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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在京闭幕。24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公报发表的当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这位“特约评论员”，就是时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组长王聚武。
当年参与并见证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王聚武，现如今已是79岁的白发老者。
敢向康生叫板
王聚武生于1929年11月14日，上高中时就参加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解放后被分配到华北局党校工作。1954年，华北局党校与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的前身)合并，王聚武就成了中央党校的一员。
王聚武是一个敢碰硬的人，他性格刚强，敢于直言，这种性格使得他在“文革”期间受到了冲击，用王聚武自己的话说：“别人的‘文革’是十年，我的‘文革’十二年。”
1959年至1961年，中央为了培养理论工作者，专门在中央党校开办了“理论班”，俗称“秀才班”。“秀才班”一共办了三届，即：59班、60班、61班。1959年，王聚武被组织上安排到语文教研室“改作组”工作，任“改作组”副组长。“改作组”主要负责为59班学员修改作文。
“文革”前夕，康生分管党校，康生的妻子曹轶欧于1958年调入党校，任语文教研室主任。由于曹轶欧有康生做后台，因此，在党校的做派十分恶劣，动则颐指气使，把整个语文教研室搞得乌烟瘴气，但大家又迫于她的淫威，敢怒不敢言。这时，年轻气盛的王聚武向组织提了三条意见，认为语文教研室主任曹轶欧“业务上不务正业；人事上拉一派打一派，拉帮结伙；作风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并属上自己的名字，上交给中央党校校党委委员、组织局局长刘子政。刘子政看后感觉事情的严重，出于对王聚武的爱护，第二天他专门找到王聚武谈话说：“你考虑好了吗?是否交到校党委?我建议再放一放，等考虑好了再报”。王聚武态度坚决地说：“我考虑好了，交校党委!”
这个材料反映上去以后，没有任何的回音。
1962年，中央召开了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会议期间，全党组织十七级以上干部学习讨论会议精神，在讨论关于党的民主生活问题时，王聚武发言，又对语文教研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三条意见。这个发言后来被整理成书面材料印发全校，并上报中央。
1966年冬天，已担任“康办”主任的曹轶欧在接见造反的“革命小将”时说：“中央党校有个王聚武，这个人很坏”。几天后，党校院内就张贴了批判王聚武的大字报，其中，有的内容就是“曹大姐说，王聚武这个人很坏”。1975年，康生、曹轶欧又发出了把王聚武逐出北京的指令，迫于康、曹的压力，党校只好决定把王聚武“发配”到湖北的十堰。但不认输的王聚武据理力争，最后，他被打人中央党校“靠边站”支部，从此王聚武便被戴上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帽子”一直挨批挨整，长达12年之久。
参与创办《理论动态》
1977年4月，胡耀邦同志来党校工作，提出要创办一个理论刊物，即《理论动态》。在组建理论动态班子时，有人推荐王聚武。胡耀邦向负责组建班子的孟凡问起王聚武的情况，孟凡说：“他还没解放呢!”胡耀邦反问：“为什么?”孟凡说：“他是反康生的人”。耀邦同志说：“反康生怎么啦?现在许多被颠倒了的事非都要颠倒过来，反康生为什么就不能解放，就不能出来工作?”
孟凡把与耀邦同志这段谈话内容对王聚武讲了之后，王聚武打内心感激耀邦。几天后，孟凡带着王聚武去见耀邦同志，来到耀邦的办公室，只见耀邦正在房间来回渡步，孟凡便说：“耀邦同志，王聚武同志来了。”耀邦回头看着王聚武说：“你就是王聚武啊!好大的个子啊!再长高点就要顶天立地喽!”。王聚武与孟凡坐下之后，耀邦便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要成立一个组，办一个刊物，这可不是一般的刊物，是扭转乾坤的!”然后他又对王聚武说：“你来得正好啊!多大啦”。王聚武回答说：“我已经十一年没工作啦，笔都拿不起来了，都生疏了”。耀邦说：“慢慢适应吧，重要的不是笔，是思想。”王聚武又说：“思想也跟不上啦。”耀邦说：“会跟上的，一定能跟上，一边干、一边学嘛!”
王聚武回忆说，那次谈话大约有一个多小时。最后耀邦说：“你好像还没解放啊!好啦，这回解放啦!”
就这样，王聚武便成了《理论动态》的一名成员。《理论动态》于1977年7月15日正式创刊，第一期按照耀邦同志要求，发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的一篇讲稿，题目叫《继续革命问题探讨》，文章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如何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当时，印刷就在中央党校自办的印刷厂，第一期共印了300本，是王聚武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从印刷厂把这300本杂志驮到编辑部，再由发行的同志用信封寄给中央和省部级高级领导及军队的高层领导。几天后，各部委、各地方的不少干部都来索要，又加印了300份。
按照耀邦同志的要求，当时的《理论动态》为每五天出刊一期，每期一篇文章，逢五逢十出版，风雨无阻。1977年8月的一天，耀邦同志把王聚武叫到办公室，对他说，“文革”中，我们党遭受到了严重破坏，归根结底就是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被丢掉了。直到现在，被强加于人们身上的缰绳和牢笼还没有被解除。要解放思想，砸碎牢笼，任务十分艰巨，现在就要写一篇文章，叫《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对这个问题加以剖析。讲了上述观点之后，耀邦便把这篇文章的撰写任务安排给了王聚武。
王聚武说，这篇文章之所以在题目上冠以“理论工作”，这是出于对当时形势的考虑。实际上，文章所针对的是全党各条战线。文章从认识和实践关系的角度，批评了一些人的是非标准。文章指出，当务之急就是“要以革命的勇气”，“砸碎‘四人帮’加在人们思想上的缰索和牢笼”。
这篇文章刚一发表，就受到一些人的反对，有人兴师问罪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还信不信马列主义，信不信毛泽东思想!”这篇文章的抨击，无异于对“两个凡是”当头棒喝。该文虽然没有提出“真理标准问题”，但已经提出了“以客观实际为标准”的问题，“真理标准问题”已经开始萌发。
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撰写“姊妹篇”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同志被中央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继续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职务。离开党校前的12月17日上午，胡耀邦同志召集《理论 动态》的同志开了一个会，第一句话就是：“后天我到组织部上班了”；然后他又对大家说：“虽然我不在党校上班了，但我还是要跟大家共命运的，以后我们每个礼拜联系两次；《理论动态》只能提高，不能降低，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1978年初，按照耀邦同志的要求，正式成立了理论动态组，王聚武被任命为动态组的第一任组长。当时，耀邦在位于西单的中组部召集大家开会，耀邦说：“我们的组成立啦，这个组的主要任务是搞拨乱反正，把‘四人帮’颠倒了的理论是非、思想是非、政治是非统统颠倒过来，推倒‘两个凡是’”。
会后，耀邦留大家在中组部的大食堂吃份饭。吃饭时，王聚武对耀邦说：“耀邦同志，这个组长我不能干，我的水平拿不起来。”耀邦给他打气说：“不要怕，能干好，经验都是一点一点积累的，凡是工作都是从不会到会，从不熟悉到熟悉的；局面是靠人闯出来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嘛!”说着就亲切地笑了起来。快吃完饭时，耀邦又对王聚武说：“不要胡思乱想啦，定下来，就干吧!”然后便放下碗筷起身就走。
“真理”一文发表后，由于触及到了“两个凡是”，很快就受到了当时的领导人汪东兴等人的严厉指责，说是发表这篇文章是“要砍旗”、“丢刀子”等等，耀邦同志和《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都受到了批评。但邓小平、罗瑞卿等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了这个讨论，才使得这场关系中国命运的大讨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真理”一文发表后，王聚武又在耀邦同志的安排下，撰写了《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这篇文章堪称“真理”一文的姊妹篇。为了让王聚武写好这篇文章，耀邦同志耳提面命，亲自出题目，定调子，出思路。他对王聚武说：“这篇东西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扩充，第一篇文章只是就检验真理而言的，后面这篇文章是就检验一切而言的。一切的是非都要经受实践检验，包括党的路线、政策、制度，包括干部的好坏，包括一个主义的好坏，工作方法的好坏，一切的一切”。
王聚武说，《理论动态》在胡耀邦同志的领导下，为拨乱反正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思想解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邓小平在与胡耀邦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邓小平同志还说：“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指‘真理’一文)，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变”
王聚武说，他一生最有意义一件事情，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发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同时，发表了由他撰写的长篇重要文章《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
为充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央于1978年11月月10日开始，在北京举行中央工作会议，历时36天。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前的12月13日，发表了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实际上是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刚刚开幕的第三天，即1978年11月12日，胡耀邦同志特地把理论动态组的几个人找到他那里，谈了一番极为重要的话，并布置了写作任务。他提出，这次会议，要巩固拨乱反正的成果，彻底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央认为，到今年年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作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就可以基本上结束了。从明年起，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今天，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为此，他向动态组提出要求，需要根据这一精神，尽快写出一篇文章。
按照耀邦同志布置的任务，王聚武日夜兼程，很快写出了初稿，题目为“论新的重新学习”。理论动态组的几个同志对初稿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王聚武根据讨论的意见作了修改，于12月12日送审。这时，中央工作会议仍在进行。会上，胡耀邦同志很快审阅了该稿，把题目改得非常准确、鲜明：《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他还在送审稿上批了两点重要意见：一点是，要好好走走群众路线，第二点是，要王聚武了解一下小平同志即将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的主要内容。
很快，耀邦同志的秘书陈维仁便带着王聚武来到京西宾馆耀邦的房间，耀邦同志交给了他一份特殊的打印文稿，这份文稿就是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稿。耀邦同志指出，《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一定要体现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这里所说的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就是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讲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根据这个要求，王聚武又将稿子又认真修改了一遍，于次日送审第二稿。仍然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耀邦同志对稿件审阅修改后，写了如下一段批语；“这篇东西可发(如果还有稿子就迟一期)但要同各报刊打个招呼，暂不要转载。要等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了后，才能转。”“另外，我改了一个地方，请特别注意。凡属根本理论的地方，千万不要出漏子，或者忘记。”耀邦同志要求“特别注意”的他修改的“一个地方”，再加上送审二稿上原有的经济理论、科学技术和管理三个方面的学习，正是邓小平同志讲话的第四部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的一段完整的内容。
为了教育广大干部在转变中重新学习，告诫领导干部克服不懂装懂的毛病，耀邦同志还专门让王聚武在文章中加上了“南郭先生吹竽”的典故。
王聚武说，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特色，是点出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决策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从而把党的思想路线同党的政治路线联系了起来。
这篇文章于1973年12月15日在《理论动态》第103期发表。这天，正是中央工作会议闭幕的日子。根据胡耀邦同志的意见，此文并没有随即在全国各报上刊登。直到12月24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之日，此文紧接在公报之后，刊载于《人民日报》，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12月24日，北京喜降瑞雪，这天上午，王聚武和陈维仁正在东城区办公务，路过王府井大街，远远看到一个阅报栏下挤了好多人，走近一看，原来大家是在争相阅读当天的《人民日报》。他们挤过去看到报纸后，异口同声地说：公报发表了，文章出来了!中午，他们在就在王府井大街的一个餐馆里小酌一番，以示庆贺。
《人民日报》发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同一天，《光明日报》也作了同样的处理，接着，《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又被新华社发了通稿，全国各大报刊转载。1979年，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被人民教育出版社收入高中语文课本第四册。
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两次重大历史事件。王聚武作为两次王聚武作为两次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者，难能可贵。今天，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已为这两次重大历史事件写下了最好的注解，而这三十年的峥嵘过往，也从一个侧面为王聚武的人生轨迹打上了“真理”的烙印。
文字编辑 华南
当年参与并见证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王聚武，现如今已是79岁的白发老者。
敢向康生叫板
王聚武生于1929年11月14日，上高中时就参加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解放后被分配到华北局党校工作。1954年，华北局党校与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的前身)合并，王聚武就成了中央党校的一员。
王聚武是一个敢碰硬的人，他性格刚强，敢于直言，这种性格使得他在“文革”期间受到了冲击，用王聚武自己的话说：“别人的‘文革’是十年，我的‘文革’十二年。”
1959年至1961年，中央为了培养理论工作者，专门在中央党校开办了“理论班”，俗称“秀才班”。“秀才班”一共办了三届，即：59班、60班、61班。1959年，王聚武被组织上安排到语文教研室“改作组”工作，任“改作组”副组长。“改作组”主要负责为59班学员修改作文。
“文革”前夕，康生分管党校，康生的妻子曹轶欧于1958年调入党校，任语文教研室主任。由于曹轶欧有康生做后台，因此，在党校的做派十分恶劣，动则颐指气使，把整个语文教研室搞得乌烟瘴气，但大家又迫于她的淫威，敢怒不敢言。这时，年轻气盛的王聚武向组织提了三条意见，认为语文教研室主任曹轶欧“业务上不务正业；人事上拉一派打一派，拉帮结伙；作风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并属上自己的名字，上交给中央党校校党委委员、组织局局长刘子政。刘子政看后感觉事情的严重，出于对王聚武的爱护，第二天他专门找到王聚武谈话说：“你考虑好了吗?是否交到校党委?我建议再放一放，等考虑好了再报”。王聚武态度坚决地说：“我考虑好了，交校党委!”
这个材料反映上去以后，没有任何的回音。
1962年，中央召开了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会议期间，全党组织十七级以上干部学习讨论会议精神，在讨论关于党的民主生活问题时，王聚武发言，又对语文教研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三条意见。这个发言后来被整理成书面材料印发全校，并上报中央。
1966年冬天，已担任“康办”主任的曹轶欧在接见造反的“革命小将”时说：“中央党校有个王聚武，这个人很坏”。几天后，党校院内就张贴了批判王聚武的大字报，其中，有的内容就是“曹大姐说，王聚武这个人很坏”。1975年，康生、曹轶欧又发出了把王聚武逐出北京的指令，迫于康、曹的压力，党校只好决定把王聚武“发配”到湖北的十堰。但不认输的王聚武据理力争，最后，他被打人中央党校“靠边站”支部，从此王聚武便被戴上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帽子”一直挨批挨整，长达12年之久。
参与创办《理论动态》
1977年4月，胡耀邦同志来党校工作，提出要创办一个理论刊物，即《理论动态》。在组建理论动态班子时，有人推荐王聚武。胡耀邦向负责组建班子的孟凡问起王聚武的情况，孟凡说：“他还没解放呢!”胡耀邦反问：“为什么?”孟凡说：“他是反康生的人”。耀邦同志说：“反康生怎么啦?现在许多被颠倒了的事非都要颠倒过来，反康生为什么就不能解放，就不能出来工作?”
孟凡把与耀邦同志这段谈话内容对王聚武讲了之后，王聚武打内心感激耀邦。几天后，孟凡带着王聚武去见耀邦同志，来到耀邦的办公室，只见耀邦正在房间来回渡步，孟凡便说：“耀邦同志，王聚武同志来了。”耀邦回头看着王聚武说：“你就是王聚武啊!好大的个子啊!再长高点就要顶天立地喽!”。王聚武与孟凡坐下之后，耀邦便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要成立一个组，办一个刊物，这可不是一般的刊物，是扭转乾坤的!”然后他又对王聚武说：“你来得正好啊!多大啦”。王聚武回答说：“我已经十一年没工作啦，笔都拿不起来了，都生疏了”。耀邦说：“慢慢适应吧，重要的不是笔，是思想。”王聚武又说：“思想也跟不上啦。”耀邦说：“会跟上的，一定能跟上，一边干、一边学嘛!”
王聚武回忆说，那次谈话大约有一个多小时。最后耀邦说：“你好像还没解放啊!好啦，这回解放啦!”
就这样，王聚武便成了《理论动态》的一名成员。《理论动态》于1977年7月15日正式创刊，第一期按照耀邦同志要求，发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的一篇讲稿，题目叫《继续革命问题探讨》，文章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如何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当时，印刷就在中央党校自办的印刷厂，第一期共印了300本，是王聚武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从印刷厂把这300本杂志驮到编辑部，再由发行的同志用信封寄给中央和省部级高级领导及军队的高层领导。几天后，各部委、各地方的不少干部都来索要，又加印了300份。
按照耀邦同志的要求，当时的《理论动态》为每五天出刊一期，每期一篇文章，逢五逢十出版，风雨无阻。1977年8月的一天，耀邦同志把王聚武叫到办公室，对他说，“文革”中，我们党遭受到了严重破坏，归根结底就是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被丢掉了。直到现在，被强加于人们身上的缰绳和牢笼还没有被解除。要解放思想，砸碎牢笼，任务十分艰巨，现在就要写一篇文章，叫《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对这个问题加以剖析。讲了上述观点之后，耀邦便把这篇文章的撰写任务安排给了王聚武。
王聚武说，这篇文章之所以在题目上冠以“理论工作”，这是出于对当时形势的考虑。实际上，文章所针对的是全党各条战线。文章从认识和实践关系的角度，批评了一些人的是非标准。文章指出，当务之急就是“要以革命的勇气”，“砸碎‘四人帮’加在人们思想上的缰索和牢笼”。
这篇文章刚一发表，就受到一些人的反对，有人兴师问罪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还信不信马列主义，信不信毛泽东思想!”这篇文章的抨击，无异于对“两个凡是”当头棒喝。该文虽然没有提出“真理标准问题”，但已经提出了“以客观实际为标准”的问题，“真理标准问题”已经开始萌发。
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撰写“姊妹篇”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同志被中央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继续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职务。离开党校前的12月17日上午，胡耀邦同志召集《理论 动态》的同志开了一个会，第一句话就是：“后天我到组织部上班了”；然后他又对大家说：“虽然我不在党校上班了，但我还是要跟大家共命运的，以后我们每个礼拜联系两次；《理论动态》只能提高，不能降低，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1978年初，按照耀邦同志的要求，正式成立了理论动态组，王聚武被任命为动态组的第一任组长。当时，耀邦在位于西单的中组部召集大家开会，耀邦说：“我们的组成立啦，这个组的主要任务是搞拨乱反正，把‘四人帮’颠倒了的理论是非、思想是非、政治是非统统颠倒过来，推倒‘两个凡是’”。
会后，耀邦留大家在中组部的大食堂吃份饭。吃饭时，王聚武对耀邦说：“耀邦同志，这个组长我不能干，我的水平拿不起来。”耀邦给他打气说：“不要怕，能干好，经验都是一点一点积累的，凡是工作都是从不会到会，从不熟悉到熟悉的；局面是靠人闯出来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嘛!”说着就亲切地笑了起来。快吃完饭时，耀邦又对王聚武说：“不要胡思乱想啦，定下来，就干吧!”然后便放下碗筷起身就走。
“真理”一文发表后，由于触及到了“两个凡是”，很快就受到了当时的领导人汪东兴等人的严厉指责，说是发表这篇文章是“要砍旗”、“丢刀子”等等，耀邦同志和《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都受到了批评。但邓小平、罗瑞卿等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了这个讨论，才使得这场关系中国命运的大讨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真理”一文发表后，王聚武又在耀邦同志的安排下，撰写了《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这篇文章堪称“真理”一文的姊妹篇。为了让王聚武写好这篇文章，耀邦同志耳提面命，亲自出题目，定调子，出思路。他对王聚武说：“这篇东西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扩充，第一篇文章只是就检验真理而言的，后面这篇文章是就检验一切而言的。一切的是非都要经受实践检验，包括党的路线、政策、制度，包括干部的好坏，包括一个主义的好坏，工作方法的好坏，一切的一切”。
王聚武说，《理论动态》在胡耀邦同志的领导下，为拨乱反正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思想解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邓小平在与胡耀邦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邓小平同志还说：“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指‘真理’一文)，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变”
王聚武说，他一生最有意义一件事情，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发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同时，发表了由他撰写的长篇重要文章《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
为充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央于1978年11月月10日开始，在北京举行中央工作会议，历时36天。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前的12月13日，发表了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实际上是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刚刚开幕的第三天，即1978年11月12日，胡耀邦同志特地把理论动态组的几个人找到他那里，谈了一番极为重要的话，并布置了写作任务。他提出，这次会议，要巩固拨乱反正的成果，彻底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央认为，到今年年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作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就可以基本上结束了。从明年起，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今天，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为此，他向动态组提出要求，需要根据这一精神，尽快写出一篇文章。
按照耀邦同志布置的任务，王聚武日夜兼程，很快写出了初稿，题目为“论新的重新学习”。理论动态组的几个同志对初稿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王聚武根据讨论的意见作了修改，于12月12日送审。这时，中央工作会议仍在进行。会上，胡耀邦同志很快审阅了该稿，把题目改得非常准确、鲜明：《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他还在送审稿上批了两点重要意见：一点是，要好好走走群众路线，第二点是，要王聚武了解一下小平同志即将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的主要内容。
很快，耀邦同志的秘书陈维仁便带着王聚武来到京西宾馆耀邦的房间，耀邦同志交给了他一份特殊的打印文稿，这份文稿就是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稿。耀邦同志指出，《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一定要体现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这里所说的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就是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讲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根据这个要求，王聚武又将稿子又认真修改了一遍，于次日送审第二稿。仍然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耀邦同志对稿件审阅修改后，写了如下一段批语；“这篇东西可发(如果还有稿子就迟一期)但要同各报刊打个招呼，暂不要转载。要等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了后，才能转。”“另外，我改了一个地方，请特别注意。凡属根本理论的地方，千万不要出漏子，或者忘记。”耀邦同志要求“特别注意”的他修改的“一个地方”，再加上送审二稿上原有的经济理论、科学技术和管理三个方面的学习，正是邓小平同志讲话的第四部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的一段完整的内容。
为了教育广大干部在转变中重新学习，告诫领导干部克服不懂装懂的毛病，耀邦同志还专门让王聚武在文章中加上了“南郭先生吹竽”的典故。
王聚武说，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特色，是点出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决策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从而把党的思想路线同党的政治路线联系了起来。
这篇文章于1973年12月15日在《理论动态》第103期发表。这天，正是中央工作会议闭幕的日子。根据胡耀邦同志的意见，此文并没有随即在全国各报上刊登。直到12月24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之日，此文紧接在公报之后，刊载于《人民日报》，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12月24日，北京喜降瑞雪，这天上午，王聚武和陈维仁正在东城区办公务，路过王府井大街，远远看到一个阅报栏下挤了好多人，走近一看，原来大家是在争相阅读当天的《人民日报》。他们挤过去看到报纸后，异口同声地说：公报发表了，文章出来了!中午，他们在就在王府井大街的一个餐馆里小酌一番，以示庆贺。
《人民日报》发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同一天，《光明日报》也作了同样的处理，接着，《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又被新华社发了通稿，全国各大报刊转载。1979年，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被人民教育出版社收入高中语文课本第四册。
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两次重大历史事件。王聚武作为两次王聚武作为两次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者，难能可贵。今天，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已为这两次重大历史事件写下了最好的注解，而这三十年的峥嵘过往，也从一个侧面为王聚武的人生轨迹打上了“真理”的烙印。
文字编辑 华南