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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奥运会与残奥会期间，国际奥委会委员、香港体育的“掌门人”霍震霆可谓日理万机。尽管如此，他在北京残奥会闭幕式举行的当天下午特别抽出整块时间，在北京大学校园内一处四合院式的别墅里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
这次专访，让记者在对话中感受到他的平和与亲近，感受到他的可爱与真情，感受到他与父亲霍英东难能可贵的赤子情怀，看到一个镜头之外更生动更立体的霍震霆。
“父子兵”亲历奥运“回归”之旅
2008年8月8日晚，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在“鸟巢”隆重举行。坐在嘉宾席上的霍震霆，感受到浓浓的喜庆狂欢的热度，似乎在品尝一席精美的文化盛宴。接受采访时，他大赞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很震撼，很多国际友人跟我交流的时候都赞不绝口”。
可以想像，当这个充满期待、承载辉煌的历史时刻真的到来之时，作为霍氏家族的传人，霍震霆自然十分激动，毕竟这一夜的到来承载着一个家族的梦想。
由于政治的原因，1952年到1979年中国没有参加这期间的几届奥运会。不过，1974年邓小平领导国家体委之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在国际奥委会及各单项组织中的合法席位被纳入日程。
但由于还没得到大多数国际体育组织的接纳，很多重要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无法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缺少一个能在国际上为自己“穿针引线”的带头者。这时，来自香港的商界名宿霍英东利用自己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广泛接触和雄厚财力，成为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打开世界大门的一只“推手”。
1974年，一些亚洲单项体育组织在德黑兰举行大会，其中包括亚洲足协年会。时任香港足协总会会长的霍英东，曾在此前的法兰克福国际足协联年会上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但被否决，于是他决定这次从亚洲足协年会入手，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会籍问题。
会议期间，在伊朗政府帮助下，他让一同与会的长子霍震霆等人巧妙地支开了与会的两名台湾代表，为“中国入会”等议程在会上争取到宝贵的支持票比例，最终获得通过。等两名台湾代表弄清是怎么回事时，会议已经结束了。就这样，在德黑兰亚运会召开期间，8个项目的亚洲单项体育组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会员。
1979年元旦，叶剑英元帅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育政策从“有你无我、有我无你”转为有可能允许“台湾奥委会”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
在这个背景下，1979年8月，时任中国自行车协会秘书长的魏纪中与香港自行车协会代表霍震霆一同前往荷兰国际自行车联合会参加会议。他们在一个小咖啡馆里约见国际自联秘书长，向招待员要了纸笔就匆忙地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问题的提案。
最后，三人敲定最终方案，即由香港出面提出，台湾在改名、改旗、改歌等条件下可参加国际自联。可以说，这个提案基本上是“奥运模式”的雏形，也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恢复国际奥委会席位模式的首次尝试。
接着，霍震霆和魏纪中分别找各国代表做工作，“大力推销”香港提案，而台湾方面也四处送礼、请客，会外游说十分紧张。
会议当天，霍震霆一个人在会场内“舌战群儒”，魏纪中则由于不是会员只能在会场外焦急等待。最后宣布结果时，霍震霆吓出了一身冷汗一一提案以一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
台湾代表退场抗议，魏纪中则代表中国自行车协会在掌声中进入会场，坐在新添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上。
一个多月后，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按照“奥运模式”的原则，通过了恢复“中国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并顺利解决了台湾的奥委会会籍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
为“历史的参与”而感到光荣
当奥运圣火在“鸟巢”主火炬塔赫然升腾起耀眼火焰的瞬间，一张张不同肤色的笑脸焕发出醉人的容光，潮水般的掌声、欢呼声汇成欢乐的海洋。面对如此让人热血沸腾的壮观场景，霍震霆的脑际里浮现出父亲当年凭借其国际足联执委的身份和在国际商界的名望，多次往返于国际奥委会总部以及相关国家之间，在国际奥委会委员中间斡旋的身影。
在霍震霆眼里，父亲虽然不是北京奥申委的成员，但却是北京申办奥运会最得力的幕后活动家之一。“那段时间，他向不少国际奥委会执委游说，鼓励他们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事实上，他还参与了申办奥运的策划工作和推广工作。”
霍英东与原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是多年的老朋友，他曾经在香港私邸宴请过萨马兰奇。“北京首次申办奥运会，爸爸充分发挥他的影响力，多次向萨马兰奇进行游说。那时，萨马兰奇正好在瑞典洛桑筹办奥林匹克博物馆，爸爸决定出资100万美元，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捐给国际奥委会。”
除了国际游说和财力支持外，霍英东父子还积极为北京造势。1993年9月16日，霍英东以中国代表团顾问的身份前往摩洛哥蒙特卡洛，霍震霆和父亲同行前往，为北京申奥作最后的努力。出发前，霍英东说，如果真的拿到举办权，自己就捐建一个举办开幕式用的体育场。
“那次我爸爸志在必得。他在摩洛哥宣布奥运会举办城市前一天，大宴中国记者。一向话语不多的他，站在船头踌躇满志，他大声说：‘我这次有预感，中国一定会赢。’后来我们失败了，很多人还担心他会自杀。那天晚上，我们父子取消了原定的庆功宴，跑到一个小酒馆里两个人悄悄吃了一顿饭，我们两个一句话也没说一一我能体会老人家心里的难过。当时，我们连夜所换的酒店偏偏又遇见澳大利亚代表团集体前来庆祝。一边是狂欢的人群，一边是失意的我们，那滋味真是一言难尽。”听到这里，记者想起了那年9月23夜，中国北京2000年奥运会申办权最终以两票之差落后悉尼，无数国人扼腕哭了。
更为尴尬的是，霍英东当年还提前在香港报纸上预留了庆祝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的版面，后来由于时间匆忙都没有来得及撤换，第二天还是出现在报纸上了。今天谈到这事，霍震霆还是一脸的无奈：“是的，就像老天开的一个玩笑。我爸爸为此确实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一直期盼北京能举办奥运会。”
1999年4月，经中国奥委会批准，北京市再次正式向国际奥委会递交申请书。2001年7月8日，由时任北京市市长刘淇率领的北京申奥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开始北京申奥的最后冲刺。霍震霆作为北京申奥代表团成员同往。行前，霍震霆代表香港市民向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送上了香港万人签名声援北京申奥的条幅。
7月13日，国际奥委会在莫斯科举行全会，投票选举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当萨马兰奇嘴中的“Beijing”刚一脱口，现场就已经哭成一片。霍震霆发现，伴着哭声是不可抑制地欢呼与呐喊：我们赢了，北京赢了，中国赢了!
中国北京在莫斯科城把百年梦想实现了!霍 震霆立即抓起电话向远在香港的父亲报喜：“爸爸，我们赢了!我们拿到了!”霍英东听到儿子的声音，回应道：“很好!我知道了!”回到香港后，霍震霆听说父亲因为申奥成功太高兴，凌晨接完自己的电话后就跳到游泳池里游泳去了。
让霍震霆分外伤感的，因为老人日夜牵挂的2008北京奥运，能撑到那一天是他此生最大的愿望。然而，历史总是给人留下遗憾，霍英东也没能等到2008年8月8日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时刻。两年前，即2006年10月28日，霍英东因病在北京逝世。
霍英东病重时，霍震霆每次见他都会装作很高兴地对他讲：“2008年我们一起看北京奥运会。”“但爸爸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反过来安慰我们，‘我年纪不小了，看不看都无所谓啦!’”父亲没能看到北京奥运开幕的那一天，这是霍震霆的心痛。
“罗格主席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曾对我说，闭幕式上你们会听到一句很令你们高兴的话。他具体要用哪个词我当时不能猜出，但我知道，他一定会说我们办了历史上最好的一届奥运会。没想到他居然用了‘无与伦比’来形容这届奥运会!”霍震霆欣慰地回忆着北京奥运会期间“每个历史性时刻”，并为自己这次“历史的参与”而感到光荣。
从北京贵宾楼到奥运“水立方”
1984年7月29日，美国洛杉矶拉普多射击场，第23届奥运会，自选手枪男子50米手枪60发慢射比赛。霍英东偕夫人及子女前去观看。
当天，中国选手许海峰射落本届奥运会的首金，并成为中国奥运历史上的首金。当时，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邀请霍英东先生去颁奖，霍震霆也在现场见证了中国第一块金牌的诞生。
“爸爸一生内敛、坚强，有什么情绪上的波动他一般不轻易表现出来，但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上，当中国代表团入场时，他激动得流下了泪水。”回顾过去，霍震霆感慨地说：“过去，我们被称为‘东亚病夫’，当许海峰获得冠军，实现零的突破后，很多人站起来给我们鼓掌。那次拿了很多金牌，爸爸很开心。”
北京奥运会期间，国际奥委会的一些会议是在北京贵宾楼饭店进行的。这个饭店就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霍英东为了招待来中国的奥委会、亚奥理事会官员筹建的。“北京奥运会期间，在这个饭店开会的许多国际奥委会官员都是爸爸生前的好朋友，他们一见面都会说起‘Henry’(霍英东先生的英文名)，回忆和他交往的一些往事。”霍震霆说，“萨马兰奇见到我总说，‘可惜你的爸爸不在了，我第一次来北京还是他带我来的呢!’”
霍英东支持体育运动，是他热爱祖国的表现的一个方面。同时，他本人也是一个有名的体育爱好者。他从小以至青少年时代，蒙受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的耻辱，深知“强身才能强国”的道理。霍震霆说，爸爸迷恋过举重、网球、足球、游泳等许多体育项目，尤其是踢得一脚好球，打高尔夫球也是他的爱好。
事实上，从小就和父亲一起打网球、踢足球的霍家三兄弟，现在还一直保持着锻炼的习惯。霍震霆说：“我们兄弟三人从小都很喜欢体育，我自己可以说所有的体育项目都尝试过。”有一次，一场足球比赛前，霍震霆换好了衣服准备和父亲同场竞技。没想到父亲说：“你的基本功不好，留下来颁奖吧。”霍震霆笑着回忆说：“最后，他是运动员，我反过来颁奖。”霍震霆说，而今很忙，其他的体育运动很少，只是网球有空打得多一些。
2008年8月11日，霍震霆与儿子霍启刚一起现身“水立方”，观看了女子双人三米板决赛，为郭晶晶加油。国家游泳中心(俗称“水立方”)是在当年北京申奥成功后，霍震霆与父亲给北京奥组委捐赠2亿港元建设的。
见证先父与邓公的深情厚谊
在香港，接触过邓小平最多的人当数霍英东。在1978年第一次听到邓小平的关于改革开放的讲话后，霍英东感到十分振奋，二话不说，立刻就行动起来。
霍英东投资兴建的广东中山温泉宾馆，是中国第一家高级涉外宾馆。霍震霆清楚地记得，邓小平是1984年春天到中山温泉宾馆来的。当时中山桥路都未通，邓小平是从广州坐船，在唐家湾上岸，再转乘汽车到中山的。
霍英东随后投资兴建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允许非住客参观游览的高级酒店。白天鹅宾馆经营的成功，在改革大潮初涌的20世纪80年代初带动了大批港资进入广州酒店业。
1985年，邓小平来到广州，入住白天鹅宾馆。就在这里，对着珠江夜景，邓小平作出了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14个沿海城市之后，进一步开放沿江、沿海、沿边城市的决定。霍震霆还清楚记得，邓小平登上白天鹅宾馆的28层“总统楼”，俯瞰广州，不禁拉着父亲的手说：“白天鹅好，很漂亮!很好!开放搞对了!”
霍震霆对邓小平改革开放中的一句名言：“不走回头路”感触良多。因为他与父亲霍英东是邓小平这句话为数不多的“现场听众”。1984年1月春节前后，邓小平来到了广东中山，下榻中山温泉宾馆。温泉宾馆后面有一座罗三妹山，每天早上，邓小平吃过早餐后，就会“晨练”登山，从山上可以望见整个中山。霍英东父子每次都陪同。
霍震霆的记忆像放电影一样回放：1984年1月28日早上8时30分，邓小平照常步出中山温泉宾馆，来到罗三妹山东南坡脚下的登峰桥头。望着蜿蜒而上的石阶，邓小平举起右手向上一挥，对随行的人员说：“登上去!”
霍震霆记得，邓小平身着深灰色中山装，脚踏轻便皮鞋，不带拐杖，不用搀扶，与随行人员等并肩拾级而上，步伐十分稳健。9时15分，邓小平登上了罗三妹山的顶峰。要下山了，西南面坡陡路窄，不太好走，陪同人员建议从原路返回。可是邓小平环视一下四周，摆了摆手，意味深长地说：“向前走，我不走回头路!”接受采访时，霍震霆笑言，中国的改革开放，果然就是“不走回头路”!
每年夏天霍英东一家都受邀和邓小平全家在北戴河消夏，为此霍震霆一次次亲眼见证了两位老人之间的友谊。霍震霆记得，一连5个夏天陪父亲去北戴河：“最后一次我陪爸爸去是在1992年。爸爸和邓公都在海边游泳，有机会跟老人家问好。邓公很健谈，两人一讲就是45分钟。邓公最后说，我不知有没有机会亲眼看到香港回归一一如果有机会，到了1997年，就是坐轮椅也要去香港看回归。很可惜，还有几个月，他老人家没有看到香港回归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爸爸曾说过，回归那一刻起，我是真真正正一个中国人了。”
霍英东去世后，霍震霆全面继承了父亲热心的体育公共事务。他不仅是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还是亚奥理事会(东亚区)副主席、东亚运动会总会主席和香港足球总会会长、香港体育协会会长，并成为获选国际奥委会委员的香港第一人。
作为霍家第二代的领军人，霍震霆终日忙碌，不仅从政，以办体育为业，还要出席各种慈善活动，每天的日程安排满满的。霍震霆的助手梁小姐在采访前的闲聊中，告诉记者：“霍先生很善良，重情义，对朋友特别好，很讲义气，生活中的他很可爱。他除了体育，还爱好收藏，对足球、帽子、字画的收藏情有独钟，他的收藏更多的是赋予自己一种纪念或情感的依托。他对自己的父亲非常非常尊敬，也非常爱他的家人。”梁小姐还感叹：“霍先生爱国，爱在骨子里，决不是表面的。他捐款捐了多少没一个数，但决不是为了名，而是当做一项事业做。”
这次专访，让记者在对话中感受到他的平和与亲近，感受到他的可爱与真情，感受到他与父亲霍英东难能可贵的赤子情怀，看到一个镜头之外更生动更立体的霍震霆。
“父子兵”亲历奥运“回归”之旅
2008年8月8日晚，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在“鸟巢”隆重举行。坐在嘉宾席上的霍震霆，感受到浓浓的喜庆狂欢的热度，似乎在品尝一席精美的文化盛宴。接受采访时，他大赞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很震撼，很多国际友人跟我交流的时候都赞不绝口”。
可以想像，当这个充满期待、承载辉煌的历史时刻真的到来之时，作为霍氏家族的传人，霍震霆自然十分激动，毕竟这一夜的到来承载着一个家族的梦想。
由于政治的原因，1952年到1979年中国没有参加这期间的几届奥运会。不过，1974年邓小平领导国家体委之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在国际奥委会及各单项组织中的合法席位被纳入日程。
但由于还没得到大多数国际体育组织的接纳，很多重要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无法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缺少一个能在国际上为自己“穿针引线”的带头者。这时，来自香港的商界名宿霍英东利用自己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广泛接触和雄厚财力，成为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打开世界大门的一只“推手”。
1974年，一些亚洲单项体育组织在德黑兰举行大会，其中包括亚洲足协年会。时任香港足协总会会长的霍英东，曾在此前的法兰克福国际足协联年会上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但被否决，于是他决定这次从亚洲足协年会入手，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会籍问题。
会议期间，在伊朗政府帮助下，他让一同与会的长子霍震霆等人巧妙地支开了与会的两名台湾代表，为“中国入会”等议程在会上争取到宝贵的支持票比例，最终获得通过。等两名台湾代表弄清是怎么回事时，会议已经结束了。就这样，在德黑兰亚运会召开期间，8个项目的亚洲单项体育组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会员。
1979年元旦，叶剑英元帅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育政策从“有你无我、有我无你”转为有可能允许“台湾奥委会”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
在这个背景下，1979年8月，时任中国自行车协会秘书长的魏纪中与香港自行车协会代表霍震霆一同前往荷兰国际自行车联合会参加会议。他们在一个小咖啡馆里约见国际自联秘书长，向招待员要了纸笔就匆忙地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问题的提案。
最后，三人敲定最终方案，即由香港出面提出，台湾在改名、改旗、改歌等条件下可参加国际自联。可以说，这个提案基本上是“奥运模式”的雏形，也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恢复国际奥委会席位模式的首次尝试。
接着，霍震霆和魏纪中分别找各国代表做工作，“大力推销”香港提案，而台湾方面也四处送礼、请客，会外游说十分紧张。
会议当天，霍震霆一个人在会场内“舌战群儒”，魏纪中则由于不是会员只能在会场外焦急等待。最后宣布结果时，霍震霆吓出了一身冷汗一一提案以一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
台湾代表退场抗议，魏纪中则代表中国自行车协会在掌声中进入会场，坐在新添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上。
一个多月后，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按照“奥运模式”的原则，通过了恢复“中国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并顺利解决了台湾的奥委会会籍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
为“历史的参与”而感到光荣
当奥运圣火在“鸟巢”主火炬塔赫然升腾起耀眼火焰的瞬间，一张张不同肤色的笑脸焕发出醉人的容光，潮水般的掌声、欢呼声汇成欢乐的海洋。面对如此让人热血沸腾的壮观场景，霍震霆的脑际里浮现出父亲当年凭借其国际足联执委的身份和在国际商界的名望，多次往返于国际奥委会总部以及相关国家之间，在国际奥委会委员中间斡旋的身影。
在霍震霆眼里，父亲虽然不是北京奥申委的成员，但却是北京申办奥运会最得力的幕后活动家之一。“那段时间，他向不少国际奥委会执委游说，鼓励他们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事实上，他还参与了申办奥运的策划工作和推广工作。”
霍英东与原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是多年的老朋友，他曾经在香港私邸宴请过萨马兰奇。“北京首次申办奥运会，爸爸充分发挥他的影响力，多次向萨马兰奇进行游说。那时，萨马兰奇正好在瑞典洛桑筹办奥林匹克博物馆，爸爸决定出资100万美元，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捐给国际奥委会。”
除了国际游说和财力支持外，霍英东父子还积极为北京造势。1993年9月16日，霍英东以中国代表团顾问的身份前往摩洛哥蒙特卡洛，霍震霆和父亲同行前往，为北京申奥作最后的努力。出发前，霍英东说，如果真的拿到举办权，自己就捐建一个举办开幕式用的体育场。
“那次我爸爸志在必得。他在摩洛哥宣布奥运会举办城市前一天，大宴中国记者。一向话语不多的他，站在船头踌躇满志，他大声说：‘我这次有预感，中国一定会赢。’后来我们失败了，很多人还担心他会自杀。那天晚上，我们父子取消了原定的庆功宴，跑到一个小酒馆里两个人悄悄吃了一顿饭，我们两个一句话也没说一一我能体会老人家心里的难过。当时，我们连夜所换的酒店偏偏又遇见澳大利亚代表团集体前来庆祝。一边是狂欢的人群，一边是失意的我们，那滋味真是一言难尽。”听到这里，记者想起了那年9月23夜，中国北京2000年奥运会申办权最终以两票之差落后悉尼，无数国人扼腕哭了。
更为尴尬的是，霍英东当年还提前在香港报纸上预留了庆祝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的版面，后来由于时间匆忙都没有来得及撤换，第二天还是出现在报纸上了。今天谈到这事，霍震霆还是一脸的无奈：“是的，就像老天开的一个玩笑。我爸爸为此确实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一直期盼北京能举办奥运会。”
1999年4月，经中国奥委会批准，北京市再次正式向国际奥委会递交申请书。2001年7月8日，由时任北京市市长刘淇率领的北京申奥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开始北京申奥的最后冲刺。霍震霆作为北京申奥代表团成员同往。行前，霍震霆代表香港市民向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送上了香港万人签名声援北京申奥的条幅。
7月13日，国际奥委会在莫斯科举行全会，投票选举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当萨马兰奇嘴中的“Beijing”刚一脱口，现场就已经哭成一片。霍震霆发现，伴着哭声是不可抑制地欢呼与呐喊：我们赢了，北京赢了，中国赢了!
中国北京在莫斯科城把百年梦想实现了!霍 震霆立即抓起电话向远在香港的父亲报喜：“爸爸，我们赢了!我们拿到了!”霍英东听到儿子的声音，回应道：“很好!我知道了!”回到香港后，霍震霆听说父亲因为申奥成功太高兴，凌晨接完自己的电话后就跳到游泳池里游泳去了。
让霍震霆分外伤感的，因为老人日夜牵挂的2008北京奥运，能撑到那一天是他此生最大的愿望。然而，历史总是给人留下遗憾，霍英东也没能等到2008年8月8日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时刻。两年前，即2006年10月28日，霍英东因病在北京逝世。
霍英东病重时，霍震霆每次见他都会装作很高兴地对他讲：“2008年我们一起看北京奥运会。”“但爸爸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反过来安慰我们，‘我年纪不小了，看不看都无所谓啦!’”父亲没能看到北京奥运开幕的那一天，这是霍震霆的心痛。
“罗格主席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曾对我说，闭幕式上你们会听到一句很令你们高兴的话。他具体要用哪个词我当时不能猜出，但我知道，他一定会说我们办了历史上最好的一届奥运会。没想到他居然用了‘无与伦比’来形容这届奥运会!”霍震霆欣慰地回忆着北京奥运会期间“每个历史性时刻”，并为自己这次“历史的参与”而感到光荣。
从北京贵宾楼到奥运“水立方”
1984年7月29日，美国洛杉矶拉普多射击场，第23届奥运会，自选手枪男子50米手枪60发慢射比赛。霍英东偕夫人及子女前去观看。
当天，中国选手许海峰射落本届奥运会的首金，并成为中国奥运历史上的首金。当时，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邀请霍英东先生去颁奖，霍震霆也在现场见证了中国第一块金牌的诞生。
“爸爸一生内敛、坚强，有什么情绪上的波动他一般不轻易表现出来，但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上，当中国代表团入场时，他激动得流下了泪水。”回顾过去，霍震霆感慨地说：“过去，我们被称为‘东亚病夫’，当许海峰获得冠军，实现零的突破后，很多人站起来给我们鼓掌。那次拿了很多金牌，爸爸很开心。”
北京奥运会期间，国际奥委会的一些会议是在北京贵宾楼饭店进行的。这个饭店就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霍英东为了招待来中国的奥委会、亚奥理事会官员筹建的。“北京奥运会期间，在这个饭店开会的许多国际奥委会官员都是爸爸生前的好朋友，他们一见面都会说起‘Henry’(霍英东先生的英文名)，回忆和他交往的一些往事。”霍震霆说，“萨马兰奇见到我总说，‘可惜你的爸爸不在了，我第一次来北京还是他带我来的呢!’”
霍英东支持体育运动，是他热爱祖国的表现的一个方面。同时，他本人也是一个有名的体育爱好者。他从小以至青少年时代，蒙受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的耻辱，深知“强身才能强国”的道理。霍震霆说，爸爸迷恋过举重、网球、足球、游泳等许多体育项目，尤其是踢得一脚好球，打高尔夫球也是他的爱好。
事实上，从小就和父亲一起打网球、踢足球的霍家三兄弟，现在还一直保持着锻炼的习惯。霍震霆说：“我们兄弟三人从小都很喜欢体育，我自己可以说所有的体育项目都尝试过。”有一次，一场足球比赛前，霍震霆换好了衣服准备和父亲同场竞技。没想到父亲说：“你的基本功不好，留下来颁奖吧。”霍震霆笑着回忆说：“最后，他是运动员，我反过来颁奖。”霍震霆说，而今很忙，其他的体育运动很少，只是网球有空打得多一些。
2008年8月11日，霍震霆与儿子霍启刚一起现身“水立方”，观看了女子双人三米板决赛，为郭晶晶加油。国家游泳中心(俗称“水立方”)是在当年北京申奥成功后，霍震霆与父亲给北京奥组委捐赠2亿港元建设的。
见证先父与邓公的深情厚谊
在香港，接触过邓小平最多的人当数霍英东。在1978年第一次听到邓小平的关于改革开放的讲话后，霍英东感到十分振奋，二话不说，立刻就行动起来。
霍英东投资兴建的广东中山温泉宾馆，是中国第一家高级涉外宾馆。霍震霆清楚地记得，邓小平是1984年春天到中山温泉宾馆来的。当时中山桥路都未通，邓小平是从广州坐船，在唐家湾上岸，再转乘汽车到中山的。
霍英东随后投资兴建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允许非住客参观游览的高级酒店。白天鹅宾馆经营的成功，在改革大潮初涌的20世纪80年代初带动了大批港资进入广州酒店业。
1985年，邓小平来到广州，入住白天鹅宾馆。就在这里，对着珠江夜景，邓小平作出了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14个沿海城市之后，进一步开放沿江、沿海、沿边城市的决定。霍震霆还清楚记得，邓小平登上白天鹅宾馆的28层“总统楼”，俯瞰广州，不禁拉着父亲的手说：“白天鹅好，很漂亮!很好!开放搞对了!”
霍震霆对邓小平改革开放中的一句名言：“不走回头路”感触良多。因为他与父亲霍英东是邓小平这句话为数不多的“现场听众”。1984年1月春节前后，邓小平来到了广东中山，下榻中山温泉宾馆。温泉宾馆后面有一座罗三妹山，每天早上，邓小平吃过早餐后，就会“晨练”登山，从山上可以望见整个中山。霍英东父子每次都陪同。
霍震霆的记忆像放电影一样回放：1984年1月28日早上8时30分，邓小平照常步出中山温泉宾馆，来到罗三妹山东南坡脚下的登峰桥头。望着蜿蜒而上的石阶，邓小平举起右手向上一挥，对随行的人员说：“登上去!”
霍震霆记得，邓小平身着深灰色中山装，脚踏轻便皮鞋，不带拐杖，不用搀扶，与随行人员等并肩拾级而上，步伐十分稳健。9时15分，邓小平登上了罗三妹山的顶峰。要下山了，西南面坡陡路窄，不太好走，陪同人员建议从原路返回。可是邓小平环视一下四周，摆了摆手，意味深长地说：“向前走，我不走回头路!”接受采访时，霍震霆笑言，中国的改革开放，果然就是“不走回头路”!
每年夏天霍英东一家都受邀和邓小平全家在北戴河消夏，为此霍震霆一次次亲眼见证了两位老人之间的友谊。霍震霆记得，一连5个夏天陪父亲去北戴河：“最后一次我陪爸爸去是在1992年。爸爸和邓公都在海边游泳，有机会跟老人家问好。邓公很健谈，两人一讲就是45分钟。邓公最后说，我不知有没有机会亲眼看到香港回归一一如果有机会，到了1997年，就是坐轮椅也要去香港看回归。很可惜，还有几个月，他老人家没有看到香港回归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爸爸曾说过，回归那一刻起，我是真真正正一个中国人了。”
霍英东去世后，霍震霆全面继承了父亲热心的体育公共事务。他不仅是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还是亚奥理事会(东亚区)副主席、东亚运动会总会主席和香港足球总会会长、香港体育协会会长，并成为获选国际奥委会委员的香港第一人。
作为霍家第二代的领军人，霍震霆终日忙碌，不仅从政，以办体育为业，还要出席各种慈善活动，每天的日程安排满满的。霍震霆的助手梁小姐在采访前的闲聊中，告诉记者：“霍先生很善良，重情义，对朋友特别好，很讲义气，生活中的他很可爱。他除了体育，还爱好收藏，对足球、帽子、字画的收藏情有独钟，他的收藏更多的是赋予自己一种纪念或情感的依托。他对自己的父亲非常非常尊敬，也非常爱他的家人。”梁小姐还感叹：“霍先生爱国，爱在骨子里，决不是表面的。他捐款捐了多少没一个数，但决不是为了名，而是当做一项事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