录片作品的生命力。”[1]本文的“地方戏曲文化纪录片”概念，主要指地方戏以纪录片形式传播地方文化，其侧重点在于“重历史轻演艺”和“重价值轻纪实”。
地方戏曲文化纪录片民间语境的涵义在新时代已经发生变化，新民间语境的形成对戏曲艺术传统的传播方式也是一种挑战。新的传播媒介不断兴起，旧的风俗习惯不断萎缩，戏曲艺术也要重新思考自己的传播方式。[2]媒介、网络发达的现代社会，地方戏曲已不再局限于木质戏台，它有着诸多传播媒介可以选择。所以，传播主体最应思考的是通过哪种介质的传播更能实现价值的传递，而纪录片便有担当此种介质的优势。例如近年播出的《走遍中国—黄梅戏发源地之争》和《黄梅戏》令黄梅戏为人熟知，黄梅戏独特的戏曲文化得以广泛传播。
（二）纪录片作为文化载体的正当性
文化输出涉及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地域形象等方面。地方文化体系是该地区群众记忆的主体，个体的语言方式、思维习惯等难以逃避地受到体系影响，逐渐形成稳定的群体文化思维逻辑。这不仅会继续作用于该地域，而且将作为一种更强势的地方文化范式吸引和指导其他地区，这是进行地方文化输出的原因。而缺乏有效的媒介传播渠道，地方文化输出往往是一次次的“浅显地重构”。
如何避免文化输出中的浅显地重构？阿斯曼（Jan Assman）在集体记忆等概念基础上首次提出“文化记忆”，认为文化记忆以文化体系作为记忆的主体。他将某一民族的集体记忆视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长期积淀后的结果，并把图书、文物、档案、文献等视为文化记忆的载体。”[3]大众传播媒介能实现让社会群体成员之间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自然也可以成为文化记忆的传播介质和表现形式。纪录片能为信息输出建立顺畅的通道，实现效果更佳的地域文化传播。纪录片能记录历史、关注文化、体现精神，它所具备的优势如内容的纪实性、叙事的连贯性都让它脱颖而出成为文化记忆的首选载体，文化产生的吸引力或可感的整体价值观往往能获得异地受众的关注和认同。
二、此类纪录片的三个价值向度
（一）社会功效的诉求
地方戏曲文化传播诉诸于纪录片的形式，能够构建公共文化体系、塑造地方文化软实力。新世纪的中国纪录片展示的许许多多富有地域色彩的历史遗迹、人物、历史掌故、民风民俗和日常生活的画面，启发人们从文化传播角度对其进行审视。这也引证了创作者们的口号——启动观众的文化朝圣之旅。
近年纪录片的炒热和回温令人瞩目，所以更要体现其社会功效诉求：一是明确地方文化取向和认同感。文化取向和认同，是指对一个群体或文化身份的认同感，也指人们的社会归属感和文化归属感。文化认同中的文化理念、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都体现着一定的价值取向。文化作为人类理性的象征符号，始终能够以自身与意图和表征物之间建立关系，以传达、交流、沟通特定语境中符号含义。因此，文化认同的实质与核心就是共享意义或价值。二是公共文化带动地方城市文化建设，呈现立体形象。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城市居民的“小家庭”居住环境的相对封闭性，使戏曲处于“边缘化”。公共文化体系让文化记忆的形成有了依靠和保障，有了沉淀的条件。
文化建构不应只停留在品牌或形象的塑造层面上，而是要从宏观层面体现文化关怀，形成文化记忆。创新不仅体现在戏曲艺术发展的高度上，更体现在文化传播形态上。纪录片的社会功效诉求，要求纪录片具备相对完整的形象体系，不是概念，是整体感知的，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将会随着更新的制作手段而不断完善。
（二）美学视域下的文化建构
散点透视是我国传统地方戏曲艺术审美活动所遵循的原则。由旧时地方戏舞台的形成和构建可见，观赏地方戏自萌芽开始就被视作一种集体社会行为，作为个体的受众观赏戏曲也成了融入集体实现社会化的一种途径，对于真实的需求在这个层面上表现尤为强烈。戏曲的舞台化效果在于舞台整体意境的创造，早期的戏曲电影也更注重写意性，多采用化实为虚的镜头语言，目的是保留核心的戏曲元素。这种写意性在于传递原戏曲创作者或电影创作者的主观情感。真实的影像和语镜是纪录片常被提起的特性，纪录片与地方戏的融合也实现了写意与写实的统一。从受众主观认知的角度看，纪录片较为真实、客观、有内容、有分量；从客观的传播能力出发，纪录片具有多维度、多向度塑造戏曲形象的特点，能提供更为多元、立体的呈现方式。
地方戏曲文化纪录片重点在于以整体全面的地方戏形象实现文化价值输出功能，故需要此类纪录片有着宏观的叙事意识和结构化的叙事框架。黄梅戏是安徽最重要的地方剧种。通过观照黄梅戏的兴起、发展、传承的重要时段，透视安徽这个特定区域空间的总体历史，宏观历史视角的立题摆脱了狭隘地去拍摄、叙述黄梅戏的台上表演，避免了黄梅戏艺术孤立于社会文化构架之中，实现了有机结合。可以看出，将史学事实的演进和宏观的历史视角看作地方戏纪录片传播实现文化建构的途径，在美学视域上给予我们很多启示，这样的手法所获得的社会责任与上文中所提到的社会功效诉求不谋而合。
（三）民俗具象化传播的新路径
文化记忆往往诞生在特殊的历史时刻中。特定历史人物与事件，由于其对后世的影响，往往被赋予超越自身价值的意义。[4]纪录片的具象化功能往往能重塑和凸出特定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形成或强化文化记忆。它可将情感、时间、空间等具化为一个人物或者物体，通过更易感知的形式来表现情感的强弱或者时间、空间的延展。地方戏曲本身有着参与性强的特点，在戏曲发展较好的特定地区如黄梅戏成长的安庆，已融合成为安徽安庆地方民俗的一部分。《黄梅戏》中特别刻画出安庆老城的一面，镜头也长时间停留在乡间搭台、焚烟亭、古戏楼等地点，衬托出黄梅戏发展的磅礴历史和安庆人民特有的戏曲情调。戏曲文化纪录片传播的内容可形成具有地方影响的通识，那些知名的人物和事件经反复的人际互动和媒介传播之后形成文化记忆。另外，纪录片对人物细致的刻画，使得出镜的几代艺术家、草根爱好者们的形象实现升华，成为黄梅戏的文化符号或标签。人格与艺术品格的融合让黄梅戏这一安徽地方民俗的传播实现了具象化。
纪录片是地方戏曲受众普遍接受的一种文化载体，成为某一地域的活相册，深刻地记录了该地区的历史文化演变进程。纪录片传播对于地方戏曲的价值向度不止如此，它还实实在在地实现了对于相对弱势的艺术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体现了作者对于地方戏曲文化的人文关怀，真正成为了传受主体文化价值传播的共振点。
参考文献：
[1]欧阳宏生.纪录片多重价值的实现[J].电视研究，2005（11）：54.
[2]王廷信.新民间语境与戏曲传播策略的转换[J].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06（4）：20.
[3]（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6-7.
[4]燕海鸣.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J].中国图书评论，2009（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